作者：程麗君
中國傳統的大一統理念蘊含著三個方面的內容：以天道為國家治理的根本依據，為政者修德方能與道相通；以政治一統為其外在形式，行仁政是國家長期穩定的根本保障；以協和萬邦為用，明君皆以安天下為己任。中國傳統的大一統理念蘊含著深厚的治理智慧，它以儒為治，相容並蓄，統一了民眾的價值觀；以和而不同為理念，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以因俗而治為方略，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各民族呈現互嵌式發展，逐漸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仁民愛物為天下歸“一”的真正內核。
中國擁有廣袤領土、眾多民族，各地宗教、文化、風俗等雖存在差異，但中華民族卻始終屹立於世界東方，保持長期的統一。中國總是能在衰落之後再不斷復興，即使出現過短暫的斷裂依然能夠重新接續。中國獨特的大一統文化推動著中華民族不斷走向統一。所有成員奉行一體的價值理念，在大一統的文化理念引領下，中華民族釋放出強大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大一統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和內核，至今仍是深刻影響中國人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基本文化形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對中國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能夠真正解決21世紀社會問題的，唯有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文化蘊含著深刻的治理智慧，在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當今時代，尤其需要從傳統文化這條根上汲取營養，以優秀的傳統文化助推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進程。
“大一統”這一概念首創於《春秋公羊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將“王正月”釋為“大一統也”。關於“大一統”，何休曾注曰：“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雲政教之始。”公侯、庶人、山川、草木等一切皆系於“王綱”之政令。徐彥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西周式的統一在春秋時期已不復存在，《春秋公羊傳》言“大一統”實為一種理想，寄希望於後世。“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西漢大儒董仲舒對“大一統”高度尊崇，認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之所以推崇大一統，因其合於天道。故而顏師古提出“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大一統理念的內涵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深化，其核心內涵可概括為三個方面，即以天道為體，以政治一統為相，以協和萬邦為用。
（一）以道為體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道是萬物的本源。道彰顯了宇宙的統一性。以道為中心層層推衍，顯現出萬物。萬物以合理的秩序排列，以道為最高憑藉。道統攝萬物，形成以道為核心的中央機制。《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在大一統的世界中，以道為本體，它生化萬物，成為支配一切的最高力量。以道為體，形成一個強大的磁場，對個體產生強大的向心力。周初以天人為一體，以天、君、臣、民為一體，君主成為承天命的主體，天命有德。人類社會仿效宇宙的法則，天道即為人道，天理即是人倫。統一性成為最根本的權力。掌握天道，就可擁有支配人類的“天理”。經由董仲舒等思想家的發展，天與人之間交互感應，以祥瑞災異為示，對人間獎善懲惡。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大一統意為天子處於天地之間，統攝萬物，總領群生。大一統是對君王總領萬物的地位與權力的凸顯，是對現實社會秩序的描述。此一秩序取法於天道，大一統不僅有地域、文化上的指涉，更指天道之中的萬物歸一。道指向德，所謂“道者，物之所由也 ；德者，物之所得也。”德實為判斷是非標準的最高依據，人們以德為追尋，以通於道。
（二）以政治一統為相
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以建立封建君主集權的政治體制為其外在形式，推崇仁道政治。孔子有言：“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孟子認為國家統一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天下終將“定於一”。這裏的“一”，寓指實行仁道之君，天下爭霸的局面經由仁君才能徹底結束，進而實現社會的安定與國家的和諧統一。孟子極力反對以霸道一統天下，力倡王道政治，主張得民心者得天下。繼孟子之後，荀子亦曾提出“一天下”的構想，“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人們服從君主的管理，即是服從於天道。所謂政治一統，即為擁護天子的王權，維護國家的統一。政治一統是大一統的前提條件，亦是最終目標。統一、安定的政治環境是民心所向，是社會發展、穩定的基礎。回顧中國在秦朝、西漢、東漢、西晉、隋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等王朝都出現過的大一統盛況，皆以政治一統為明顯的標誌。秦王行霸道、施暴政，雖一統天下卻二世而亡。後世統治者引以為戒，推崇仁政。漢武帝聽取董仲舒建議，大力推行禮樂教化，重視教育，舉用賢良，以儒家思想為正統，真正實現了《春秋公羊傳》中的大一統理想。自此之後，賢明之君皆以“一體之仁”為思維方式，貫徹仁政的政治理念，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核心精神，逐漸培養起了中國人的基本信念與道德習慣。從國家至個人，從天子至百姓，皆以“家國一體”為牢固信念，助推了中國歷史上動盪之中的向心運動，使中國總能在經歷分裂之後再次走向統一。
（三）以協和萬邦為用
中國古代社會秉持傳統的天下觀，認為天之道為地之序的源泉，大地上的萬物同處於天道的支配之中。華夏居於大地的中心，以承天之光照耀四方蠻夷之地，人們的文明程度以此為中心呈梯次遞減。天子作為天命的承載者，具有化育萬物的職責。以此為邏輯起點，中華民族開始了文明大廈的建構。中國文化具有了鮮明的特色，以禮儀之邦為追求，開啟了“為政以德”的政治追求。《尚書》大贊帝堯的美好德行，他以“欽、明、文、思”四德處理政務，“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堯舉用德才兼備之人，團結族人，表彰百官，天下臣民在他的教化下和睦共處。堯行仁政，美風俗，開創了協和萬邦的美好局面。“協和萬邦”這一概念可溯至於此，蘊含了德治天下、以和為貴的文化底蘊。《尚書》記載了大禹時期“九州攸同”“四海會同”的治世局面，這一思想滲入人們內心，成為古代帝王的共同夙願。自此之後，經由儒家經典的闡發，大同主義、王道政治、仁道主義理念成為融入中華文明血液中的核心要素。以天下觀為前提，“協和萬邦”成為中原王朝的責任。統治者推行道德教化，在完善本邦治理的前提下，以德感化四方邦國，實現協和萬邦的美好局面，反映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修己安人、安天下的崇高追求。普天之下的萬邦、萬民都應善待彼此、協同發展，此為中國傳統大一統文明的最高信念。
中國的大一統文明中蘊含著驚人的向心力，促使具有不同民族、信仰、文化背景的人融合為一體。雅斯貝爾斯認為：“所有統一的一致性，在中國建立了大一統帝國之後達到了頂峰。文化、宗教和國家，全體一致。”中國的大一統文明中凝聚了可資借鑒的治理智慧。
（一）思想一統：以儒為綱，相容並蓄
自西漢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確立儒家思想為正統以來，後世明君往往以思想一統作為國家治理的導向，他們依靠儒家思想對民眾進行教化，全國上下形成了統一的思想文化體系。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統思想成為維繫中華民族統一體的重要文化理念，人們在價值觀上實現認同，在思想上達至一統，這個影響根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始終是中華文化的價值根砥和國家的治理導向。《禮記》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統治者通過在全國推行儒家教化，不斷提高民眾的德性修養，在全國普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主流價值觀念，以整個社會的和諧統一為目標。
在歷史長河中，儒家以相容並蓄的特點不斷吸納新的思想、融合不同的文化。忽必烈在建國之初即推行“漢法”，取儒家經典《易經》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的“元”字，改國號為“大元”，建立元朝。忽必烈通過一系列仿效中國歷代開國皇帝的模式，希望在漢人心目中樹立儒君的形象。忽必烈大力推行儒家的禮樂文化，依靠儒家文化對民眾施行教化，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實現了全國上下思想上的融合與統一，維護了國家政權的穩定，為盛世局面的到來奠定了思想基礎。清王朝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很難從思想上被漢族人所接受。順治採取以儒治國的方式，在國內大興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他號召國民學習孔孟之道，習讀儒家經典。他大力弘揚儒家的孝文化，同時自己也身體力行，以儒家禮儀來約束自己。順治實施的一系列舉措使漢民族漸漸接納清王朝的統治，滿漢之間逐步在思想上達至共同的認同，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礎。
從漢武帝罷黜百家、把儒家思想確立為正統思想開始，歷史上的明君逐漸認識到統一民眾的價值觀對於國家統一、社會和諧安定的重要意義。他們多以儒家思想為治世之道，在民眾中大力推行教化。這種合於道的治國方法，使得中國歷史上多次實現大一統的盛世局面。當今中國大力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宣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與儒家核心價值理念一脈相承。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要立足於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吸取其中的精華，並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只有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到實處，才能真正改善社會風氣，凝聚社會力量。
（二）文化一統：和而不同，博採眾長
中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較大，但在多元文化的基礎上，中國文化卻又具有高度的一統性。費孝通先生曾提出中華民族具有多元一體格局。中國文化亦呈現出多元一統的特徵，兼富差異性與很高的整合度。傳統中國在大一統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海納百川的格局與氣度。在文化上就體現為和而不同的包容情懷。歷史上成就一統大業者往往以積極的態度進行交流互鑒，他們秉持“和而不同”的交流原則，以促進彼此共同的發展進步為目的。西漢時期，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強了與各國的聯繫，“絲綢之路”隨即暢通。經由“絲綢之路”，中西方之間互通有無，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物品以及煉鐵煉鋼、鑿井等技術傳到西方，西方的玻璃、香料、葡萄等物品也傳入中國。“絲綢之路”成為漢唐時期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大動脈，成為文明與友誼之路。絲綢之路在把多種文化、多元文明緊密連接起來的同時，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絲路文化”，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和人類進步作出了不朽貢獻。當今中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正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旨在發揚絲路精神，觸發各個國家在科學、教育、文化、衛生等各領域廣泛開展合作，攜手並進。“一帶一路”建設就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為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搭建平臺，推動各國之間的理解、尊重與信任。
（三）民族一統：華夷一家，休戚與共
中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各個民族雖擁有不同的習俗、信仰，但都秉持仁愛和平的理念，患難相助、榮辱與共。各民族逐漸在長期的交流融合中推動中華民族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中華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融史。從古至今，歷代明君都十分重視民族問題。他們以不同的方式開展民族工作，實現文化認同，增進民族感情，加強民族團結。東漢時期，漢光武帝命班超出使西域，設置都護府；唐朝時期，唐太宗提出“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他寬待少數民族，以開明的民族政策贏得了少數民族的擁護，他們自願尊奉唐太宗為“天可汗”；明朝統治者亦推崇“華夷一家”，主張“四海內外，皆為赤子，所以廣一視同仁之心”。在西藏地區的治理上，明太祖採取“因俗而治”的方法，通過禮遇僧人、教派等尊重藏區特有文化體系的方式來促進民族間文化上的相互認同。明王朝還推行行都武衛制度，這一制度同“多封眾建”相結合成為管理西藏地區的行政管理體制。明朝廷還推動了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這一系列舉措推動了漢藏人民的交流融合，確保了西藏地區的穩定發展。明朝曾先後出現“洪武之治”“永樂盛世”的局面。明太祖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與民族風情，並經常給予援助，明成祖沿襲此一理念，以“厚往薄來”的方式同部落之間進行交往。歷史上的民族融合與開明的民族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助推中華民族多次走向大一統盛世。當今中國從歷史中走來，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是尊重歷史、合乎國情、順應民心的必然選擇。每個民族仍保留著本民族的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自由，每個民族都擁有自己獨特的民族特色與文化，彼此之間互相吸引、交流與學習，不斷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中華文化在互嵌式的文化格局中不斷發展，各個民族在交流互鑒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鑄牢了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形成了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格局。
（四）天下一統：民胞物與，仁及天下
在儒家看來，只有為政者行仁政，奉行王道，才可使天下一統。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主張由愛親推及仁愛天下百姓，由仁愛百姓推至對天地萬物的仁愛。荀子言：“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禮記》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認為天下和合共生，以中國為一人並非臆想，經由治人七情，修十義，崇禮重讓，使天下百姓感恩懷德來實現。愛民、重民、富民、教民是古人實現善治的智慧，更是當今社會治理必須體現的內涵。我們應始終貫徹的就是保證人民的主體地位。毛澤東同志曾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在中國古人看來，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對待人民如同父母之愛子，“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成就一統大業者往往以仁德行天下，視天下為一家。西漢時期，漢文帝廣施仁政，以德孝治天下。他改善民生、敦厚風俗，開創了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他更以崇高的德行感化自立為王的南越國王，使其心甘情願俯首稱臣。晉國名將羊祜率領軍隊鎮守晉國邊境，命令晉軍從吳國地裏收糧必須照價補償，不可多拿一粒，不可傷及吳方家眷，不許越界獲取獵物，寬待前來投靠的士兵，對吳軍領率陸抗亦是心懷仁義，專贈其藥物治好了他的病。羊祜以仁義行為、寬闊的胸懷感化了眾人，止息了一場原本蓄勢待發的戰役，雙方維持和平多年。羊祜詮釋了儒家“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道理。隋文帝楊堅創下“開皇之治”的盛世局面，他為人節儉、樂善好施，曾支援突厥部落，被尊稱為“聖人可汗”。在和平的環境下，隋朝與突厥民眾得以休養生息、互通有無，各個方面都有了極大的發展進步。
儒家提倡四海之內、親如一家，堅持以仁愛之心同天下人民、國家締結友誼。正是源於傳統文化的積澱，中國主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自身發展和全人類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是對中華民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優良傳統的傳承。儒家所謂“仁”，以“我”為中心擴展至宇宙萬物。正如朱熹所言：“一事之仁，也是仁；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國，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由一事推萬事，經一家至萬家，由一國推及天下，以至天下皆歸於仁。中國傳統大一統文化的精神內核正是仁愛之心。
中國的獨特魅力在於傳承千年的文明傳統，中國文明的一個突出特性就是“大一統”，即在價值觀念、道德信仰、倫理規範等各個方面都達至渾然一體。大一統文明涵養了經過實踐檢驗的中國先賢的智慧與信念。這一深植於中華兒女血液中的文化積澱，使得中華民族有著驚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夠整合具有不同信仰和階層的人，使他們融合為一體。中國傳統大一統理念是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寶貴的文化積澱與歷史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