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学习用人要用贤。那么应该重用哪些人呢？在《说苑》上记载，周成王即将要行冠礼，也就是成人礼。周公就让祝雍来做一些祝福，说一些祝词，并要求要简明扼要。祝雍怎么祝贺的呢？他说，“使王近于仁，远于佞，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意思是说希望大王能够亲近仁德的人，远离奸佞的人，珍惜时间、惠施财物、任用贤德的人和有能力的人。这里就提出任贤使能，作为用人的标准。

古人用人特别强调要以德为先。为什么这么重视道德呢？在《孔子·家语》上作了这样一个比喻，说“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求良焉，士必悫而求智能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也。”弓必须调好之后，才能使它成为强劲的弓，不至于伤到射箭的人。而马，必须让它驯服以后才成为良马。士必须谨慎忠诚，才能够再求他的智能。如果这个士没有诚敬之心，忠诚之心，却多才多艺能力很强，那就像豺狼一样不可亲近。古人用人首重德行，一个人没有德行，却有很多的才能，对国家社会的危害反而越大。

具体而言，应该用哪些有德行的人？

第一就是孝廉之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把孝廉作为选才的标准。在《孝经》上说，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而能够爱其他的人，这是和德行的本质相背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亲，而尊敬其他的人，这也是和礼的本质相背离的。为什么是相背离的？因为这样的人，连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想着去报答，那能够对领导很忠心吗。如果对领导很忠心、很听话，也一定是有利可图。“廉”首先就意味着不贪。如果一个人欲望过重，为了满足自己过重的欲望，就会去做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事。所以修身要从戒贪开始。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有一个司城官叫子罕。因为他负责一个城市的工程。就有人给他送了一块美玉，这个子罕就据不接受，这个送美玉的人就说，我这一块美玉是已经被专家鉴定了，确实是价值连城。我才可敢于呈献给你的。子罕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以美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你的美玉，那我们两个人不各失其宝了吗？不如你守住你的美玉，而我守住我的廉洁。这样我们就可以各守其宝了。子罕他以廉洁为宝，能够克除贪心，没有被外在的利益所诱惑。

廉除了不贪之外，还有廉政的意思。在《潜夫论》上，有这样一句话，讲到一个人作为一个贤臣，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他说，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贤德的人做臣子，他不会一味地谄媚巴结君主，来损害君主的威德，不会阿谀奉承众人，而苟且容身。不会败坏公家的利益，来任意处事；他也不会歪曲法律而畏惧权贵。他的贤明能够明察奸邪，他的道义使他不结党营私，这才是真正廉政的臣子。

历史上这样廉政的臣子，也确实是层出不穷。在《后汉书》上就记载着祭遵的故事。祭遵，他曾经跟着光武帝出征黄河以北，并被任命为军市令。在光武帝的族中，有一个小儿犯了法，祭遵就按照法律严格地把他处死了。光武帝听了这件事，当然是非常生气，于是就命令人要把祭遵收监。当时任主簿的陈副就进谏了。他说，你常常想让军纪严明，现在祭遵奉法不避权贵。这就想让军令严明，使军令得到实施。光武帝听了这一句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赦免了祭遵，并且任命他为刺奸将军。光武帝，他还经常告诫手下的将领，说应该小心祭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族中的一个小儿犯了过失，都被他给杀掉了，他一定也不会对你们这些将领有所偏向。光武帝在平定了黄河以北之后，又把祭遵拜为征虏将军。

光武帝能够任用祭遵，并且给他很高的待遇，而祭遵，也严格要求自己。所受到的赏赐全都分给手下的人，确实是没有私心。等他过世的时候，光武帝亲自去送他，看到他曾经坐过的车马，都痛哭流涕。祭遵过世之后，光武帝还经常对群臣说，怎样能够找到像祭遵这样，忠于职守、奉公守法的臣子呢？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光武帝他也很了不起，他能够任用那些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的人。所以首先要用孝廉之人。

第二就是要任用那些德化百姓之人，也就是要用圣贤人。

在《吕氏春秋》上说，忠臣孝子是当君主、做父母的人，都特别想得到的；而荣华富贵也是做人臣，做人子所希望的。但是往往君主得不到忠臣、父母得不到孝子、而臣子儿女也不能够得到自己的富贵荣显，这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这都是因为不懂得礼义所导致的，而不知道礼义是因为不学圣贤教诲所导致的。所以古代的圣王，没有人不尊师重道，特别是尊敬圣贤人来兴起道德的教化。

在《荀子》上就告诉我们，他说“非我而当着，吾师也。”能够批评我，而且批评得很恰当，这样的人是我的老师，“是我而当者，吾友也。”他表扬我，但是表扬得也很恰当，这是我的朋友。“谄谀我者，吾贼也。”我本来没有真才实德，也没有能力，但是他为了让我高兴，就谄媚我、奉承我，这样的人是什么呢，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我们身边的人是师？是友？还是奸佞之人？

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有名的君主，他任用大臣，都是任德不任力，首先看他的德行。我们看在晋文公逃亡的时候，这个陶叔狐跟从着他，晋文公返回到国内之后，他三次封赏，都没有封赏到陶叔狐。陶叔狐就不理解，他就去见咎犯，就说，你看我跟从着君主逃亡已经十三年了，面色都变得黝黑，手足长了老茧，可是现在君主返回国内，三次行赏都没有轮到我。是君主把我忘了，还是我犯了什么大的过失？结果咎犯就把这一句话告诉了文公。晋文公就说，我怎么会忘了这个人呢？能够用道使我的精神专注，用义来说服我，使我的名声得以显扬，使我成为德才兼备的君主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奖赏。以礼来规范我，以义来劝谏我，使我不能够为非作歹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次一级的封赏。而那些勇猛强壮的勇士，有难在前，他就冲锋在前；有难在后，他就在后断后。让我免于危难。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第三等的赏赐。陶叔狐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吗？能够为人效死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生命。和人一起逃亡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国家。三次行赏之后，就应该轮到有劳苦功绩的人了。而在有劳苦功绩的人中，陶叔狐应该是第一位，我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后来。周朝的内史听了这句话，就说，晋文公要称霸了，因为古代的圣王都是先德后力，优先重视的是德行而不是劳力。晋文公可以称得上做到这一点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能够以德行教化百姓，言传身教，应该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而且，他以德义来教导国君，他的国君，都有正确的治国理念，这个国家自然就兴盛，而没有覆亡的危险。这也是防患于未然。

第三就是要任用犯颜直谏之人。

这一点《群书治要》上记载得特别特别的多，内容也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在《韩诗外传》中，就记载着：晋平公到河里去游玩，很快乐。他就说，怎么样能得到贤士，共享这种快乐呢？这个划船的人听到了，就跪下来对他说，我们的君主不喜欢贤士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个珍珠产生于大江大海，这个玉器都出于昆仑山。它们也没有长脚也没有长腿，但是它们却来到了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君主您喜欢它。而现在有贤士，贤士还长着脚，长着腿，但是却没有来到我们国家，什么原因？是因为您没有真正喜好贤士的意愿。怎么能担心没有贤士？平公听了之后又说了：你看我的食客，门左有一千人，门右有一千人。早晨的食物都不够吃，就派人晚上去征收赋税。晚上的食物不够吃，就早晨派人到市场上征收租税，怎么说我不喜欢贤士呢？我养了这么多的食客。这个划船的人就说了：你看这个鸿鹄，一振翅就能飞翔千里，它所依靠的，是它翅膀上的六条强劲有力的茎羽，而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你增加一把也不会让它飞得更高。你减损一把也不会让它飞得更低。而您现在的食客，不过是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罢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团队里并不是说谋划的人越多越好。《诗经》上说，谋事的人太多，事业就不能成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团体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国家也好，并不是人越多越好，而是真正有贤德的、有能力的人越多越好。

在《新序》上也记载着：晋平公去向叔向请教，国家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叔向怎么回答的呢？叔向回答说：“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大臣为了保存自己的禄位，不敢犯颜直谏。身边的近臣因为怕犯罪，也不敢直言向君主禀告。结果下情不上达，这才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大臣之所以重禄不进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君主没有雅量。不愿意听人家的劝谏。所以这些大臣也会投其所好，说他喜欢听的话。

古代圣明的君主都知道这个道理，他会引导属下去犯颜直谏。在《吕氏春秋》上，也记载着一个楚文王的典故。楚文王他得到了“茹黄狗，宛路箭”，这都是非常有名的狗和箭，他到云梦泽去田猎，三个月都不回来。他又从丹地得到了一个美女，每一天和这个美女在一起，一年都没有去听朝，不务朝政。后来他的太保申就说：“先王曾经卜卦，认为我做太保是很吉祥的。现在您的罪理应受鞭刑。”楚王就说了：“能不能变换一个方法，不要用鞭刑责罚我？”太保申就说：“我承继的是先王的法令，不敢废除。如果您不接受这个鞭刑，我就等于是废除了先王的法令。我宁愿获罪于您，也不愿意获罪于先王。”楚王听了之后无可奈何，就说：“那好吧。”于是太保申就把席子拉过来，让楚王趴在上面，把50根细细的荆条绑在一起，跪着把它放在了楚王的背上。如此做了两遍。说：“大王，您可以起来了。”楚王就说了：“既然都有了鞭笞的名义，既然都有了受鞭刑的名义，你就不如痛痛快快地、名副其实地打我一顿好了。”太保申说：“我听说，对于君子，能让他感到羞耻就可以了；对于小人才需要让他感到疼痛。如果让他感到羞耻，他都不改变自己的行为，那让他感到疼痛，又有什么帮助呢？”太保申说完之后，就站起身来走出去，请求楚王把他处死。楚文王就说：“这都是我的过失，太保您有什么过失呢？”文王被太保的忠诚所感动。他就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把太保申重新召回来，杀了茹黄狗，折了宛路箭，把丹地的美女也给放回去了、并且一心一意地治理楚国。最后他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使楚国的地盘也非常地广大。楚文王后来能够有这样的功业，都是太保申犯言颜直谏的功劳。

在《易经》上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说这个王臣，大王的臣子，都忠厚老实，犯颜直谏，都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臣子之所以能忠厚老实犯颜直谏，去进谏他的君主，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是想匡正君主的过失。如果君主有过失，这就是危亡的征兆，见到君主有过失而不去劝谏。就是轻视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而无视。这样的事情，忠臣是不忍心做的。他不忍心看着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而不去劝谏。

如果我们的周围，有能够犯颜直谏的臣子，冒着大不韪，大不敬的后果，还能够劝谏你。这个人，是最值得你珍惜的人、对你最忠心的人。

第四就是要任用不嫉贤妒能之人。

人为什么会嫉贤妒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私心。他想的不是让这个团队更团结，做得更好，而是怕别人的能力影响超过自己。别人受到领导的重用，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人气量很小，成就也不会很大。

我们中国人说“观德于忍，观福于量”，看一个人有没有德行，就看他有没有“忍”这一个精神。看他能不能够忍辱负重。看这个人有没有福气，看什么呢？就看他有没有度量，是不是量大福大。

在《孔子·家语》中记载，这个子贡来向孔子请教，说：现在的人臣之中，谁能够被称为贤德的臣子呢？孔老夫子就说，齐国的鲍叔牙，郑国的子皮，可以称为是贤者了。子贡觉得好奇了，
他就问：说难道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因为管仲协助齐桓公治理齐国；而子产做郑国的宰相，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所以协助齐国和郑国的国君，把国家治理得很强盛。孔老夫子怎么回答的？他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说是出力的人是贤德的呢，还是能够进谏贤才的人是贤德的呢？子贡就回答了，说当然是进谏贤德之士的人，才能被称为贤。孔老夫子说：对呀，我听说鲍叔牙能够让管仲显达，子皮让子产显达。而没有听说过管仲和子产，推荐了比自己更贤德的人，让他们显达的。

孔老夫子在这里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贤德。也主要看他是不是嫉贤妒能，他的心量是不是够大。能不能推荐德才兼备的人。这是我们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

在《说苑》上，有这样一个典故，发人深省。这也是管仲讲的。有一个卖酒的人，他的酒器非常地干净，他的酒旗也悬挂得很高很高，但是他的酒搁酸了，都卖不出去。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问邻居，邻居怎么回答的？邻居说：因为你们家有一只猛狗，别人带着酒器想来买酒的时候，这只狗就迎上去咬人。这就是你的酒卖不出去的原因。其实国家也有这样的“猛狗”，这个“猛狗”就是这个国家里有权有势的人。那些有道德学问的人，想来辅佐国君，但是这些有权势的人嫉贤妒能，却迎上去诋毁他、陷害他，让他才能发挥不出来，不得施展，这就是国家的“猛狗”。

古人对此也有所认识，他知道贤德之人，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成败，在制度上也特别地规定，就是“进贤者必有赏，进不肖者必有罪”。而不敢推荐人才的人，被称为无能之人。这样的制度一旦实行了，臣子都愿意去推荐贤者。

第五种人，就是隐恶扬善之人。

在《体论》上说，君子掩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从这里我们看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君子都是把人的过恶加以掩饰，为的是长养自己的厚道善良。而小人，却是毁谤别人的善行善举，而且自以为有功，夸耀自己的功劳。我们古人，观察一个人，就是观察、看他的言语。他所说的话，是经常称颂别人、夸奖别人，还是经常毁谤别人、挑剔别人。

我们中国古人，要看人要用人，确实都有一些智慧和经验在其中。用人就是要用孝廉之人、要用那些能够言传身教，德化百姓的圣贤人、还要用那些能够犯颜直谏的人、不嫉贤妒能的人，隐恶扬善的人。

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