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群书治要》里面讲的奢靡之害。在《群书治要·汉书》中记载，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自周成王、周康王的盛世以来，我们知道成康盛世是“刑措四十年而不用”。就是这个刑罚搁置了四十年都没有使用，“囹圄空虚”，囹圄就是监狱的意思，监狱里没有犯人，他达到了这样的治理效果。从成康盛世到当时的汉代，将近有一千年了，想使国家得到治理的人大有人在。哪一个领导者不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社会和谐呢？但是事实上，这个太平盛世却没有再出现，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下面就给我们回答了：“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就是因为废弃了治国的常理、常法。这个法度，古人所讲的是指恒常不变的礼法。这种恒常不变的礼法，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也就是不再讲“仁、义、礼、智、信”了，也不再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了。也不再讲“八德”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不讲“四维”了，礼义廉耻。把这些治国的常理、常法都废弃了，而凭着自己的私心，自己的喜好来治理国家。奢侈盛行而仁义被废弃了。因为人的私欲升起来，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必然会过上奢侈浪费的生活。而一旦一个人奢侈浪费了，他就会不惜盘剥人民的血汗。也不可能对百姓有仁爱之心。所以“奢侈行而仁义废”这就是国家不能够再恢复到太平盛世的重要原因。

这句话，我们可以用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来证明。比如说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的盛世。而这些盛世的出现，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皇帝他有这种认识，所以能够厉行节俭，反对奢靡。这就是《老子》上所说的“我无欲，而民自朴”。特别是作为领导者的、在位者的最高的天子，他没有过多的欲求，民风就自然而然的会归于淳朴。

唐太宗能够创建贞观盛世，他又是怎么做的呢？在《贞观政要·论俭约》中记载，唐太宗在贞观元年的时候，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凡是要大兴土木，都必须要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凿九山，通九江，耗费的人力巨大，但是老百姓却没有人抱怨。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所作所为是民心所向，反映了百姓的意愿。但是秦始皇营建宫室的时候，人们都反对，为什么呢？因为秦始皇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违背了民心的原因。朕现在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木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想想秦始皇的教训，就决定不再兴建了。古人曾说：‘不要做无益的事情而损害了有益的事情。见不到引起贪心的东西，心就不会被扰乱，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如果人见到那些诱人之物，他的心就容易被污染’”。比如说看到那些精雕细镂的器物，珠宝玉器、服装玩物等等，如果纵情享受，灭亡的日子就立刻会到来。所以太宗要求自王公以下，凡是宅第、车服、婚丧嫁娶等等，如果用度超过了规定而过于奢华，都要一律禁止。

从此以后二十多年，社会风俗崇尚简朴，衣服没有锦绣，国家也出现了物质富饶的局面。没有出现百姓挨饿受冻的情况。

到了贞观二年，又有公卿上奏皇帝，说：“依照礼，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可以居住在建在高台上的楼榭，现在暑天还没有退，秋季的连绵大雨刚刚开始，皇宫低下潮湿。所以请陛下营建一座楼阁来居住”。太宗说：“朕是有气力衰竭的毛病，不适宜居住在低下潮湿的地方，但是如果同意了你们的请求，浪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从前汉文帝想建一座露台，但是想想要花费相当于十户百姓的费用，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而朕的德行比不上汉文帝，而耗费的财物却要超过他，难道这是作为民之父母的国君之道吗？”所以尽管公卿再三上书奏请此事，但是唐太宗终究都没有答应。由此可见，太宗皇帝通过学习《群书治要》，确实把《群书治要》的历史教训应用到了治国理政之中，知道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能损害百姓的利益，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样才创下了“贞观盛世”。

现在全国上下也都在反对奢靡之风，这就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奢靡之害有深刻的认识。在《礼记》上就有这样一句话：“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国家奢侈之风盛行，就要教导人们崇尚节俭，要示之以“俭”，相反如果这个国家太过俭朴了，就要示之以“礼”。也就是说要让大家都懂得礼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过分的节俭也是不符合礼的。特别是当客人外宾来访的时候，我们平时自己可以用的很节俭，但是招待客人就要符合礼的规定。如果太过节俭，会让人家不舒服。太过节俭也是会有失礼之处。所以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这里面强调，礼的本质是表示恭敬，与其搞得太奢华太浪费宁愿节俭。这些告诉我们节俭是礼的根本。什么事情都要适度。

 习总书记上任之后，就提出了中央的八项规定，这就是示之以俭的表率。而且还从自己开始身体力行，为社会大众做出了一个节俭的榜样，来引导社会不要去尽情地攀比。为什么不能够过分地攀比，过着奢靡浪费的生活呢？古人说：暴殄天物，则必招天谴；好蠹民财，则必招民怨；纵欲败度，殃祸立至。

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说在明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张牧之，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对国家有功勋的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到他的时候，拥有的资产不计其数。但是他没有学习圣贤教诲，他过着奢华放纵的生活，就是连王侯都比他不上。他奢华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家有一个聚景园，春天的时候，牡丹花一开，用各种奇异的景观，构成了一个五亩大的棚子，用彩丝做绳，聚集了姬妾一百余人来歌舞饮酒，并且美其名曰为“百花同春会”。每唱一首歌，就赠给绢两匹。有一个客人看了之后，有点过意不去了，就劝告他，过去寇莱公身为宰相，让歌姬陪酒，只赠绫一匹。有识之士还讥讽他奢侈，为他做了一首诗，“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哪知织女机窗下，几度投梭始得成”。意思是说，有人唱一首歌，你就赠给她一束绫，被赠的这个人还觉得赠得太轻了。但是有谁知道，这一匹绫是织女在织窗下拨动了多少次梭子才把它织成的，寇莱公听了这首诗之后就很后悔。而明公您的爵位比不上寇公，用度不应该太过分了。结果张牧之听了之后就大笑，他说：“莱公他是个穷酸汉，他哪里能和我比”。他这种傲慢，好的建言他根本听不下去。

到了冬天的时候，他剪彩绸为花。就是用彩色的绸子剪成花挂在树枝上，旧了之后就把它换下来再换成新的。结果每一年彩绸的费用都不可胜计。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没过几年，张牧之就死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禄尽人亡”。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人一生的用度、福分都是有限的。你该吃多少粮食，都是有定数的。你该花费多少，也都是一定的。你把这个东西用尽了，你自己的寿命也就没有了，这个叫“禄尽人亡”。像这样活生生的例子，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我们再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蔡京，他在执掌国政的时候，饮食用度非常地奢侈，他用人乳喂猪，用芝麻喂鹅鸭，用绿豆喂牛羊，还经常用珍珠八宝煎汤做菜，煮沸之后，用过几次就把它扔掉了，再换新的。每一次宴请客人，一盘菜就值中等人家一家之产。你看多奢侈，但是蔡京还嫌不够美味，他还是不满足，觉得没什么可吃的。结果上行而下效，他有一个家人叫翟谦，士大夫们都称他为云峰先生，也一样浪费无度，与蔡京差不多。有一次他在年底宴请朝臣，客人约有五百人，结果厨师进上汤来，有一个客人就随便说了一句，他说鸭舌做汤既鲜美又补养。结果翟谦就看了看左右，微微示意了一下，他的下人马上就心领神会了。过了没多久，就为每一位都端上来一碗鸭舌汤，每一个碗里都有三只鸭舌，客人看了之后都惊叹不止。和翟谦关系比较好的人就戏言说：“这还不够，能再添一些吗”？翟谦马上就回答说：“既然有心请客，还怕大肚汉吗”？于是又派人赶快地添上，每一个人又添了一碗鸭舌汤。

这个时候，那些有良心、有善心、有同情心的客人都不忍心再吃了，就放下了筷子。翟谦这一次请客，因为客人的随便一句话，杀伤了三千多只的生灵。后来蔡京被贬斥流放，翟谦的家产也全被充公。金人骚扰汴京之后，翟谦也到了贫无立锥之地的地步。最后怎么样呢？落得个沿街乞讨，饿死在街头的下场。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搞市场经济，有很多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先富起来，没有学习礼仪，不知道拿钱去救济百姓，把钱用在了奢侈浪费之上。买名牌衣服、名牌轿车、名牌配饰、名牌的化妆品、名牌的手提包，都不知道这个钱该用在哪里好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富不过三代，甚至是富不过当代。

我们读了《群书治要》的人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些人在有钱有势之后，他依然过着很简朴的生活。自己很简朴，但是拿着钱去兴办教育，去救济贫穷的人。比如说我们早年下南洋的那些华人，他们自己辛辛苦苦创业起家，挣了钱事业有成之后，仍然保持着勤俭的作风，但是对于祖国的建设却慷慨解囊。特别是对于建设学校，能够资助贫穷的孩子上学，他们毫不吝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礼，他们受过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知道奢侈既对自身不好，给自己招来灾祸，给儿孙带来灾祸，还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奢靡之风还会产生怎么样深刻的社会问题呢？这在《群书治要·墨子》上也有所阐述：“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欲无乱，不可得”。富贵的人都铺张浪费，结果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困的人却受冻挨饿，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天下不乱，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说：“君诚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国君如果真想让天下太平，真的是厌恶天下混乱，在生活饮食的节俭上就不能够不审慎了。

在《管子》上，把这个道理论述得更加有逻辑性。在《管子》中说：奢靡之害确实很严重，以前的圣君制造车船，都是为了方便百姓办事而已。而今天君主制造车船就不同以往了，车船的完备坚固轻巧便利全都具备了，却仍然要向百姓横征暴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用彩色的刺绣装饰车辆，用精雕细刻来装饰舟船，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个女子放弃了纺织去学习刺绣，男子放弃了耕种去学习雕刻，所以百姓受冻挨饿。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去作奸犯科。所以违法乱纪的事就越来越多，刑罚就越来越苛刻，刑罚越来越苛刻，国家就会动乱。因为人民有怨气不服。国君真正要想使天下太平，憎恶天下混乱，在制造车船的节俭上就不能不审慎了。这里给我们讲了古代制造车船的奢侈，但是我们细细想来和我们现代人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现代用的是汽车，但是这个汽车的奢侈程度也是越来越厉害，结果怎么样呢？导致了石油浪费，造成了大气的污染。但是人们还在纷纷地追求奢侈。

《管子》还进一步分析说：当一个国家有了奢侈浪费的风气时，他的花费就会非常多，“则用费”，“用费”结果是什么呢？“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一些人已经习惯于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了，因为由奢返俭难，一旦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养成，没有钱花的时候就会很难受，他就会产生奸诈的念头。所以“奸智生”则“邪巧作”，“邪巧”的做法也就出来了。由此可见？这个“奸邪之所生”什么原因呢？生于不足。这个告诉我们，人们之所以会作奸犯科，就是因为他们也希望过上一种奢侈浪费的生活。但是自己的财富又不够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就会去作奸犯科。

“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奸邪的行为之所以产生，都是因为有人匮乏不足，而匮乏不足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人过上了奢靡浪费的生活。所以要从根本上杜绝奸邪欺诈的行为，就要从提倡节俭，遏制奢靡之风开始，这是国家和每一个家庭的当务之急。

如何杜绝奢靡之风呢？在《群书治要·后汉书》上也有阐述。在《后汉书》中说：“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意思是说，在上者对在下者的影响，就像风能够把草吹倒一样，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现在在上位者不去奢从俭，在下位者必然会有纵欲之敝。我们看到政府办公大楼是越盖越奢华，老百姓也会起而效仿。他外出打工回到家里，把自己家的房屋也是越盖越高，而且还互相攀比。你们家盖两层楼，我们家就得盖三层楼，不能够比别人低。这样攀比之风就兴起来了。而在城市，房子的装修越来越奢侈，越来越浪费。其实这都是没有文化的表现。但是遗憾的是现在没有文化的人比有文化的人多，所以就成了一股风气。

《史记》上记载：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说明尧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垂拱而治呢？他住的房屋非常的简陋，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用栎木也称为柞木，这种木头非常的廉价。用栎木做到椽子也没有砍削，没有过多的装饰，都非常地质朴简陋。历史上的君主一旦出现了奢侈，臣子也都会极力劝谏，因为臣子也都读圣贤书。

在《周语·楚语》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灵王建造了章华台，建造得非常奢侈，他和伍举一起登上楼台，就问：“你看这个楼台美不美呀？”伍举怎么回答的呢，伍举回答说：“我听说国君以尊敬任用贤人为美事，以安定人民为乐事，以听从善言为耳聪，以能够招致远方的民众为贤明，还没听说过是以建筑物的高大庄严，彩绘雕刻的考究精致为美的。先君庄王建造匏居台，他的高度仅能观望预示吉凶的天象就够了，大小仅能够容纳宴用的食器和餐具，所用的木材不妨碍城郭守备之所需，所用的经费也不是有府库支出，百姓不会因此耽误农时，官吏不必改变上朝的常规。庄王因此能够平定动乱，战胜敌人，而不被诸侯所憎恶。如今君王您建造这座高台，劳民伤财，致使五谷不丰，官吏烦劳，历时几年才建成，我不知道它究竟美在何处。所谓的美，应是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都没有害处，这才称得上美。如果是看起来美观，但将财钱用尽，还要盘剥百姓应有的利益，使自己富有而使百姓贫穷，怎么能算得了美呢？作为一国之君，要领导百姓并且与百姓共处。如果百姓都瘦了，君主又怎么能独肥呢？先王建造台榭不过是用来讲习军事，观望显示吉凶的天象而已。他的选址绝不占用耕地，建造不浪费钱财，施工不烦扰官吏的事物，时间上不耽误百姓的耕作。建造台榭选择的是贫瘠坚硬不适合耕种的土地，用的是加固城防剩下的木料。官员属吏是在政事之余，才到现场去参与，利用百姓四季的农闲时间来完成。建造台榭是为了利益人民，没有听说是用以穷尽百姓财用的。如果君王认为这楼台美观，把建造楼台视为正事，楚国就危险了。”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群书治要》呢？学习《群书治要》可以使人们建立一种共同的荣辱观和道德观。到底什么是荣、什么是耻、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是以建造豪华的奢侈的办公大楼为荣，还是以勤俭节约为荣。大家读了《群书治要》之后，就会达成了一致。《群书治要》里面没有太多具体的政策、制度、方法。它讲的就是道理。如果人人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达成共识，自然而然的知道该怎么做了。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