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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论语治要》第17集

刘余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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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论语治要》第17集
2013-06-30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论语治要·为政》第二篇。我们看这一句,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个是讲鲁国的国君鲁哀公,来向孔子请教,说怎么样做才能够让人民对国君信服,心服口服,拥戴国君?那么哀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因为在当时的鲁国,长期以来都是由三家执政。三家大夫就是孟孙氏、季孙氏、叔孙氏。三家大夫把持朝政,鲁国的国君实际上是名存实亡。那么在这个时候,鲁哀公很不得意,所以向孔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孔子的回答讲的是举错之道。这个举错之道,“举直错诸枉”有两种解法。第一种,东汉包咸的注解,他说:“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也就是说,要举荐正直之人,并且任用他;而舍置邪枉自私之人,人民都会受到利益,所以才会心悦诚服来拥戴国君。如果相反,举用的都是邪曲不正之人,自私自利之人,而舍置了正直之人,人民就会受到其害,那么人民就不会服气。这个是一般的讲法。这个讲法就是告诉我们,要举用正直之人,而不能够用这个自私自利的、邪曲不正的人。这个就是彻底把这个邪曲不正的人给废置不用了。这是第一种讲法。

另外一种讲法呢,这个错诸的“诸”字,是“之于”二字的合音字,就是诸,意思就是“之于”意思。比如我们说反求诸己,就是反之于自己的意思。那么,错诸,就是“放置在”。在这一句话中“举直错诸枉”,就是把正直之人举荐出来,放置在邪曲不正的人之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仍然用邪曲不正的小人,但是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由君子人来控制他,来引导他。那么这样的话,他才不会对百姓造成大的伤害。那么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中,他认为:“举直者,而置之于枉者之上,民所以服。”他认为就把这个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曲不正的、自私自利的人之上,那么这个时候,人民仍然还是心悦诚服的。如果相反,把邪曲不正的人举荐出来,放在了正直的人之上,那么人民就不会服气。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仍然要用小人,就要把他放置在君子人之下。那么这样的话,他受制于在上的君子,不能够随意地作恶,人民也不会受到他的伤害。这个时候,人民也是会心悦诚服的。在《论语讲要》上,李炳南老居士,他认为这一种讲法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种讲法,和孔老夫子所提出的“尊贤容众”这个意义相合。我们知道要尊敬推崇贤德的人,但是对于小人也不能够完全地舍弃,还应该去教导他、引导他。

在《论语·颜渊》上,有樊迟来问孔老夫子,什么是仁,什么是智?我们把这一章,这一段合起来参看,就更加明了,后一种意义更加地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来请教孔老夫子什么是仁,孔老夫子回答了两个字,就是爱人。爱什么人呢?当然是爱一切人。即使是小人,邪曲不正的人,也包括在其中。当然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要引导他、教育他,也要放置在正人君子之下。“问智”,就是问什么是智呢?孔老夫子也回答了两个字:“知人”。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樊迟未达”,樊迟没有明了孔老夫子的这个意思。孔老夫子就进一步解释,他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如果你能把正人君子、正直之人、公正之人举荐出来,放置在小人之上,使这个小人受制于君子,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受到君子的教导和影响,潜移默化地也逐渐变成了君子。这个就叫:“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所以这告诉我们小人也不能够完全舍弃不用。那么只要把他放在君子人之下,受到君子人的教诲和引导,仍然可以教得好。

所以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所以,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何在呢?君子和小人的最大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是受了圣贤教诲的人,而另一个没有受到良好的圣贤教诲的熏陶,而受到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久而久之,把自己的本性本善给蒙蔽了。所以孟子也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就是我们做学问,提高自己的修养、德行的方法和途径,其实没有什么奥妙的,只是把自己放逸的心,或者说是丢失了良心给它找回来罢了。正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要有这种信心。之所以要“举直错诸枉”,这个意义很重大,就是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人他的德行像风一样,一般的小人——在下位的人,他的德行像草一样,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确实,历史的实践经验都证明,上行则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所以举直就是把那个正直的、公正的人举荐出来做领导,这个是能够使这个国家治理得好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在我们现代社会,引导着国家社会走向的,不仅仅是从政的领导者,而且也包括了各种媒体的领导者。像现在特别是网络、网际、电视、媒体非常地发达,如果我们的导演、制片人、记者、包括主持人,全都是正人君子,都是正直之人,那么他们播放的内容都是什么呢?都是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那么大众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好的影响,这个社会风气就会正。相反,如果这些导演、制片人、主持人、记者都是唯利是图,他做不做这个节目,都是以收视率的高低为标准,以能够获得多少的财富为标准,那很可能就把那些暴力、色情的内容都搬上了屏幕。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社会风气也就变得乌烟瘴气了。所以有人说,决定着现代社会道德风气的,还有它的前途命运的,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国家的领导者,另一种就是媒体的工作者。那么这个媒体的工作者,特别应该选用那些公正无私的人,这样才能够使社会走向正路。

那么直的标准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上是正直之人呢?第一,就是孝廉之人。我们看在《论语》上,记载着这样一句话:叶公来对孔子说,他说,在我们乡里有一个直人,这个直人叫躬,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这个偷人家的羊并不是主动去偷,就是别人家的羊跑到他们家来了,他顺便就获取了、占有了,那么他作为儿子就去证明他(父亲)盗了人家的羊。那么叶公认为,这个儿子是一个直人。但是孔老夫子听了之后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乡里的直人与此不同。为什么不同呢?他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就在这父子互为隐瞒之中了。所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那么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证明父亲攘羊,这个事情看起来是正直的事,但是他违背了人伦、天理。因为父子有亲,这是一个人之常情,父子之伦也被称为天伦。那么仁爱之心从哪里培养起来呢?仁爱之心就是从对父母的孝培养起来的。所以孔老夫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那么,他去证明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这个事情虽然看起来是正直的,但是却违背了天伦之理,所以其中有诈,实在是不可取。那么父子互相隐瞒,出于天然,出于父子的天伦,父子有亲。那么事虽看起来是不正直的,但是它的理是非常直的。所以孔子说,直在其中矣。在古代的时候,认为父子天性,它是天然有亲。顺着这种天然之亲去教导人,这个人才能够教导好,这才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中国古人判断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合法,而是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那就是合情、合理、合法。这件事不仅仅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还要符合天理,符合人情,让人接受起来,才好接受。而且这个法,它的背后的精神,也是人伦之道。也就是说你这个法律制裁或者是你设立,都应该以帮助人们达到父子有亲为目的,不能够引导人们去争讼。像在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像儿女去揪斗父母,学生去批斗老师。这个时候,父子之间无亲,不仅无亲,还反目成仇。那么它的遗毒是什么呢?它的遗毒就是一直到今天,经过文革的人,对他们最亲近的儿女,都不能够完全信任,都是有所保留。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个时代,刚刚经历过的,我们最亲近的人、最可以信任的人,都可以把我们送上批斗台。那么请问在这一个世界上,还有谁值得真正的信任呢?所以这个直呢,其中它是以孝为前提的。如果父子不相隐讳,就会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正直它也是以孝为前提。当然并不是说父亲做这个事,儿子就可以去怂恿他、包庇他,而是说父亲做这件事虽然错了,儿子有可以劝谏的义务,但是去揭发他,指证他的那个人,不应该是儿子,因为这有损父子之亲。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孝是直的一个前提。

我们刚才讲孝、廉,这个廉呢,就是指廉正——刚直不阿。这个也是直的一种表现。比如说在《后汉书》上,记载着祭遵的故事。这个祭遵曾经追随汉光武帝,去出征黄河以北,而且被任为军市令(老师所讲为“市中令,查无此官位,是否口误?),他执法严明,不畏权贵。当时汉光武帝的族中一个小儿犯了法,结果就被他严明执法,依法处死。这件事被汉光武帝知道之后,就非常地生气,就要把这个祭遵收监。当时的主簿叫陈副,他就来劝谏了。他说,您一直想让军法严明,而现在祭遵执法不避权贵,就是使军令严明,能够使这个法律实行得好。那么这个光武帝也很难得,就听了陈副的劝谏,不仅没有治他的罪,把他赦免了,反而把他任为“刺奸将军”。他经常这样地告诫祭遵手下的将领,他说祭遵这个人执法严明,我们族中的小儿犯了法,他尚能够依法处置,不加包庇,更不会包庇你们这些将军,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祭遵过世之后,汉光武帝非常地痛心,经常看到他的车马还痛哭流涕。还经常说,上哪里再找到像祭遵这样忠直之人呢?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古代的这些皇帝他也非常难得,他懂得任用这种刚直不阿的人,才能够使法律严明,才能够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我们现在社会有很多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权有势的人犯了罪,他可以通过行贿受贿的手段,使这个人免于惩罚。那么这个时候,法律的尊严就受到了破坏。还有一种直叫忠直,也就是犯颜直谏的人,这样的人被称为直。在《群书治要·新序》上,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说一个国家,这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他重视自己的俸禄,所以不会极力的劝谏。这个君主身边的近臣又畏罪,不敢犯颜直谏,那么下面的民情不能够通达到国君那里,这是一个国家最大的祸患。在《吕氏春秋》上也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贤明的君主最贵重的,最看重的是什么呢?不是金银财富、土地等等,最看重的是贤士,贤德的人才。那么为什么要看重这些贤德的人才呢?因为他们能够犯颜直谏。他看到国家有问题了,这个团队有问题了,他能够及时地纠正,向领导者能够通报。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使下情上达。

我们看,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史鱼尸谏”的故事。史鱼他是卫灵公的一个臣子,当时的蘧伯玉很贤德,但是卫灵公却不任用他,而弥子瑕这个人很不贤德,无德无才,但是却得到了重用。史鱼这个人多次向国君劝谏,但是卫灵公都没有听。最后史鱼死了,在他死之前,就对他的儿子说,他说:“我身为国家的大臣,在位的时候不能够奉劝国君能够进荐贤德之人,罢黜不贤德之人,这是我作为臣子没有尽忠职守,那么我死后也不能够用正常的礼仪去安葬了,把我的尸体放在窗户之下就足够了。”他的儿子很听话,就依照他父亲的指示,把这个尸体放在了窗户之下。卫灵公来吊唁,结果看到这个现象,就很惊愕。就问,说:“为什么要把尸体放在窗户之下呢?”史鱼的儿子就把他父亲说的这一番话向卫灵公说了。卫灵公听了之后,惊慌失措,然后就说:“这是我的过失啊!”然后就命令这些人,按着正常的礼仪安葬了史鱼,并且接受了他的劝谏,晋用了蘧伯玉,把他举荐出来做官,而且很重用。罢退了弥子瑕,而且疏远了他。孔老夫子听到了这一件事,他怎么的说呢?他说:“古代的那些犯颜直谏的人,到死的时候,也就终止了。没有像史鱼这样,死了之后,还以他的尸体来劝谏他的国君。他的忠直感动了他的君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古代的这些忠直之人,他是不顾惜自己的利益,不顾惜自己的生命,那都要去劝谏君主的过失。那么这个是忠直的一种表现。

我们再看《汉书》中,也有一个直谏君主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周昌。这个周昌呢,他是沛县的人,和汉高祖是同乡。当时他任御史大夫,为人坚韧而有毅力,敢于直言。就是像萧何、曹参等等这样的人,都在这方面比不上他。有一次,周昌在汉高祖休息的时候,来进宫禀报事情。结果这个时候皇帝正在搂抱着戚夫人,周昌看了之后,转身就跑,汉高祖就追上去,把他抓住,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呀?”周昌就昂着头说:“陛下是像桀纣一样的君主。”高祖就笑了,但是从此以后更加地畏惧周昌。到了高帝,想要废掉太子的时候,这些群臣都来劝谏,但是汉高祖都有没听从。这个周昌在朝堂上争辩得最厉害。汉高祖就问他,不能够废掉太子的原因。这个周昌本来有口吃的毛病,又在盛怒之下,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嘴上说不出来,可是我心里知道这不行。陛下要废掉太子,臣肯定肯定是不能听从命令的。”所以这个故事称为“周昌期期敢直言”。他的这个表现让高祖欣然而笑,这个太子的地位也得以稳固了。你看古代的大臣,他能够怎么样啊?他能够把实情告诉给皇帝,而且皇帝做错事的时候,他不惜自己的生命,还要劝阻皇帝做错的事。这个就是忠直之人。

还有一种直就是正直,怎么样才能做到正呢?只有学道才能够做到正。所以在《吕氏春秋》上就说,古代的这些君主,都希望有忠臣,当父亲的都希望有孝子,作为臣子的都希望能够得到高官厚禄,但是往往人们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也就是说,国君得不到忠臣,父亲得不到孝子,而臣子也得不到高官厚禄,甚至可能在半途而废、锒铛入狱。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知礼义。不知礼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人教他们。没有人教他们,所以才导致了不知礼义。所以中国古人对于那些讲道之人,特别地尊崇,尊师才能够重道。所以对这些讲道德的人,就特别地重视。

在《尸子》上,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它说如果你们家的房屋着火了,有人帮你把火给扑灭,你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对他们感恩戴德。但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人、有经验的人很早就提醒你了,要把这个烟囱做得弯曲一点,把这个柴火从灶旁给移开,把这个墙的缝隙给涂好,如果你这样做了,你终生都没有失火之患。但是你听起来就像耳旁风一样,觉得这个人真唠叨、真烦,没有把他当成一回事。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入了监狱,被关进监狱了,有人能够想方设法地,使他免于牢狱之灾。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人被关进了监狱了,如果有人能托关系、走后门,想方设法地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那么他们家三族的人,都会对他感恩戴德。为什么呢?因为他出来之后,能够孝敬父母,能够照顾妻子,还能够教育儿女。所以他们全家的人,都会对能够解除他牢狱之灾的人,感恩戴德。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在于,有人教导你仁义慈悌的道理,让你做人要有仁爱精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够去贪不义之财。仁义慈悌,要怎么样慈爱众人,要友爱兄弟等等。你按照这一个教诲去做,终生都没有被关进监狱的这种忧患,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感恩戴德。我们听一堂传统文化的课吧,还是给别人面子来的。是因为不好拂人家的面子,人家邀请我了。但是如果你听了这样的道理,你潜移默化地按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标准去做,终生不会被关进监狱。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对这样的人感恩戴德呢?我们不知道。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对于那些讲道德、行道德的人不尊重。我们反而尊重的是什么人呢?我们现在尊重的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最受尊重。那大家会怎么样呢?争相地去赚取财富。所以你看现在的大学生,都以能够找到一个薪水很高的工作为荣。

古代的人读书志在圣贤。读书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成圣成贤而读书。现在的人读书是为了什么呢?读书志在赚钱。都以看一个人能够赚钱多少,作为评价他的社会地位、他的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志。这会促使什么呢?促使人们争先恐后地去为了赚钱,甚至不择手段,还甚至会出现笑贫不笑娼的现象。所以这个社会为什么道德沦丧?为什么五伦关系都紊乱?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重视这些正直之人来教导百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所以它的风气败坏是有原因的。而我们对金钱的崇拜,渗透到各个角落。比如说我们去坐飞机的时候,经常听到在机场有这样的招呼,说:“请头等舱和公务舱的人,先行登机。”你看为什么他有优先权呀?因为他有钱。所以有钱的人有优先权,受到尊重,那么就促使整个社会的人,都去干嘛了呢?都去争相地去赚钱。而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从上面的领导者,到底下的老百姓,都是争相地谋取利益,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为什么危险了呢?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出现了腐败问题,屡禁不止。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出现了医德、师德的问题。

古代的时候,这个医生、还有老师,是最受尊敬的。这两种人可能没有多少钱,甚至是穷秀才,但是受到社会大众的最为尊重。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人是重德不重财。因为这个医生和老师,为社会的付出是无私无求的。比如说这个老师,他看这个学生家境很贫寒,但是他刻苦好学,那宁愿自己掏学费,帮他出生活费,都劝他来读书。最后他读书成名了,当然是为国家能够做贡献了,他也念念记着老师的恩德。所以这个老师,是最受社会大众的尊重。医生也是。他听到门外有人敲门,他也不问这个人家庭贫富贵贱,能不能支付其医药费,他背起药箱,就去给人治病,把人的病先治好再说。结果这个家很穷,拿不起医药费,他把这个药都免费地送给人家了。所以这两种人,最受社会大众的尊重。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重视金钱,结果导致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所以能够教导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的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国家的尊重。如果国家能够把这样的人聘为国师,而且请他们在电视台、网络上,面向大众来宣讲传统文化。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带着各级干部,都来学习、都来听。那么这个时候,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才能够兴起道德教化之风。所以我们看到历代的开明皇帝,都把儒释道三家的大德聘为国师,对他非常地礼敬。那么这些人给他们讲什么道理呀?讲的全都是圣贤教诲,如何做君子。那么这样的风气一开,这个社会,三五年的时间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并不是说道德教育不得力,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地重视。我们看在历史上,朝廷的更替,朝代的更迭,也只不过是三五年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了。他从乱到治也就需要三五年的时间。而在我们现代社会,媒体、网络、现代的传播工具都非常地发达。比如说我们用电视、用网络把那个不好的内容都摒弃,让大家都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学习传统文化,那可能一年两年的时间,这个社会就归于大治。那么这个是讲的要用正直之人。那么这几个标准就是告诉我们,领导者在选人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选人,任用哪些人。

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能够真正的举贤呢?我们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谁能够担当起举直的责任呢?现在我们社会都流行民主选举,那么中国古人为什么不那么提倡民主选举呢?我们看在《论语》上孔老夫子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乡原,德之贼也。”什么是乡原呢?就是一乡的人都称他是善人的人,那一乡的人都称他是善人的人,为什么孔老夫子还认为他是贼害道德的人呢?孟子对这一句话做了这样的回答。他说:乡原这种人,最能够掩蔽他的罪恶,以致令人没有办法举出事实来诽谤他,也找不到缺点来讥刺他。然而他实在是同流合污,因为他善于掩蔽,表现的就像忠信廉洁之人,所以才赢得大众的称赞。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忠信廉洁的人,也不能够学圣贤之道。这个人,是无德而伪装有德。所以孔子唯恐这种人乱德惑众,所以指明这个人是道德的贼害者。

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不能够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选拔贤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百姓,第一就是理智不够,他可能分不清谁是真正贤德的人。很多人说怎么可能呢?你也太不相信人民群众了吧?我们看在《春秋左氏传》上,记载着一个子产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子产,任郑国的宰相,把这个郑国治理得非常好。但是刚开始子皮把国政交付子产的时候,他也遇到了挑战。子产他以礼法来治国,使国都和边邑的车马、服装各有区别,上下尊卑各有制度,田地也划有疆界,而且还修建了田间的沟渠。使五家相保编为一伍,卿大夫之中有那些忠贞简朴的,就给予适当的奖赏,骄纵奢侈的就依法予以惩办。结果子产执政一年,众人都唱到,怎么唱的呢?说“把我的衣帽储藏起来。”为什么把他的衣帽储藏起来呢?因为这个富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过分的奢侈会受到制裁,所以怎么样呢?不得不把自己那些好的、奢华的服饰都藏起来了。“还丈量我的耕地,征收田税,谁去杀了子产,我愿意帮忙。”你看子产在郑国执政一年之后,很多人都非常的痛恨他。如果你要用民主选举的方法,这个子产肯定是落选的。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众人这个想法改变了,他们怎么唱的呢?他们说,“我有子弟,子产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使之增产”。就是子产能够让这个田地增值,子产如果死了,谁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呢?这个时候大家都担心子产过世,因为他这么好的教诲,没有人再推行了,那么他们的利益也受到了影响。

这个能够识别真正贤明的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的百姓,可能没有这一个智慧。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上也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就是很多人都厌恶他说他不好,你也要认真地去考察,他真的像大众所说的那么不好吗?就像郑板桥为什么写“难得糊涂”呢?很多人不理解,说这是消极的人生观。其实恰恰相反,这反映了他不愿意和那些人同流合污的一种高洁的志向。因为大家都是贪污受贿的,以权谋私的,而他自己一个人非常的清正,这些人就会排挤他。那么他一个孤掌难鸣怎么办呢?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得糊涂。所以很多人厌恶他可能是因为他很清正,而且不愿意和人同流合污。所以很多人都排挤他。“众好之,必察焉”。就是很多人都说他好,称叹他,你也要去认真地考察,他真的像大众所说的那么好吗?可能这些人都是他的同党,他当了官都给他们利益,结党营私,所以你要去考察。

在《群书治要·晏子》上,就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晏子开始奉命到阿城去当地方官,结果治理了三年,毁谤的声音就传到了齐景公的耳朵里,齐景公听了很不满意,就把晏子召回来,要罢免他。晏子他很有智慧,他没有去辩别,因为知道辩别也没有用,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君主啊,我知道自己错了,请再给我三年的时间,让我重新去治理阿邑,我一定会让赞誉的声音,都传到您的耳朵里”。于是他又回去治理阿邑。果然,三年之后,赞誉的声音全传到了齐景公的耳朵里。这个时候齐景公就很开心了,要给晏子以封赏,但是晏子却推辞不受。他说:“三年之前,我刚刚治理阿城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注意修理小路,注意家家户户的防卫,结果使那些邪曲不正的人,都不得其便。”

比如说他想去别人家偷东西,但是因为他提倡了家家户户的防卫,这个邪曲不正的人就不得其便。“所以这个邪恶之人就厌恶我。我还提倡节俭,兴起了孝悌的教育,教导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兄长,还要惩罚那些偷懒的苟且之人,结果懒惰的人就不高兴、就厌恶我。在判断诉讼的时候,对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也不偏向,结果这些权贵就厌恶我。对于身边的人,他们有什么要求,合理的就给予,不合理的就不给予。结果,身边的人也就不高兴了,也厌恶我。那么那些权贵之人来考察,我就是按照礼仪的规定给以接待,也不给以他们过分的招待,结果这些权贵之人就厌恶我。所以有三种邪恶之人毁谤于外,有两种谄曲之人毁谤于内,所以不到三年的时间,这个毁谤之声,就传到您的耳朵里了,被您听到了。而当我重新回去治理阿邑的时候,我改变了以前的做法,不再修整小路,也不加强家家户户的防卫了,邪恶的人就高兴了。我也不提倡节俭了,对那个懒惰的人也不给予惩罚,也不再教导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了,那么苟且偷懒的人也就高兴了。我断案的时候偏向那些有权、有势、有财富的人,结果这些豪强权贵也就高兴了。对于我周边的人,只要他们有什么要求,也不管他合理不合理,我就满足他们,结果我身边的人也就高兴了。那些权贵来访的时候,也不管他是不是符合法度,我就超越礼仪地好好地招待他们,结果这个权贵之人也就高兴了。结果不出三年,赞誉之声就传到您的耳朵里了。其实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情是应该给予奖赏的,而三年之后我所做的事情是应该给予惩罚的,但是您却要给我奖赏,这个奖赏我不应该接受,所以我也不敢接受。”齐景公听到这里,若有所思,那么他也明白了,晏子的一番苦心,最后他终于还是任用了晏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贤德之人,他要去做事的时候,一般的百姓可能不理解。特别是当百姓的理智、还有道德没有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反而还对他诽谤攻击。所以怎么样呢?这个贤德之人也很难施展。所以我们如果,通过民主的方式来选举,那很多的人,他就看到眼前的小利,他看不到全局,那谁投其所好,他就会选谁。谁给他的钱多,谁给他的贿赂投他的心意,他就去选谁。那就会出现大量的徇私舞弊的现象。所以我们把这个民主选举,引入到村干部的选举之中,据说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黑社会的老大, 都被选为村支书了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中国(古)人,他是有这些历史的经验,他是不会盲从的。他知道应该谁来举荐贤德之人,只有贤德的人,才能够举荐贤德之人。所以不提倡民主,那也是有原因的。

再下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一个道理不难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上行下效。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举直却这么难呢?为什么举荐正直的人,正直的人不被用呢?难在何处?这个难在何处呢,第一,就是举荐的人,就是任用人才的人,他没有知人之明。没有知人之明,他可能就被那些看似善良的人、看似有德的人、看似忠正的人给蒙蔽了。因为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说的很好,但是怎么样呢?做起来都和他说的不一致。所以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巧言令色,鲜矣仁”。而且怎么样呢?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不能只看他怎么说。其实很多人特别能干事,但是却不怎么能够说,表白,也不怎么有口才。实际上在一个团队中,最能干事的往往是这些人。那么第一就是说领导者缺乏知人之明。

第二就是领导者自己不是一个贤德之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私心很重,贪欲很重。小人就会利用他的贪欲,满足他的私心,结果怎么样呢?这些人就受宠了。在《韩非子》上就告诉我们,任用君子之人,远离小人,就会使这个事业兴盛发达。如果我们任用的是小人,远离了君子之人,这个事业就会衰败。那么我们怎么判定身边的人是君子是小人呢?《韩子》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奸佞的小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他都是顺着领导者的心思去说、去做,来取得领导者的宠信——宠爱和信任。领导者认为什么是好的,他一定跟着赞叹;领导者认为什么是不好的,他一定跟着去毁谤。”当然这个说明这个领导者他说的不一定是真正地好,但是这个小人为了投领导所好,他一定跟着去谄媚巴结、阿谀奉承。那么这样的话,这个事业就很难兴盛发达了。所以,之所以不能够任贤,不能够举直,就是因为领导者自己有私心,而小人利用了他的私欲,来满足他的私心,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不能够把真正正直的人举荐出来。

在蕅益大师的《论语点睛》中,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惟格物诚意之仁人,方能举直错枉。可见民之服与不服,全由己之公私。不可求之于民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那个真正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仁人,他才能够做到“举直错诸枉”。也就是说,民众服与不服,在于自己有没有公心,是自己公正无私,还是充满了私欲,不可以求之于民,不可以一味地去让人民服从你,要求人民服从你。这个服一定是心服,而不是口服。“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你怎么让人心服口服呢?那就是领导者一定能够公正无私,不要举荐那些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不能举荐那些给我送礼的人,满足我的私欲的人。不能够因为这个私心而放弃了公义。所以《群书治要》上说“仁者在位,而仁人来;义者在朝,而义士至。”这个仁者,有仁爱心的人,在领导的位置上,他自然会感召有仁爱心的人,从远方慕名而来。义者在朝,这个讲道义的人都在朝中为官,那么自然会感召义士都从远方而来,也来和你一同把这个事情办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举直错诸枉”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难,难在何处?就是领导者自己有私心,不能够克服。

在《孔子家语》上也记载着,鲁哀公向孔子来请教,说:“大礼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你一谈起礼就这么样地尊崇呢?”孔子说:“他说人之所以能够正常生活,这个礼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鬼神;如果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位置,如果没有礼,就没有办法来辨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远近、亲疏的交往。因此古代治理国政的人,对礼特别地尊重,而且把他们自己所能够做到的来引导百姓。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你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所住的房屋很简陋,他们的服饰非常地简朴,车子上没有特别的雕饰,所使用的器具也不是精刻细雕的。饮食不讲究美味,心里没有特别的贪求,和天下的百姓共享利益,古代圣明的君王是这样来行礼的。”哀公听了之后,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君主不能够这样去做了呢?为什么不能够推行礼了呢?既然礼这么好,一用礼,这个国家就得到治理,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国君,却不能够这样去做了呢?”孔老夫子回答的也很有味道。他说:“现在的君子追求利益,现在的国君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自己的贪心,使百姓抱怨朝政,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正直清明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不是依据正常的法度,而是任意地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来诛杀百姓。从前的君主治理和役用百姓,都是按照前述的方法去做。而今天的君主官吏役用治理百姓,都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去做。这就是今天的君主不能够修明礼教的原因了。”

这一个论述,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礼教不能推行,不能够真正地把正直之人举荐出来,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领导者、为官的人不能够率先垂范,克服自己的私心和私欲。所以难就难在这个习气难以克服。已经习惯于骄奢淫逸的生活了,你让他过简朴的生活,很多人看不到它的意义,也就会去抱怨。就像我们现在国家提倡,反对奢侈,厉行节约。但是这个号召提出来了,很多领导干部,还想方设法地去蒙蔽领导,把那个消费的场所从高级的酒店挪到了乡村,挪到了私人会所。所以你看,自己的私欲克服不了,这是不能够“举直错诸枉”真正的原因。所以,还是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己的身修才能够家齐,家齐才能够国治,国治才能够天下平,这个顺序是不能够颠倒的。

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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