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论语治要》。

我们看——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是用反问的语气说明，礼不仅指玉帛而言，乐不仅指钟鼓而言。从前祭祀，两国交往都有一定的礼，乃至于普通之人的交往，比如说送往迎来、婚丧嫁娶等等，都有一定的规矩。比如说普通人之间送礼，要讲究送土特产，如果我们到广东，送广东的物产那就是不合礼；如果送一些自己家乡带来的土特产，虽然不值钱，但是情份重。

古人送礼是献帛送玉，玉帛是礼物，钟鼓是乐器，赠礼物、鸣钟鼓并不是礼乐之本，礼乐的本意在敬、在和。所以《曲礼》曰：“毋不敬。”就是教导人们要一切恭敬，人不能够敬、不能够和，所以才用礼乐。礼以敬为重，玉帛只是礼的文饰，只是用来表达敬意而已，乐主于和，钟鼓只是乐器而已。但是当时的君主只知道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重于礼物而简慢于恭敬，只知道崇尚钟鼓，而不知道移风易俗，敲击钟鼓而不和雅颂。所以孔子加重其词的感叹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个就是强调，礼之所云不在玉帛、不在礼物，礼在于内心的恭敬，如果没有内心的恭敬，即使用金玉这样的盘子、碗，来招待客人也没用，反而感觉是炫耀。如果有恭敬心，即使是四菜一汤，也可以招待贵客，贵在心诚。郑康成对这句话这样注解：“言礼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贵者，乃贵其安上治民也。”意思是说这个礼，并不是崇尚玉帛等等的礼物，它所贵的是它能够安上治民。

关于礼，安上治民的作用，我们在《群书治要•晏子》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看得出来。在《晏子》上记载，当时齐景公很喜欢饮酒，有一次他连饮了数日，酒酣之时，他竟然脱衣摘帽，亲自敲击瓦缶奏乐，并且问身边的各位近臣说：“仁德之人，也以喜好以此为乐吗？”身边的一个愚臣叫梁丘据，他就回答说：“仁德之人的耳朵眼睛同别人一样，他们怎么会偏偏不喜好以此为乐呢？”于是齐景公派人驾车去请晏子，晏子身穿着庄重的朝服而来，齐景公说：“我今天很高兴，愿与先生共同饮酒作乐，请你免去君臣之礼。”但是晏子却回答说：“假如群臣都想免去礼节来侍奉您，我怕君主您就不愿意了，现在齐国的孩童，凡是身高中等以上的，力气都超过我，也超过您，然而却不敢作乱，那都是因为惧怕礼义啊！君主假如不讲礼义，就无法役使下属，下属如果不讲礼义，就无法侍奉君主，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就是因为有礼义啊！我听说，君主如果不是因为礼义，就无法正常的治理国家；大夫如果不是因为礼义，底下的官吏就会不恭不敬；父子之间如果没有礼义，家庭就会有灾殃。

《诗经》中说：人如果不遵守礼义，为什么不赶快去死啊！可见礼义是不可免除啊！”齐景公听了之后就说：“我自己不够聪敏，又没有好的近臣，加之他们来引诱我、迷惑我，才导致了今天这个地步，请处死他们。”晏子说：“身边的近臣没有罪，如果君主不讲礼义，讲究礼义之人就会悄然离去，不讲礼义之人就会纷至沓来；君主如果讲究礼义，讲究礼义之人就会纷至沓来，不讲礼义之人就会悄然离去。”景公听了之后就说道：“先生说得太好了。”于是齐景公让人换了衣冠，令人洒扫庭院，更换座席，然后重新请晏子。晏子进入宫门，经过三次谦让，才登上台阶，才用的是三献之礼，随即晏子再行拜别之礼，准备离去。景公以礼送别，然后命令下人撤掉酒宴停止音乐，并对身边的臣子说：“我这么做，是为了显扬晏子的教诲。”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礼对于治理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如果都讲究礼，治理国家就易如反掌。

在《礼记》上也说，古代的圣王制礼作乐，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培养出正确的好恶之心，返回到做人的正道上来。如果平时国家重视提倡礼乐的教化，就不用警察来维持秩序了。关于乐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在这一句的注解中，马融注：“乐之所贵者，移风易俗也，非谓钟鼓而已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乐之所云，不是在钟鼓而在于和，能够移风易俗。

关于音乐对心灵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都有所认识。比如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毕达哥拉斯，他就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输一种对和谐的爱，我们可以通过欣赏音乐的美，而成为和谐的人。他认为音乐不仅仅是娱乐，在教育中音乐是被用来传授道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控制品格中欲望的和富于侵略性的部分，所以他通过音乐教育来塑造弟子们的品格。毕达哥拉斯相信，人的实际追求是通过对感官的反复灌输而形成的，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追求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接触什么，我们耳朵经常听什么，眼睛经常看什么，最后就成为我们的追求。

这个也就像古人所重视的，太妊怀孕的时候，目不食恶色，耳不听淫声，其实他们也是有这个认识。所以，通过使人看美好的形式、形态和听美妙的韵律曲调，可以实现人对美的追求。因此，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通过韵律和曲调的形式，建立音乐教育的人，帮助人们改正坏的品格和达到对激情欲望的控制，以恢复人心原初的和谐状态。

从这些曲调中，他还设计了检查和治疗各种身心疾病的方法，其中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运用受神的启示而设计的曲调，很容易地改变并控制了弟子中出现的各种精神上的激情欲望。比如沉溺在痛苦和愤怒中的激情、遗憾和嫉妒、创伤的恐惧、各种形式的欲望和侵犯性、食欲不振，以及松弛懒惰和狂热等等，通过适合的音乐，就像通过精心调制的草药，他把这些受困扰的人，恢复为拥有和谐美德的人。

在史书中记载，毕达哥拉斯曾经通过，对着一个醉汉吹奏不同曲调的方式，制止了他的疯狂行为，恢复了他清醒的头脑。可见，毕达哥拉斯不仅把音乐作为塑造人格的重要手段，也把音乐做为治疗精神疾病的重要途径。

而在《理想国》的对话中，柏拉图也是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音乐教育所以比其他教育重要得多，因为节奏与乐调有着最强烈的力量，能够进入心灵的最深处。一个孩童从小受到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在他的心灵深处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尔雅；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恰恰相反。”

他说一个真正受过乐的教育的人，在他的心里会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表现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会有同一种的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他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心灵的统一作用，对于同道必然会气味相投、一见如故，就是我们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是对于浑身不和谐的人，他避之唯恐不及，而正确的爱就是对于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一种有节制的和谐的爱，他与纵情任性泾渭分明。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就是在于达到这种对美的爱。一个受过适当音乐教育的人，由于培养了和谐的美感，对于人工作品或者自然物的缺点也最为敏感，因而对于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能够像嫌弃恶臭那样不自觉的加以谴责，对于优美的东西则会非常赞赏，愿意感受并受到它的鼓舞，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

古希腊的这些思想家，都看到了音乐教育对于心性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孔老夫子也强调了对音乐的学习，比如说在《泰伯篇》中，他就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什么成于乐呢？因为礼乐对于平衡人的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以达到社会和谐秩序的目的至关重要，而礼乐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什么呢？在中国古人看来，是因为礼乐缘于天地自然的和谐与秩序。真正伟大的音乐，能够成功地模拟自然的和谐，只有这样的音乐才是有益的、可取的，所以古人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礼的制定，规定了明确的秩序和规则，而音乐的普遍流行在人们中间建立了一种平和的气氛，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和，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人也认为，音乐不仅反应了人的情绪、情感，也能塑造人的性格，这是因为以和为本质的音乐，能渗透到人的内心深处，这个和柏拉图的观点是基本一致。比如说在《礼记•乐记》中，就有这样一段阐述：人性原本是平和安静的，但是由于受到外界世界的影响就起了种种贪欲之心，当这些欲望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以及我们的决心被物质世界所扰乱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自我，而为自己的欲望所淹没。从这里就滋生了叛乱、违抗、狡黠、欺骗，以及普遍的不道德，因此才出现了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弱肉强食、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无所养的局面，这就是乱世的表现。

由于音乐缘于心灵的内在运动，因此也就能够渗透到心灵的深处。好的音乐，是那种能够引发人进行心灵内在反省的音乐，所以古人制礼作乐，并不是为了享受、为了纵情于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为了使我们具有正确的鉴赏能力，培养出正确的好恶之心，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乐记》上也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可以说和毕达哥拉斯一样，对孔子而言，音乐教育是改变和培养人的道德品质，维持社会和谐有序的秩序，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论坛上，有一位老师专门讲了一堂课，叫《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从中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音乐的教化力量。“云乎哉！”说的就是这个吗？礼说的就是玉帛吗？乐说的就是钟鼓吗？不是这个又是什么呢？在人的内心培养起和、敬的态度，这才是礼乐的根本，这种和、敬的态度一旦养成，行为自然就会表现出仁义礼智信。

所以柏拉图也曾认为，真实的正义是关乎人的内在的，是人心灵的理智、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形成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凡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指导这种和谐状态的知识是智慧，而把只起破坏这种状态作用的行为，称为不正义的行为，把指导不和谐状态的意见称为愚昧无知。一个人之所以不正义、不节制、怯懦或无知，正是缘于他心灵的混乱与迷失，这也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如此地重视音乐的教育。

在《汉书•礼乐志》上也这样论述到：用音乐来调理内心而使情志相同，用礼制来整治于外，就是整治于人的行为，而使尊卑有别，情志相同就会和睦亲爱，尊卑有别就会畏服恭敬，未尽的心意难以显现，就要通过飨、献、辞、受、登、降、跪、拜的礼节，来彰显和睦亲爱的喜悦之情难以名状，就要通过诗歌咏言、钟石管弦来显发，赞赏的是其中表达的敬意，而不是财物，因此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才是礼乐的根本。

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喊口号、贴标语不行，必需要真干，得干实在事，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于学者而言实干表现在哪呢？就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礼乐的精神有深入的理解，否则就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比如人家说这个礼乐都是吃人的礼教，礼都是吃人的，都是和人性不相符合的，你对它没有深入的了解，你也会人云亦云。大家认为流行歌曲都很好，但是你学了古代这个乐，对于人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就知道该流行什么音乐、该去学习什么音乐，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一段。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鄙夫”，“鄙”就是没有学问、无知识的人，所见不广，又没有品行，换一句话说，这个鄙夫就是学问道德都没有的人，他贪图名利、行为卑鄙。孔子先提疑问，“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可与事君”，“事”就是指可以出来侍奉君主、事奉元首做大官，“也与？”可以吗？可以出来替国家办事吗？读书是为了什么？我们要明白，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为社会办事，只要念过书的人都懂这个道理，不会办事就是书呆子。读书明理志在办事，只会做文章有什么用，要走上社会的人，都要问问自己，有德才吗？如果愿意为人民牺牲一切，又有才德，就可以出来兼济天下，利益天下的苍生，若只是有钱，或者出来做事只是为了钱，为了一己私利，那是误尽苍生。孔老夫子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然后解答，这种人不可以侍君。“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黄侃的注疏言：“凡鄙之人不可与之侍君。”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可与鄙夫共同事君，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王引之《经传释词》，他把“可与”的“与”字解释为以，并且做了证明，做了一些引证，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品行的人确实不可以干政治。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的注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比如说韩昌黎的：敢将衰朽惜残年。这个“敢”字就是不敢的意思。鄙夫未得到名位利禄，尚没有得到的时候，唯恐得不到，不择手段，以求能得到财色名利。“既得之，患失之”，得到了名位利禄，他又恐怕失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郑康成注：“无所不至者，言其邪魅，无所不为。”易得易失，终日是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这种人是鄙夫，这种患得患失的鄙夫，纯为贪图个人名利，未得到名利的时候，想尽方法一定要得到，只要有所得，不论来路明与不明，不论手段合不合义，他一概不管，甚至杀人、放火、奸盗、邪淫，只要有利，什么都可以干，既得，又想尽方法保持不失，这种人可以为国家办事吗？有意要从政的人，读了这一章，可以好好反省一下，患得患失，起心动念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怎么能够福国利民呢？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要见得思义、见利思义，看到获得利益现前的时候，首先想它符不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那是万万不能得的。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孔子厌恶紫色之夺朱色，厌恶郑声之乱雅乐，厌恶利口之人倾覆邦家。孔安国注：“ 朱，正色。紫，间色之好者。”朱色，就是五种正色，青、黄、赤、白、黑中的赤色，以黑加赤而为紫，名为间色，紫色中有赤色的成分，所以能乱朱色，又能给予人美好的感受，令人喜好， 这就是夺朱，以紫夺朱就是以邪夺正。郑声就是郑国的音乐，包注，包咸的注解说，“郑声，淫声之哀者，雅，是正也。”宫商角徵羽五声，什么时候用什么乐都有一定的规矩。雅乐，是先王的雅正之乐，中正和平，能调和性情。郑声淫哀，哀以思，容易感动人，不得性情之正，与雅乐相违。当时有很多人喜好郑声，不知雅乐，就是以淫乱雅。

我有一位博士生，写了一篇《柏拉图论音乐对心灵影响》的论文，在这个论文中，他就提出音乐它对于人的影响，在《傅雷谈音乐》中指出：音乐是刺激感官与情绪最剧烈的艺术，所以无论对于艺人还是观众，都应该格外讲求情感与理性的平衡，处处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节度，而不能流于狂抑。

在中国古代的《吕氏春秋》上，也讲了这样一段关于音乐的论述，它说：“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性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乱世的音乐，当演奏木质、革质的乐器的时候，声音就像打雷；演奏铜质、石质乐器的声音就像霹雳；演奏丝竹之类歌舞音乐，就像大嚷大叫。用这样的噪响，来惊骇人们的精神，振动人们的耳目，动摇放荡人们的性情倒是可以办到的，以此作为音乐来演奏，绝对不可能给人带来快乐，所以音乐越是奢华放纵，民众就越是受到了抑郁，国家越是混乱，君主的地位也越是卑微，这样也就失去了音乐本来的意义了。

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流行歌曲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德音雅乐，为什么呢？因为你听了这些音乐，没有让你心平气和生起喜悦，反而听得就像大嚷大叫、雷霆震怒，伤害了人的性情。本来一个人的心情很好，结果听了一段很忧伤的言情歌曲，让你的心情就变得很忧伤、很糟糕。为什么这些音乐对人的性情有伤害，但是很多人却愿意创作、也愿意流行这些音乐呢？为什么这些音乐还受到欢迎呢？

在柏拉图那里，他就解答了这个问题，柏拉图认为：人的心灵或灵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那就是理智、激情与欲望。理智部分用以认识真理，应当起领导的作用；激情部分也就是人们藉以发怒的那个东西，它如果不被坏教育所败坏的话，本性上是理智的天然辅助者，它服从并协助理智；欲望部分也就是心灵的无理性部分，用以感觉种种物欲的骚动，通过音乐等教育可以培养和加强理智，又使激情变得温和平稳而文明，这两者联合起来就能领导欲望，以免它因为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甚至不再恪守本分，并企图去控制那些它本不该控制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但是，最便于各种各样的艺术模仿的，就是人心中的无理性部分，而达观镇静的性格却不易模仿，纵然模仿出来，也不易欣赏，尤其是对那些拥到剧场里的嘈杂听众而言，为什么呢？因为所模仿的性情是他们所不熟悉的，从事模仿的诗人，这个诗人也包括了音乐家，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就不会费心去模仿人心中理性的部分，而会看中容易激动情感的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最便于模仿，最容易引起共鸣，如果模仿诗人们、音乐家们创作时所依据的心理不是理智部分，模仿的对象不是真理，就不能保证他们所造就出来的作品，是以健康和真理为目的的，而为它们所打动的往往是心灵的低劣部分。

柏拉图认为因为这个原因就可以得出：第一，诗人的作品就是音乐家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的价值；第二，它逢迎了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世界逢迎人心的无理性部分产生快感，使心灵失去应有的秩序与和谐。因为这些理由就应该拒绝诗人，也就是这些低劣的音乐家，进入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们挑动、培育和加强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而摧残了理性的部分。所以在柏拉图谈到音乐的教育时这样说：“过度的快感可以扰乱心志，它易与骄纵淫荡相融，倘若一种庸俗的、漫无法纪的革新，弥漫于艺人的队伍，他们如醉如颠，听从毫无节制的狂欢支配，还狂妄无知地说，音乐里没有真理，是好是坏，都只能凭听者的快感来判定。他们创造出一些淫靡的作品，又加上一些淫靡的歌词，这样，结果就会在群众中养成一种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习气，使他们自以为有能力去评判乐曲和歌的好坏，而一旦对音乐的普遍的妄想风行，自由就接踵而来，人们都自以为知道他们其实并不知道的东西，就不再会有什么恐惧，随着恐惧的消失，无耻也就跟着来了。柏拉图的这番阐述，对于生活在所谓的现代的音乐世界中的我们，无疑是一种警醒，他告诫我们音乐教育对于心灵的呵护是多么的重要。孔老夫子他走到一个地方，他没有问这个地方的政事办的如何，只是听一听这里流行什么音乐，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民风如何了，所以我们应该特别注重通过音乐教育来移风易俗，教导人们能够欣赏德音雅乐。

利口，就是口才锐利，无理能辩为有理，而且能取悦于人。《孔安国注》：“利口之人，多言少实。苟能说媚时君，倾覆国家。”口才锐利的人，说话说了很多，但是很少是实话，如果他能够取媚于当时的国君，就能够导致国家的倾覆，从前说话必需是言中信。

这几句话就是紫色夺朱色、郑声乱雅乐、利口覆邦家，都是因为开始时不依规矩、不辨事非，最后导致以邪夺正、以淫乱雅、以利口覆邦家。圣人恶紫、恶郑声、恶利口，都是教导人要严守规矩、防微杜渐。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子贡问孔子：“君子对人是否也有所厌恶？”这个恶就是憎恶、厌恶的意思。黄侃的《论语义疏》引江熙说“君子”是指称孔子。孔子答复子贡：“君子有恶。”以下就是孔子说他所憎恶的人，孔子厌恶什么人呢？“恶称人之恶者”。 做人之道要厚道，要隐恶扬善，称人之恶者，就是宣扬他人之恶的人，这与隐恶扬善相反，所以孔子恶之。

我们看现在的很多电视节目，也都是没有做到隐恶扬善，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去大肆宣扬，还认为自己很正义。其实中国人看问题，不仅仅看到他当时的影响，还要看到他的流弊，如果我们总是把过恶的事情到处去宣讲，流弊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电视，说有一个贪污了上亿的人被抓了起来，明天看到有一个贪污了上千万的人，后天看到了一个贪污了上百万的人，请问那个贪污了两万的人会怎么想呢？他想：天下乌鸦一般黑，现在升官就是为了发财，我贪污了两万，和这些人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我贪污的不够。他的廉耻心没有被提起来，还认为自己贪污的太少了。那一个廉洁有守的人会怎么想呢？他想：你看啊，现在当官的人没有不贪不占的，像我这样分文不取那都是异类了，在一般人看起来都不正常了，他呢也会随波逐流。

所以隐恶扬善，别人的恶我们不去说、不去宣扬，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如果他的过恶被公开了，他会想:反正我已经臭名昭著了，那就破罐子破摔吧！他就没有想改过向善的心了。别人做了小小的善事，我们都给他到处去宣扬，这个人一听到了就会受到鼓励，说你看我做的小小的善事都到处被表扬，那我应该尽力去做大的好事，他的善心就受到了鼓励。

“恶居下流而讪上者”，在阮元的《校勘记》上说：“汉石经无流字”。在汉朝的石经上，这句话没有流，也就是写的是“恶居下而讪上者。”“讪”就是毁谤，“居下讪上”就是下级毁谤上级，居在下位看到上级有过失，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劝谏他改正，如果三次劝谏都没有效果，就可以离去。如果不去劝谏而只在背后毁谤上级，这也是有失忠厚之心，所以君子恶之。

“恶勇而无礼者”，厌恶有勇而无礼的人。前面我们讲了，勇而无礼则乱，所以君子也憎恶这样的人。

“恶果敢而窒者”马融注，“窒”，窒塞也，果敢而不通事理，往往败事而又损人，所以可恶。

“曰：赐也，亦有恶乎？”孔子反问子贡，说：“赐，你也有所恶吗？”赐，是子贡的名。中国古人特别尊师，就是父母老师可以一生称他的名，除此之外，所有的人都要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恭敬。孔子反问子贡说：“赐，你也有所憎恶的吗？”下面都是子贡对答孔子的话：“恶徼以为知者”，这个“知”是同智慧的智，孔安国注，“徼”作抄字讲，意思就是抄袭他人之意以为己有，这种人可恶。所以我们写文章、讲课、引用别人的东西，都要讲明是引用谁谁谁的。又据刘宝楠《论语正义》这个“徼”，郑本作“绞”，也就是郑康成的注解，写作“绞”，绞急、急迫的意思，于事急迫，自炫其能以为有智，这种说法也可作参考。

“恶不孙以为勇者”，这个“孙”同谦逊的逊，就是憎恶那种以不谦逊为勇的人。

“恶讦以为直者”这个“讦”，包咸注，讦，谓攻发人之阴私，就是以揭发他人的阴私，当作自己率直，这个人可恶。

这一章有前后两段，前段四种人为孔子所憎恶，后段三种人为子贡所憎恶，学君子的人，可以以此作为修身之鉴，注意反省自己是不是在被憎恶之人的行列。

《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为士师，三黜。《说文解字》上解释这个“黜”，贬下也。柳下惠就是展禽，他做鲁国的典狱之官，无罪而三度被黜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有人问柳下惠说：“你还不可以离开鲁国吗？”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依邢昺疏说，焉作何字讲，枉作曲字讲。当时世间皆邪，柳下惠说自己用直道以事于人，何往而不三黜？如果自己以正直之道来事奉人，到哪里不是会被三次黜退呢？这就是说“苟以直道事人”，无论到哪一国都会再被三黜。若舍弃直道而曲以事人，以邪曲之道事人，则在楚国也不会被贬黜，何必离开父母所居的鲁国呢？

“直道事人而不枉，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这是柳下惠坚定不移的德行，所以柳下惠的妻子以惠作柳下的谥号。在《列女传•柳下惠妻篇》上记载：柳下惠处鲁，三黜而不去，忧民救乱。他的妻子劝他离开，他怎么说呢？他说：“油油之民将陷于害，吾能已乎？”广大的老百姓现在将要统统受这陷害，我难道可以不管吗？当他死的时候，门人要作一篇记述他生平事迹的诔文，表示哀祭，他的妻子认为最能了解他的德行，于是亲自写了这篇诔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也就是说，这个惠的谥号是他妻子给他的，根据《谥法》 什么叫惠呢？柔质慈民曰惠，或者爱民好与曰惠，好与就是好施与，他之所以被称为惠，恰恰是因为他有这些特质。

这就是我们所学的《论语治要》，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