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群书治要》，首先我们看第一讲：认识《群书治要》。我们都知道，《群书治要》这一本（部）书，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派魏征、褚亮、萧德言、虞世南等等的大臣，把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都概括出来。这本（部）书奠定了唐朝“贞观之治”的思想理论基础，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精华。

《群书治要》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群”它是一个形声字，从羊、君声，本意作辈字解，也就是它是同类相聚时之称。我们都知道羊性好群，所以这个群，从羊。在这里，这个群是形容词，就是众多的意思。而“治”，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治国的理念。《群书治要》，就是把众多的经典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学了这一部书，就掌握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经验、方法、教训和智慧。

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要取其精华。谁有资格来取其精华呢？我们看魏征、褚亮、萧德言、虞世南等等大臣，他们都是社稷之臣，不仅有很好的学识，而且还有治国安邦的智慧。用他们来编辑这一部书，可想而知，对我们后世会有重大的启发。他和一般的专家学者，来编辑这部书就不一样了。这一部书，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精华，是因为它是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的古籍之中挑选出来的。在这些古籍中，挑选出六十六种书，再从这六十六种（书）之中，把最精辟（粹）的道理提取出来，最后才汇聚成《群书治要》。

《群书治要》的内容有哪些呢？《群书治要》的内容，包含了“五经”、“四史”还有诸子百家。我们知道孔老夫子在世的时候，他是以“六经”教导学生，那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后来乐经失传，到汉代以后就留下了“五经”。

《群书治要》，把“五经”之中，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汇聚在一起，此外，还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除了这些史书之外，还有诸子百家，比如说儒、墨、道、法、农家、兵家等等，他们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也被收集在《群书治要》之中。读了这一本（部）书，《四库全书》它的精髓也就掌握了。

唐太宗为什么要编辑《群书治要》呢？我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他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在《旧唐书》上记载：唐太宗在出生的时候瑞相稀有，有什么瑞相呢？就是当时有两条龙戏于门外，盘旋了三天才离开。在唐太宗四岁的时候，有一个自称会看相的书生，来面见高祖，对他说：“您是一个贵人，而且必得贵子。”看到太宗之后呢，他又说了一句话称赞太宗，称他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我们知道龙凤都是古代对天子的称呼，说他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意思是说他以后，就会成为真龙天子，可以做皇帝。所以后来就取了“济世安民”这四个字，取名为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他从16岁就开始带兵打仗，起义平定动乱的国家，到了27岁就登基做了皇帝。

对于怎么样用圣贤智慧来治理国家，他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怎么样呢？他很有自知之明，而且也非常地有悟性。我们看在《贞观政要·论政体》上，有一段记载。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就知道，唐太宗他是一个非常好学的皇帝。在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了十几把上好的弓箭，于是我就把这些弓箭，拿给那些专门做弓箭的师傅看，结果没想到，这个弓箭师傅却说，‘这些弓都不是良弓，都不够好。’于是我就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它的纹理不正，这样就会使木头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然强劲有力，但是射出去的箭却不直。所以称不上是好弓、良弓。’从这一件事我就知道了，我是用弓箭来平定天下的，我这一生所用过的弓箭不计其数，但是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好坏，还不得要领。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我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了解更多。对于弓箭的了解尚且如此，对于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理，我懂得就是少之又少了。”经过这一件事，他就定期召见五品之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每一次召见，唐太宗都对他们非常地礼敬，赐座给他们，并且与他们悉心交谈，从他们那里了解宫廷之外的状况，以及百姓的疾苦，政教的得失等等。从这里，我们也知道唐太宗他很谦虚，而且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于是就虚心地向那些有经验的大臣们来请教，并且对这些贤士礼敬有加。

在贞观二年的时候，唐太宗又问黄门侍郎王珪，他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王珪怎么回答的呢？王珪回答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静无为，他的私心很少，欲望也很低，他是以老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是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饱学经典的儒雅之士，汉代时候的宰相，没有一个人不是熟读经书的，他们对一种经书都有深入的研究，都会引经据典来回答皇帝的疑问，参照经书来决断事情的好坏对错。所以这些人都懂得礼教，这样用礼来治理天下，国家才安定太平。但是近代以来，却越来越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者是用刑罚律令来治理国家。结果怎么样呢，导致儒家的学说不再受重视，古代淳（纯）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了。”太宗听了之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他就（把）凡是那些官员中精通儒学的，请来做官，给以重任，而且经常向他们来征求治国安邦的谏言。所以这一点，确实是太宗的高明之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人治理国家都是急功近利，看到严刑峻法，它的效果很好，迅速而有效，所以就重视刑律，而忽视了伦理道德的教育。但是，唐太宗却不是这样。他在重视法制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运用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来治理国家。这也是他能够成就“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所在。

《群书治要 ·盐铁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它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就是说，通过法律确实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像曾子那样的孝心、仁慈之心。

所以中国古人在重视法律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从心底不愿意去做坏事，把做坏事看成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这才在人们的心底筑起了一道防止作恶的堤坝。

唐太宗之所以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下令编辑《群书治要》，也是因为他对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教诲，非常地有信心。他知道自己对这些治国理政的经验了解不足，所以他不仅要和这些官员来探讨，也希望能够随时翻阅古圣先贤的经典，把他们治国平天下的精髓，能够掌握得很好。所以他就命令谏官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等，整理了从五代到晋朝，这几千年间治国理政的史料。所以，这个书历经了五年才汇编成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古人做学问功底很扎实，态度也很严谨，他不是急功近利的。

《群书治要》编撰完成之后，魏征在序文中这样赞叹《群书治要》的历史价值，他说：“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一部书，用在当时的社会，可以鉴览前古，也就是可以从古人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中，来汲取智慧，经营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对那些办理政治的领导干部而言，可以让他们少走很多的弯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在《群书治要》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可以效仿的榜样。从五帝到晋朝，这些圣贤君主，他们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也都可以为后人所汲取，而且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也就是说这本（部）书，传到后世去，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恩泽后世。这个“贻”就是遗留的意思。这本书传到后世，还可以给后代子孙带来真实的利益，为他们能够更好地谋划自己的人生做出贡献。所以，后世子孙要想使身心安乐、家庭和谐、社会得到治理，对于这本（部）书，确实是必读之书。这部书编篡完成之后，太宗皇帝非常欢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这本（部）书取材广泛，而且又非常精辟、非常切要，所以他是手不释卷地日日阅读。

太宗皇帝这样不辞辛苦地学习《群书治要》，他的动力何在呢？他的动力就是爱护天下的百姓，希望把国家治理好，让百姓过上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仅如此，他还襟怀天下，希望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之后，为世界的各个国家做出一个良好的表率。

太宗他治理国家的成效如何呢？《群书治要》是不是起到效果了呢？我们看太宗他是公元626年即位，到公元649年去世，在位二十三年，他被誉为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有人称他是千古一帝。受《群书治要》的影响，唐太宗他以能够用贤纳谏，尊儒重道，勤政爱民而著称。他以文治天下，厉行节约，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结果很快就使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我们都知道“贞观盛世”、“贞观之治”。“贞观盛世”到底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当时的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物产丰富。根据史书记载：在贞观六七年的时候，风调雨顺，连续丰收，像人们走到山东这些地方，都可以不用自带粮食，直接在路上就能买到，这是在以往的朝代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进了山东的村子，村民遇到过往的客人，都会很丰盛地招待他们，有时候还会赠送客人一些粮食。到了贞观八年九年，还有十三年到十六年，农业又是连续丰收，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粮食丰收、物产丰富的局面。

其次，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在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的时候，全国被判处死刑的人数有多少人呢？只有29人。到了贞观六年的时候，也就是632年，判处死刑的人数虽然增加到290人，但是在这一年的年末，唐太宗下令：准许他们回家去办理后事，第二年的秋天再回来就死。我们知道古人都是在秋天行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也是按照自然节律来办理政治。结果，到第二年9月的时候，这290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回来受刑。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即使是被判处死刑的犯人都没有逃跑，可见这些人他都有羞耻心，他都知道自己做错事应该接受处罚，他没有怨言。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当时的贞观盛世不仅仅是经济繁荣，而且人心都非常的平和，老百姓心中没有多少的怨气，社会秩序也非常的好。

第三，就是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可能也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太宗治理下的中国，因为皇帝率先垂范，厉行勤俭，所以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守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少之又少，可以说是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和唐太宗运用《群书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则，重视道德教化，并且制定了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这些成就的取得也说明，运用圣贤之道治国，不仅有效、易从，而且快速。

从历史上看，《群书治要》这一本（部）书，被日本人从唐朝带回了日本，从此之后，被日本的历代天皇、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必读经典。这部书传到日本之后，确实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帮助日本创下了承和、贞观两代盛世。从这里我们看到，能够成就一代盛世是一个结果，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最高的领导者，也就是天子，国家领导人，有正确的治国理念。而这些政治智慧，都是从《群书治要》之中汲取而来，承传下来的。所以这一部书，是从政者，领导者的必读之书。

既然《群书治要》是一部宝典，如此之重要，为什么相对于《资治通鉴》而言，却鲜为人知呢？很少人听说过这一部书呢？这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雕版印刷术还不很发达，所以《群书治要》，只是靠手抄流传了几部，但是在唐朝之后，《群书治要》在中国本土基本上失传了，后来是在清朝嘉庆元年，日本人向中国进贡，这本（部）书又从日本送回到中国。才使这部宝典失而复得。但是因为后来战乱频繁，这部宝典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被束之高阁。

很多人又问了，说：“《群书治要》是唐朝所编辑的经典，而且还是总结了唐朝以前的经史子、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汇编而成，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学习《群书治要》呢？”

在英国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叫汤恩比，他专门研究了各个国家的文明发展史，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独有偶，在1988年，有一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教科文组织联合总部开会，面对当时世界的恐怖主义、环境危机、道德危机，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吁，他们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某一个领域顶尖的科学家，思想家，他们都富有科学的精神。他们能提出这样的论断绝非偶然。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

在《未来属于中国》这一本书中，汤恩比先生更是明确指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不是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等的世纪，而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也就是说只有中华文化的普遍宣扬，才能够为世界和平，带来希望，带来曙光。为什么呢？我们学习《群书治要》就会知道，《群书治要》告诉我们，中国人他讲仁者无敌，讲和而不同，所以他能够协和万邦，把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凝聚成一个大家庭。我们知道中国有56个民族，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各种各样的文化背景，它的历史文化非常的漫长，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传统文化。我们后边还会讲到，它的这些具体的思想。

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也这样强调，他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我们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习总书记的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盛世之所以兴盛，衰世之所以衰落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治理好国家，仍然能够提供宝贵的启示。所以领导者学习《群书治要》，就可以知道，成为领导者最需要具备的素质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这既包括了领导者个人的道德品行、素质和能力，也包含了一些领导的艺术和方法。比如说如何观人？如何用人？如何识人？如何得到真正的人才？如何辨别自己身边的人是忠臣还是小人？包括如何治理好国家？如何治理好一个企业，达到“不忍欺”的最高境界？如何反腐倡廉，才能够得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如何解决我们道德教育不得力的现状？如何进行道德教育，才能够深入人心？还有，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今天进行文化建设，怎么样从古人的关于文化的本质的思想中汲取教训。

对于一般百姓来说，我们学习《群书治要》，可以懂得人生的道路应该怎么样走，才走得更加顺畅。《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怎么样把本有的明德彰显出来，达到自利利人，自觉觉他的目的。

总之，我们学习《群书治要》，目的就是要达到身心和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认真学习。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