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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论语治要》第31集

刘余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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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论语治要》第31集
2014-01-12

尊敬的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论语治要》,我们来看《子路》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里边的“其”字,指的是当政的人。办政治、办任何事情必须得有领导,当领导的人最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颁布任何的政策法令,都必须自己先遵行,如果领导者本人身行得正,办一切事都合规矩,自然能得民众的拥护,不用下命令,大家也会依照去实行,所以说“不令而行”。但如果领导者本身行得不正,虽然屡次下命令,民众也不会服从。大家会问,为什么你不先干呢?所谓“言教者讼,身教者从”,这一句话也是给我们指出了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认为谁需要教育呢?老百姓需要教育,但是做领导的人可以不听。

《汉书·公孙弘传》上有这样一句话,说:“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上古尧舜那个时候,没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奖赏,但是百姓却相互鼓励劝善,相互勉励行善;不重刑罚,但是百姓却不犯法,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君主为臣民做出了正直的表率,而且对待民众都很讲信用;到了后代,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赏赐,但是百姓却不能够勉励行善,设立了严酷的刑罚却不能够禁止作奸犯科的事发生,这就是因为当时的君主本身不正,对待百姓又不讲信用。这个论述都是给我们讲了领导者自身要首先做到,然后再说,这个才能够让民众信服,愿意跟随他的制度、政策、教令去执行。

在《淮南子·缪称训》上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之闻也。”意思是说自己都没有做到,希望别人能够做到,这自古至今是闻所未闻的。“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就是百姓赞同你的言论,并且取得了百姓的信任,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你在对百姓做说教之前,一向就说话诚实,百姓服从执行你的命令而且能够被教化好,是由于你在发号施令的时候,也同样是出于真诚。“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圣人处在上位,百姓归顺并且被感化,同样是由于圣人对百姓动之以真情实意。“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反过来说,君王处在高位发布政令,而下面的百姓不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君王的真情与政令不一致,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在《新序•杂事》上也说:“唱而不和,动而不随,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就是说你倡导了,但是没有人应和,你行动了但是没有人去追随,这其中一定是有做的不完善不圆满的地方。能够不走下坐席就能够匡正天下的人,都是反求诸己的人,不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都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在《论语》中《颜渊》篇孔子也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子路》篇除了这一章以外,后面还说:“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这些都表明政治领袖以本身守正为重要。在《群书治要》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楚庄王去向詹何请教怎么样治国,詹何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为什么您知道怎么样修身,却不知道如何治国呢?”楚庄王就很诚恳地说:“因为我得以祭祀宗庙得到整个的国家,我希望得到好的治国之法,把国家治理得安定,把这个国家守护的好。詹何说:“我没有听说过一个君主修身很好,而国家却混乱的;也没有听说过君主修身不好,而这个国家能够安定的。所以根本的根本就在于自身的修养,所以我不敢用治国这些枝节小事来回答您。”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君主、领导者要把国家治理好,要把一个团队带好,首先自己是一个有德行的君主,否则的话就不要去谈论治国带团队了。楚庄王听了他的回答之后,说:“善。”意思称赞他回答得很好,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在《群书治要•汉书》上也记载着在汉武帝的时候,曾下诏书求取治国方略,董仲舒在对答中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现在人思考。他说,“古代的国土,也是今日的国土,同是一片国土,而古代能够使国家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诈邪恶,囹圄空虚,恩德润及草木,福泽广被四海。以古观今,为什么相差得这么远呢?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错乱?以至于道德风气衰败成这样呢”?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也需要得到答案。提了这个问题之后,董仲舒自己回答说,“想来大概是现今的治国之道比之古时有所差失,或者说是与天理有所违背呢?天理是什么呢?上天对待万物是有所分配的。比如说给予了这个动物锋利的牙齿的,就要去掉他的抵角,让它长着翅膀的就让它只长着两只脚,这就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能再获得小的好处。

同样的道理,古代凡是接受俸禄的人,不以体力劳动谋生,不得从事商贸事业,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得再谋取小利。如果已经接受了大的好处,又要谋取小利,连上天都不能使其满足,更何况是人呢?这就是人们所以“怨恨忧愁,苦其不足”的原因了。自身受宠而居于高位,家人温饱而享受厚禄,于是凭着富贵的财力,和天下人民争利,人民怎么能比得上他们呢?因此富有的人扩大他们的产业,储藏他们的积蓄,致力于此而没完没了不知满足,而且压迫践踏人民,人民渐渐因此而十分穷困。富有的人奢侈美满,贫穷的人艰难愁苦,而居在上位者却不予救助,那么人民就不乐意生存下去了。人民不乐意生存下去,连死都不躲避,又怎么会去避免犯罪呢?这就是刑罚之所以繁多,但奸邪仍然制服不了的原因啊”!所以享受俸禄之家,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当官的、当领导的、当公务员的,以俸禄为生就行了,不能与人民争占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普遍分布,而人民也可以家给人足。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上古的治国之道。天子应该取法此道作为制度,大夫也应该遵循它,并且成为自己的行为。

古代的贤人君主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下面崇敬他们的品行而听从他们的教导,人民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鄙陋。由此看来天子、大夫是百姓所效仿的榜样,怎能已居贤人之位却像平民的所作所为呢?惶惶不安地谋取财利并经常担心财用匮乏的,那是平民的意识;惶惶不安地求取仁义并经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的,那是大夫应该考虑的事。

《易经》上说:“负且乘,致寇至。”意思是说背着东西乘坐在车上,那就会招致贼寇来到。为什么呢?乘车,是君子的位分,但是背负肩挑,是平民百姓的事情,这话说的就是身处君子之位、身处官位,而又去干平民之事的人,必然会招致祸患临头。这一句话实际上就给我们解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很久以前就提出,不能既想当公务员、既想当领导干部又想发财。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这不是上天的公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在上位者要能够以身作则,不与民争利,再去推行道德教化,才能够让人心服口服,人们才会信任你,心甘情愿地接受你的教化。

子适卫,冉子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老夫子到卫国,冉有替孔子驾车。在古代给老师驾车的都是学生。孔子一看卫国有很多人民,便说:“庶矣哉。”这个庶就是众多的意思。人民众多,对于办政治而言,那是好事。因为如果国家缺少人才,就不能成其为国家,国家必须得有土地、人民、主权,其中人民第一,民惟邦本。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人更要紧,因为在那个时候到哪一国去都有职业,所以如果本国的政治好就待在本国,如果本国的政治不好那就会迁到邻邦。本国的人才减少了,不能办事,所以国家对人民特别重视。

如何聚集人民呢?在《大学》上说:“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如果当政者想要钱,那就没有人,有人就没有钱。如果统治者奢侈浪费,过分盘剥百姓,那百姓在这个国家就呆不下去了。像《礼记》上也记载着:“苛政猛于虎。”,孔老夫子带着弟子从泰山旁边路过,看到一个老妇人哭得非常伤心。孔子就派学生去问她,”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呢”?这老妇人就回答说,“前年我的公公被老虎给吃掉了,去年我的丈夫被老虎给吃掉了,今年我的儿子又被老虎给吃掉了”。孔老夫子就问,“既然这个地方老虎出没这样的厉害,为什么不换一个地方住呢”?结果这个老妇人回答说,“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苛政”。孔子听了之后非常地感叹,对这些学生说,“你们要记住啊,苛政猛于虎”。苛虐的政治比老虎伤人还要厉害。

在《朱子治家格言》上也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告诉我们要珍惜物力,不能够奢侈浪费。特别是当领导的,不能够自己有钱有权就可以随意的挥霍。贪图欲望享受的人,绝不可能办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就会想方设法的聚敛钱财,怎么聚敛钱财呢?只有对老百姓很苛刻,甚至想到去贪污受贿,用不法的欺骗的手段来谋取利益。所以贪图物欲的人,绝对不可能把事情办好。在《群书治要·汉书》上也记载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古代的人说:“一个农夫不耕种,有的百姓就会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有的百姓就会受冻。”万物的生长是有时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但是使用却没有节制,这样一来财物一定会用尽。终日向百姓要钱,让百姓倒霉,老百姓就不欢迎你了。古代的政治制度和今天的政治制度虽然有所差异,向百姓要钱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说古代可以征徭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要钱,现在主要是纳税。但是原则是相同的。所以为政者要讲究节俭,有很多的好处。在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个对治国理政、改善社会风气都至关重要。

冉有一听孔老夫子称卫国人多,便想了解为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所以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就是要使人民富足。富之,人多了,还能够不饥不寒,才可以在教以伦理道德。在《孟子▪梁惠王》篇上也这样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制礼仪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所规定的田产制度,比如说分配制度等等,让人上不足以侍奉父母,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年头好的时候终日奔波辛苦,一旦遇到了年头不好的时候就不免于饿死冻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死里逃生还恐怕来不及,谁还有功夫给你讲道德、明理义呢?所以民以食为天,人都要吃饭的,必须有盈余。除此之外还有婚丧嫁娶等等必要的应酬,还有天灾人祸、生病住院,这个花钱就不一定了。所以要解决民生问题,让老百姓富足。

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以为,人民富了,需要受教育,所以说:“教之。”富了之后就“饱暖思淫欲”,“小人闲居为不善”。饿也不行,饱也不行,所以必得受良好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如果没有伦理道德教育,生活奢侈浪费,欲望没有满足,不懂得节约,就是你一个月赚十万美金也一样的穷。为什么呢?因为吃喝浪费还要有赌博好色等等开销。有的人一天花十块钱也同样的富,就像我们一日三餐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花销,月收入三千块钱已经是很富裕的了。那些喜欢唱歌、跳舞、赌博、好色的人,虽然有十万美金还是要举债。所以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其实只有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人把它保留下来了,而禽兽却把它给丢掉了。这一点点是什么呢?这一点点就是人懂得礼懂得义,他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

教民怎么教法呢?要以五伦八德教育为根本。“孔子祖述尧舜”,尧教民就是教以人伦。在《孟子》中《滕文公》篇记载,在尧的时候以契为司徒,契当教育部长,教以人伦,教以五伦关系,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教民首先让人做一个好人,把人做好了才再向上提升,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做一个纯粹的人。无论生在哪一个国家,都必须接受那一国的根本教育,因为各国有各国的风俗,各国有各国的文化,根本教育就是风俗文化。民族是血统,但是文化更重要。像很多人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被称为“黄香蕉”。什么叫黄香蕉呢?就是他的皮肤是黄色的,但是里边所受的教化都是西式的教化,白人的教化,所以被誉为“黄香蕉”。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五伦大道,比如说夫妻的结合有一定的规矩,不能乱来。所以在古代的这个婚礼非常地讲究,有六个步骤,说明夫妻双方对这个夫妻结合这件事看的很重要,所以也非常地认真对待。如果没有文化教育,即使是同胞兄弟,也会为财产而争,就像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兄弟之间把彼此送上法庭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在五四运动、十年文革以后,传统文化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人们一度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五伦关系没有人再讲了,人们不再接受五伦八德的教育了。所以怎么样呢?不知道做儿子的应该怎么样孝敬父母,兄弟应该如何相处,夫妻应该如何恩爱,做领导的应该怎么样仁爱下属,做被领导的应该如何负责尽职,做朋友的应该如何诚实守信?这些没有人讲了,所以怎么样呢?即使是一奶同胞都会因为一点点的财产吵上法庭。如果有文化那就不同了,像在传统社会大家都信仰孔子,学五伦,重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如果学外国的东西,则国家灭亡。不是说外国的东西不能学,必须是自己的根本学问先要守住,你才知道应该学什么,不应该学什么,否则你所学来的不是好的东西,不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恰恰相反,可能是把别人那个糟粕都学来了。

中国传统文化都主张“志于道”,而外国的东西是“游于艺”。现在中国人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好不好呢?假设美国和中国人打仗了,如果美国的牧师来到中国,那么作为基督教徒的人是趋向中国,还是趋向美国的牧师呢?所以恢复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弘扬中华文化是非常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我们也看到在2013年的1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曲阜的时候,特别拿起了两本书回家要好好看一看。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论语》的解读,另一本书就是关于《孔子家语》的解读,都是圣贤人的著作,富有深意呀!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升起温情和敬意。

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亡过国,但是不曾亡过民族、亡过文化。在晋朝的时候“五胡乱华”,五胡十六国占领了中国的土地,但是他们仍然学中国的言语、政治。晋怀帝、晋愍帝被掳,为胡人行酒,当时大臣引以为耻而自杀的人很多。到了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到了清朝满族人统治中国,但是都是学习中国的文化。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盲目地崇洋媚外,不加选择的“拿来主义”,却甚嚣尘上。导致的结果是一批年轻人,不认同中华五千年的养生文化,却以吃西方的垃圾快餐而沾沾自喜;看不懂祖宗的文言文,却以看英文的美国大片为乐;不能欣赏礼仪之邦的礼乐文化,却以传唱外文的通俗歌曲为流行。这些现象,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一个没有高尚文化熏陶的民族,就犹如一个没有高尚精神支撑的躯壳。

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如今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首先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所强调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在11月26日考察孔府之后,他又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201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之后,习近平又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一系列的论述都是让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和评价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民族升起自豪和自信。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善人治国一百年,也可以胜残去杀,这两句是古代的成语。诚哉是言,这个是孔子称赞的话。治理国家,孔老夫子是三年有成,善人虽然达不到圣人的程度,但是也非常难得。他出来治理国家,治理一百年,就可以胜残去杀。胜残,就是胜残暴之人,使残暴之人不为恶。去杀,就是不用刑杀。在孔子的时代,各国大都很乱,弑父弑君或者出兵攻伐,都是残暴杀戮。积非成是,恶习难除,最好是有圣人出来能够转恶为善。不得圣人,得不到圣人,但是有善人出来治理一个国家,逐渐改善也是好事。“善人为邦百年”这两句成语,可以说切中时弊,所以孔子说,“诚哉是言”。我们看历史就可以知道 ,自古至今,“天下太平”这四个字是很难实现的。像在历史上王安石将安静的北宋弄得乱七八糟,后来司马光要改变王安石的乱政,就有正人君子劝告他说改革弊端,不可以太匆忙,因为要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治病一样,虽然是切中病的药,下的太重也不行,不能将几次的分量并为一次服下去,欲速则不达。所以必须得用上一百年,百姓才能渐渐地习惯。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安国的注解,说:“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三十年为一世,如果有王者接受天命,施行仁政,也必须三十年而后有成。所以称王不容易,必须自己本身做的很正当,才能够值得百姓依靠。王者受命治理衰世,第一必须是解决民生问题,像我们前面讲的首先要富之;第二就是必须实施道德教育,前面讲的富之;必须办仁义道德的事,使人民身心皆安。而这两者都不是短期就能奏效的,必须三十年。

习近平总书记也讲到,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在现在社会推行道德教化,相对于古代而言有了更多的便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高科技发达,网络、电视、广播可以渗透到家家户户,我们要依靠这些现代的媒体,传播正能量,宣讲道德故事,把那些身边孝亲感恩的事迹都给大家宣讲出来,每一天让人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相信会在很短的时间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像在广东省的博罗县有一批领导干部,学习了传统文化,接受了因果教育,结果再也不敢贪污受贿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七天的学习他们明白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所以这个博罗县所有的领导干部,现在也都在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效果也很好。在一些省市和县的电视台也专门设立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专业频道,专门播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像在广东省的一个县,在每一天的黄金时间都播讲蔡老师所讲的《弟子规细讲》。有一次因为有别的活动,这一天就没有按时播出。结果怎么样呢?很多老百姓纷纷打电话到电视台,说我们今天还在等着看《弟子规细讲》呢、《幸福人生讲座》呢,怎么今天把节目给换了呢?这说明伦理道德的教育确实能够深入人心,是人们迫切想要学得的。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是以五伦为核心,试问哪一个父母不希望把儿女教导好,不希望儿女孝敬自己的呢?而哪一个儿女不希望父母慈爱引导自己成才的呢?哪一对夫妻不希望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白头偕老的呢?哪一些兄弟不希望和睦相处,能够珍惜骨肉之情的呢?那么伦理道德的教育恰恰是在讲这些问题,都是大家在生活中迫切需要面对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怎么样呢?深得民心,受到人们欢欣喜悦地接受。所以传统文化的讲座,之所以这么深得人心确实是以道得民,它讲的是道,所以能够深入民心。

子曰:“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这句话的意思和我们前面讲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一样的。这里面的苟,《皇侃疏》说:“苟,诚也。”诚能正其本身,则从事政治,何难之有?如果本身都不能够正,如何去正别人呢?

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孔老夫子和鲁哀公,关于当时的国君为什么不能修明礼教的一个对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个国君之所以不能顺利成功地推行礼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不能再像古圣先贤那样率先垂范,反而过着荒淫无道的生活。鲁哀公问孔子,说:“请问什么是大礼?为什么你一谈到礼,就那么样地尊崇呢?”孔子回答说:“百姓之所以能够正常的生活,礼是最重要的保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神灵;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秩序;没有礼,就无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的远近亲疏关系。所以君王对此非常地重视,带头恭敬奉行。然后以自己率先所做出来的样子来教化百姓,使他们顺礼而行。他们居住的是简易低矮的房屋,穿戴的是节俭的衣服饰物,乘坐的马车不加雕饰,使用的器物也不是精雕细刻的,饮食不讲求美味,心里也没有过分的奢望,使自己与万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圣明的君王是这样恭敬地行礼的啊!”鲁哀公听了之后就问,说:“当今的君主,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当今的君主为什么不能行礼了呢?”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的回答对我们很有启发。孔子回答说:“当今的君主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无道,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自己的贪心,使百姓抱怨朝廷。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任意的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诛杀人民,而不依据正常的法度。从前君王治理和役使百姓,都是按照前述的做法去做,而现在的君王则是按照后面的做法去做。可见当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礼教了。”

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就是因为在位者、领导干部不能够率先接受道德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要求。但是却要求百姓去积极参加伦理道德的教育实践,这样就把道德教育变成了愚昧百姓的工具。所以什么是愚民政策呢?就是自己提出来了,但是自己可以不做,要求百姓去做。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是愚民的工具,麻醉人们的精神鸦片。但是实际上我们读经典就明白了,这种批判毫无理由。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学》上就说:“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首先讲谁呢?首先讲天子、领导者,他必须以修身为本,那么这样的话,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才兴起了这个道德的风尚。所以我们看历史那些卓有成就的人,其实都是有他的成功原因。比如说曹操他为了爱民,就下紧急命令,说马不可踏到麦田。结果突然一只乌鸦飞过来,曹操自己的马受惊,结果冲入麦田。怎么样呢?曹操就想自刎受罚,在大众的恳求之下,曹操不得自刎,便以割发来代罚。结果这个举动一做出来,全军悚然,纪律严明。曹操也是明了上行则下效的道理。所以,如果领导者自己不能力行《弟子规》的教诲,自己做事杂乱无章,你想要求下属做事很规范,很有规律很有秩序,那是不可能的。如果领导者自己贪财好利,你希望下属都很清廉,不贪污受贿,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希望自己的属下怎么样,自己就要给他做出一个好的榜样。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来问孔子,说,一言而可以兴邦,说一句话,国家就可以兴盛起来,有没有这回事呢?一言而可以兴邦,也是一句成语。但是鲁定公怀疑,一句话就有这么大的功用吗?所以他问孔子,有之欤?孔子对鲁定公说,言不可以若是,一句话就把国家兴盛起来,大概不会如此。但是,其几也,这个几就是近的意思。虽然不能说一言兴邦,但是说一句有道理的话,可以与兴邦接近。后面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人曾说“为君难,为臣不易”,为君为臣,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办理大事,所以难为。如果为君者深知为君之难,就能够慎重其事,这样,“为君难”这一句话虽然不立即能够使国家兴盛,但是也接近于能够使国家兴盛了。

我们听了这一句话也要反省,为什么呢?在现代社会很多人之所以喜欢考公务员,喜欢当官,为什么呢?做官是为了荣耀,即使做小官也比做人民好,官越大越好,当总统更好,这个都是为了光耀门庭,这个是个大错误。做官并不是为了光耀门楣,必须使人民安居乐业。那么怎么样使人民安居乐业呢?那就是必须把政治办得好,所以政治没有好过一个“安”字。如果政治办不好,即使一天赚一百万,但是做奸盗等等,这个社会能安吗?所以叫百姓安了,领导人办事也可以少操心,大家都安心。我们看在古代社会做官的人相当的清闲,很多的诗词歌赋都是当官的人闲暇之余做出来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古代的时候政治办得好。而办得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有伦理道德的教育,有儒释道三家的教学。现在当领导的非常地难做,什么原因呢?因为教育没有办好,人心坏了,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都不顾别人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作奸犯科的事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整个社会很难安定。

做好国君不容易,做国君不是让国君享福。所以《书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六韬》上记载,古代的圣王,做国君时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武王周武王主动地向姜太公来请教:“五帝时期是如何戒惧自己,给自己警戒的呢?可以说来给我听听吗?”姜太公就回答说:“黄帝的时候,他是这样警戒自己的,我处在民众之上,经常是身心不安,恐夕不至朝。尧帝处在民众之上,他警戒谨慎,小心翼翼;舜处在民众之上,他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禹处在民众之上,战战栗栗,恐怕自己的统治到不了明天;汤处在民众之上,颤颤抖抖,生怕自己的治理达不到第二天早晨。”武王听了也很受教,他就说:“现在我刚刚兼并了殷国,处在民众之上,应该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不敢怠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古代当领导者的、当君王的,是希望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都做到了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不能够随意地役使民众,甚至残害损伤民众。所以这就是讲的“为君难”。

“为臣不易”就是当官的办事者,虽然不是最高的领导,但是错了也不行,因此说“为臣不易”。现在当官的几乎没有不被挨骂的,整个社会是怨声载道。为什么呢?因为当官的人在现代社会,很难接受得住糖衣炮弹的考验,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很难把持好自己,这也体现了现代为官的不容易。

“为君难,为臣不易。”这两句话是古人说的,告诉我们当不好国君当不好臣子,办不好政治社会就很难安定。如果把这句话听入到心里而照办,即使当时不能够兴国,也不会亡国,这句话就和兴国很接近了。

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一言丧邦,也是成语。孔子回答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举的例子有所区别。他说:“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例如有人曾说,我当国君唯一的乐趣,就是我所说的话没有人敢违背。孔子举了这个例子之后,就加以辨别,说国君说的话如果是善的,有道理的,没有人敢违背,那当然是好。如果他所说的话不善,而没有人敢违背,那么这样虽然不会马上就亡国,但是也接近亡国了。言为心声,孔老夫子解答鲁定公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指明为政者要有知难敬事之心,要有去奢纳谏之心。

在《韩非子•外储说》上记载,五霸之一的晋文公的后代晋平公的时候,晋平公平时闲暇的时候和群臣喝酒取乐,喝到高兴的时候,晋平公说:“为君的乐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所说的言语,没有人反对的,都照办,这就是当君主的乐。”现在如果有人说我过错,说我不对,我就不乐,而对人说的恭维话就很高兴,这属于小人的心理。师旷,是当时的乐师,他是个音乐家,在古代的时候祭太庙的时候都有乐师,而师旷为了学音乐就把自己的双眼刺瞎,以便专心而少分心。所以师旷一听晋平公说这句话,就抱着自己平时常用的琴,撞晋平公这个无道的昏君。师旷就说:“你说出来的话对国家好,大家不违背,那固然是好,如果国君说的话不好而大家不违背,那不就是要亡国了吗?”晋平公就认错。所以在尧舜禹汤的时候,他们做君王是战战兢兢,不乐。范仲淹他有乐,是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家都乐了,当领导的人才乐,这是与民同乐。如果乐在自己说的话而无人违背,就和亡国不远了。

在《群书治要•吴志》中记载,能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和能使国家混乱的君主有什么不同呢?它说:“兴国之君,乐闻其过;慌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和领导,都是喜欢别人指正他的过失;而能够使国家混乱的君主,都是喜欢听别人对他的赞扬恭维。喜欢听过失的人,他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他的过失一天一天地减少,福也就来到了;而喜欢听别人对他赞誉的人,他的声誉反而一天一天地减损,而祸也就来到了。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做领导的人要能够有纳谏的心量,知道别人来说都是为我们好。

而我们看到这里边的“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对现在的媒体也要特别地加以重视,因为现在的社会风气都是由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来倡导的。这些媒体应该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要隐恶扬善,如果相反隐善扬恶,这就是一言以丧邦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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