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今天我们学习《愧之，可使小人为君子》。在《孔子家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在做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有父子两人因为争讼来告状，结果孔子把他们两个人，关进了同一间监牢，三个月也没有进行判决。后来这个父亲就提出了撤诉，孔老夫子就把他们给释放了。没有再进行任何的追究。鲁国的大夫季孙听了这件事，就很不高兴，他说：我曾经听您说过，孝是治国的根本。现在杀一个不孝之人，就可以警戒全国的百姓都行孝。但是您不把他杀掉，反而把他给放了，这是什么缘故？孔子回答了一段话，他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在上位者，没有教导人走正道，行孝悌，结果下属都犯了罪，平民百姓也犯了罪。这个时候就把他们给杀掉，这是不符合情理的。“不教以孝，而听其欲，是杀不辜也”。你不教导民众要培养起孝心，而用这个孝来审判官司，这是杀无辜之人。后面他还做了一个比喻，说“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如果全军溃败了，那不能斩杀士卒；司法混乱，就不可以惩罚百姓，为什么？“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上面的教化不施行，上面的人没有起到“君亲师”的作用，没有推行重视道德教育，这个罪责不在人民百姓的身上。“夫慢令谨诛，贼也”，如果法令非常的不严谨，但是诛杀的却非常地严厉，这是残害百姓。“征敛无时，暴也”，横征暴敛，没有一定的时节，不适时，这个叫暴政。“不诫则成，虐也”，没有事先警戒教育，就苛求他们做到，这叫虐政。“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如果我们的政事，杜绝了前面所说的三个方面，这个时候才可以用刑。

要怎么样教导人们，给人们以道德的教化？这个都是有步骤的。孔老夫子说：“既陈道德以先服之”，首先要给人们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让人们顺服。人们知道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那就不会轻易地去作恶了。

我们现在的社会，好像看似很重视道德教育，但是实际上人们并没有是非、善恶、美丑的统一标准。没有给大家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让大家家喻户晓、有一个统一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这样才不会出现《墨子》上所说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的情况。什么意思？当社会上有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种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有两个人就有两种；有三个人就有三种。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这样就会出现，道德混乱的情况，因为人们都是把“我愿意”、“我高兴”、“我觉得什么、什么是对的”，作为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这样就会出现了道德混乱了。宣讲了道德之后，还是不行，还要怎么办？“则尚贤以劝之”。就是要崇尚尊敬那些有德行的人，劝勉百姓向他们学习，有善心。“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还是起不到效果，怎么办？就把那些不能遵守这些道德规范的人，给废弃，给黜退，让人们有畏惧之心。“若是，百姓正矣。”如果这些全都做到了，那么百姓就知道应该崇尚什么，应该畏惧什么，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端正了。后面讲：“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经过这样的教育，惩罚劝勉，还有一些极端的邪恶之徒顽固不化，这个时候才给他们以刑罚的制裁。这样民众就能够明理而知耻，羞于犯罪了。“是以威历而不诫，刑措而不用也”，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需要用很严厉苛责的政令。老百姓都愿意去做善事，这个时候，这个刑法就可以搁置不用了。

中国古人的这个学问，被称为“心性之学”，什么叫“心性之学”？我们通过礼乐的教化，让我们的心柔软，仁慈，而且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

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文化称为“礼乐”文化。就是通过这个“礼”、通过这个“乐”，逐渐地把人的这种心性来得以提升。像孟子就说：“君子远庖厨”，君子人为什么要远离厨房？所以全吾恻隐之心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自己的仁慈之心、恻隐之心、同情之心，还有和众生，包括和动物一体的心。

比如说我们削水果的时候，一不小心割到了自己的手指，我们什么感受，我们是痛得头皮发麻，甚至都跳了起来。我们被伤害一点手指，出一点血，都有这样的痛彻心扉的感受。我们想一想，这些动物被宰杀、被烹饪的时候，它的那种感受又是如何呢？所以一个真正有仁慈之心的人，他确实不忍心吃这些动物的肉。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个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而万物，包括动物都是我的伙伴。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来对待伙伴，对待包括自然环境？你有了这种心，你自然知道保护环境，自然不会过度地开发利用资源，更不会涸泽而渔了。

培养人的心性，是中国古人最看重的。培养心性的过程，可不是听了一两天的课程，就能够提升的。古人说要“始从胎教，到慎终追远。”特别重视孩子童蒙养正的功夫。为什么这么重视？就是从小培养出他的这种仁慈博爱的意识。这个叫“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从这里我们看到，孔老夫子他告诉我们，先要给民众教化，如果人们没有接受道德教育，就做了邪曲不正的事，那是应该给以宽恕的。但是宽恕之后，一定要再给他以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他知道做人的本分。

在《汉书》上也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他说古圣先王都是承顺天道来办政治的，天道有什么特点？天道都是好生恶杀，有仁爱之心。圣王一定要把道德教育作为首要任务，而把刑罚作为次要的。

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对于治国而言也是如此，一定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两者不能偏废，但是二者也是有本有末、有轻有重、有主有次的。如果废弃了先王的道德教育，简简单单地用执法之吏来制裁人民，你还想让你的道德教育化被四海，这是很难成就的。

有一个酷吏叫颜延年，他身材短小，精明强悍，办事灵活快捷。即使在历史上以精通政务而著称的子贡、冉有也未必能胜过他。但是颜延年他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他痛恨坏人、坏事太过分了，所以被他伤害的人有很多。而且他还有一个擅长之处，就是特别擅长写狱词，以及官府的文书。他想要诛杀的人，他就亲自手写奏折，因为要处死的人太多了，一时血流数里。所以这个郡里的人，都把他称为“屠伯”。有一次，这个颜延年的母亲，从东海来看望他，本来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礼的，但是她到洛阳的时候，正好碰上颜延年在处决犯人。结果她一看这个情景很震惊，因为这个血流了好几里地。于是，她就决定住在了道旁的亭舍，不肯再进入郡府去住了。颜延年他就出到亭舍去拜见母亲，但是母亲却关门不见。颜延年在门外脱帽叩头，过了好一会，母亲才愿意见他。见了他的面，母亲就斥责说：你有幸当了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但是没有听说你以仁爱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让他们平安。反而利用刑罚大肆杀人，以此来建立威信，难道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就应该这样行事吗？颜延年就赶忙向母亲认错，重重地叩头谢罪。而且还亲自为母亲驾车，把母亲带回到郡府去住。

他的母亲和他祭祀完毕之后，就对颜延年说：苍天在上，明察秋毫，哪有乱杀人而不遭报应的道理呢？想不到我人老了，还要看着我壮年的儿子身受邢戮。

这个母亲，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预测到，她的儿子以后的结果一定不好。为什么？因为他的做法违背了天理，违背了天道——好仁恶杀之心。她就说：我走了，离开你回到东边的老家，去为你准备好葬身之地。果然不出母亲所料，过了一年多，颜延年就出了事。这个时候，大家想起他的母亲的这个预言，没有不称颂他母亲贤明智慧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在古代凡是深明大义的人，都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们办理政事要顺应天道，要以仁恕之心来对待百姓。不能够过于苛刻。为什么？古人把这个领导者称为百姓的父母官，所谓是“民之父母”。本应以爱民如子的心来对待百姓，哪有父母官对儿女大开屠戮的？他把人民，放在了自己的对立面，能够逮捕多少人、杀戮多少人，作为自己的功绩去称颂，毫无怜悯之心。这个与天道是不相符合的。所以结果也一定不是很好。

古人他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熟读圣贤书。他看到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能够预测到他的兴衰成败了。相反，一个人即使身为执掌刑罚的司法官员，但是他有仁爱之心，即使他给人判罪，人民也都爱戴他。

在《孔子·家语》上还记载着另一个故事：孔老夫子的弟子季高，在魏国当司法的狱官，他亲自判处了一个人刑罚，因为当时的刑罚很严厉，要给他实施了断足之刑，古人叫刖足。就是把他的双脚都给砍掉了。后来魏国发生了动乱，这个季高就逃跑，结果，恰巧遇到了被他砍掉双足的人在守护城门，这个人就对季高说：墙上有一个缺口。意思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缺口跳墙逃走，但是季高却说：“君子不跳墙”。那他又对季高说：“里边有一个洞”。这个季高说：君子不钻洞。这个人又说：这里边有一间房屋可以藏身。季高就藏了进去。当这些追他的人都走了，季高要离开的时候，就对这一个被实施了刖足之刑的人说：因为我不能够亏损君主的法律，所以亲自把你的双足给砍掉了。现在我遇到了危难，这正是你抱怨的时候，但是你没有抱怨，反而却帮助我逃跑，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人怎么回答的呢？他说被砍断双足，是因为我犯下了罪过，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以前，我看到您要用法律惩治我罪行的时候，是先判了别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这是希望我能够得到减免，这一点我看出来了；而在我被判定了罪行，要行刑的时候，您不是很高兴，而是面带愁容，有一种伤痛之心见于颜色。就是脸上很忧愁，这一点我也观察到了。您这样做，不是对我有什么偏袒，而是像您这样有仁慈之心的君子，自自然然地会有这种表现。他看到人们犯罪，是一种哀怜之心，他会怎么想？他说，这个人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结果今天被处以刖足之刑，这多可怜，多值得人同情啊。这就是我之所以爱戴您、帮助您的原因了。

这一件事，后来被孔老夫子听到了，孔老夫子怎么评价？他说：“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其子羔乎。”孔老夫子这样称叹子羔，说他做官吏真是做得不错，虽然都是依法办事，但是他心存仁恕之心，这样树立起来的就是德行。如果太过严厉苛刻，那么树立起来的就是怨气。既能够公正，又有德行，还有这种关爱百姓的心，子羔全都做到了。

有一个故事题目叫《母亲的借据》，就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母亲在中学教政治，特别爱教训人，爱板着脸给大家讲大道理。不仅学生都怕她念紧箍咒，就是连家长都怵她。十五年前的一天，我和母亲从家乡亲戚那里，借了一些钱要回家，为了省下坐车的钱，我们选择走小路。我们急匆匆地走着，谁都不说一句话。在过一个小桥的时候，我右脚的鞋子掉了下来，借着穿鞋的功夫，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天已全黑，耳边再次响起亲戚叮咛的话，年底治安乱，今晚别赶回去了。但是母亲谢绝了亲戚的好意。借到钱，我们很高兴地从亲戚家里出来，母亲还笑着说：想吃巧克力了吗？我明天给你们姐俩称半斤。结果那件事发生的时候，离我们到家的时候，还有半个小时。一声凶巴巴的“站住！别动”。结果两个男人像山一样，堵住了我们的路。我哆哆嗦嗦地拽着母亲的手，母亲捏捏我的手心，轻轻地说：“不怕，有妈妈。”那是两个男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很粗很粗的棍子。夜色中，我们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我想，他们脸上肯定是杀气腾腾。我知道我们该跑，可我清楚，一大一小的两个女人，无论如何也跑不过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我急得要命，母亲却低头望了望我。她神色平静，面色从容。你看这个母亲，她确实修养得很好，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仍然不失冷静。在可怕的沉默之后，右边的男人说话了：“我只想要钱！”他似乎并不比我们轻松，因为我捕捉到，他话音里有颤抖的样子。母亲没有吭声，男人继续说道：我们真不想伤害你们，我们也没办法，辛辛苦苦打工一年，老板带着钱跑了。我们必须拿钱回家过年。你们城里人好歹也比我们容易些。说话的人，语气倒是老实，可他的棍子，凶神恶煞般地戳在那里，我很清楚，此时稍有不慎，我们就会受到伤害。对峙片刻，母亲忽然叹着气，从口袋里拿出蓝色手绢，手绢里包裹的，是刚刚借来的二百元钱。我记得，那是四张崭新的票子，每一张面额五十元。男人看到钱，自然地伸出他空着的手。“慢！”母亲把钱往怀里一缩，她说：“这钱不能让你们抢走，那人的手停在半空，母亲说：如果今天你们抢了我的钱，不管数额多少，你们都是犯了罪的。我知道，你们有难言之隐，可法律不管那么多。不光法律判你们的罪，就是你们自己内心深处，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的罪。”到了这个时候，母亲竟然讲起课来，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她仍然不慌不忙地说：我现在写一张借条，不管你们多久还钱，五年也好，十年、二十年也好，甚至你们没钱还也好，只要记住，今天你们没有抢，你们是借我的钱，我希望以后，你们也不要去抢别人的钱。”说完话，母亲居然从口袋里摸出了纸笔，在黑暗中，凭着感觉写了一张借据，她把钱和借据一起，放到了那个人的手里，说:“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至于你们的名字，你们回去自己填写吧。”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歹徒大概出来没有遇到过。他们愣了片刻，互相看了一看，什么也没说，就拿上钱和借据跑了。在余下来的路程，我一句话都没说，因为我失望极了，母亲居然向两个手拿棍棒的劫匪，写下了世间最愚蠢的借据。那个春节，尽管母亲还是给我们买了巧克力，但是我心里很难过，关于那张愚蠢的借据，我始终无法释怀。我想，这绝不是母亲平日里所说的勇敢。结果怎么样呢?

在两年后的一天，母亲从学校里下班回家，她手里拿着一张汇款单，上面的数额是一千块钱，汇款人的名字却是陌生的。附言栏上这样写着：谢谢您，没让我们走错路。

曾被我认为“非常愚蠢”的那张母亲写下的借据，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就是因为他们听了母亲的劝告，虽然在窘迫之下，拿走了母亲的钱，但是也引起了他们的忏悔心。最后有钱的时候，还是加倍地偿还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之初，性本善”。要相信人的本性都是本善的。后天的不善都是因为环境的影响，没有接受到好的教育。尽管他的习气很严重，但是人有本性本善的心。仍然是通过教育，让他生起惭愧心，能够回归到本有的良心。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激之，则君子可使为小人。”什么意思？你生起他的惭愧心，感动他，即使是一个小人，你看本来都要抢劫的盗贼，他也能够知道悔改，生起羞耻心，最后还加倍地偿还。他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君子。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公门好积德”。作为一个平凡的母亲，她都能够这样地感化盗贼。那么作为官员，能够有仁慈之心，真正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人民又怎么会去跟你对立呢？我们相信，也有很多人，都会被感化、回头。只有个别的，顽固不化的人，那确实是在少数。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作为官员确实要培养起，对老百姓的仁爱之心，不要把他们作为对立面，去应付他们、去对付他们，这样做就错了。

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