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论语治要》，我们看《微子》。“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一章是周公训示他的儿子伯禽的话。孔安国注：鲁公，周公之子伯禽，封于鲁。周公很注重对儿子伯禽的教育，在《群书治要·说苑》上就记载，周成王把周公的儿子伯禽封在鲁地，伯禽即将告辞离去，周公就告诫他这样几句话：“子其无以鲁国骄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不轻矣，然常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意思是说，你去了之后，不要仗持自己是鲁国国君，而对士人傲慢。我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当今成王的叔父，又辅佐天子，我的地位在天下来说，也不算轻了。但是，我还曾经在洗头的时候，几次握着头发去见宾客，在吃饭的时候，几次吐出口中的食物去见客，就是这样还恐怕漏掉天下的贤士。

“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道德品行宽广博大却又坚持恭谨的人，才会荣耀；土地广阔富饶却又坚持节俭的人，才会安乐；俸禄多、爵位高却又坚持谦卑的人，才会尊贵；兵源众多、武器精良，却保持戒慎的人，才会获胜；聪明机智，却又保持愚拙姿态的人，才会受益；博闻强记，却又保持浅陋态度的人，才会更加广博。这六种操守，都是谦虚的美德。

“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谦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品德不谦逊的，失去天下败亡自身，桀纣就是这样的人，能不谨慎吗？所以《易经》上说，有一种处世之道，大能保住天下，中能保住国家，小能保住自身，说的就是谦逊。

“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天道，是减损自满者而增益谦逊者，地道是改变自满者而流向谦逊者，鬼神是伤害自满者而保佑谦逊者，人道是厌恶自满者而喜欢谦逊者。《易经》 上说，谦卦亨通，君子有好结果，吉祥。你一定不能倚仗拥有鲁国就傲慢地对待士人。这个就是伯禽要去鲁国，在走之前他的父亲周公给他的教诲。

在这一章，周公也教育鲁公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君子不施其亲”，这个意思就是说，君子不疏远他的亲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说：“施、弛二字古多通用，此文，‘不施’即‘不弛’假借。郑注《坊记》云：弛，弃忘也，以训此文最当。”意思是说，这个“施”和“弛”是通假字，这个“施”就是“弛”的意思，这个弛是什么意思呢？根据郑康成的注解，这个“弛”，就是弃忘的意思，也就是呢，君子不遗弃、不忘记、不疏远他的亲族。“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国注，“以”，用也，怨不见听用。所以，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呢，就是不使大臣抱怨不获所用、不被重用。“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黄侃在《论语义疏》上说：“大故，谓恶逆也。朋友之道，若无大恶逆之事，则不得相遗弃也。”也就是说，老朋友如果没有大的恶逆，重大的罪过，就不要遗弃他。在前面《论语》上也说：“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这个“偷”就是薄的意思。不遗忘老朋友，这个民风就不会薄，就会淳厚。“无求备于一人”，不要对任何一个人求全责备，人的才能有限，用人办事要取其专长，不得要求他事事皆能。

像在《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说：“凡用人者，不求备于一人，桓公之于宁戚也，知之矣。”凡是君主用人、领导用人，对任何人都不能够求全责备。齐桓公和宁戚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宁戚想去侍奉齐桓公，但是他穷困潦倒，没有办法举荐自己。于是，他就为那些流动做生意的人驾车，到了齐国，晚上住在城门之外。这时候，齐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晚上开了城门，让赶车的人回避，宁戚正好在牛车下喂牛，他看到了齐桓公，就赶紧敲击牛角，唱起了凄厉的商歌。齐桓公听到了歌声就说，这个唱歌的人可不是一个平凡之人，于是，就命令后面的车把宁戚载进城去。齐桓公返回国内，宁戚就来求见，劝说他要统一整个国家，第二天宁戚又来求见，劝说他要称霸天下。齐桓公听了他的进谏，非常地高兴，就想任命他做官，并委以重任，但是群臣有不同意见，有人说，这个人是魏国人，魏国离齐国也不远，不如派人去打听一下，如果他确实是一个贤才，再任用也不迟。齐桓公说，你说得不对，如果你去打听他，恐怕他有一些小的过恶，因为他有小的过恶，就忘记了他大的好处，这是君主所以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而且人本来就难以用尺度去衡量，他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只要用他最擅长的地方就可以了。所以齐桓公没有派人去打听宁戚的为人，而是对他委以重任，授之为卿，正是因为他这一举动非常的得当，得到了贤士，所以能够称霸天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是圣贤人，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小的过失、缺点，或不足，如果希望人没有任何瑕疵那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任人不能够求全责备。

《群书治要·文子》上，记载这样一句话：“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道也。”现在的君主评论臣子的时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劳和贡献，而在他细小的行为上做文章，挑剔他小的不善、小的错误，这是失去贤士的原因。“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故。”一个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行为的小节上做文章，人有很大的声誉，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在这个世间上是很难找到一个，十全十美、一点儿错误不犯的人。《文子》上又记载，说：“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从历史上看，自古至今，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德行无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责备于任何一个人。后面呢还做了两个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碧玉，也不是没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没有污点的，但是天下的人仍然认为，它们是最宝贵的东西，不以小小的瑕疵，来妨碍它的大美。“今志人之短，而忘人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现在的人只记得别人的短处，而忘记他人的长处，还想在天下求得贤才，这是难上加难呀。所以，任人当求其大节不亏，而宽容他的小小的瑕疵，这就是不求全责备的展开。

《子张》，“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有过，必然文饰，就是以不实的言辞，掩饰他的过失。相对的意思，就是君子不文过，而勇于改过。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并不是说君子不会犯过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他能够认识自己的过失，承认自己的过失，改正自己的过失。而小人却文过饰非，徒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而已。韩子说，《韩非子》上说：“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是荣是辱都在于自己，都是自作自受，而不在于别人。小人不知修身，成贤成圣，都是自己之事，与他人无关，不懂得为自己负责，所以做错事之后，还想方设法地找借口为自己开脱。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夏认为，君子使民事君，都要以信为先。君子在位的时候，先要取得民众的信赖，然后才能劳役民众，如果没有取得民众的信赖，民众就会认为你在虐待他们。君子若是在臣的地位时，要先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够去劝谏君主，如果没有得到君主的信任就劝谏他，君主会以为你在毁谤他，这也都是人情世故。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时候，父母可以责备儿女，老师可以责备学生，为什么老师可以责怪学生，老师对学生很严厉呢？因为彼此有信任，所以即使老师对学生百般刁难，这个学生也知道老师是为了成就自己，而心存感恩。如果彼此没有信任，你就会认为，他是在找你茬在虐待你，而心生怨恨。

所以古人要得到一善知识，不惜行脚万里，什么叫行脚万里，古代没有舟船，没有交通工具，他要去参访一个善知识，就会赤脚走路，要走千里万里去参访这个善知识。什么是善知识呢？古代认为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呢？就是必须使这个学者克服习气，突破极限，然后能够面对一切境缘如如不动，所以想方设法的凌辱虐待，目的是什么呢？是使他忍人之所不能忍，才能成人之所不能成，这就是善知识。所以古人说，“严师出高徒。”孟子也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你看要成才，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呢！要经过一番磨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以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人随随便便成功。所以纵使老师想尽了方法，设置了各种使他感觉到屈辱虐待的手段，他都是心存感激。纵使对方真的是心存虐待，但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就这个修行的学生而言，无论老师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我都是以感恩之心来对待，就会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成就的是自己的道德学问，也会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而身心安定。

所以古代的时候，老师教导学生是不遗余力，但是在现代这个社会，因为学生对老师没有这个信任了，稍微对他严厉一点，他就心怀怨恨，所以现在的老师也不愿意和人结怨，别人做错事，也不能够去严厉地指正了。这个“厉己”的“己”字，是民众自指，“谤己”的“己”字，是君主自指，这一句就学到这里。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包咸注，“阳肤，曾子弟子，士师，典狱官。”也就是阳肤是曾子的弟子，士师就是典狱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负责司法，也就是今天的法官，监狱长、警察之类。《黄疏》就是黄侃的著疏，“孟氏，鲁下卿也”孟氏是鲁国的一位下卿。孟氏使曾子的弟子阳肤为典狱官，阳肤请示曾子，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已失其为政之道，民心离散已久，你若获得人民犯罪的情实，则需为犯人哀伤，要怜悯犯人，不能因得实情而喜。我们可以看出，曾子的这一番话，出于一片仁心，最为可贵。古代的人，认为人和他人是一体的，所以他有同情心，确实是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看到这个犯人犯罪，他也是发自内心的表示哀伤。我们现在的人，受西方的观念影响，人和他人是对立的，所以我们抓到了犯人，犯人和警察是对立的关系，怎么样呢？是能够以得到实情破案立功为喜事，能够以受到嘉奖为荣誉，但是，不能够对犯罪的人生起哀矜之心、同情之心，而帮助他、救助他的心。如果做司法的，从事司法事业的人，都能够效仿曾子的这番存心，社会风气就会蔚为改变，社会和谐也可以达到了。

在《孔子家语》上，就记载着孔子，在担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有一家父子两人互相控告，他就将两个人关进同一个牢房，三个月之后，还是没有判决。后来做父亲的就请求撤诉，于是，孔子就释放了这对父子。季孙听了这件事就很不高兴，对孔子说：“司寇，你欺骗了我，你以前告诉过我，治理国家的人，必须把孝放在第一位。那么现在斩杀一个不孝之子，用以教育百姓尽孝，不是很好的吗？可是你却赦免了这个不孝之人，这是为什么呢？”孔夫子很感叹地说：“身居上位，而不懂得教化和引导百姓，却要滥杀百姓，这是不合情理的。不用孝道去教育和引导百姓，却要用孝道的规范来判决官司，这是杀害无辜。全军大败，不可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能实施惩罚。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位的没有进行教育，罪责不在百姓身上，法令松懈而诛杀甚严，这是残害；随意征收赋税，这是暴政；不教化百姓却苛求其守礼守法，这是虐害。

政事如果没有了这三种情况，刑罚便可以施用了，要先宣讲道德规范并以身作则，如果还不行，就敬重贤者来鼓励众人，若还不行，就废弃罢黜，不能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来使其惧怕。如果这些都做了，百姓就会遵纪守法了。要是还有奸邪之徒顽固不化，就用刑罚来对待他们，于是民众就都知道，这个人为什么犯罪了，这样就不必用威严来警告他们了，刑法也可以搁置不用了。当今的社会却并不是这样，教化混乱，刑罚繁多，使民众感到迷惑而容易陷入犯罪，又从而受到制裁，所以刑罚越来越多，而盗贼却屡除不尽，社会风气地衰败已经很久了，虽有刑法，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这个案例，孔老夫子对父子两个人的处理，也就显出了他的仁德之心，他不希望父子相互争讼，而是希望父子有亲，这个自然的亲情能够保持。

孔子的弟子季羔在卫国作狱官的时候，有一次就对一个罪犯，实施了断脚的刑罚，古人被称为刖足。不久卫国发生暴乱，季羔就往城外逃跑，结果正好碰到那个被他砍断双脚的人在把守城门。那个人对季羔说，“城墙那有一个缺口。”季羔说，“君子不翻墙。”那个人又说，“那里有一个洞可以藏身。”季羔说，“君子不从洞里往外爬。”结果那个人又说，“这里有一个屋子可以躲避。”季羔就进到屋子里了。等到追兵走了之后，季羔要离去时，对受了断脚刑罚的人说，“我不能破坏君王的法律，就亲自执行刑罚砍断了您的脚，今天我在灾难中，这正是您报仇的时候，可是您却帮助我躲避，为什么呢？”那位被砍断脚的人说，“砍断脚本来就是我犯了罪应该受地惩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先前先生按法律对我治罪的时候，是先处置别人，而后处置我，是想免除对我的处罚，这我知道，法庭判定罪名，将要判处刑罚的时候，先生心里很不高兴，都显现在脸色表情上了，这我也看出来了，先生难道是偏爱我吗？上天降生有德行的人，他们办事本来拥有这样的德行，这就是我之所以喜爱先生，并帮您逃脱的原因。”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就赞叹说，“太好了！作为官员执法都是一样的，但是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心里想着仁爱、宽恕，就会树立美德，但是施予严酷残暴，就会招致仇恨。公正执法、心存仁爱，大概就是季羔这种人吧！”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孔子和他的弟子，在执刑的时候，判处罪人刑罚的时候，其实都是心存仁爱之心，而不是因为得到了犯罪的情实，而沾沾自喜，并且去邀功请赏。

“子贡曰：纣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殷纣王是殷王帝乙的儿子，名辛，字受，他暴虐无道，最后被周武王所讨伐，而丧失了天下。纣是他的谥号。《邢昺疏》说，“谥法，残义损善曰纣。”他之所以被谥号为纣，就是因为他残义损善，残义损善曰纣。孔安国注，“纣为不善，以丧天下，后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恶归之于纣。”子贡以为，纣王的罪恶不应该如此之甚，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君子居于下流之后，就像纣王那样承受天下所归的罪恶，所以君子厌恶居于下流。根据黄侃和邢昺的疏，下流就是有了恶行而处在人下之意，这就像地形卑下，则为众流所归，君子为善不为恶，就是因为恶居下流之故。子贡这句话呢，目的也是劝人，以纣为借鉴而不要去作恶，否则呢，天下之恶皆归到自己的身上。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之食就是日食月食，《皇侃疏》这个食作蚀，腐蚀的蚀，侵蚀的蚀，食和蚀两个字通用。日食，是日光被月球遮蔽的现象，月食是日光被地球遮蔽，使它的光不能反射到月球的现象。君子的过失，犹如日月食。“过也，人皆见之”，君子有过失的时候，就像日月食那样，人人都看得见。“更也，人皆仰之”，君子有过能改，改时像日食月食后，重现光明那样，人人都仰望他。君子不掩饰过失，因为他勇于改过，所以子贡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尧曰篇》，“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治要》，都是从《论语》上节选出来，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精要，所以这一段也有部分地删节。

这一句话可以分成三节，第一节，“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是汤伐桀告天之辞，《尔雅•释诂》，“朕，我也。”郭璞注，“古者贵贱皆自称朕，至秦世始为天子尊称。”意思是说在古代的时候，无论是贵是贱，都可以自称为朕，到了秦朝的时候，秦始皇的时候才成为天子的尊称。汤说我本身有罪，请天帝不要牵连万方之民，万方之民有罪，他的罪责由我来承担。这是汤王给我们表演了一个“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地表率。“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也是天下大治世界和谐的根源，为什么呢？因为境随心转，我们的环境人际关系，都是由我的心来转变的。所以作为国君，他能够有这样的态度，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才兴起了自责之风，人人都反省自己，结果就是各自责天清地宁。如果大家遇到事情互相指责，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挑剔互相抱怨，那就是各相责天翻地覆。

第二节，“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是周武王伐纣誓众之辞。“虽有周亲，不如仁人”，这是《尚书•泰誓篇》中的两句话，大意是说，虽有周家最亲的人，但若不善则被罪黜，就像孔安国注《论语》这两句话的时候说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虽然是自己的亲人，但是他不贤德，没有才能，还想叛逆，也会诛伐他，比如说管蔡就是这个例子。这个管叔，管蔡，他本来是武王的弟弟，但是他们两个人不贤不忠，后来还起来反叛，结果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周公平定了叛乱，结果这个管叔被诛杀，蔡叔被流放。虽非周家之亲，然而他是仁者，亦必重用他，虽然不是周家的亲属，但如果他是仁德之人，也一定要重用。

后边孔安国注，“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箕子和微子都是原来商朝的大臣，商纣王的臣子。箕子是纣王的叔父，后来看到纣王残暴无道，最后就离开了，据说是逃到了朝鲜半岛的北部，被那里的人推举为国君。所以箕子可以说是朝鲜的始祖，后来周武王建立了周朝，他就把这块地封给了箕子，所以他是仁人，也任用他。微子是纣王的庶兄，是纣王的兄长，他看到纣王残暴无道也离开了，后来周武王平定天下之后，他自己绑着自己来投靠周武王。周武王伐纣，后来管蔡叛乱，周公平定叛乱之后，周武王的儿子成王，就把微子封做宋国的国君，而且让他继承商朝的祭祀，因为他属于殷商的后代，这个也是归附了周王就任用他。“百姓有过在予一人。”邢昺的疏认为，百姓是天下众民，武王说我若不敎百姓，使有罪过，当归罪在我一人。因为中国古代的圣主，都认为自己应该承担着君亲师的责任，不仅仅只是管理领导百姓，而且要像父母亲人那样关爱百姓。除此之外还不够，还要当他们的老师，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教导他们五伦八德，所以百姓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犯罪，这个罪过是在君主的身上。

第三节，    第三节，也就是自“谨权量”至“公则说”，这是总说二帝三王所行之政，二帝三王就是尧、舜，还有禹，尧舜禹汤还有武王。这一节都认为是孔子所说的话。雪公在《论语讲要》上，就引《汉书•律历志》和，《公羊传》昭公三十二年，何休的注解作为证明“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这个“权”就是秤的意思，“量”就是斗斛，“秤”就是称物的器皿，以秤称物而知轻重。斗与斛，都是量物之器，以斗斛量物而知多少。谨权量，就是谨慎齐一度量衡之制，使民间贸易公平；审法度，就是审察车服旌旗的礼仪制度，使贵贱有别，各有秩序而不乱；修废官，就是使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尽职。能够做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则四方之政便能顺利地施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兴起已灭的诸侯之国，这个国是诸侯国，为已绝祀的贤卿大夫立后，举用隐居的才行超逸之民，如此天下的民心自然来归。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上解释，“灭”就是绝的意思，而《公羊传•僖公五年》认为“灭”就是亡国之善辞也，就是对灭亡的国家一个好的说法。国就是诸侯国，士就是指卿大夫。所重民食丧祭，帝王所重视的是民食丧祭这四者。孔安国注，“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这个注解注解得很好，说人民是帝王为政的根本，重视民食是为了养民，重视丧礼与祭祀是敎民以德，都是以民为本，丧礼和祭祀都是教导人有恭敬之心，有知恩报恩之心，所以目的还是教民。“宽则得众”。《论语》原文还有一句“信则民任焉”，在《治要》里把这一句给删掉了，“敏则有功，公则说”，宽厚待人则得众人归附，办事敏捷则有事功，所以办事不能拖拖拉拉，这样会一事无成，没有效率，为政公平则民心悦服。孔安国注，“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传以示后世”以上所记载的，都是二帝三王，所以能够治理国家的根本，所以记下来传给后世。二帝就是尧舜，三王就是禹王、汤王和武王，他们的治国理念都是和盘托出，我们能够按照这一个来学习，也能够把国家或者企业、单位治理好。

“子张问政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这段比较长。子张问孔子，怎样才可以从事政治。孔子说，要尊崇五种美事，屏除四种恶事，这样就可以从政了。

子张问，何谓五美。孔子说，君子为政，要惠民而不耗费财力，劳民而不招民怨，有欲而非自私之贪，心中安泰而不骄傲，有威仪而不凶猛。子张问何谓惠而不费，其实就是何谓五美？孔子就逐条解释五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王肃注，“利民在政，无费于财。”为政者，要以适当的政策来利民，民之所利不同，就要根据他不同的利益，制定不同的政策，付诸实施。比如根据农民所利，就要有利于农民的政策；根据工商之民的利益，就要制定有利于工商之民的政策；以这些利民的政策，来辅助各地各业人民，使他们都能够安居乐业，这就是惠而不费。“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邢昺的注疏，以《学而篇》孔子的话来解释，“使民以时则又谁怨恨哉？”为政者要推行公共建设，比如说修治沟洫，或者建筑道路桥梁等等，都需民间劳力，但需要在农闲的时间，民闲才可以出劳力，这样劳动人民，又有谁会抱怨呢。“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之欲是欲行仁政，他也有欲，但是他的欲和一般人的欲不一样，他是要推行仁政，你想推行仁政就能得仁，这个欲就不是贪，皇侃的《论语义疏》上说，“欲仁义者为廉，欲财色者为贪，言人君当欲于仁义，使仁义事显，不为欲财色之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也。”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当君主的人，如果是以仁义为欲，这个就是被称为廉，欲财色才被称为是贪，如果仁君欲于仁义而不欲财色之贪，这就是欲仁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孔安国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待人接物虚心平等，所待之人无论多数少数，也不论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一律恭敬，这就是泰而不骄。“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端正他的衣冠，自己对自己的瞻视仪容非常重视，令人望之俨然而敬畏，这就是威而不猛。如果一个人出门都不洗漱，衣服脏兮兮的，帽子戴得歪着，鞋带也不系，这让人一看就觉得，这个人连自己都管理不好，对他会生起轻视之心，也不会让人望之俨然而敬畏。所以让人尊重，必须首先自己尊重自己，自己把自己的衣冠都穿戴整齐，说话办事进退都有度，才会让人生起恭敬之心。

子张知道了五美是什么意思，再问何谓四恶，孔子为子张解释，“不敎而杀谓之虐”，为政不先敎民，没有教导人们伦理道德因果，结果人们不知道自己在伦理关系中的责任和本分，就犯了罪，犯了罪就杀掉，这叫虐政。“不戒视成谓之暴。”马融注，“不宿戒而责，目前成为视成。”宿戒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为政不在事先一再地告诫，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这就是暴政。“慢令致期谓之贼，”政令发布很慢，但是限期完成却是紧急而刻不容缓，这是贼害人民。“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孔安国注，“谓财物俱当与人，而吝啬于出纳，惜难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就是财与物都是应当给予别人的，但是却非常得吝啬，给予的时候，还非常得悭吝不舍，这是有司的责任。有司就是小的官吏，比如说看管仓库的官员，人要拿什么东西，他要记得清清楚楚很负责，这是他的责任所在。但是作为国君，就不能够这样做了，做国君要很大器，不能像这样管理仓库的小官，非常得吝啬，特别是对于贤才，要非常地珍惜，而且要给他们安定身心地供养，让他们能够安下心来做事。

这就是我们所学的《论语治要》，今天我们就把《论语治要》讲圆满了，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判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