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诸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继续学习《群书治要》，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修身始于戒贪。

《群书治要》是一本治国的经典，治国从哪里开始呢？在《群书治要·列子》中记载，楚庄王曾经向詹何请教说：“怎么样治国？”詹何说：“我仅仅明白修身的道理，还不明白治国的道理。”楚庄王就很真诚地说：“我得以尊奉宗庙，拥有整个国家，我希望能够学会怎么样来守护它，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从这里我们看到，楚庄王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一心一意地就是想把楚国治理得强大，让百姓安居乐业。詹何回答说：“我不曾听说过，君主自身修养很好，而他的国家却没有秩序的，也不曾听说过，君主自身修养不好，而他的国家却安定的。所以根本的根本，还在于君主自身的修养。像治理国家这样次要的事情，我就不敢对您讲了。”楚庄王听了之后就说：“你讲得太好了。”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看到治国的根本在于君主的修身，所以我们看《群书治要》有大篇幅的内容都是关于领导者如何修身的。

 在《大学》上也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告诉我们从最高的领导者到最底下的老百姓，都应该把修身作为是最根本的。很多人说儒家文化是统治阶级用来愚昧被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我们从这些论述中就知道了，他不是愚昧被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为什么呢？如果真正是愚昧被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他只是要求人民去修身，领导者可以高高在上，不去修身。但是，所有的儒家经典都特别强调，首先是天子，最高领导者本身要修身，所以从中可以看到，他并不是愚民的。

  在《书经》上说：“如果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如果君主是贤明的君主，他也必定会用贤明的臣子。在十八大之后，我们反腐倡廉的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为什么效果这么显著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习总书记，他率先垂范，厉行节俭，反对奢靡之风。他到南方去视察，只是吃简单的自助餐，轻车简从，也不扰民，从本身做起，这样才能够上行而下效，整个反腐倡廉的工作才出现了新的局面。所以，他也特别强调：要任用那些德才兼备的领导者。“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这里的不世之功，就是不是世代都能够出现的伟大功绩。这个也是习主席对传统文化深具信心，我们对习主席深具信心，也是因为他本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并且把它贯彻在治国理政之中。

修身很重要，修身从哪里开始呢？修身从戒贪开始。在《大学》上，有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后面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其实就是格斗的意思。物就是物欲，也就是你能够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如如不动，把持住自己，这个才叫格物。我们看一看格物和自由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大家都在追求自由，但是如果你没有格物的功夫，你就谈不上有自由可言。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人家拿金钱来诱惑你、贿赂你，你看到金钱就动心，你在钱面前就不自由，别人拿着女色来诱惑你，你一看到女色就动心，你在色面前就不自由。别人拿着名利来诱惑你，你看到名利就动心，你在名利面前也谈不上自由。所以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首先要有格物的功夫，也就是说能够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都能够把持好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样才不会利令智昏、情令智迷。这样你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我们看在《史记》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周厉王登基之后，他贪图财利，亲近荣夷公，这个荣夷公，他就是帮助周厉王来聚敛财富。这个时候有一位忠臣叫芮良夫，就劝谏周厉王说：他说“王室大概要衰微了吧。”古人，有道德学问的读书人，他见微知著，看到一个国王国君，一个错误的行为，就知道他以后的结局发展趋势如何。为什么要衰微了呢？下面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这个荣夷公就是喜欢独占利益，却不知道会因此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说这个财利是天地之间万物所依赖生存的资源，而要有独占的现象，这就会造成资源的分配不公平，不均匀，害处可就大了。“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天地间除了人，还有动物，这些都要用到这些财利，怎么可以独占呢？“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专有独占财利，所惹怒的人一定会很多，他这样做却不知道会招致大的祸患，还用这个方法来教唆君王，君王的统治怎么可能持久呢？我们看这里，芮良夫他劝谏君王，非常地诚恳，可以说是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犯颜直谏，这可以说是古代忠臣一贯的做法。后面我们还会看到，所谓的忠臣，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他看到君王做错事要犯颜直谏，而不能顺着君主的意思，陷君主于不义之中。芮良夫就接着说：“普通人独占财利，还被称为是强盗，如果您作为一国之君做这样的事，归附您的人还有多少呢？荣夷公如果被重用，那么周朝必定会衰败。”

但是可惜的是，周厉王没有听从芮良夫的劝谏，还是任用荣夷公作为卿士，让他主管国事。周厉王实行暴虐的统治，所以怎么样呢？他奢靡骄傲，国都的民众都议论纷纷了。这个时候，召公又来劝谏他说：“民众都忍受不了您的政令了。”结果周厉王听了不思悔改，反而还更加恼怒，于是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就找了一个魏国的巫师，派他去监视那些指责自己的人。只要这个巫师来报告说有谁诽谤自己了，他便立刻把他给杀掉，于是议论朝政的人越来越少了。诸侯也不来朝见了，而周厉王他更加地变本加厉地暴虐，结果怎么样呢？史书上记载：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也就是国都的民众都没有人敢再说话了，在路上相遇的时候，也只能是互相用眼色来示意一下。这一下周厉王很得意，他就告诉召公说：“你看，我能消除非议了，民众都不敢乱讲话了。”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的这一句话，后来也就成为名言了。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样做，不过是塞住民口罢了，堵住人们的嘴巴比堵住河流的后患还要严重，因为什么呢？河水堵塞蓄积，一旦决口，受到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而堵住民众的嘴巴，不让他们说话，也是如此。所以擅于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流畅通。治理民众的人，要让民众发泄，让他们讲话。这样，政事的好坏得失，就都可以从这里反映出来。民众想在心里，说在嘴上，成熟的意见便可以予以推行。若是堵住他们的嘴巴，不让他们发表意见，那么支持您的人还能有几个呢？”但是周厉王仍然不听，结果怎么样呢？三年之后，大家联合起来反叛，袭击周厉王，最后，周厉王就逃跑到彘地。后来周宣王即位，整顿政事，效法文武、成康的遗风，重新兴起了道德的教化。这个时候，诸侯才又重新归附周朝。从这一个故事中，让我们看到作为君主的贪财好利，自己不重视修身，最后甚至导致亡国的下场。

唐太宗李世民，他之所以能够创下贞观之治，和他熟读《群书治要》这本书密不可分。在《贞观政要》上就记载，唐太宗对臣子们谈话，多次都要强调修身的重要性、戒贪的重要性。从这里我们看到，他确实是把这个《群书治要》的教诲力行在治国之中。比如说在《贞观政要·论贪鄙》中就记载，在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侍臣们说：“如果人有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没有不视之为宝贵的，但是如果拿着这个宝珠去射鸟雀，这不是很可惜的事情吗？而人的性命其实比这个宝珠不知道要珍贵得多少倍。但是，人一看到金银钱帛，而不畏惧法律的惩罚，立即就想收受，这就是不懂得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它去射鸟雀，怎么能够用比明珠更加宝贵的身家性命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尽忠职守，正直公道，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官职爵位立刻都能够得到。根本就不需要采取这种收受贿赂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如果你收取贿赂，这个赃物暴露以后，自身也必将受到损害，这确实是很可笑的行为。”你看唐太宗从这里用珍珠射鸟雀的比喻，来告诫官员：不能拿着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否则，确实是得不偿失，是拿着明珠去射鸟雀。

  在贞观二年的时候，唐太宗又对侍者们：“我曾经说过，贪婪的人不懂得爱财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们的俸禄很优厚，一年所得的收入本来就已经很多了。如果接受别人的财物，也不过是几万钱而已。但是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哪里是懂得爱财的道理呢？他们这样做，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过去鲁国的宰相公仪休，他很喜欢吃鱼，但是从不接受别人送的鱼。”我们上次讲过，鲁相公仪休拒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群书治要·史记》。在这里，唐太宗就引用了《群书治要》的这个典故。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从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他就得以长久吃得上鱼。而且怎么样呢？而且他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如果当君主的很贪婪，结果最后亡国了；如果做臣子的很贪心，做领导的很贪心，最后呢身败名裂。所以，他还列举了历史上的很多案例，来说明这些道理，提醒臣子们不要做这样得不偿失的事。

太宗皇帝，他作为一国之君确实秉持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时时警告身边的臣子，让他们引以为戒。在贞观四年的时候，太宗又对公卿大臣们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为什么不敢懈怠呢？因为要忧念爱惜百姓。也希望能够让你们这些官员长守富贵。天高地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地来敬畏天地。如果你们能够像朕敬畏天地那样，小心谨慎地遵纪守法，不但百姓安乐，你们自己也可以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这两句话很有味道，贤者多财损其志，你看，一个贤德的人有了钱之后，他觉得我这个钱一生都花不了。我还有必要那么努力地去工作、去付出、去奋斗吗？而且财富多了，又没有智慧，即使是贤德之人也可能走上骄奢淫逸的生活，不思进取，这样他的志愿也不像以前更加坚定了。古人有一句话说：“自古公卿出白屋。”很多有成就的人，年轻的时候生活都很贫苦，为的是让自己长守这样清白的志向，能够磨练自己的意志。即使有了条件，也不去过奢靡的生活。“愚者多财生其过”，没有智慧的人，给了他很多钱，他不知道拿着这个钱去做正当的事业。比如说我们现在社会，特别缺少弘扬传统文化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拿着这个钱去兴办教育，培养传统文化的人才，那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利国利民。但是很少有人有这样的眼光。拿着这个钱都去骄奢淫逸，吃喝玩乐了。在吃喝玩乐上一掷千金，不惜花着那么多的钱去买那个奢侈品，毫不心疼。但是让他做一点好事，做一点利国利民的事，就非常地吝啬了。因为没有钱的人，他想造恶也没有条件。结果有了钱的人，他就更有能力，结果造恶也造得更加严重。所以，要修福还要修慧，这样人生才不会富不过三代，甚至富不过当代。

在贞观七年的时候，太宗皇帝到蒲州参观考察，当时的蒲州刺史赵元楷是隋朝的旧臣，在隋朝大业十二年，隋炀帝游江都，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就是赵元楷负责供应美酒饮食。当时的隋炀帝与萧后以及宠幸的美女，酒杯不离口，赵元楷因为献异味被提升为江都郡丞，尝到了媚主的甜头。现在唐太宗又来蒲州巡查，他就故伎重演。他怎么做的呢？他让老年人都穿上黄纱单衣，准备在路旁迎接拜见皇帝，并且大肆修建官署的房屋，修建装饰城楼城墙来讨好太宗。除此之外，他还暗地里饲养了几百头羊，几千条鱼，要送给这些皇亲国戚。太宗知道这件事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把赵元楷招过来斥责说：“我巡查黄河、洛水之间的地区，经过了几个州，凡是用度所需，都是官府的物资提供的。你给我们饲养羊、饲养鱼、雕饰庭园屋宇，这些无疑是已经灭亡的隋朝的旧风气，现在不能够再实行了。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意，改变旧习。”因为这个赵元楷已经习惯于阿谀奉承，为人很不正派，所以唐太宗才说了这样的话来警戒他。结果，赵元楷听了之后，非常地惭愧，他又很恐惧，结果怎么样呢？几天都不吃不喝，吃不下东西，最后，就过世了。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到，为什么隋朝很快就败亡，而唐太宗却能在短短的时间恢复安定，创下了贞观盛世。就是因为他自己特别注重从古籍之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且明白修身是治国之本的道理，从自己身上做起，来力戒奢靡之风。像这样的例子，在《贞观政要》上数不胜数。比如说在贞观十年的时候，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就上了一道奏疏，奏疏中说，在宣州饶州的大山里，有很多的银坑，如果把这些银坑开采出来，利润很大，每年收入的钱财会有几百万贯。一般的领导者听到这样的建议，会怎么样呢？如果是贪财好利之人，他一定会非常高兴，说：‘你这个建议好。’立刻就采纳，马上去开采。但是唐太宗确实是熟读经书，他说：“我贵为天子，这些东西一点都不缺乏，比如说金银财宝这些东西，我有很多很多。我缺乏的是什么呢？我需要的是什么呢？我只需要有好的建议来推行善事，以有利于百姓。更何况国家增加几百万贯的钱，怎么能比得上得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呢。”太宗皇帝就接着说：“你不推举贤德的人来建议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使权贵富强震惊，感到警戒。只会说出出租出售银坑来获取利益这样的事。过去的尧舜，他们把碧玉扔到山林里，把宝珠沉到深渊里，因而美名被称颂千古。但是后汉的桓帝灵帝，却重利轻义，是近代有名的昏庸之君。你这样做，这样来劝谏我，不就是要我成为桓帝灵帝那样昏庸的君主吗？”我们从这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这个明君和昏君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他们的风范的确不同。《论语》上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君子人，有德行的人，或者说在位的领导者，他应该考虑怎么样用义来治理好天下，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才是他应该考虑的事，而不是去怎么样牟取利益。如果人人都去牟取利益，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孟子》上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从上面的领导者到底下的老百姓，每一个人都争相地争夺利益，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在《论语》中也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句话很有味道。如果在上位的领导者，没有贪欲之心，你就是奖赏人们，人们也不会去做偷盗的事。如果在上位的领导者特别喜欢这些珍奇之物、喜欢贪财好利，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的老百姓也会竞相追逐利益。所以唐太宗他能够把唐朝治好，创下了一代盛世，成为千古一帝，绝非偶然。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太宗又对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还唯恐这个树木不够高。要怎么样呢？它要选择在树木的顶端筑巢。鱼藏于水中，还唯恐这个水不够深，它要选择在水底的洞穴之处来穴居。但是，它们仍然被人们所捕获。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们贪图诱饵，抵不住诱惑的原因。现在的大臣们接受任命，居高官，享厚禄，应当忠诚正直、清廉无私，这样才没有灾祸，才能够长守富贵。”古人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那些以身试法的，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些人的做法和那些鱼和鸟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你们应当好好的想想这些话，作为借鉴和告诫。

我们学习《群书治要》，为什么对于当前的反腐倡廉有帮助呢？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多读一读这样的劝告，我们的理智，就会被提起。就会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把持好自己。因为理得才能够心安。你知道了贪财贪利的结果，是得不偿失，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也就不会再去贪财好利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