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学习“好名之患”，在《群书治要》卷四十八《体论》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则群臣之所要矣。”这句话意思是说，领导者的祸患没有比爱好虚名更大的了，一旦领导者爱好虚名，下属就很容易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投其所好。后边接着说“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修而名自随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意思是说，美名是为了褒扬善行的，自身注重修养，美名自然而然会随之而来，并不是因为你个人喜好美名，就能够得到。

在论语中也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孔老夫子提醒我们“不患无位”，不要担心自己没有一个好的位置，发挥自己的才能，而要担心自己有什么样的德行能力，立德、立言、立功于社会；不要担心自己的名声不够显扬，天下人都不知道我，而要追求那一个足以可以使你的名声可以显扬的德行和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德学，能够留给后代子孙，让他们有所启发，这样的态度，才是一个对“名”正确的态度，也是说让我们做到实至名归。

在《群书治要》上记载着邹穆公的一个故事，他在做国君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格，他吃的不讲究美味，穿的衣服也不讲究华丽，但是对老百姓却是非常的宽厚，做到了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对待百姓就像慈父关爱自己的儿女一样，虽然邹国很弱小，但是像鲁国和魏国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轻视它，像齐国和楚国也不能够威胁他，当邹穆公过世的时候，邹国的百姓都非常地哀伤，即使邹国四邻的百姓，听说邹穆公过世，也全都朝着邹国的方向表达哀思，琴瑟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国君过世，自己也都乐不起来，直到穆公过世一年之后，才又重新听到琴瑟的声音。所以贾谊评论说：“故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能够以仁爱之心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也同样是仁爱。就像《孟子》上所说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同样你给天下的人能够带来福祉，自身的福气也就自然地会到来。

在《体论》上接着说：“苟好之甚，则必伪行要名。而奸臣以伪事应之。”如果领导者、君主过分地喜好美名，贪图虚名，就一定会用虚假的行为来求取美名。而奸邪的臣子也会以虚假之事来应和，下面的人也会弄虚作假，附和上面的“好名之心”。所以君主如果喜欢虚名，好大喜功，自然就会喜欢听恭维的话、赞叹的话、肯定的话。结果《周易》上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所感召的臣子也自然是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臣子。作为领导者的呢，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了，看不到事实的真相，被蒙蔽了。

在《群书治要》上，就记载“齐宣王好射”的故事，齐宣王特别喜欢射箭，而且特别喜欢别人夸他自己能够用硬弓，他显示自己的臂力过人，其实他所拉的弓，拉力不超过三石。古代这个石，一石是相当于一百二十斤，三石就是三百六十斤。宣王呢，就把弓拿给左右的侍从们来拉，左右的侍从都假装地来尝试，但是拉到一半好像就拉不动了，还说：“要拉开这样的弓他的臂力至少不下于九石，除了大王您，还有谁能够使用它呢？”于是齐宣王一辈子都认为自己所用的弓它的拉力是九石。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君主，一个领导者好大喜功，贪图虚名，就会感召阿谀奉承的臣子来投其所好，他往往就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我们现在社会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说很多政府官员“好名”，求政绩，结果导致一些地方急功近利，为了急于求成，弄虚作假的风气就盛行。而孔老夫子很早就提醒我们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如果整个社会对官员的政绩，他的评价标准是GDP的增长速度，但是有一些地方它的GDP增长没有那么高，为了使自己不落后于人，政绩上有可夸耀的地方，那就只好虚报数字，结果数字是官员假报上来的，因假报的数字上级感到满意就受到提拔，所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就出现了。

再看我们有一些知识分子，也不像以前那样专心地做学问了，不是那么样的踏实来做科研。为了追求知名度，写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编的书一本接着一本，但是把这些文章和书的内容拿来一看都是大同小异，能够真正给人启发的，对社会有帮助的东西却少之又少。所以我们现代人，不要认为科技发达了，我们就比古人更加有智慧了，古人的东西就不再值得我们学习了，其实未必如此。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点就是古人的心，他比我们清净，古人他做学问，你看，就是编辑《群书治要》都要花五年的功夫，那还不是自己创造。所以他读书，板凳要坐十年冷，所以他才下笔有神，写出的东西才能够流传千古。

第二，古人他做文章，他做事情，不是为了追名逐利，他想的是为天下的苍生带来真实的利益，怎么样把国家治理好，让百姓过上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他所写的东西，那就会比较深刻，比较能够有启发流传后世。

弘扬传统文化，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深厚的德行。你看我们《大学》上讲修身，前面四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结果我们前面四个步骤都没有，修身基本上没有功夫。所以我们很多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并不是从小就学习，大部分都是半路出家。德行的“根”没有扎得很深，而我们想一想，我们克服自己的一个习气，很容易吗，我们很多人好怒，我们很多人贪色，这个习气要克服掉，那都需要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所以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一个国学老师谈何容易，这是第一个基础。

第二个基础就是要有文字学的“根”。能够对文言文也有了解，也有认识。我们看古代那些国学的老师，他对这些经典非常地通达，在十几岁的时候，这个四书五经都可以倒背如流，他对经典非常地熟悉，讲课的时候引经据典根本不用课件提醒，是信手拈来。但是我们，对于古籍的了解是知之甚少，也都是后来才学习的。所以你看这两个“根”全都没有，要弘扬谈何容易。这两个“根”要想扎好，也不是几年功夫就可以的，所以我们说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缺少的就是师资。

如果一个人因为贪好虚名，而弄虚作假，谄媚领导，但是却怎么样呢？却受到了褒奖，那么普天之下的人都会起而效仿。君主以虚伪来教化天下，还想让人们都正直、信实、敦厚、质朴，这的确是太难了，可见，如果领导者，如果好大喜功，下面就会出现浮夸之风。那我们看现在社会假冒伪劣盛行，这也是因为这种虚伪的社会风气盛行所导致的，这个君主，身居在高位，又处在深宫之中，就好像在容易迷路的云梦泽（云梦泽是楚国的一个大的泽地，沼泽地一样，像湖一样的），君主身居高位，又处于深宫之中，好像在容易迷路的云梦泽游玩一样，需要左右之人来帮助他指正方向，所以选取左右之人，就特别的重要了，但是如果君主左右的人，今天说：圣上的功勋真是伟大呀，明天又说：圣上的声名真是显赫，今天听到臣子这么说，明天还是听到臣子这么说，如果不用事实加以考察对照，这个君主就容易洋洋得意，认为自己可以与尧、舜齐名，自己的教化广博，实现了天下太平。所以一个人，特别是领导者，他左右两边的人如果经常是赞叹他、肯定他、称颂他，久而久之，他也会自以为盛名。

如果领导者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话，好大喜功，喜欢虚名，任用的臣子也个个卑微平庸，都不称职，为什么呢？因为君主好大喜功，他贪图虚名，真正有德行的、有才能的臣子就不会被他重用，他所感召的也必然是那些为了迎合他求取私利的臣子。所以君主好“名”感召的就是那些谄媚巴结阿谀奉承的人来做他的辅佐。

我们看在《群书治要·晏子》中也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很有启发性。晏子过世之后十七年，齐景公在宴请诸位大臣饮酒，大家喝的兴致很高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呢？齐景公就去射箭，结果把箭射出去之后呢居然没有射中靶，都脱靶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大厅之中饮酒的诸位大夫，就是在大厅之中饮酒的诸位大夫却异口同声地说：“好箭法，好箭法。”这个异口同声，像是出自一个人之口一样，齐景公一听就非常地生气，大声地叹息，把这个箭、弓就抛在了一边离开了。齐景公很生气，是因为自己的箭射得都脱靶了，结果这些臣子们还在赞叹他的箭法好，可以说阿谀奉承已经到了极致。齐景公对刚走进来的弦章说：“弦章，我失去晏子已经十七年那，自从晏子过世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有谁能够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特别是今天我射箭，脱了靶，但是叫好的声音却整齐划一，如同出自一个人之口。”弦章这个人也很有智慧，他听了之后怎么回答呢？他说：“这确实是诸位臣子没有才德，以他们的才智，不足以明察君主的过失，以他们的勇气，不敢触犯君主的龙颜，所以才出现了众口一词的情况。但是臣也听说臣子们，他是看君主喜欢吃什么，他就喜欢吃什么；君主喜欢穿什么，他们也喜欢穿什么。有一种虫子叫尺蠖，它吃了黄色的叶子，这个身体就发黄，吃了青色的叶子，这个身体就发青，可能还是因为君主您喜欢听谄媚之言吧。”齐景公听了之后，觉得你的话很有道理。齐景公他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人，他听了这样的话，很能反省自己。知道今天这种局面，是和自己的行为有关系，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听谄媚巴结的言语。所以那个不称职的臣子只会依君主的命令行事，不敢有自己的主张，靠这些独断的君主和凡事照办的臣子，就会引发社会出现讹诈和虚假的风气，如此却能使天下得到大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你看古人看问题，他看得很深刻，说的也非常中肯，可谓一语中的。如果臣子们看到问题，都不敢犯言直谏说实话，都是为领导的马首是瞻，那怎么可能治理好国家呢？

当然一个人“好名”，他有很多的表现。“好名”的心非常的微细，他不像贪图财利那样非常的直接，而这个“好名”，它是无形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去反省，特别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出名。我们看一看“好名”有哪些表现？

“好名”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没有赞叹就没有做事的动力，如果我们做了好事，没有人肯定，没有人夸奖，好像做事的动力就不足。换一句话说，名闻利养的心在推动着我们努力地去做事，如果这件事又没有名，又没有利，我们想一想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出力，可能很少有人去做了。

“好名”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听不进批评和忠言劝谏。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从小学习过《弟子规》，不知道“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所以对别人的批评都难以接受。所以一般的人也不敢过来给你指正问题，只有那些身边的至亲之人，看到问题，他担心你走弯路，才愿意指正批评你。但是因为你已经习惯听赞叹了，特别是领导者身边谄媚巴结的人特别地多，所以怎么样呢？即使是至亲之人的批评建议，我们都听不进去了，甚至还产生逆反心理，最后，很可能导致的是众叛亲离。所以要想让那些能够犯言直谏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身边，经常指正自己的过失，我们必须培养“闻誉恐，闻过欣”的雅量，听到别人说我们的过失，什么态度呢？——非常地欢喜。比如说我们看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是闻过则喜，听到别人指正他的过失，非常地高兴，愿意接受。而大禹就更进了一步——“禹闻善言则拜”，大禹听到别人给他进谏，指正他的过失，他会给人礼拜表示感谢。所以你看这些圣王，他能够常常看到自己的过失，进而才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所以福分呢自然就来到了。

在《孔子·家语》上有这样的教诲：“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无其过者，未之有也。”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他说良药虽然吃起来很苦，吃起来不好吃，但是对病的愈合是有帮助的。忠言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对人修正自己的行为是有帮助的。从历史上看，汤王就是商汤，周武王的臣子都能够直言不讳犯言直谏，所以商汤周武王就兴盛起来了；而夏桀王和商纣王的臣子，都是唯唯诺诺，不敢犯言直谏了，所以即使有犯言直谏的臣子也都被他们给处决了，所以剩下的臣子也都不敢再劝谏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就灭亡了。

如果君主领导者，没有勇于直谏他们的属下；做父母的没有敢规谏他们的儿女；做兄长的没有可以规劝他们的弟弟；做士大夫的没有敢指正他们的朋友，这些人却能够不犯过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些也是提醒我们，其实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孔老夫子他提醒我们：当你看到别人过失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要马上反省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是“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反省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是来提醒我们的，我们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这样不如意的事情了。

另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要有善友，或者说可以规劝我们的朋友、兄弟、姐妹、亲人来指正我们的过失。那就需要自己要有接受别人批评建议的雅量，而不是一味地找借口、找理由去推卸责任，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

“好名”的第三个表现，做了一点好事，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获得了一点点奖励，就生怕别人不知道，所以就尽量地宣传自己，让世人皆知，这也是“好名”的突出表现。

“好名”的第四个表现就是喜欢高高在上，被人尊敬，被人赞叹，一旦没有受到足够的尊敬，就会不高兴了，甚至生闷气。所以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反省一下，体会自己有没有“好名”的心。比如说我们去讲课，经常遇到一些热情的听众，下了课之后突然有人叫：“是刘教授”，你心里有没有突然感觉到一丝一丝的高兴，你看心里想我这个名声还很大，走到哪里都有认识我们的人。你看有这一念心，我们就要警觉，这是“好名”的心。在当别人说刘教授我们能不能跟你照一个相留作纪念，你看我的名声这么大，别人都争先恐后地跟我照相，这也是“好名”的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起正念说“闻誉恐，闻过欣”。当别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真才实德，配得上别人对我们的称赞。所以我们应该是，面对着这些赞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自己一句话讲错了，有一个典故用错了，贻误后人，让人产生误解，给人以错误的引导。

当然呢，还有不能正确地面对挫折，也是“好名”的一种心。像我们小的时候，考试成绩总是很好，考试总是考第一名，考第二名就觉得是失败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呢？而恰恰这些成绩优异的学生，特别容易养成患得患失的心，出现了心理问题。

“好名”还有一个表现，那就是嫉妒之心特别地强，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名声超过自己，不能够接受别人比自己更受重视。比如说当老师在表扬某一个同学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往往就在这样想，我做得比他还好，为什么领导就不表杨我，又去表扬他了，你看这个愤愤不平的心、嫉妒之心就生起来了。在《太上感应篇》中有一句话说“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这是一个人正常的心态，这个就叫同情心，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别人的影响声名超过自己，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心里特别地不自在，这个也是因为好名之心特别的重。比如说我们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就不是那么自在，担心自己的课效果讲得不够好，不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如何等等，这些都是好名的表现。在《了凡四训》上说，一个人特别的“好名”，而且还做出一些不实的宣传，夸大其词地来要美名，要虚名，会给自己招致灾祸。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意思是说，在世间享有很盛大的名声，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人，但是却名不副实，德不配位，这样多有意想不到的灾祸。

我们这样讲，当然不是幸灾乐祸，我们希望这些人也来学习一下传统文化，用自己好的名声，去做有利于社会的引导，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容，这样才能够实至名归，不至于给自身招致灾祸。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