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的《象传》。意思是坤卦象征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当取法大地，以深厚的德行容载万物。大地能够承载万物、接纳万物，君子也要有大地般深厚的德行，容载万物。这也说明，一个人具有深厚的德行，才能承载外在显赫的名声、盈裕的财富、高贵的地位而没有祸患。这就如植物根深才能叶茂的道理。这个道理无论对于个人、家族还是对于团体、国家都同样适用，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一、国无德不兴
《群书治要·文子》中说“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即为国家造成动乱的领导人，只注重扩大势力范围，而不重视施行仁义；只致力于追求高位权力，而不注重修养道德。这种做法，是舍弃国家所能生存的条件，而造成灭亡的因素。
“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这句话，正切中国家盛衰的根本原因。《弟子规》中说：“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这个“势”不仅包括政治上的权势，也包括经济上的优势、军事上的威势等。古人从童蒙时代就学习这一道理，并把它视为常理常法。
《群书治要·淮南子》中记载：赵襄子指挥军队攻打敌国大获全胜，但在吃饭时却面露忧色。他身边的人大惑不解，问道：“一天就攻下了两座城池，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现在您却面有忧色，为什么？”赵襄子说：“江河发大水，不过三天就会退去；飓风暴雨，在一天中也不过是一会儿的事。如今我们赵家的德行积累得不够深厚，又一天攻下两座城池，恐怕衰亡会接踵而至！”孔子听说此事后评价说：“赵家要昌盛了啊！”因为赵襄子能够居安思危，认识到积累道德这个更根本的问题，反而能使国家昌盛；如果他获得了小小的胜利和成就便沾沾自喜，骄傲自满，就很容易失败。可见，打胜仗并不难，难的是能够保持胜利成果。在历史上，齐、楚、吴、越四国都曾经是战胜国，然而最终却都衰亡了，原因就是他们不懂得如何保持胜利的成果。唯有有道德的君主，才能保持住胜利成果。
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倡导“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大学》开篇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主能够率先垂范，以修身为本，百姓也能够效法修身，结果必然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当别国的使臣来访，就自然生起羡慕效法之心，主动学习中国的礼乐文化，这就是“王天下”，即为天下人做出榜样示范。
从历史上看，“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商汤的地盘方圆七十里，但他能够成为天下诸侯国效仿的榜样。西伯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所统辖的地区不过是百里之地，但他却使所有的诸侯国都臣服，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厚德。在周文王还是诸侯时，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田畔产生争执。他们听说西伯昌德行高尚，于是就前来请求他评判是非。但是他们一进入西伯昌治理的国境，就看到全国上下和谐安宁，不仅没有人争吵，而且还彼此谦让，于是就惭愧得无地自容，不需评判就回去了，彼此还互相推让田畔。天下人听说这件事后，归附周的有四十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臣服于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为周文王的厚德所折服，因而愿意主动向他学习以道德仁义为核心的文化。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之所以对邻邦乃至世界各国产生深远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人与人之间交往彬彬有礼，“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关系和谐，社会安定，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因而把中国誉为“华夏之族”“礼义之邦”，把当时的皇帝尊称为“天可汗”，即天下公认的领导者，都以能够到中国学习、朝拜、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为荣，因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的领导，这就是“中心悦而诚服”。中国即使在国力鼎盛之时，也从来没有搞霸权主义。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他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每到一个地方，带给那里人民的是茶叶、丝绸、瓷器、先进的造纸术和造船术，而没有侵占别国一寸一尺的土地。所以，直至今日，郑和仍然受到东南亚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崇敬和纪念。中国现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仁义精神的延续。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先生在系统研究了各个国家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未来属于中国》这本书中，他认为，要避免世界动乱、拯救人类文明，未来的世界必须走向统一，因此，建立大一统国家是必要的。但这个统一绝非依靠军事、强权的统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统一。特别是生物圈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危机，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法应对的，应该以整个地球的视野去应对。而中国在历史上既有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中华文化也以拥有天下一家的胸襟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所以汤恩比把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化上。中华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国所学习和接受，必能带给世界和谐、和平与希望，因为中华文化是讲求道德仁义的文化。
二、人无德不立
《群书治要·新语》中说：“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故尊于位而无德者绌，富于财而无义者刑；贱而好道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意思是说：治理国家要以道德为上，处理事情要以仁义为根本。地位高贵但缺乏德行的人会被贬黜；富有财产但不讲道义的人会被处刑；地位低下但珍爱德操的人会受尊崇；贫寒但讲求仁义的人会荣耀。商纣王的酒池可以用来划船，糟丘可以用以登高远望，这难道还能算是贫困吗？他拥有统领四海的权柄，主宰着九州的百姓，这难道能说是武力弱小吗？然而论其功业却不能够保全自身，论其威势却不能守住社稷，这绝对不是由于贫穷弱小，而恰恰是由于自身缺乏道德、对百姓不够仁义！所以，懂得如何谋利却不明白大道的人，必然是众人所谋取的目标；敢于使用武力却缺少仁义的人，必定是战争攻伐的对象。
《史记》记载，商纣王天资聪颖，口才很好，办事敏捷，力气超过常人，能空手和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应对臣下的劝告，言辞也足以掩饰自己的错误，但他骄奢淫逸，不听忠言劝谏，每日和妲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还制造残酷的炮烙之刑残害百姓，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周武王吊民伐罪，纣王兵败而亡。身为一国之君，纣王拥有广大的地盘、强大的军队，却因没有道德，不讲仁义，最终逃不过灭亡的命运。
《群书治要·抱朴子》中讲：“不修善事，即为恶人；无事于大，则为小人。纣为无道，见称独夫；仲尼陪臣，谓为素王。即君子不在乎富贵矣。”意思是说，不行善事的，就是恶人；不奉事尊长的，就是小人。商纣王为君无道，所以被称为独夫；孔子身为诸侯的大夫，却被推许为素王（素王即有王者之德而未居王者之位的人）。这说明君子并不在于是否有权势和财富。
“不修善事”，就是不积德行善。因为人行善，就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而去帮助他。反之，见义不为就对自己的良知有损。对良知有损，心性就在堕落。古人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句话用在人的心性修养上也是适用的，它提醒人一个人如果不修善事，不能热心帮助别人，甚至见死不救，那么德行每一天在退步，自私自利的心就在增长。所以有人提倡要“日行一善”，目的就是把行善变成自然而然，甚至自己都感觉不到。如果人做了善事还不放在心上，就如布施还做不到“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施之物”，心地就不能保持清净。所以人做善事要心无罣碍，欢欢喜喜地做。善事做好之后，欢欢喜喜地走，潇洒、自在，心里连痕迹都不留。
“无事于大，则为小人”，不能够事奉恭敬尊长，不管是在家对待父母，还是在团队里对待领导，在学校里对待老师，不能够恭敬奉事的，这就是小人的行为。孝亲尊师是中华文化的大根大本，由此培养了一个人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和恭敬心。如果一个人连对父母的孝、对老师的恭敬都没有了，很难不堕落到小人的行径。他走到社会上也很难不和别人产生对立和冲突。
纣的行为荒淫无道，虽然是一国之君，却被孟子称为“独夫残贼”，被认为是非常残暴的人。孔子当过鲁国的大夫，是一个辅助国家的大臣，但是后人都称他为“素王”。受到百姓的推崇，代代活在百姓的心中。孔子在历代都备受尊崇。唐朝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的时候，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朝元武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言：“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名”。在孔子之前出世的圣人，如果没有孔子把他们的教诲承传下来，后代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古圣先贤。“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在孔子之后两千多年成圣贤的人，都是以孔子为榜样来效法。因此孔子真正是一位承先启后的大圣人。所以百姓尊崇他，称他为“素王”。后人也应当效法孔子，在承传文化，贡献民族、国家、社会乃至世界和平方面，能够有所建树。“即君子不在乎富贵矣”。人一生对世界民族、对人民能够做出多大的贡献，不在于他的财富、权位，而在于他的智慧、德行。
纣王等数不清历史故事，都验证了《周易》中“厚德载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尚书》中的“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大学》中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以及《春秋左氏传》中“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
总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唯有按照天道自然的规律行事，才能昌达兴盛，历久弥新。因此，要使国家经久不衰，个人基业长青，必须顺应道德、讲求仁义。正如《群书治要·六韬》中讲：“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与天下同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得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