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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人用贤三要素 ——《群书治要》中的用人学问
2023-01-10《中国领导科学》2023年第1期

作者:刘余莉

摘 要:领导者的识人能力是任人唯贤的保证。领导者明辨是非、忠奸的能力是决定领导者能否重用贤人的关键,能否明辨忠奸是评价领导者明智与否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提升识人能力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既要博听,也要精察,掌握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二是不能仅靠众人的好恶来判断人才的贤德与否,以避免结党营私的弊端;三是要重视从根本上观察人的德行,抓住“任贤远佞”的用人原则,选任孝廉之人、贤圣之人、直谏之人,荐贤之人、隐恶扬善之人。

关键词:领导能力 明辨 任人唯贤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写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很多领导者似乎都明白任人唯贤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做不到任人唯贤。《群书治要·六韬》中曾总结不能重用贤者的七种原因:“主弱亲强,贤者不用”,即君主弱小,亲属势力强大,权力无法集中在君主的手中,即使出现了贤德的人,也不能被君主重用;“主不明,正者少,邪者众,贤者不用”,即君主不够明智,而身边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多,贤德的人也不会被重用;“贼臣在外,奸臣在内,贤者不用”,即贼臣在外诽谤,奸臣在内进献谗言,贤德的人也不会被重用;“法政阿宗族,贤者不用”,即法律政策都是偏向于自己的亲戚,导致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贤者就得不到重用;“以欺为忠,贤者不用”,即把欺骗自己的人当成是忠臣,贤者就不会被重用;“忠谏者死,贤者不用”,即忠臣发现国君有错误,不惜犯颜直谏,指正其过错,但是君主喜欢巴结谄媚、阿谀奉承的人,厌恶直言不讳的人,不仅不奖赏贤臣,反而会置贤臣于危险的境地,这样贤者也得不到重用;“货财上流,贤者不用”,财货都流向上面,说明君主贪财好利,而贤德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自私自利、贪财好利的心。在以上这七种不能重用贤德之人的情况中,有四种都与领导者不够明智,因而不能明辨忠奸、误用小人密切相关。因此,提升领导者明辨是非、忠奸的能力就成为决定领导者能否重用贤人的关键,能否明辨忠奸也成为评价领导者明智与否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以史为鉴,领导者提升识人用贤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掌握好博听与精察的辩证关系

《群书治要·体论》中讲:“夫听察者,乃存亡之门户,安危之机要也。若人主听察不博,偏受所信,则谋有所漏,不尽良策;若博其观听,纳受无方,考察不精,则数有所乱矣。”“听察”指听取和考察各种意见,“门户”比喻事物的关键,“机要”是关键的意思,“无方”指没有方法,“数”即策略。听取和考察各种意见是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假如君主不能广泛地听取和明察各种意见,只接受亲信者的言论,那么谋划必定有疏漏,采用的不都是上好的策略;假如君主能广泛地听取和明察各种意见,但采纳的方法不对,考察又不精确,那么策略必然混乱无章。这句话是提醒领导者,广泛地听取各种意见对于做出正确的判断至关重要,此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但是广泛听取建议的时候,还要认真精察,不能什么话都听信。

君主身处万人之上,日理万机,要关心的事情很多,自然会遗漏很多细小之事,不能体会一般百姓的苦楚。所以,要依靠贤明臣子的辅助,才能洞察百姓的需要。因此,君主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对全局有所了解,否则,很难作出正确决策。晋平公曾问叔向:“国家最大的祸患是什么?”叔向说:“大臣重视禄位而不愿力谏,小臣怕获罪而不敢说话,下情不能上达是国家很大的祸患。”

《管子》中也记载,齐桓公向管仲请教:“我想拥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得到权力而不丧失权力,不知如何做到?”管仲回答说:“你要认真考察百姓所厌恶的,从而引以为戒。在黄帝时,他设立明台让群臣在那里议论国事;尧设立衢室,为的是让下情上达,主动询问百姓的意见;舜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旌旗;禹王在朝门外设立了进谏的鼓;汤王设立了一个能够使街头巷尾的议论、意见都能汇总的庭堂。这些制度都是为了更好听取百姓的批评建议。这就是古代英明的圣王之所以能够拥有天下而不丧失天下、得到权力而不丧失权力的原因。”管子劝谏齐桓公要效法古圣先贤主动听取民众批评建议的态度,这样才能清楚自己的得失,不会失去天下。

可见,在位者必须重视倾听人民的呼声,使下情上达。为此,古人还设立各种制度,鼓励臣子进谏。正如《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群书治要·汉书五》记载:古代圣王采取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记载君主的过失,乐工诵读规劝的谏言,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事,商旅之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议论朝政,这样国君方能听到他的过失,见义则从,加以修正。《群书治要·后汉书三》中亦记载杨震之语:古代圣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不仅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甚至听到百姓的怨骂,都会洗耳恭听、真诚接受,真正地做到了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体察民情。这些劝谏制度的制定,都是为了使民情上达,民心安定。只有广开言路,才能洞察隐忧,做到兼听则明,不被蒙蔽。

君主虽然要博听众意,引导群臣直言不讳、敢于劝谏,但是在接受劝谏的时候,也明辨是非邪正,不能什么都听。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他听闻古代帝王上合天心,都能以上天的仁慈之心来治国,因而能让天下太平。同时,这些帝王除了有仁爱心之外,关键还在于有这些股肱大臣的辅佐。他体会到这一点,于是广开直言之路,鼓励臣子劝谏。唐太宗广开言路的目的是了解政事得失,以避免百姓之中有被冤枉的。但是后来却发现,这些上奏言事的人都在揭发别人的隐私,谈论百官的缺点,而且非常琐碎,与国家的安定和谐根本没有关系。大多数人都在利用皇帝广开言路的机会批判别人的隐私,甚至公报私仇。

唐太宗接着说,他考察历史上的很多皇帝,都是因为一些人嫉贤妒能、毁谤臣子,造成君主怀疑臣子而对臣子失去信任。而一旦君主不信任臣子,下情就不能上达。臣子“欲尽忠极虑”,臣子想竭尽全力地为国家出谋划策也做不到。由此可见,中国人非常讲中庸之道,没有偏在一边。虽然强调广开言路,鼓励人们犯颜直谏,提出不同意见,但同时也要辨别谄媚之言、诽谤之言以及不符合公义之言,不能听之任之。不能因为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专门无中生有地进献谗言而去怀疑臣子,破坏臣子良好的声誉,搞乱君臣之间的关系,这对国家长治久安没有丝毫帮助。所以,唐太宗下令,从今以后,假如有人上书无中生有攻击他人,就要定进谗言的罪。

唐太宗一方面广开言路、听取谏言,另一方面又能明察、分辨这些劝言的邪正,从而作出正确的决定,使谋划、策略不至出现大错。可以说,这一智慧不仅对于提升领导者明辨能力至关重要,也对新时代做好信访工作具有重要启发。

二、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

领导者判断属下的贤德与否,不能仅仅依靠众人的意见,而必须自己深入考察、细致了解具体情况,明辨众人赞扬或毁谤一个人的真实原因。《群书治要·史记》记载,齐威王即位后,九年之间,诸侯都来讨伐他,致使国家得不到治理。于是,齐威王召来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之后,寡人每一天都能听到毁谤你的言语。但是寡人派人视察即墨,发现田野都得以开辟,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公事,齐国东部地区因此得以安宁。这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的缘故。”于是,齐威王封赏了即墨大夫一万户食邑。

接着,齐威王又召来阿地的大夫,对他说:“自从派你去驻守阿城,每一天我都能听到赞叹你的声音。但是寡人派人到阿地视察,田野没有得到开辟,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赵国攻打甄地的时候,你不能出兵去救援;卫国取得薛陵的时候,你居然连这件事都不知道。这是由于你善于以重金巴结寡人的左右以求取声誉所导致的。”所以,当天齐威王就烹杀了阿地的大夫,而且把曾经赞誉阿大夫的人也一同烹杀了。结果,齐国上下都感到很恐惧,人人不敢再文过饰非,做事务求真实,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最终齐国得到治理。

《论语》中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子贡曾经向孔子提这样一个问题:“乡人皆好之,何如?”全乡的人都赞叹他好,能不能判断他就是一个善人呢?孔夫子说:“未可也。”意思是说还不一定呢。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如果全乡的人都厌恶他,可不可以判定这个人就是个恶人呢?孔子说“未可也。”这也不一定。“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不如全乡里善良的人都喜欢他,不善良的人都厌恶他,这样才能够判断出这个人的善恶。

在《群书治要·晏子》中记载着一个类似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起初,齐景公派晏子去治理阿城。结果治理了三年,毁谤晏子的声音全都传到了齐景公的耳朵。齐景公非常生气,就把晏子召了回来。他说:你去治理阿地三年,结果到处都是毁谤你的声音,看来你治理得很有问题。晏子很有智慧,他没有立刻辩白,也没有马上说明事实真相。他说:请您再给我三年的时间,三年之后,我一定让赞叹的声音传到您的耳朵。齐景公答应了他。结果晏子再去治理阿城,三年之后,果然赞叹的声音全都传到齐景公那里。齐景公很高兴,把晏子召回来,并要封赏他。这时,晏子才说: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应该受到奖赏,但是您却要惩罚我;而三年之后我所做的事应该惩罚我,但是您却要奖励我。我不应该接受您的奖赏。

齐景公问其原因。晏子说:以前我在去治理阿城的时候,修筑小路,加强住宅里巷门户的防务,这样做了之后,邪恶的人就憎恨我;我还提倡生活节俭,力行孝顺父母、友爱兄长,惩罚那些苟且偷懒的人,以至懒惰的人就怨恨我:审判案件的时候,我不包庇显贵豪强,以致显贵豪强之人厌恶我;我身边的人有所要求,合法的我才给予,不合法的就不给予,结果我左右的人就讨厌我;我接待地位显贵的人时,亲近程度不超过礼仪的规定,结果地位显贵之人也不喜欢我。于是三种邪恶之人在外毁谤,两种谗佞之人在内部毁谤,所以三年之内,这些毁谤的声音全都传到您的耳边。后来,当我再去治理阿邑时,我就改变了原来的做法,停止修筑小路,放松住宅里巷门户的防务,结果邪恶之人就高兴了;不再推崇生活节俭、尽力孝顺父母、亲爱兄长,也不惩罚那些苟且偷懒的人,结果懒惰之人就高兴了;判决诉讼时偏袒显贵豪强,显贵豪强的人就高兴了;只要身边之人有所要求,我不论对错就全部答应,结果左右之人也都高兴了;接待地位显赫之人时,亲近的程度超过礼仪规定,结果地位尊贵之人就高兴了。三种邪恶之人在外部称赞,两种谄邪之人在内部称赞,所以,三年之内我的好名声就传到您的耳边了。晏子讲完之后,齐景公低头沉思片刻,仍然给予晏子以重赏。可见,齐景公还是一个非常明理的人。

这说明,一个人虽然想做利益大众、利益国家的一些事业,但并不是一定就能得到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很多人不支持是因为关注自己的私利,或自己的眼前利益受到了危害,而并不是这个人所做的事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本身是错误的。因此,如果领导者都以社会世俗大众的好恶作为判断事物该做和不该做的标准,并不能总是得出理性和正确的判断。例如,有些领导干部上任之后,不考虑国家民族长远的发展,只是希望社会大众给自己一个赞叹,留下一时的好名声,就大搞政绩工程,但都是短期效应,却不顾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但社会大众也会对之大加赞叹。长此以往,很多弊病就会出现。《群书治要 ·六韬》中讲得好:“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如果君主把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看成贤德的、有智慧的人,把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称为不肖之徒,那么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往往被举荐出来;而不愿意结党营私、党羽少的人就会被罢退。因此,邪曲不正之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把真正贤德之人蒙蔽、埋没了,忠臣还可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奸邪小人以虚有的声誉取得了领导的位置。结果,世间的乱象愈来愈严重,这个国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

由此可见,领导者不能简单地仅仅依靠众人的好恶来对人才的贤德与否作出判断。同时也说明,西方一人一票式的民主选举很难避免结党营私,因而也不能保证所选举出来的候选人是德才兼备的合适人选。

三、任人的原则和标准

领导者要提升明辨忠奸的能力,就要学会从根本上观察人的德行,抓住用人的原则并掌握一些具体观察人的方法。古人的用人原则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任贤远佞”。《群书治要·说苑》记载,周成王将要行冠礼。周公让祝雍致祝辞,并要求简明扼要。祝雍说,“使王近于仁,远于佞,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即希望大王能够亲近仁德的人,远离奸佞的人,珍惜时间,惠施财物,任用贤德能的人。所以任贤使能、近贤远佞就成为古人用人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帮助领导者保持明智的重要方法。那么,怎样观察和判断一个人是贤德之人呢?古人认为,贤德的标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孝廉之人

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自古以来,中国就把举孝廉作为人才选拔的根本标准。《孝经》中说,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而爱其他人,是与德行的本质相背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亲而尊敬其他人,是与礼的本质相背离的。这是因为,人生在世,对自己恩德最大的无过于父母的养育之恩。但如果一个人连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都不能报答,那么还有谁的恩德值得他报答呢?所以不孝父母的人,没有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往往就会见利忘义、忘恩负义。此外,因为孝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言行举动都会小心谨慎,念念不忘父母的教诲,自然不会做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辱没父母名声之事。

廉,首先意味着不贪。《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又从戒贪开始,即人在财色名利等各种诱惑面前,都能把持自己,做到如如不动。古人任用官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是否有贪心,其实也就是看他是否足够理智,否则就会情令智迷、利令智昏。

(二)贤圣之人

《群书治要·吕氏春秋》中说,忠臣孝子是君主、父母特别想得到的;荣华富贵也是人臣、人子所希望的。但是君主、父母往往得不到忠臣孝子,臣子、儿女也不能得到富贵显荣,都是因为不懂得礼义。而不知礼义是因为不学圣贤教诲所致。所以古代圣王没有不尊师重道的。一个人不尊君子、贤圣为师,便无从了解大道,以致所作所为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以及世俗的观念,往往会走向歧路。因此,能够以言传身教教化百姓的老师,尤其是圣贤君子,应该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

《群书治要·尸子》中对此做了一个形象比喻:如果房屋失火,有人帮助把火扑灭。失火的人一定会对他感恩戴德;而有经验的老者提醒他,把墙的缝隙涂好,把烟囱做得弯曲些,使他终身没有失火的忧患,但他却不知道感恩戴德;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人被抓进牢狱,有人进入牢狱把他救了出来,使他免于牢狱之灾,他家三族之人都会对这个人感恩戴德;而那些教导人仁义慈悌道理的人,让人奉行仁义而终身没有牢狱之灾,但是人们却不知道对教导之人感恩戴德。可见,能够言传身教教化大众的仁者,可以使人根本不去作奸犯科,对于形成良善的社会风气至关重要、不可替代。因此,这些人受到尊敬,就可以将很多社会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在传统社会倍受礼敬和祭祀的重要原因。

(三)直谏之人

《吕氏春秋》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贤明的君主最重视的无过于士人。他们之所以重视士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犯颜直谏。如果士人说的话非常直接,那么君主就能够看到自己邪曲不正的地方。对于君主而言,最忌讳的就是他想知道自己的过失,但是却又厌恶直言。这就如同阻塞了水源,却想要得到水一样荒谬。如果君主想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就要任用敢于犯颜直谏的人。

《周易》中说:“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大王的臣子忠厚老实、犯颜直谏,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是想匡正君主的过失。君主犯有过失是危亡的征兆。臣子见到君主有过失而不劝谏,就是轻视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轻视君主陷于危亡,是忠臣所不忍心做的。可见,如果领导者周围有冒着大不韪、大不敬的后果而犯颜直谏的人,这个人是对领导非常忠心的人。正如《群书治要·政要论》说,“贤人君子不忍观上之危,而不爱身之殆”。贤人君子不忍心看到君主处于危殆的境地,所以他不顾自己的危难。“故蒙危辱之灾,逆人主之鳞,及罪而弗避者,忠也、义也。”因此他冒着蒙受危难、受辱的灾祸,揭开人主的“龙鳞”,即使有罪也不愿逃避,完全是出于一片忠义之心。一代明君唐太宗之所以能够任用犯颜直谏的魏徵,就是因为他明白能够犯颜直谏的人才是真正的忠义之士。

(四)进贤之人

古语云:“观德于忍,观福于量。”观察人是否有德行,就看他能不能忍,尤其是能否忍辱;观察人是否有福德,就看他的度量,因为量大福大。《群书治要·孔子家语》记载,子贡向孔子请教:现在的臣子,谁能被称为贤德的呢?孔子说:齐国的鲍叔牙和郑国的子皮可以被称为贤者。子贡听后感到奇怪,于是又问:难道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因为管仲协助齐桓公治理齐国,子产做郑国的宰相,他们把齐国和郑国都治理得井井有条,都是很有才能的人。孔子回答说: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听说是出力的人贤德,还是进贤的人贤德呢?子贡回答说:当然是进荐贤德之士的人,才能被称为贤明。孔子说:是啊。我听说鲍叔牙能够让管仲显达,子皮能够让子产显达,而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能够推荐比自己还贤德的人。可见,在孔子看来,评价一个人是否贤德,要观察他是否能够推荐贤人。因为,这既需要他有识人之智,也需要有不嫉贤妒能之德,只有毫无私心的人才不担心德才兼备的人位置超过自己而愿意举荐贤人。

《说苑》记载,有一卖酒之人,把酒器洗得非常干净,把酒旗悬挂得也很高,但是他的酒都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他就问邻居是什么原因。邻居说:因为你们家有一条猛狗。当有人携带酒器想过来买酒时,这条猛狗就迎上去乱咬。这就是你的酒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家也同样有猛狗,即国家中有权势又嫉贤妒能之人。当有道德学问的人想去辅佐国君时,这些有权势的人就迎上去对他们诽谤、中伤。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猛狗。

可见,贤能之人之所以被不被任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君身边所任用的都是嫉贤妒能之人。他们就像猛狗一样,看到贤德的人便唯恐他们来到国君的身边而取代自己的位置,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不惜造谣生事。

正是因为古人认识到任贤使能对国家安危、成败至关重要,所以在制度上规定进贤者必有赏,进不肖者必有罪,而不敢推荐人才的人,被称为无能之人。这一制度的推行有助于避免臣子嫉贤妒能,并愿意举荐德才兼备之人。

(五)隐恶扬善之人

《群书治要·体论》上说:“君子掩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君子掩饰别人的过恶来长养自己的厚道善良;小人毁谤别人的善行善举而以为有功。所以古人通过观察人的言语,就可以辨别其贤德与否。《格言别录》中说:“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毁谤者多。”所以观察一个人经常毁谤别人、挑剔别人,还是经常赞叹别人、称扬别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德行的厚薄了。古人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有德之人念念希望整个集体团结一致,所以不会到领导面前搬弄是非。当然,如果存心是希望帮助同事改正错误,则另当别论。对此,领导者也需要“兼听则明”。

以上是领导者观人、任人的一般原则。当然,实践中具体情况往往纷繁复杂,需要领导者在掌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综合研判、灵活运用。最关键的在于领导者心地清净,以身观身。而且从根本上说,领导者修身有成,自然能够感召志同道合的下属,这就是《周易》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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