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论语·治要》，我们看宪问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竹添光鸿在《论语会笺》上说，有言，谓有善言也，有德者必有言，德是德行，言就是有益于人的言语，有德行的人他说话不会害人，也不会说错话，为什么，因为他的存心就在利益大众，只想对人有好处，所以必能够说出有益之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但是有有益之言的人，或者是言不由衷，或者是能说不能行，所以不一定有德。在《论语》中都有很多篇章，都有关于言语的阐述，比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语的好听，伪装出和善的面目，这样的人一味地去取悦别人，很少能有仁德之心，正是因为一个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有言者不必有德，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君子在任用一个人的时候，不能够因为一个人说的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

特别在《论语》上还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说一个君子在言语上，应该迟钝、缓慢，但是在行为上要敏捷雷厉风行。比如说，在西方的总统选举中在竞选中，这个总统候选人的竞职选演说中，都说了很多漂亮的承诺，但是后来事实证明都难以兑现，那么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弊端，古人特别强调，在选人用人的时候，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在《群书治要》上，有很多关于言语的论述，告诉我们为什么选人，要不仅仅看他的言，还要看他的德。比如说在《中论》上就这样说，“夫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不倦，喋喋如也”。这句话说，能言善辩的人，利口者就是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细小的环节，他的言辞也非常地巧妙，很注意修饰，伶牙俐齿，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这个给，就是口齿伶俐的意思，难，这个难就是反驳的意思，他的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人断定疑惑，但是他好说不倦，喋喋不休。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夫类族辩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达之人者多，熟知其非乎。但是在世间，能够按类推理分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钝的不通达的人是多数，那么谁知道他说的不正确呢，因为他说的头头是道，又有演讲的口才，结果一般世俗之人就会非常相信他的话，但是实际上他所说的东西，很多都是有违大道的，“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这就是他之所以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却不被废弃，很低贱却不被遗弃的原因。

“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者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搅乱至道也，”古圣先王都有这样一个法律，对于能言善辩，曲解法令的人，能够混乱礼法和名分，使其失去原意的人，行为邪僻却坚持不改，言语虚伪而能言善辩的人，要处以死刑，比如说孔子当了大司寇，没有几天，就诛杀了行僻而坚，言伪而辩的少正卯，为什么，因为这个少正卯口才很好，但是所说的都不符合道，但是就因为他口才好，能言善辩吸引了很多人，甚至孔老夫子的很多弟子，也被他吸引而去，对于这样蛊惑人心的人，只有把他杀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般民众，他很难辨别是非，他会使民众产生疑惑，而且使至道混乱，使社会风气变得不淳厚，让人分不清是非善恶。

关于古人不任人以言，在《群书治要▪汉书》上，也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张释之和汉文帝一起出行，结果文帝就登上了虎圈，就是饲养虎的地方，并且向上林苑的主管，来问关于禽兽簿的问题，但是他问了十几个问题，这个上林尉，就是主管上林苑的这个副主管，他是左顾右盼一个都答不上来，但是在旁边有一个官职很低的啬夫，他就主动来替上林尉回答这些问题，他对皇上所问的有关禽兽簿上的问题都非常地熟悉，而且为了让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问必答，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对禽兽簿的情况很熟悉，而且口才也很好。文帝看了果然很欢喜，于是就说，当官吏的人，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于是他就下诏，超级提拔这个啬夫为上林令，上林令就是负责主管上林苑的最高官职，他的位置还在上林尉之上。

张释之看到之后，就赶忙上来劝谏，他说您觉得绛侯周勃是什么人呢？这个周勃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西汉的功臣，因为被封在绛县所以被称为绛侯，汉文帝就说了，周勃当然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了，那听了之后，张释之又问说，东阳候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呢？张相如也是因为有战功才被封为候，他是在西汉一百四十三位的功臣中列居一百一十八位，汉文帝就回答说，他当然也是长者。张释之就说了，说您看这绛侯，东阳候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但这两个人在上书言事的时候，就好像说不出话来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口才，现在您超级提拔这个人当上林令，那不就是想让大家都仿效这个啬夫喋喋不休的口辩之才吗？秦国因为任用了，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刀笔之吏，这些人争相以亟疾苛察相比试，结果是徒有官文的形式，但是却没有恻隐的实德，没有同情之心，秦始皇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逐渐的衰败，到了秦二世时，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因为这个啬夫能言善辩，就越级提拔他，我恐怕天下会随风响应，争相去求能言善辩的人，而不求有真才实德的人。而且下级跟从上级其迅速就像响之应声，影之随形一样地迅速。所以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不能够不审慎，明察。

汉文帝听了之后，也受到了警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皇帝，其实从小也是熟读圣贤经典，他也能够知道，“巧言令色，鲜矣仁”，于是就称他说的好，就废弃了把这一个啬夫提拔为上林令的诏书。

我们从这里看到，古人评判一个人才，并不主要看他的口才如何，说得多么漂亮，而主要看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德，做事能不能办好，有没有执行力。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担任总书记之后，带领着新任中央常委，中央政局的常委，去参观复兴之路之后，就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切中时弊，而且也有深刻的意义。

在《群书治要·傅子》也这样说，“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如果在上位的人，君主喜欢德行，那么下级就会纷纷地去修养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欢言谈，下边的人就会争相修饰自己的言辞，向能言善辩方向发展。

像我们很多的地方竞争上岗，竞争上岗除了笔试之外，重要的是有口试。在口试的时候，不仅仅看一个人的知识面，理论基础等等，还要看他的表达能力，特别是现在选拔老师的过程中，把表达能力演说能力口才，作为第一重要的因素。这样的结果就是，这里所说的，大家都会向着能言善辩的方向去发展，而不重视自己德行的提升。

后面他接着说，“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人人都重视修养品行，天下的仁义之风就兴盛起来，但是人人都学着能言善辩，虚伪的社会风气就会兴起，这是必然的征兆。“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但是问题是什么？德行的成就，修养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也很难成就，很难被发现，被人了解，但是言语却是很容易被撰写出来的，也很容易取悦于人。

“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古圣先贤都知道言语很容易，而且爱听好话的人很多，所以并不崇尚言谈。“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尠矣”，如果不崇尚贤能之人，重视道德，也就是引导人们向善，来教化百姓，却只凭说话好听，来选取人才，那么天下背弃道德，仅凭能言善辩，而要求他们的君主，给予其封赏的人就不会少了。

因为“德难为而言易饰也”，正是因为德行、修养很难成功也很难成就，但是把口才锻炼的很好，却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所以古人强调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语能力很好，说的很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

《傅子》上还说，“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如果领导者听了他人的言论，并没有去审慎地去考察，没有调查研究，就妄下结论，以此来确定是非善恶，就很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由此还会导致，喜欢说不实言论的风气，越来越盛行。

比如说某某人到领导面前，来说一个同事的坏话，这个领导听了之后，就信以为真，也没有去调查研究，他所说的是不是事实，就对这一个人，产生了怀疑，或者是产生了误解。如果这个领导者，总是这样的话，那么下边喜欢到他面前说别人坏话的人，说那些不实言论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观察一个人，听人的言语，不如观察这个人所做的事，观察人所做的事，不如观察这个人的行为，而且听一个人的言论，还一定要清楚他讲话的原因，也就是他这样讲话根本目的，用心何在，观察一个人所做的事情，要核查他是不是符合事实，真实可靠，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也要观察他这样行为的原因。在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时候，把这三者都综合起来参照考虑，才会避免，仅仅凭一个人的言语就委以重任这样的弊端。

在《群书治要•周书》上也说，“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如果我们凭一个人的言语取人，人就会想方设法地致事于言语的好听，如果我们以一个人的德行、行为来取人，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地，提高自己的德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饰言无庸”就是装饰自己的言语没有用，会很平庸，竭尽提高自己的行为、德行，才会有所成就，这一句话，其实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像我们在选人用人的过程中，要避免仅听一个人的言语，特别是演讲能力、演说能力，就判断他，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这样这个经常出现差误。

“仁者必有勇”，这个“仁”源于德，“德”源于道，有道德的仁人做道德之事，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大家，必然有勇气。为什么呢？因为真心心存仁道的人，他看到别人有困难，就会勇敢地去救，他没有看到自己，可能会有危险，他只见到所救的人，在受苦。

自古以来的忠臣孝子，比如说《正气歌》中的文天祥，不愿意投降，愿意牺牲，为什么呢？就是由“仁”字而来，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无勇不能成事”也成不了仁者，所以仁者必有勇。

那么在当前社会志士仁人，最应该承担的事是什么，最应当去救的又是什么，我们听国歌，有一句话非常的有感触，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为什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我们的中华文化，正面临着断层的危险，自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之后，传统文化没有人讲了，而且被批判的体无完肤，让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也达到了顶端，结果很多人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所以在生活中，看不到力行传统文化的样子了，五伦八德没有人讲了，伦理关系就紊乱了，那么文化的承传，可以说是后继乏人。这个时候志士仁人，最应该承担的就是，勇于承担弘扬中华文化的责任，正如孔老夫子弟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个任务，非常的重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关系的文化的承传，关系到民族的荣辱、祸福。

所以就应该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号召的，13亿人每一份子，都应该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我们也经常听说汤恩比先生，他研究了各个国家的文明历史，最后总结了一句话，说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他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了各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史，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偶然的。

儒家文化、大乘佛法都在中国，中国人如果不用于承担，这个使命、这个职责的话。那就等于见死不救，既没有勇又没有仁。到目前我们最应该承担的，就是要弘扬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代代相传，而且能够使世界归向和平，能够化解冲突，“有勇者不必有仁”，有勇的人虽然勇于去做事，但是如果不与道德相合，那不算是仁，即使奋不顾身，也只是无意义的匹夫之勇，所以勇者不一定有仁。自古以来勇将很多，但是打败仗就投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仁，作支撑，而文天祥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有仁，这个才是大勇。我们看儒家的书，学孔子的仁，看他是不是积极地去担当，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勇者。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不仁，就是指违仁而言，做一切事，学任何事，都必得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由生处转熟。君子学仁也应当求其成熟，正如《孟子·告子》上所说的，”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仁未成熟，不免违仁”，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弟子规》上也说，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训致。

每一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品质、潜能，但是如果自己不奋发努力，不朝着成圣成贤的方向去争取，那也永远不能够成圣成贤，所以人，发心行仁，没有力不足的，都办得到，但是有不成熟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橘子必须红了才成熟，但是这个熟是一个结果，其中必有原因。什么原因，要经过长时间的浇水、施肥，绵绵不断，最后才有熟的结果。

一天行仁，可以说是一天有仁，但很难成熟，像孔子赞叹颜子，“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只有颜回，他的心三个月不违仁，但是其余的弟子，只不过是日月至焉而已矣，最多是一日或者一个月，偶尔来一回而已。从这里我们看到，学仁是很不容易学成功的。仁道难成，所以“君子而有不仁者有矣夫”，君子就是修学的人，不仁就是修学，没有成熟的人，君子学仁尚未成熟，这是有的。

我们看到，在生活中有人学习《弟子规》，或者立志做某一件事情，在初始几天可能是兢兢业业，过了几天就松懈下来了。所以古人说，有志者立志长，无志者常立志。有志气的人，他的立志很长远，每一天按着《弟子规》来做，每一天都按着《弟子规》，要求自己，无志者常立志，没有志向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自己的志向达不到，可能就懈怠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很后悔，也很忏悔，又来重新立志，所以无志者常立志。

所以学道要能够循序渐进，要能够坚持，才能够体会到法喜，如果学道，没有体会到法喜，就很容易退转，一旦一个人体会到，学道的乐趣，古人所说的禅乐为食，世味哪有法味浓，这个才不容易被世间的，五欲六尘所诱惑。因为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和法喜相比，那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那为什么一般的人喜欢，比如说两个人卿卿我我，喜欢看电视，喜欢参加热热闹闹的同学聚会，这都是世味，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品尝到更高的法味，他觉得这个很有味道，但是学道的人，他体会到法味之后，再看世间的这些事，就觉得太没意思了。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至于小人，就是未尝学仁，便谈不上仁。在《周易》的《系辞传》上说，“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小人认为这个善事太小，不懈于去做，没有什么益处，认为这个恶是小事，也没有什么，无伤大雅，也不愿意去除，最后结果是什么，这个恶，积小成大，积少成多，越积越多，最后不可掩盖了，这个罪，也是越来越重，最后也不可解脱，不可解救了。所以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因为小人，他没有去学仁，便谈不上仁了。

“仁虽难成，但是要肯学，谁都能够成就，不学，便无能成之理”，那么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不能沦为小人，甚至沦为禽兽，必须学为君子，甚至成圣成贤。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灵性，人不能像禽兽一样，每一天吃了睡，睡了吃，不问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人生的价值是什么，这样就是，使自己的灵性，越来越堕落了。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也，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也”。

公叔文子，根据《论语集解》孔安国的注解，说他是卫国大夫公孙拔，文，是他的谥号，《礼记·檀弓》郑康成的注解说，文子是卫献公之孙，就是说公叔文子，是卫献公的孙子，公明贾，也是卫国人，姓公明，名贾，也有人说这个“公明”古代的时候读为“公羊”，“贾”读为“高”，公明贾，也就是公羊高。

孔子听说，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就问公明贾，这话是否可信，不言，就是不随便说话，现在的人到处演说，这个是向西方人学的，因为西方人总统选举，都要有晋职演说。

言多必失，《易经》上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很多事都是坏在说话上。再者，不笑，胁肩谄笑，巧言令色，鲜矣仁，很轻薄，我们应该学《论语》上所说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远远地望着他，看着他，非常的有威仪，但是你接近了他了，他也很温和，这个温和不是笑，不能见面就笑。

看京戏不能白看，这个京剧里你看，不只圣人不乱笑，演戏的正派角色也不乱笑，三花脸才笑。比如说包拯的笑，比黄河清，所以权贵都忌惮他，不敢与他做政治交易，不敢和他权钱交易。而现在的人随便笑，嬉皮笑脸，这个都是跟外国人所学的。

在中国的古礼上说，长者见幼者可以笑，但是幼者见长者笑，便是不恭敬，不肃敬。“听其言也厉”，说起话来，有规矩绝不随便，“不取”就是不能随便取人家的东西，这个《论语》上也有，“临财勿苟得”，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而且还不能够 做不到和，“礼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主张，要把事情做好，必须学礼，“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礼，关系着一切大事，所以孔子见老子，不问道，只问礼。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取东西取和不取，也不能够违背礼。比如说别人给你送礼来了，应如何对待处理，人家表示尊重，如果一味地拒绝，对方也很难接受，也很不好意思，那怎么办。我们要知道，人家送礼的用意是什么，是不是违背原则的，是不是有贿赂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不能够取。

像鲁国的宰相，公仪休拒鱼，拒贿，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以去获取。但是如果别人是为了表示尊敬，表示感恩，或者是表示慰问，没有其他的企图，而所送的，也只是一些土特产而已，这个时候，你可以接受，但是可以，加倍的还给别人礼物，礼尚往来，这个礼，也是用来表达人情的方式，如果不送礼，不走动的话，人情也会越来越淡薄，这个礼要有和，就是“和为贵”，但是“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也不能够，做到恰到好处。

孔子与公叔文子，不是很熟悉，他听说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不大敢相信，所以就问公明贾，为什么问，为什么不敢相信，因为以上这三点都不容易做到，没有相当的修养功夫，很难做到，公明贾怎么回答的，他说，“以告者过也”，是传说此话的人，言过其实，说话的人，说得太过分了，太严重了。

夫子，这里边是指，公叔文子，因为他是大夫，也可以称为夫子，“夫子时然后言”，他的话说得恰得其时，恰到好处，到他该说的时候，应该说的时候才说，所以别人，也不厌恶他说话。

像在《弟子规》上，有很多关于言语的教诲，“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在尊长面前，不要表现自己很能力，自己很有学问，因为什么？这好像有点班门弄斧，晚辈在长辈面前，要谦虚好学，而不能够炫耀自己的学识，“乐然后笑”，这个“乐”有两个音，一个是悦，一个是乐，奏乐时，欢乐心畅时，就有笑容，再者就是有欢乐的事，该笑的时候就笑。笑也有若干种，有苦笑，冷笑，皮笑肉不笑等等。在戏里的笑，就有很多，唱戏的笑，错一点都不行，戏虽不是高级的艺术，但是却能够劝化人，所谓说书唱戏劝人方，都是劝化人的方法。这里的乐然后笑，采取的是快乐的“乐”的这个读音，快乐时才笑，没有虚情假意，所以别人也不讨厌他的笑，“义然后取”，东西不是不取，义然后取，这个“义”就是“合宜”的意思，大家公认，该取的就可以取，合义才取，取得正当，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的取，文子并非，是不言不笑不取，而是言、笑、取都恰如其分，所以别人不讨厌。

“子谓卫灵公之无道也，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孔子谈到了卫灵公，说他无道，季康子就问了，既然他无道，为什么不亡国？孔老夫子就回答了，他不亡国的原因，卫灵公固然不好，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用人，而且所用的人，不一定都好，但是他能够知人善用，用其所长。

下面就举了几个例子，他有仲叔圉，就是孔文子，办理外交，又有祝鮀，这个祝鮀，就是卫国的大夫子鱼，他有办祭祀的特长，办祭祀不容易，必须条条有理，井井有条，所以让他办理宗庙之事。

又有王孙贾，他有军事特长，因此叫他办理军旅之事，那他这样会用人，哪里会亡国呢，“奚而不丧”，这个“奚”就是为什么，丧，朱熹的《四书集注》说，丧，失位也。祝鮀、王孙贾这些人，在别人手上，可能别人，用不上，但是卫灵公，却能够用人，他虽然昏庸，但是他能用人所长，为什么会亡国呢。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办政治用人，用对人，是非常重要的。

在《群书治要》中就讲到，说用人最忌讳的，就是“能不当官”，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和他所担当的官位，不相匹配，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力低的人，被授予了高官，另一种就是他所担任的职位，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在《管子》上说，“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这句话说的很好，说明智的君主，选择贤人，这个人说自己很勇敢的，你就让他去带军打仗，这个人说自己有智慧的，你就让他去担任一个官职，“试之以官”，并不是一下子就任用了他，要有一个试用期，如果让他去领军，他能够有战功，那么就来举用他；如果让他去试着做官，能够把事，办的井井有条，那么再任用他。

我们现在，考察一个、选拔一个官员，或者是选用一个员工，都有一定的试用期，在试用期之中，看看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把事做好，是不是有真才实学。明智的君主选择贤人，“必临之以事而验其能”，那么这个呢是避免，不能称官的有效途径。

在《群书治要·典语》上还讲，要料才核能地，去任用人才，它说 ，“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料，就是评估、估量，估量人才的才能,考核他的能力，这是治理国家的要务，接着说“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达，自非圣人，谁兼资百行，备贯众理乎”，凡是人的才能，他的用处，都是有一定的范围的，能力也有偏通之处，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圣人，都是完人，那么谁能够兼通百行百业，明白各种道理呢，“故明君圣主，裁而用焉”，所以明智的君主，都是衡量人的才能来委以重任。

下面他还举了一些历史上的故事，“昔舜命群司，随才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在历史上，舜能够垂拱而治，为什么？因为他任命百官的时候，也是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才能给以不同位置，比如说它任命皋陶来断狱，任命契做司徒，掌管五伦的教化，任命禹来治水，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特长，所以他们擅长什么，就让他们去干什么，最后自己很轻松，自己能够垂拱而治。

汉朝表彰功臣的时候，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三杰，也是根据他们的功劳，给以不同的封号，张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很善于谋划，很善于用兵，运筹帷幄，萧何是振国家，抚百姓，他治理国家，安抚百姓，是最擅长的，韩信联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韩信最擅长的是，率军打仗，是一个很好的带队的将军，他们的才能不同，所以给他们的封号也不一样。

“况非此俦，而可备则乎”，更何况不是像他们这样的杰出人物呢，就是说像张良、萧何、韩信这样的杰出人物，他们的才能都是有一定的，不同的，有他最擅长的地方，也有他不擅长的地方，对于一般的人，更不应该求全责备。

“且造父善御，师旷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下面又接着举例子，造父是善于驾车的人，师旷是一个盲人，但是他的听力特别好，辨音的能力很强，所以称为师旷知音，这些都是古代最神奇的人，但是假使他们，那会有什么结果，结果他们虽然竭尽全力了，但是还不知道怎样去胜任。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才能是有偏通的，是有专长的，正是因为人的才能，大概都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不能够不估量人的才能，去委以重任，如果你是用的，是适当的人才，这个人能够担当他的职位，那么一定会得到好的治理结果，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来到我们一个团队的人，都是有所擅长的人。

比如说有的人擅长治理事情，把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有的人善于出谋划策，他可以对这个团队的长远发展，有一个计划，有的人，是善于做具体的事情，有的人喜欢做文字工作，有的人擅长人际交往，有的人擅长讲课，他们的才能不一样，要根据他们，所擅长的不同，分配给不同的任务，这样才能够各尽其才，才堪其任。

后面他说，“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尽其才，不核其能，故功难成而世不治也”，说有的君主用了这些士人，但是却不能把国家治理好，是什么原因？因为虽然任用了他，但是他的才能，却没有充分地发挥，也没有根据他的能力，来给他一个适当的位置，所以怎么样呢？功难成而世不治，很难获得功效，国家也得不到治理。

“马无辇重之任，牛无千里之迹，违其本性，责其效是事，岂可得哉”，说这个马，没有像牛那样，去负辇耕地的任务，牛也没有奔跑千里的能力，如果违背了它们的本性，去任用他们，还希望能够有成就效，这怎么能够做到，任用人才也是一样的。

下面他做了几个比喻，也做得非常恰当，“使韩信下帷，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假使让韩信，去对战争的规划运筹帷幄，让董仲舒，去率军打仗，让断狱的于公，去到处游说，当外交官，让陆贾判断案子，结果一定是获得不了，他们以前所获得的功勋，也不会得到今日的显名，因为韩信他不善于筹谋只善于打仗，董仲舒是一介书生，只善于博古通今，但是你让他率军打仗，却不行，于公刚直不阿，能够断狱但是却不擅辞令，陆贾善于辞令，但是却缺乏断案的魄力和决心，如果将他们都安插错位，结果自然不尽其意，不尽如人意。

那么这些道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学毕业生，上大学的时候，学了一个专业，但是毕业之后找工作，很多人都是才非其用，也就是说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他所擅长的专业无法匹配，很多人，这个大学四年的工夫，也都白白的浪费了，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各有所长，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衡量人才，也很难把真正的人才选拔出来，特别是一些奇才，很可能就因为被一个统一的标准所遗漏。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高考，高考所考的题目，都是统一的，如果一个考生，要进入一个一流的大学，那就是说他所有的功课，都必须是很均衡发展，如果他有偏科，那可能就和自己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了，但是事实上，往往有人，在某一方面，特别有突出的天分，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却不一定非常的完美，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按着一个标准，一个分数，去衡量选拔人才，那国家可能会，失去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进入名牌大学。

而在找工作的时候，很多的高校还有一个死规定，说不是211工程，不是211的学校，那你看他的第一学历，不属于211的学校，都不能够选他，到这个学校来工作，这也会使很多奇才，被拒于门外。

所以呢，中国古人，告诉我们选拔人才，要不拘一格，特别是对于那些奇才，要有特殊的选拔标准。

这一章主要是，论知人善任的重要性，也有启示季康子的意思。在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中，引《论语述何》说，“举三臣，以励康子也”，就说，举出这三个臣子，实际上是勉励季康子，意思是说，这三臣虽然不是完人，不足称道，但是他们侍奉明公，尚且比这个鲁国的三家大夫，侍奉鲁君要好的多。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