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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集《西方民主选举的弊端》

刘余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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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集《西方民主选举的弊端》
2018-01-01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谈一谈《西方民主选举的弊端》。在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崇尚民主,认为民主选举是最先进的选举方式。实际上,我们读了《群书治要》才发现,其实现代西方的民主选举,至少是有以下五个弊端,难以避免。

第一个弊端就是以言取人,我们知道民主选举制,主要是通过候选人的演讲,来选举国家领导人。这样的程序就会导致古人所说的“以言取人”的倾向。

在《论语》中,关于言语,有很多经典之谈,比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辞的好听,伪装出和善的面目,一味地去取悦别人,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之心。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说君子人在言语上应该迟缓,但是在行为上要敏捷,雷厉风行。

正是因为一个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古人教我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能够因为他讲得很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个言语讲得很好,但是他不一定有实际的德行。所以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在《群书治要·汉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张释之任廷尉。他和汉文帝一起出行,文帝就登上了饲养虎的地方,叫虎圈,向上林苑的主管询问,关于禽兽薄上的各种事情。结果他问了十多个问题,上林尉左顾右盼,一个都回答不上来。而在旁边一位职位很低的啬夫,就代替上林尉回答了这些问题。皇上所问的关于禽兽薄上的问题,他非常清楚,而且为了让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问必答,滔滔不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对禽兽薄很熟悉,口才非常好。文帝看了之后,果然很欢喜。这个时候他也忘记了孔老夫子的教诲“巧言令色,鲜矣仁”,于是就说;当官吏的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甚至准备下诏,拜这个啬夫为上林令。这个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最高长官,比上林尉的职位还要高,这就是越级提拔了。

张释之看了之后,就赶忙上前来劝谏,他就问文帝一个问题。他说:“您觉得绛候周勃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周勃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西汉的功臣。因为他被封在绛县,所以被称为“绛候”。文帝就说:“他当然是长者了。”这个长者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年纪很大,德高望重。张释之又问了:“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呢?”张相如也是因为有战功,才被封侯的。他在西汉的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中,位居第一百一十八位。文帝回答说:“他当然也是长者。”张释之就说了:“绛候、东阳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上书言事的时候,竟然说不出话来。您现在越级提拔这个啬夫,不就是让人效仿这个人,喋喋不休的口辩之才吗?秦国任用了只会舞文弄法的刀笔之吏,结果官吏们争相以办事迅急为能、以苛刻督责为能。然而这样的流弊是什么呢?这样的流弊就是,徒具官样文书的表面形式,但是没有怜悯同情的实质。所以秦始皇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秦朝逐渐衰败。到了秦二世的时候,土崩瓦解的局面就出现了。现在陛下您,因为啬夫伶牙俐齿,就超级提拔他,恐怕天下会随风响应,争相去追求口舌之能,而不求实德。况且下级顺从上级,这个速度就像响之应声、影之随形一样地迅速。因此,陛下您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谨小慎微。”文帝听了之后,就称他说得好。于是就取消了要任命啬夫为上林令的命令。

中国古人经常教导我们,比如说在《傅子》上说,“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如果在上的君主,喜欢的是德行,喜欢的是仁慈诚信之心,那么属下都会去纷纷修养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欢言谈,下面的人就会争相地修饰自己的言辞,向能言善辩方向去发展。“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如果人人都重视修养,重视道德和品行,那么天下的仁义之风,就兴起来了;而人人都学习能言善辩,这个虚伪的风气就会兴起。而“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我们知道要修行德行,这是很难成就的,也很难被发现。而言语却很容易撰写,也很容易取悦于人。“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古圣先王都知道,要让口才很好;让你的演讲术很高;或者文章写得很漂亮,这都是很容易办到,而且爱听好话的人又很多,所以并不崇尚言谈。“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尠矣。”如果你不通过尊师重道、通过举荐和褒奖善人,教导百姓向善,却只以言辞动听,能够取悦于人来选用人才,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天下背弃道德,只以言辞的浮华,伶牙俐齿来博取君主封赏的人,就不会少了。“德难为而言易饰也”。这个德行是很难修养、很难成就的。与此相比,言语却很容易粉饰。当然我们知道言语,相对于德行的修养而言,确实是容易的。但是要锻炼好的口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说,它相对于德行的修养而言,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古人他看到了这些问题,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言语讲得很动听,就对他委以重任。但是西方的民主选举,你了解一个候选人,是通过他的演说来了解的。

第二个弊端就是结党营私。我们说民主制依靠的是大多数人的意愿来选举。其实《论语》上孔老夫子早就提醒我们:“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如果有很多人都厌恶他,你也一定要去观察,为什么大家都厌恶他,也不要轻易相信众人的意思。因为可能大家都是贪污受贿,他特立独行,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才被众人所厌恶。也有人被众人所喜好,大家一谈起来都赞叹他,肯定他,那你也不要轻易去相信,也许他有了利益当了官,大家都是他的同党,跟着他一起收益,或者大家知道他要当领导是必然的,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得罪他。所以你一定要考察,他为什么被人而赞叹。

子贡就曾经问过孔子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乡人皆好之,何如?”,全乡的人都赞叹他,能不能判定这个人就是一个善人?孔老夫子说:“未可也”,还不一定。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如果全乡的人都厌恶他,可不可以判断这个人,就是一个恶人?孔老夫子仍然说:“未可也”,也不一定。后面他说了一句,“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不如乡里善良的人都喜欢他,而不善良的人都厌恶他,这样才能判断出这个人的善恶。

在《群书治要·史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威王刚刚即位的时候,九年之间,诸侯都来讨伐他,致使国家得不到治理,于是齐威王做了一个举动。他做了什么举动?他把即墨的大夫,也就是治理即墨的地方官给召来了。齐威王对他说:“自从你到了即墨之后,我每一天都能听到诽谤你的言语。但是我派人去即墨一视察,发现田野都得以开辟,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公事。齐国东部地区,因此得以安宁。这都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的原因。”于是怎么样?他封了一万户的食邑,给了即墨大夫,给以重重的封赏。接着他又把阿地的大夫给召来了,对他说;“我自从派你去驻守阿城,每一天都能够听到赞誉你的声音。赞叹你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我派人到阿地一视察发现,田野没有得到开辟,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赵国攻打甄地的时候,你不能够派兵去救援;魏国取得薛陵的时候,你居然连这件事知都不知道。这是因为你善于以重金巴结我的左右,以求取声誉所导致的。”于是怎么样?他就烹杀了阿地的大夫,而且把曾经赞誉阿大夫的人,一同都给烹杀了。这样一来,齐国上下都感到很恐惧,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做事务求真实,尽自己的本分,再也不敢弄虚作假了。最终齐国得到了治理。诸侯听到了这件事,再也不敢轻易地和齐国打仗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有很多人称赞一个人好,你也要考察一下,这些人是不是受了他的贿赂,所以才帮他说好话;即使这个人受了很多人的诽谤,也要考察一下,是不是这些人都贪污受贿,只有这一个人廉洁有守,不愿意同流合污;或者他做得好,别人都嫉妒他,嫉贤妒能。

在《群书治要·晏子》中,也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给我们很深的启发。晏子开始奉命到阿城去当地方官,结果治理了三年,毁谤的声音都传到了齐景公的耳朵里。齐景公听了之后,当然很不满意了。就把晏子召回来,要罢免他。晏子的确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就说:“君主,我知道我自己错了,请再给我三年的时间,让我重新去治理阿邑,我一定会让赞誉的声音,传到您的耳朵里。”于是齐景公派他又回去治理阿邑。结果果不其然,三年之后,赞叹晏子的声音不绝于耳。齐景公就很高兴,这个时候就要给晏子封赏,这个时候晏子推辞不受。景公觉得奇怪,他说:“你治理有功,这个封赏应该接受,你为什么却要推辞?”晏子说:“三年之前,我刚刚到阿城的时候,我注意修理小路,注意家家户户的防卫,结果使那些邪曲不正的人,不得其便。比如说他想到人家偷东西,但是现在晏子要求人人都注重门户的防卫,这些人就不便利了。所以这些人就厌恶我。我又提倡节俭,兴起了孝悌的教育,告诉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兄长,还要惩罚那些苟且偷懒的人。结果懒惰的人就不高兴了,他们也厌恶我。在判断诉讼的时候,我不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有所偏向,结果这些权贵、豪强之人,就厌恶我。对于身边的人,他们有什么要求,合法的我才同意,不合法的我就拒绝。那我身边的人也厌恶我。对于那些权贵之人,他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考察,我是严格按照礼仪的规定,来接待他们。从来也没有给他们过分的招待,结果这些权贵之人就厌恶我。有三种邪佞之人,毁谤于外,两种谗曲不正的人毁谤于内。所以不到三年,这毁谤之声都被您听到了。

当我再次重新回去,治理阿邑的时候,我改变了以前的做法,我不再修整小路,也不再加强家家户户的防卫,结果邪恶的人就高兴了。我不再提倡节俭,对那些懒惰的人,也不给以惩罚了,也不教导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懒惰苟且的人,也就高兴了。我断案的时候,偏向那些豪富有权势的人,结果那些豪强,有权势的、有财富的人,也就高兴了。对于我身边的人,他们要求什么,我就给他们满足什么。不管这是不是符合法律,符合制度,身边的人也都高兴了。当那些权贵来访问的时候,我招待他们,都是超规格的接待,大大的超过了礼仪的规定,给他们很高的待遇,结果这些权贵之人也就高兴了。因此,不出三年,赞誉之声就跑到您的耳朵里了。其实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情,是应该给予奖赏的。而三年之后我所做的事情,是应该给予惩罚的。但是您现在却要给我奖赏,所以这个奖赏我不应该接受,也不敢接受。”齐景公听到这里,深有所悟。他明白晏子是一心为公的人。所以他就提拔了晏子,并且委任晏子来主持国政。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民主选举它依靠的是众人的意思,依靠一人一票的选举,往往把那些特别喜欢结党营私的人,选举出来了。特别是候选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让更多的选民了解和支持自己。必须依赖于大的财团进行宣传,一旦他们当选之后,你就必须要考虑,如何回报这些财团,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基本上是被大的财团所掌控,而这些财团的实质,就是唯利是图。在民主制度之下,结党营私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这也是导致西方国家政策虽然出现了病态,但是不能够更改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弊端就是遗漏人才。因为民主制鼓励的是竞选,这种选举方式,往往会把最上等的人才给遗漏。为什么这么说?《晏子》中记载,齐景公问晏子求贤之道,晏子把人才分成了三个等级,哪三个等级?

“夫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最上等的人才,他只考虑道义,他不考虑私欲。所以他是很难举进的,而且他很轻易的就退位而去。次一等的贤才,他很容易出来做官,同时也很容易罢官而去。你让他不做官也很容易。最下等的人,是最容易被举荐出来的,但是也最难以被罢退。为什么是这样的?

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他没有私心,没有功利之心,就像古人所说的,“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是进还是退?完全是看缘分、看条件。有德行的人重用自己,自己的德行能力能够为社会,为人民做贡献,他就出来做官;条件不成熟,他就退而独善其身,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品德。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到无求品自高”,无欲则刚。

我们看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刘备要三顾茅庐,他看到刘备非常地真诚,确实想把天下治理好,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很有诚意。所以才出来辅助他,才愿意做官。那我们想,在现代这种竞争的环境下,能够把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选拔出来吗?所以最上等的人才,往往被遗漏了。

民主选举的第四个弊端,就是要引发对立。因为民主制的选举,带动的是竞争的风气。而竞争向上提升就是斗争,为了获得自我的利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还想方设法地谋算别人。我们看到竞选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也就是必不可少的节目,那就是“自赞毁他”,称叹自己,抨击别人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不团结。斗争再向上提升就是战争,所以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局部的冲突,甚至是战争?这都是因为西方的价值观,普遍流行所导致的结果。中国古人说“家和万事兴”,一个国家也像一个家庭一样,如果大家不能相互欣赏,互相团结互助,而是竞争,拆别人的台,说别人的不是,诽谤别人,这个国家怎么可能治理好呢?

而上行则下效,上面竞选最高领导者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下面的人又怎么能够和睦相处呢?整个社会都有竞争的风气,这个社会也很难治理和谐。

第五个弊端就是对国家的大事谋划不当。我们知道民主,它要尊重广大选民的意愿。但是广大选民他的理性能力和道德水平不够,或者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考虑得不够长远,急功近利自私自利,这样就会导致对国家的大事谋划不当。比如说美国因为采取了高福利、高保障的政策,造成了财务透支。甚至导致了高消费、高浪费的现象快速蔓延。为了保持高消费的生活水平,那怎么办呢?它就必须靠借债过日子。到了2011年的时候,美国的国债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的这种历史新高,这也触及到了国会所允许的上限。为什么借了这么多的国债,可是问题还不能解决呢?就是因为西方的制度是民主选举。你为了获得选民,获得选票,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来增加税收,降低福利的这种方法。他不能够采取这种方法,就不能够解决这个国债的问题。选民不同意,选民不投他的票,所以他采取了错误的治国理念。为了满足人们过分的欲望,不得不借债过日子。所以美国人一出生就背着债。

现在又有人建议,要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国债问题,也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和响应。但实际上这更是一条死路。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上说,“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这个土地广阔,但不实行仁政,这个国家就会危险。倚仗兵力的强大,欺凌别的国家,自己也会灭亡。

《群书治要》上有一句话,习主席也经常引用。说“国虽大,好战必亡”。你让别的国家挑起战争,自己发国难财,这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恶事。“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大家,选民他的道德素质,理性能力不够,我们还依照选民的意愿,来判断这件事该不该做,应该采取怎么样的国策,就会导致国家的大事谋划不当,对整个国家也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群书治要》上,对西方民主选举的弊端,其实是讲得非常的深刻。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


刘余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著述丰硕。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并应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2015、2016年,先后两次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巴黎总部,围绕“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做主题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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