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学习《用人七忌》。在《群书治要·六韬》中记载，周文王向姜太公来请教，君主非常重视举贤任德，但是国家却得不到治理，这又是什么原因？姜太公说：虽然君主任命了贤人，但是却没有重用贤人，所以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而贤人之所以得不到重用，那是有原因的。我们在用人之中，要有一些倾向，要避免，要把握用人的七个大忌。哪七个大忌？

第一就是用贤而疑。

在《刘廙政论》上说，“自古人君，莫不愿得忠贤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访之于众人也。忠于君者，岂能必利于人。茍无利于人，又何能保誉于人哉。”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当君主的人，没有不想得到忠贤之士，并且任用他们的。而得到这些忠贤之士之后，又免不了去向众人调查，向他们询问这些忠贤之士究竟如何。但是忠于君主的人，哪能事事都有利于他人呢？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没有给人带来利益，怎么能够让众人都称赞他，使得他在众人中赢得好的名声呢？所以君主如果自己不知道贤明，他就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忠贤之士。即使得到了忠贤之士，忠贤之士来到他的身边辅佐他，他也仍然怀着一种猜疑之心，向众人去调查。而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贤德的，不忌贤妒能的人；那就会对这一个贤德之人有一些偏颇的言论。如果君主听之任之，就会对这个贤德之人产生怀疑，从而不予重用。

在《新序》中还说：贤明的人不被重用，是因为“不肖嫉贤，愚者妒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岁不合者也。”说不贤德的人会嫉贤妒能，愚钝的的人会嫉妒有智慧的人。所以贤明的人被阻隔，不能够被君主所用。以致于君主千载也难以碰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有的是不肯用贤德之士，有的君主用了贤德之士；但是不能够持久；有的是用了很久但不能够善始善终；还有的是不肖的儿子，把父母的贤明忠臣给废弃了。这样所导致的灾祸和败亡难以一一地记录。重点在于什么呢？重点在于君主自身不明智，他分不清什么是贤德之人，什么是不贤德之人。什么人真正对他忠心耿耿，什么人来到这里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就一味地听从大家的评论，大家认为这个人好，他也认为这个人好；群臣对于一个人有诽谤，他就认为这个人不行。所以最后得了这样一个结论：“故谮诉不行，斯为明矣。” “谮”就是诬陷的话，“诉”就是诽谤的话。如果诬陷诽谤的话都不能够通行，君主能够判断什么样的人在说什么样的话，他说这些话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才叫明智。

在《群书治要·典语》上，把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于人主一体者也。”古代的人把君主称为什么呢？称为“头脑”，把臣子称为“四肢”，也就是腿和胳膊。这就表明了大臣和君主之间是一体的关系，就像一个身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

从历史上看，尧帝能够明白地辨别德才兼备的人，而且让德才兼备的人去担任官位，这就如同是强健了四肢，这也就能够辅助他的身体，对自己的帮助怎么会小呢？如果一个人不符合选拔的标准，也不是合适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德才兼备的人，那就要任用他没有怀疑。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体信任他的手一样，臣子侍奉他的君主，也就像这个手触摸身体一样。安则共乐，痛则同忧。他们共享安乐，共赴患难。确实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古人他用头脑和四肢的关系，来表明君主和大臣的关系。

第二个用人的大忌就是求全责备。

在《文子》中说，“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从历史上看，自古至今没有十全十美，德行无可挑剔的人。君子用人就不求全责备于任何一个人。后边他还做了两个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碧玉，不是没有瑕疵的，而夜明珠也不是没有污点的，但是天下的人仍然认为它们是宝贵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不以小小的瑕疵来妨碍它们的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而现在只记着别人的短处，却忘记了人的长处，还想在天下求得贤才，辅佐自己，这是难上加难。这个故事，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即使是珍贵的碧玉、珍贵的夜明珠，都不是没有瑕疵、斑点的。如果我们对人求全责备，还想求得贤才，那就太难太难了。

用人的第三个忌讳就是：能不当官，任非其才。

在《管子》中说，“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什么意思呢？你要考察一个人才，他到底有没有才能呢？不能听他说有才能就相信，给以相应的官位，要试验、试验。所以明智的君主选择贤人，对那些说自己勇敢的，就应该让他去带领军队；说自己有智慧的，就让他试着去担任一个官职。他去率领军队，取得了功劳，就举荐他、任命他；他去做官，也能够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很好，治理得很完美，那再任用他，这都是要试用的。所以这个试用期很重要。在试用的过程中，能够看出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有才德。如果一个人能力很低，就不能给他一个高官。

在《群书治要·典语》中还讲，要“料才核能”地去任用人才。“料”就是要评估、估量。估量人才的才能，考核他的才能，这是治理国家的要务。在历史上，舜任命百官的时候，他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才能，给以不同的位置。比如说任命契为司徒，掌管“五伦”的教化；任命禹来治水；任命高陶来断狱。因为他们各有各样不同的特点，所以谁擅长什么，就让他去干什么。“舜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他本身做什么了吗？他就是把自己做好，修身做好，给大家做一个表率，然后再任用贤才，这样就可以达到垂拱而治。

再看汉朝，汉朝在表彰功臣的时候，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三杰”，也是根据他们的功劳给以不同的封号。张良这个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很善于谋划，善于用兵，所以叫“运筹帷幄”；而萧何“振国家，服百姓”，最擅长的就是治理国家，治理百姓；而韩信，“战必胜，攻必取”，他擅长的就是率军打仗，是一个很好的带队的将军。他们的才能不同，也给以不同的封号。更何况不是像他们这样的杰出人物，怎么可以对他们求全责备、要求他们做同样的事呢？

这也是提醒我们：来到我们团队之中的人，都是有所擅长的人，有的人擅长治理事，有的人喜欢做具体的事；有的人善于出谋划策；有的人喜欢文字工作，他写文章写得特别好；有的人擅长讲课；有的人善于人际交往，搞公共关系......他们的才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他们所擅长的不同，分配不同的任务，这样才能够各尽其才。

下面他又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你看这个马，“马无辇重之任，牛无千里之迹。违其本性，责其效事，岂可得哉。”马没有像牛那样，去负辇耕地的任务；牛也没有奔跑千里的能力。如果你违背了它们的本性去任用它们，还希望能够取得功效，这怎么可能得到呢？任用人才也是一样的道理：“使韩信下帷，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他举了历史上几个人物，假使你让韩信对军队和战争的规划，运筹帷幄；使董仲舒去率军打仗；使于公到处去游说当外交官；让陆贾去断案。结果一定获得不了他们以前所获得的功勋，也就没有今日的显名。因为韩信不善于筹划，只善于打仗；董仲舒他擅长博古通今，本人手无缚鸡之力；于公，公正不阿，却不善言辞；陆贾善于辞令，但是缺乏断案的魄力和决心。如果将他们安插错位，结果自然不能尽如人意。

我们看了这个道理，也会想到现实的很多问题，比如说现在的很多毕业生，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一个专业，但是毕业之后找工作，很多都是才非所用。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和他们所擅长的专业无法匹配。所以怎么样呢？很多人在这四年所学的东西都白费了。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各有所长，不可能尽善尽美，如果以一个统一的标准衡量人才，也很难把真正的人才选拔出来。有一些奇才，也会因为一个统一的标准而被遗漏。所以我们衡量人才，选拔人才，应该根据他们的不同才能，设定不同的标准，给予不同的职位，这样真正的人才便会各得其所。

第四个忌讳就是“德不当位，功不当禄。”

在《管子》中记载：“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君主要审慎考虑的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臣子的德行和他的位置不相匹配；第二就是臣子的功绩和他所享受的俸禄不相匹配；第三就是臣子的能力和他的官位不相匹配。这三者是治乱的根本。现在的法律规定，选举人才的官员不能够去见当事人。为什么不能够去见当事人呢？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徇私舞弊。对于这个观点，《袁子正书》上并不认同。为什么不认同呢？他说选官的人处在深宫之内，还要选天下的人才，并且要选得合适，不能够选“非其才”，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贤明的人呢？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人才呢？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正常人都应该要做的，不能够断绝的。他说：“故圣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绝交人。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论贵贱，不禁交游。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禄。具赏罚以待其归。”这句话说得也很好，说圣人治理国家，不是让人断绝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是去追求怎么样使这个交往合情、合理、合法。先王任用人才的时候，不分贫富贵贱，也不禁止他们正常的交往。但是他们秉持了一个原则，就是根据他们的德行给以爵位，以他们的能力给以官位，以他们的功劳给以相应的俸禄。能够做到的就给他赏，做不到这些原则的就给他惩罚。便没有人敢背离正道。

这告诉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去简单地禁止人们交往。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博士生考试，很多导师为了表明自己公正，在面试之前，拒绝与考生见面。谁都不见，以示自己公正无私。但是实际上我们想一想，真正认识一个人才是很难的一件事。你没有和他交流，没有和他交谈，你怎么知道他的德才如何、他的喜好如何、他有哪一方面的才能？古人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尽情地和这些人接触。只要是考生他想来见你，你就接见他，而且要了解他。但是只要坚持一个原则就好了，就是你不是因为他给你送礼；或者不送礼，或者是亲疏远近、有没有人给你推荐，来选拔这个学生。还是以德才的多少来选拔学生，作为选拔的标准。你只要把这个原则把握了，你所录取的人，一定是德才兼备之人。

第五个用人之忌就是“偏听偏信，受人蒙蔽。”

在《群书治要·政要论》上指出：“为人君之务，在于决壅；决壅之务，在于进下。”君主最重要的就是要排除蒙蔽，不要被人蒙蔽了。而排除蒙蔽的关键是什么？在于使下面人的言论，都能够传达的君主这里。而要想使下面的言论，都传达到君主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到，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使得做奴役的、做童仆的、放牧的、养马的这些基层人士，都能够畅所欲言。而他们的意见，都能够直接传达到君主那里。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君主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就很广泛。如果他所听到的、所见到的很广博，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蒙蔽他了。

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臣子，为了蒙蔽君主，就观察君主的喜好，君主喜欢什么，他就顺着君主的意思去说，进而蒙蔽并且控制君主。比如说秦朝的赵高，他就是蒙蔽君主的一个佞臣。他看到皇帝很喜欢恣意游乐，放纵自己的情欲。于是就趁机对皇帝说：当皇帝的之所以尊贵，就是因为他能够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人们感觉他像神明一样，只有得到人们的仰望，君主才能被尊重。而神明有什么特点？神明是只能听说，而不能露面的。所以不能让大臣总是能见到皇帝，这样才能显示出皇帝的威严。结果这个秦二世就信以为真，从此，赵高专权。如果我们偏信一个人的言论，就容易被人蒙蔽，而听不到下面人的意见，听不到实情。当秦二世最后丧身亡国的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被赵高蒙蔽了。

第六点用人的忌讳就是“妒贤畏能”。

在《荀子》中说，明智的君主喜欢和大家共同商议事情，而昏庸的君主喜欢独断专行。明智的君主尚贤使能，进而使国家得到治理，人民安居乐业；而昏庸的君主妒忌贤德的人，畏惧有能力的人，于是就毁灭了功绩，甚至国败家亡。这表明什么？妒贤嫉能的人做不了大事。

在《吕氏春秋》上就记载，卫灵公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他要开挖一个深池，这个时候，他的一个臣子叫宛春就进谏说：天气这么寒冷，还要征发徭役，恐怕会伤害到百姓。卫灵公就说：天气很寒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皮大衣，坐着熊皮的垫子。所以您不觉得寒冷。但是老百姓，他们的衣服破了得不到修补，鞋子有了缺口也得不到编织，您自己感觉不到寒冷，但是百姓却能感到寒冷。卫灵公一听就说：你说得太好了，于是就下令不要再征发徭役了。但是这个时候，有左右的人就挑拨说：君主你要开挖深池，由于宛春的劝谏，您才下令不再做这件事。恐怕现在福德，都会归到宛春的身上，而怨气都会归到君主您的身上了。但是卫灵公这个人，他非常的明智，他说：你说的不对，我现在就是让百姓通过这一件事，看到他的德行和能力，这就如同让百姓看到我的善行是一样的。

《吕氏春秋》上评论说：“而人主之不通乎王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者恶之，与不肖者议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而那些不懂得君主之道的人，却不是像卫灵公这样做的。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又厌恶贤德的人，对贤德的人怀有忌心。并且还与不贤德的人评议忠良。这是功名之所以受到伤害，国家之所以危亡的重要原因。

第七个用人之忌就是“已树而择”。

什么意思？我们通过一个故事来说明。鲁国的阳虎获罪了，他就跑到北面的晋国，去见赵简子。见了赵简子他就抱怨了。他说：你看朝堂上的大臣，我所培养的超过了一半；边境的守卫将士，我所举荐的也超过了一半。但是现在，朝廷上的官吏，亲自用法令来危害我；边境的将士，亲自用兵士来威胁我。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去推荐人了。赵简子听了就说:“唯贤者为能复恩，不肖者不能。”什么意思呢？只有贤德的人才知恩图报，不贤德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赵简子劝他，“自今已来，择人而树之，毋已树而择之也。”从此以后，不要再把这些不贤德的人，举荐出来了。一定要先选择好，然后再培养他；不要等培养重用之后，才发现当初所选非人。

这七条用人的忌讳，在我们领导用人的过程中，都是应该注意避免的。这样才能够使真正德才兼备的人被重用，这个事业才能够健康发展。

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