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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集《道德教育的制度保障》

刘余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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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集《道德教育的制度保障》
2017-10-23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起学习,道德教育的制度保障。现在大家都在讲“促进社会和谐”,在中国古人看来,社会应该怎么样治理,才能达到和谐?

在《论语》上记载,孔夫子到魏国去考察,他的弟子冉有给他驾车子。孔老夫子就说:这个地方人口已经很稠密了。冉有就问,说人口已经很稠密了,还应该做什么呢?孔子回答了两个字“富之。”就是要使人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使人们富裕了,还应该做什么呢?孔老夫子又说了两个字“教之”。也就是说,“富之教之”这四个字做好了,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在《孟子》上也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们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也有了好房子住,过上了安逸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人们不知道自己在伦理关系中的责任和本分,这个时候就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中国古人把道德教育,看得特别重要。

当然很多人听到这里,不禁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方国家,也没像我们这样重视道德教育,人家就是靠制度建设,不是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挺好吗!所以我们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过来,我们社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当我们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忽视了西方民主法制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西方历史上看,西方的制度,是建立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之上,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制度维护了公平正义,但是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教会来教导的。所以他们的社会治理其实也是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只不过这个道德教育的主体,变成了是教会。

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过来,我们社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结果怎么样?制度是搬过来了,但是却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什么是“异体移植”?这个制度在西方国家能运用得很好,但是一搬到中国来,就变样、就变味,就不灵了。

在《群书治要·傅子》上,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都在讨论,到底是制度重要还是人更重要。傅子的一句话,把这个问题就讲清楚了。他说:“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什么意思?说: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着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换一句话说,好的制度重不重要?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他同时强调,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还必须有好的辅佐人才,来推行这个好的制度。从这个角度上说,要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者,推行好的制度,这样才能够把社会治理的和谐。

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制度有欠缺、有问题。那么它欠缺在什么地方?相对于古代的制度相比,就是我们现在的制度,没有把人培养成好人;并把好人选拔在领导的位置上,让他发挥作用,这个是制度的根本缺陷。

我们中国古人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他不是空洞地说教,他恰恰是通过各种制度,来保障实施的。比如说从教育制度上看,中国古代都有庠序,什么是庠序?就是乡间的学校。每一个乡、村、镇都有学校;到国都就有太学。这些学校所宣讲的内容,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古人从小接受的是圣贤教育,是道德教育。这就是符合《礼记·学记》上所说的,“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个教育确实秉持了使人的善良增长,使人的过失挽救这样的目标。这和我们现代的教育,只追求升学率就完全不同了。

在考试制度方面,我们知道从隋唐开始,就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而这个科举考试制度的内容,全都是圣贤经典。这有什么好处?习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有一个重要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就提出,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以学益智,以学修身。目的是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看了这一段话就会引人思考,为什么中国古人有习主席所总结的——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献身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人所读的书都是圣贤经典。比如说在《大学》的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告诉我们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学做大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明明德”。要把自己本有的明德彰显出来。而且还要亲民,也就是要帮助人民,把他的明德彰显出来。而且要把这两件事,都做到究竟圆满的地步。

在《论语》上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们想一想,这个孩子从小就熟读圣贤书,接受圣贤教育,你要考试的话,也要通达这些圣贤经典,所以你怎么样,你必须去学习。在这种圣贤教育的熏陶之下,他自然会有圣贤人格。

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就看你用什么教,怎样教。比如说一个人,他从小就生活在小偷的环境中,他长大自然就是一个小偷;他从小就生活在恐怖分子的氛围之中,他长大自然也成为一个恐怖分子。从小受圣贤教育的熏陶,他长大自然成为君子、圣贤。这不就是看你用什么去教吗?

再看中国古人的用人制度,它也是特别合乎人情的。孔老夫子曾经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圣人的话多么的平实,多么的符合社会的实际。他说谁不喜欢富与贵的境界?谁希望过一个贫贱的生活?他承认喜欢富贵,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中国古人来设计制度的时候,他也是顺着人情来设置的。怎么设置的?比如说在《群书治要·傅子》中就记载,中国古代的用人秉持了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爵位,领导的位置,没有德行的人就不授予,换句话说,没有德行,你就不能够当领导。在考察一个人他够不够格当领导的时候,首先考察的是他的德行,而且你的德行越高,你的领导位置就越高。“禄非功不与”,这个禄就是俸禄。古人的俸禄都是用粮食给的。换一句话说这个俸禄,就是我们所说的工资奖金等等。假设你对国家没有建功立业,那就不给予他俸禄。这样一个原则一设立,人们就不是简单地去追求富贵,而是通过追求德行,追求对国家的建功立业。这样人们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培养自己的德行上去了,转移到对国家多做贡献上去了。这就是在用人的时候,必须秉持的一个原则。

在选举制度上,我们前面讲了“孝”特别地重要。从汉代开始,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这个地方官负责把这个地方,具有孝廉质量的孩子举荐出来,由国家培养,作为官吏的候补。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孝,他就会对国家忠,他廉洁就没有贪心。这是选拔官员的两个最重要的品质。而为了使这个地方官,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而不是谁给他送礼,他就举荐谁;谁是他的亲朋好友,他就举荐谁。还有一个制度加以保证,什么制度?就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也就是说,你所推荐的这个人,对国家确实有贡献,建功立业,德才兼备,那么你推荐的人,受到国家最高的赏赐;如果你手下有人才,你却嫉贤妒能,把这个人才给埋没了、蒙蔽了,这样的人一旦被发现,也会受到国家最高的惩罚。

中国古人他在评价一个地方官员的政绩的时候,就看他为国家举荐了多少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是他政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样的制度一设计,这个地方官会竭尽全力地把德才兼备的人推选出来。而那些有问题的,德行不怎么好的、不过关的人,他推荐的时候要小心了。因为这个人一旦出问题,他会牵连到我。这些制度都保证了人们去追求德行。

在我们生活中,经常有人说:我们现在的腐败,都和传统文化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特别讲求“官本位”。如何全面地理解官本位?我们知道中国古人对于做官的人,确实非常恭敬。

比如说在《孟子》上说: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也就是说,天下有三种人是非常受尊敬的,哪三种人?第一就是有爵位的领导者,第二就是上了年纪的人,第三是有德行的人。这个“一”就是要以他们为一,就是尊敬的意思。为什么要尊敬有爵位的领导者?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古代任命官员,它有这样一个前提,就是“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没有德行的人,不授予爵位;没有功劳的人,不授予俸禄。这两个前提一建立,德行越高的人,他的官位越高,越受到尊重。人们看到这个人的官位,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德行也是很高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反对了这种“官本位”?为什么现在做官的人,他不受人尊敬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选官的时候,可能往往都是任人唯亲、任人为关系。当然很多人又问了,他说你看历史上也不是出现过很多贪官,遗臭万年吗!比如说和珅、严嵩、蔡京,他们也是贪污受贿,遗臭万年,这又是什么原因?

第一就是因为上位者没有彻底明理,他没有真正地做到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还是喜欢阿谀奉承。

第二就是这些人可能虽然读了圣贤书,但是并没有经得住利欲的诱惑。也就是我们说的格物致知的功夫没有做好,所以怎么样?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也把持不住自己了。孔老夫子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像我们这个药方已经开了,而且这个药方确实是一个好药方。但是首先你不信;第二你就不吃;第三你对它怀疑,你不用,那对你也就无济于事了。

从激励机制上来看,我们看中国古人,对于这个官吏怎么样才能够廉洁,思考得也很深入。在《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上说:为政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官吏廉洁。但是为什么官员却做不到廉洁?虽然选了像许由、伯夷这样廉洁的官员,又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刑罚,有贪必惩,有令必从。但实际上却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奸巧的事情越来越多,欺诈的行为也越来越严重。这是什么原因?他说“知清之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无耻也。”意思是说,知道应该让官吏清廉,但是却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让官吏清廉。所以官吏便“免而无耻。”做了坏事,还想方设法地免于法律的制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后面又说:“曰欲其清,而薄其禄,禄薄所以不得成其清”。想让官员清廉不贪污,但是他们的俸禄,他们的收入却非常的微薄。微薄的俸禄不能够使官员保持廉洁。因为如果官员的收入太少,不能够维持一个有尊严的生活,特别是和别的阶层相对比,收入的差额很大,这个时候,心里就不满了。而一个官员的俸禄微薄,又掌握着很高的权利。他批一个字就是几百万、上千亿的项目,他的心里能平衡吗。古人形象地把这种现象比作“饿犬护肉”,“渴马守水”。这个人已经很饥饿了,像一个饥饿的犬一样,你还让他干嘛?看护着肥肉;这个马已经很渴了,你还让这个马,看护水源。这样还能不贪污受贿吗?那怎么办呢?“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你想让官员清廉,但是却没有给他们提高俸禄,那么官员就会欺诈,官场的作风就会很污浊。很多贪污受贿的情形就会出现。这告诉我们,高薪养廉是很必要的。但是高薪养廉也必须有一定的条件。“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官员的位置很多,很多人都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增加他们的俸禄,人民就会负担加重,人民也会对这个现象更加不满。高薪养廉的前提就是必须“少其吏”。使官员的人数减少,而“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也知道要减少官员的数目,也知道精简职位,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让这些官员,竭尽全力地做好本分。那么这个事情又显得繁多了,职位又显得缺少了。精简机构做好了,还要懂得提高官员的责任感,要让他们能够竭忠尽智地把工作做好。这样高薪养廉才是可行的。

在《魏志》上也有这样一段话,它说“夫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也就是说,要把无事可做的官位废除、把不是急需的俸禄减损、奢侈的花销停止、职务重叠的要合并、职任其事的官员一定要有他应尽的本分,做了他的本分就要付给他俸禄。这是自古以来普遍适用的规律,在今天也可以借鉴。相反,如果职位繁多、职责混乱,就会使人浮于事,有的人无事可做,而有的人忙得不可开交,结果官员职位很多,俸禄很微薄,他们对自己的收入就会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贪污受贿,与民争利。

只有人当于事,俸禄充足,官员腐败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他的薪水很高,一旦腐败了,被关进监狱,自己的收入没有了,那代价不是很大嘛。这样他才会珍惜自己的位置,廉洁奉公。这才会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

中国古人也是从激励机制上,要保证官员廉洁,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保持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并进而保持一定的职业操守。

在激励机制上,对于人民百姓也有一种激励制度。在《群书治要·韩诗外传》上记载:“古者必有命民”,什么叫“命民”,就是君主下诏命封赏的平民百姓。为什么皇帝要亲自下诏封赏他呢?下面有一句话告诉了我们原因,他说:“民有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让,居事力者,命于其君。命然后得乘饰车骈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皆有罚。”哪些人皇帝给予“命民”的称号?就是在平民百姓当中,有能够尊敬长辈、怜悯孤儿;在利益面前能够退让、推让、礼让;做事竭尽全力的人。这样就会被君王下诏命给以封赏。这个平民百姓,虽然身份地位微贱,他可能没有能力,不能当官,但是他有德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引领的作用,给社会大众做出了一个好的表率。这样的人,他就可以被封为“命民”,给以奖励。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转向善良,转向淳厚。一旦这些人被选为“命民”,他在出行的时候,就可以坐两匹马拉的马车,这个马车还装饰得很好。其他人,你再有钱,但是你没有这样的德行,没有被皇帝给“命民”的称号,你也不可以乘坐这样的车子。如果你乘坐这样的车子,你就会被责罚。

中国古人的这个制度有什么好处?就是让你去追求有德行,而不是让你去追求金钱,金钱至上。从这些我们看到了,古代这个激励机制的设立,也都是鼓励人们向善的。

再有就是法律制度,那就更明显了,比如说《孝经》上说:“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我们知道孝很重要,所以也从法律制度上,来保证人们都有孝悌的品质。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儿子把他的父亲给杀了。全国出现这样的事情,那是非常罕见的。这个儿子当然被处死;他的县长被撤职查办;巡抚,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长,连降两级。这些还不算,一个县出来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所有县人的耻辱,所以就把这个城墙拆去一个角,以示惩戒。这样的举动一做出来,大家都会提起这个羞耻心,都不敢再去违逆父母,不孝父母会受到严惩的。

中国古人他弘扬什么,就要从制度上激励什么,保障什么;他反对什么,就要从制度上责罚什么。这样的话,才使制度建设和道德教育相辅相成。

在十八大之后,我们反对奢靡之风,为什么取得了成效?我们在总书记的倡导之下,提出了中央的八项规定,而且特别强调要反对四风、反对奢靡之风。它是有具体的规定的。这样规定下来一执行,这个奢靡之风,就得到了有效地控制。这就是制度配合道德教育,它才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

这是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道德教育,它不是空洞地说教,恰恰是通过各种制度加以保证实施的。很多人认为中国人重视道德教育,忽视制度建设,那也是一个误解。

我们今天的课就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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