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聂菲璘
《群书治要》是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命魏徵、褚亮、萧德言等人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删繁择精，辑录治国理政之精要而成的一部书。其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是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之作。
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记载着大量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明确揭示出社会国家运转的客观规律。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应对国家盛衰的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总结。
盛世以民为本，衰世残害其民
《群书治要·魏志下》中讲：“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的人民同甘共苦。而秦朝自始皇始，独裁专制，压迫百姓，所以一旦倾覆、遇到危难，也没有人去拯救他。因此，“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那些能够和天下共享安乐的人，人们也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忧虑；那些能够与天下人共享幸福的人，人们也一定会竭尽全力地拯救他于危难。这说明，领导者、执政者对待百姓、下属的态度与其基业的兴衰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左氏传·哀公元年》中也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国家之兴，就在于领导者、执政者能把百姓视作伤病，对他们倍加关心、体恤，这是国家的福祉所在；而国家灭亡的原因，则在于将百姓看得如同泥土、小草一样微贱，随意践踏，这就会给国家招致灾祸。领导者如果能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落实到治理中，做到视民如伤、爱民如子，那么百姓、下属就会和之同心同德、患难与共。
盛世考察历史，衰世自骄自智
《孔子家语》中讲，“夫明镜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其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历史长河中，凡是有成就的领导者，都能够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唐太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十六岁开始从军打仗，从军十多年，没有时间深入学习圣贤经典，对于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茫然无知。二十七岁做皇帝之后，他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所以，他就命令魏徵等大臣，把唐朝以前治国理政的经验汇集起来，编纂出《群书治要》一书。唐太宗认真阅读之后，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盛世之君考察历史、以史为鉴，而亡国之君则自骄自智。《吕氏春秋》中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则位危，简士壅塞”，独断专行，就会使自己的位子不安稳；对士人简慢无礼，就会闭塞视听。反过来，“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君人之大经也。”如果在位者不想闭塞视听，一定要礼贤下士；要想使自己的位子安稳，一定要得到众人的支持；如果不想为自己招来祸患，一定要防备完善。这三点是君主治国的大道。
盛世任用忠贤，衰世听信奸佞
《群书治要·中论》中有这样一段阐述：“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就是说，亡国君主的朝中并不是没有可以使国家得到治理的贤臣，府中也并不是没有圣贤经典，但还是不免于灭亡，原因就在于虽有贤才，却不能被任用；虽有圣贤的礼法，却不被推行。历史上无数典故告诉后人，但凡任用奸佞小人的领导者、君主，都不能避免衰亡的结果。正如《群书治要·典语》中说：“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意思是，世间的治乱、国家的安危,并不是由其他的原因所导致的。只要任用有才能的、有德行的人为官，那么治理之道就会清明。如果奸诈的、谄媚的官员干预政治，祸乱就会兴起。知道这一点，领导者就要选择忠贤之士做自己的属下，把这些人提拔到管理者的位置。但是，忠贤之士并不是能够一目了然就观察出来的。正如《吕氏春秋》所讲：“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使国家灭亡的君主，看起来好像是聪明而富有智慧的。亡国之臣，看起来都是很忠心的。这些表象是愚者大为迷惑的，也是为圣人所详加考虑的。所以，明智的君主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臣子才是忠贤之士，并能够把这样的人选拔出来。
盛世反求诸己，衰世怪罪别人
《春秋左氏传·庄公十一年》上讲：“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尧舜禹汤在位时，国家之所以兴盛，是因为他们遇事能反省自己而不是责怪别人。相反，桀纣亡国，也正是因为他们不知自省而只会怪罪别人。这就告诉我们，盛世与衰世的区别，关键在于执政者能否做到反躬自省。
汤王在位时，秉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做法。《群书治要·后汉书二》记载，在遇到大旱时，成汤以六事来自责：“政不节耶？使人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是我的政事不合法度了吗？是我使用民力太急遽了吗？是不是我的宫室建造得太奢华了？还是女宠干预朝政太猖獗了？是收受的贿赂太多了吗？还是进献谗言的人太猖狂了？
正因为尧舜禹汤都有这种为国为民的高度责任感，所以才能够把天下治理好。因此，领导者能否率先垂范自我反省，对于一个国家的昌盛至关重要。
而衰世之主则恰恰相反。据《淮南子》中记载，夏桀不关心朝政，放纵欲望而没有节制，商汤起兵把他关在焦门。商纣王也是如此，自己只知道寻欢作乐，不理朝政，不顾百姓疾苦，还制造炮烙等残酷刑罚，最后周武王把他困在了宣室。他同样没有反省自己的过失，而是后悔没有在羑里这个地方把周文王杀掉。像夏桀、商纣这些人，即使遇到灾难，甚至濒临灭亡，还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过失，还在怨天尤人，下场可想而知。
盛世天下为公，衰世天下为私
《淮南子》记载：“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意思是说，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基业，遵守着明堂的政教制度，能够明察前代兴亡的轨迹、看清成败的变化，不符合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行，从来不随便说话、不随意作为，能够择善而从。从这里可以看到，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可以作为后世的师表。
那么，为什么成康之后，想使国家兴盛发达的人很多，但是能够兴盛的却没有呢？《群书治要·汉书七》中用一句话指出原因：“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自周成王、周康王以来，几乎也有上千年了。想使国家大治的人很多，但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够再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君主都舍弃了古圣先王治国的常道，一任自己的私心来行事，结果导致奢侈盛行、仁义废弃，所以盛世不再。
由此可见，为政教不修，礼仪不能够复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位者不能够率先垂范，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骄奢淫逸的生活，把升官作为发财求利的手段，没有想到身为领导者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天下谋福利的。
所以，古之盛世君王，他能够崇尚道义，崇尚道德仁义礼，以天下为公，而衰世之主违背道义，以天下为私，无非是升官发财、以权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