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领导三忌，也就是做领导者的必须忌讳的三桩事。

第一就是“负且乘，致寇至”。这一句话出自《易经》。我们知道习主席曾经强调说：“一个人不能够既想当公务员，又想发财。如果你既想当公务员又想发财，那就会有危险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在《群书治要·汉书》中，记载着董仲舒对皇帝的一份上书。在这个“上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他说古代的国土也是今日的国土，同是一片国土，而古代能够使国家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员没有奸诈邪恶，囹圄空虚，监狱里没有犯人。恩德润及草木，福泽广被四海。以古观今，为什么相差得这么远呢？

董仲舒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他说，想来大概是现今的治国之道，比之古时有所差失，或者是与天理有所违背。上天对待万物是有所分配的，它是很公平的。比如说给予了一个动物很锋利的牙齿，就去掉它的抵角。让它长着翅膀的，就让它只长着两只脚。这就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能再获取小的好处。

同样的道理，古代凡是接受俸禄的人，也就是说做官的人，现在就是公务员领导干部等等，他不以体力劳动谋生，就不得从事商贸事业。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得再谋求小利。如果已经接受了大的好处，又要谋取小利，连上天都不能够使他满足，更何况是人呢？

富有的人奢侈美满，贫穷的人艰难愁苦。而居上位者不予救助。这个时候，人们就不乐意生存下去了。人们不乐意生存下去，连死都不躲避，又怎么会去躲避犯罪呢？这就是刑罚之所以繁多，但是奸邪却制服不了的原因。他接着说：古代的圣君天子，还有那些身居爵位的人，他们都不与民争利，不去从事工商业。所以百姓才崇敬他们的品行，听从他们的教导。人们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鄙陋。他最后用《易经》上的这一句话做了总结，“负且乘致寇至”。

乘车是君子的身份，是在位者领导者的位份。而肩挑背负，这是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因为他们要去从事工商业，要去赚钱养家糊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身居君子之位，身为领导干部，但是又要去干平民百姓所做的事。追求财利，必然会招致灾祸临头。因为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做公务员，做领导干部这一个职位，那这一个职位的要求，就是你应该想着怎么样把人民治理好，教导好，给人民做一个表率。

中国古人为什么对于领导者在位者特别地尊重呢？就是因为他一选择这一职业，其实已经就意味着一种高尚的选择，他不是想去发财致富，只是自己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希望用自己的所学所能把国家治理好，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才是为官者要考虑的本分。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忌。

第二忌就是“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在《群书治要·中论》中有这样一句话。“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这里的“大道”，就是指最高的治世原则，包括伦理纲常等等。而“远数”，就是指深远的谋划。当君主或者说当领导者最大的弊病，莫过于详察小事，而忽略了治国的重要纲领，莫过于只看到眼前的事物，却忽略了长远的谋划。从古至今，只要如此，没有不灭亡的。

我们看隋朝的时候，隋文帝很勤奋。而且常常是从早晨到太阳落山了，都在理政。那些侍卫站了一整天，也没有办法离开，还得别人送饭给那些侍卫吃。太宗的很多臣子都评价，隋文帝很勤奋。但是唐太宗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很勤奋，但是因为当时他对北周的周静帝，还有周静帝的母亲，不是很善待，也就是没有仁厚之心。隋文帝又怕自己的做法，臣子对他有不满，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由他自己来做决定。因为他什么都要管，当然要从早忙到晚。太宗做了一个比喻，假如他今天决定了十件事情，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心力，可能有五件判断的很不妥当。每天都有一些判断不对的事情，这个国家迟早会乱。所以应该怎么样？应该知人善任，靠群臣的智慧来治理国家。这就是唐太宗和隋文帝不同的地方。

作为君主，作为领导者，不是什么事都要管，事必躬亲。而是要懂得把重要的事情分派给大臣去做。这里就讲到了做领导者的大患，就是“莫大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他喜欢在细小的事情上很明察，却忽略了治国的重要纲领。

越是在上位的人，越要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上位的人，他的工作就是以身作则，教化人民，而且还要下对决策，任用国家的栋梁。这才是他最重要的事。如果他管得事情很多，精力就会分散，哪有时间静下来做决策。管得事情越多，心越乱，就越定不下来。而《大学》上告诉我们，“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要静，才有定，有定，才有智慧，才能够下对决策。所以作为领导者，特别是最高的领导者，事情绝不能太多。不然他的决策一出现偏差，影响就会很大。

很多的领导者怕下属说他不认真，所以每天做很多事情。其实这样做并不是尽本分。越是身居高位，责任越是重大。而领导者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下对决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最高指挥官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只管四个人。哪四个人呢？海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还有一个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将军每一天做什么事呢？他常常去打高尔夫球。假如你是士兵，你会不会骂艾森豪威尔将军，我们都在前线冲杀，你怎么去打高尔夫球啊。为什么不能这样责怪呢？因为他是下决策的人，他必须保持放松，保持冷静，否则他下错一个决策，可能伤亡的是数万人，几十万人，他放松、冷静，才能考虑事情。如果他每一天杂事很多，神经都很紧绷，可能就忽视了重要的事情。每一个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不同的。而且艾森豪威尔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发现和任用人才。像乔治·巴顿，范佛里特等等，一大批的名将都为他所重用，所以领导者重要的责任是任人而不是做事。

关于这一点，在《慎子》上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百官各司其责，臣子要去做事，而君主用不着去做具体的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这个君主要安逸享乐，臣子勤奋工作，臣子要竭忠尽智把事情做好，而君主不需要参与具体的事物，他就是下对决策就好了。

君主如果喜欢抢在臣下之前，先把事情都做好，臣下就不敢抢在君主之前去把事情做好。如果臣子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隐藏起来，国事一旦有了失误，臣子反而会责怪君主。这是臣子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的做法。所以做君主的，当领导的如果事事都亲自去做，那么臣下就不必去做事了。这就等于说，君主和臣子交换了位置，这叫君臣易位。也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位置交换了，颠倒了。这样的颠倒就会导致混乱。

“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则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君主如果放手，将具体的实事都交由属下去做，不必事必躬亲。那么臣子他就会尽职尽责地去做事了。臣下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聪明智慧也发挥出来了，这叫君臣和顺。

治乱区分的大事，君主不能够不明察。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任人者逸”而“自任者劳也”。如果你任用人才，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领导者自身就会安逸。如果什么事都亲力亲为，领导者就会很劳苦。

在《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上也有一段类似的话。他说“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任信，而保治于己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则其臣不思其所以为国，而思其所以得于君。深其计而浅其事，以求其指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也说得很好，他说君主之所以尊敬臣子，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并且对他们信任。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们去做，他们就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保住太平。如果君主很多疑，自己亲自去做事，那么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么样可以治国。而是思虑怎么样可以得到君主的欢心。大家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就是因为君主对于任用的臣子有所怀疑。所以事必躬亲，不想真正让臣子去做，所以造成了过多的干预。臣子也很聪明。他不想怎么样把事情做好。因为你做得太好，君主领导反而还嫉妒他，担心他。他就怎么样呢？想方设法地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君主爱好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君主对他，也就没有什么疑虑和防范了。而如果领导者总是管这些小事，而忽略了做决策、任贤使能等重要的治国纲领，就会导致“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只看到了近的东西，忽略了长远的谋划。而“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本末倒置。只顾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的流弊。

中国古人治国都是从根本着眼，所以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出现了，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贪污腐败问题、企业家不诚信问题、儿女不孝顺父母问题、这些都是枝叶花果。但是这些枝叶花果的根在哪里呢？这些枝叶花果的根，都是因为人心坏了。你要导致人心，就需要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不能够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GDP的增长。

我们几十年，经济发展但是给环境造成的污染、生态造成的破坏，还有资源的浪费，人心的堕落都是巨大的。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也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治理人心这一个根本。

古代的做官的人，为什么那么清闲呢？很多的诗词歌赋，都是做官的人写出来的。因为他把人民都教好了。他起到了“君亲师”的责任。人们都做好了，教好了，五伦关系理顺了，人心是和善的，哪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呢？所以他基本上是很清闲的，整天活在游山玩水之中。

我们现在社会，为什么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呢？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本，就在于人心没有得到治理。我们要“察于近物”，学习了《群书治要》就告诉我们，要避免“察于近物而暗于远数”。

第三个忌讳就是“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在《后汉书》中讲到，说“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余忠舌，国命出于谗口。”秦朝为什么会灭亡呢？就是因为能够“谏诤”的人被诛杀了，阿谀奉承的人受到赏赐。“善言”凝结于忠臣的口中，都说不出来；国家的命令都是出于谗邪之口，这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在《贾子》上记载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给我们讲了君主不纳谏，而喜欢听谄媚巴结之言的害处。梁怀王对贾子说：“现在人把能够得到天地之道的人，称为“先生”这是为什么呢？”贾子就说：“先生”这个号是一个泛称，大可以称国君，中可以称卿大夫，下可以称一般的平民百姓。如果为他正名的话，他不是“先生”而是“先醒”也就是说这个“先生”是来自于“先醒”，就是先觉醒的意思。有的君主没有学治国之道，终日茫然不明得失，不知道治乱存亡的根本原因，每一天还匆匆忙忙像喝醉了酒一样。而贤明的君主好学不倦，勤于治国之道而不觉厌倦。因此，他很聪慧，较先地明白了治国之道。一旦治理国家，他就知道怎么样把国家治理好。国家还没有混乱，他就知道国家混乱的原因；国家还没有安定，他也知道如何使国家安定；国家没有危亡，他也知道危亡的根源所在。这样的人称为“先醒”，就是先觉悟。世间的君主有“先醒者”、“后醒者”、“不醒者”。下面举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楚庄王，他和晋国交战，结果大获全胜。但是在回来路过申候的封地，申候为他庆功。但是到了日中，楚庄王还是没有吃饭，申候就进来请罪，楚庄王叹了一口气说：“这不是你的过失，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君主是贤明的君主，又有贤师来辅佐的人，可以称王；君主是中等的君主，又有良师来辅佐的人，可以称霸；君主是下等的君主，他的群臣又没有一个赶得上他的，这样的人一定会灭亡。现在我是下等的君主，而我的群臣又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我也听说过这个世间，并不缺少贤德的人。天下有贤德的人，但是我却得不到。像我这样的人，生活在世上还吃什么饭呢？”

楚庄王虽然战胜了晋国，这样一个大国，他的道义能够使诸侯都顺从，但是他还在想着，怎么样得到贤良的人来辅佐自己。他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先醒者”。

第二个故事，是宋昭公的故事。宋昭公他逃到了边境，喟然叹了一口气，说：“哎，我知道，我所以灭亡的原因了。因为自从我称王之后，我身边侍奉的人有数百人，没有一个人不说我是圣明的君主。在内听不到我的过失，在外也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沦落到今天的地步。我今天有这样的困境是应该的。”从此他洗心革面，白天学道，晚上讲道。就这样勤学不厌。结果两年之后，他的美名远闻，宋人又把他给迎回来，重新使他复国，终于成为一代贤君。死后，人们给他一个謚号称为“昭公”。

这个例子就是说，他亡国之后，又醒悟了存亡的原因，所以被称为“后醒者”。

还有一个国君是“不醒者”，这个国君是虢国的国君，他放纵骄逸，喜欢自吹自擂，结果谄媚巴结的人都得到重用，亲属也得到重用，但是犯颜直谏的臣子都被诛杀放逐。结果政治一片混乱，整个国家的人都不服从他了。后来，晋国举兵讨伐他，国君被迫出走，结果他逃到了一片水泽地。就说：“我渴了，想喝水”，结果他的车夫，就给他敬献了一杯清酒。过了一会，他又说：“我好饿，想吃饭”。他的车夫又给他敬献了一些肉干、干粮等等，国君一看就很高兴了。他就问：“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车夫说：“我已经储备很久了。”国君又奇怪了，说：“你为什么要储备这些东西呢？”车夫说：“是为了国君您逃亡的时候，防备路上饥渴而准备的。”国君就更纳闷了，他就问：“你早知道我会有逃亡的这一天吗？”车夫很老实地回答说：“我知道。”国君就问了：“那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劝谏我呢？”车夫说：“因为您喜欢谄媚巴结的话，而厌恶正直的话。如果我过去劝谏您的话，恐怕早就没命了。”这个国君一听勃然大怒，那国君就又问了：“那我为什么会逃亡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车夫说：“国君您不知道，你之所以逃亡是因为您太贤明了。”国君就说了：“贤明是可以使人生存的，而我却落得逃亡的地步，这是什么原因呢？”车夫说：“因为天下的君主都不贤德，只有君主您贤德，所以才会逃亡。”这个国君一听，喜笑颜开，说：“你看，是贤德使我落得了如此困苦的境地。”后来，他走到了山中，又困又饿很疲倦，枕着车夫的腿就睡着了。这个车夫，趁着他睡着的时候，把自己的腿撤走，用一个石块来代替，自己就离去了。而这个国君，就饿死在山中，最后被禽兽所吞食。这就是一个已经灭亡了，还不醒悟存亡原因的人，这就是“不醒者”。

这几个故事对比鲜明，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者，不要喜欢阿谀奉承的话，要任用那些能够犯颜直谏的臣子。这样才能看清自己的得失，明白自己的过错，能够把自己的过失改正过来。

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