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群书治要》是我国古代治政书籍的选辑， 由唐太宗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据《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记载：“贞观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秘书监魏徵撰《群书治要》上之”，夹注中说：“太宗欲览前王得失，爰自六经，讫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徵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诸王各赐一本”。魏徵在序文中称之“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唐太宗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他认为此书广博而切要，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
由于当时雕版印刷尚未发达，《群书治要》一书至宋朝初年就已失传。所幸《群书治要》被“遣唐使”带到日本，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因此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几经抄写、刊刻、印刷。目前可知的日传《群书治要》就有九条家本、金泽文库本、元和本、天明本、天明刊宽政修本、弘化本、昭和本等不同版本，其中1945年发现的九条家本（残卷）在1952年被定为日本国宝，藏于国立东京博物馆。2018年6月21日，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代表日本永青文库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36种4175册珍贵汉籍，其中就包括《群书治要》。这一治世经典对日本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日本学者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中指出：日本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应该就是因为讲学研读这部书所成就。岛田翰在《汉籍善本考》中称叹金泽本《群书治要》时说：“笔精墨妙，光耀日月，数百岁下，俾人凛然生敬也。顾亦继今而后之君子，苟有拜秘府之藏也读斯书也，则必有思所以斯书之存于今者，感极而泣若予者矣！而唐士之人读斯书，则其尊崇威敬之心，其有不油然而生者耶？”
诚如斯言，20世纪90年代，中国原驻日大使符浩先生从日本皇室获赠一套天明版《群书治要》，由唐史研究专家吕效祖先生等对其点校考译，著《〈群书治要〉考译》一书。2001年2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为之亲笔题词：“古镜今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发表新年贺词时，在办公室书架的显著位置摆放的正是大部头的《群书治要》。而且因为《群书治要》摘录的原著有些在五代之后便已失传， 唯有在《群书治要》保留了其精华内容，如《尸子》《申子》《桓子新论》《崔寔政论》《昌言》《典论》《刘廙政论》《蒋子万机论》《政要论》《体论》《时务论》《典语》《傅子》《袁子正书》等，这更使得《群书治要》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由此也可得知，习总书记用典中凡是引自以上典籍的名言皆出于《群书治要》。这说明，《群书治要》不仅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理论基础，也可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借鉴，成为实现“中国之治”的一个思想源泉。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在为曾子讲解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时，提到“三至”：“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至高的礼不需要讲谦让，天下就能够得到治理；最高的奖赏不需要耗费资财，天下的士人都喜悦；最高境界的音乐不需要发出声音，就能使天下的百姓感到满足而和睦相处。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够认真实行“三至”，结果就是天下的君主都知晓他的名声，天下的士人都愿意做他的臣子，天下的人民都可为他所用。
曾子听后，请求孔子详加解释其深意。孔子说：古代明智的君主熟知天下贤德之士的名字。不仅如此，还要调查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如果他们的确名副其实，就给予他们一定的名位。这就是最高的礼不需要谦让，天下便能够得到治理。用天下的俸禄，使这些贤德之士富裕，这就是最高的奖赏不需要耗费太多资财，天下的士人都喜悦。只要君主封赏的都是有德行的贤良之士，天下之人都会称赞领导者英明。如果领导者能做到这些，天下赞叹的声音自然就兴起来了，这就是至高的音乐不需奏出声音，天下的人民都能和睦相处。
要达到这种理想的治理境界的关键就是要领导者贤明，能够知人善任。因为如果贤德之士在位，他们的言传身教会使人民自然受到良好教化，彼此和睦相处，人民也会心悦诚服为国君所用。
治理的最高境界说起来很容易，但实行起来达到效果却很难。因为在实践中，君主任用贤德之士存在着各种难处。《群书治要·申鉴》把这些困难总结了十条。这十条难处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曰不知。”即没有识人之明， 因而不能辨别谁是真正贤明的人。 老子曰：自知者明，知人者智。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些都说明知人并非易事，要有相当的辨别能力。
“二曰不求。”即不知道用心去求取人才。《群书治要·傅子》说：“夫圣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贤能之士，何世无之。”圣人确实不是世世代代都有的。古人说，“五百年而有王者兴”，五百年才出现一位圣王。但是贤德之士，哪一个时代没有呢？既然如此，为什么领导者却得不到人才？
《傅子》中对此论述道：虞舜、文王、武王等圣人，想要实行王道，贤臣就会出现来辅佐他们；齐桓公想要称霸天下，管仲这样的臣子就出现了；秦孝公想要富国强兵，商鞅这样的法士也就来辅助他了。“欲王则王佐至，欲霸则霸臣出，欲富国强兵，则富国强兵之人往。求无不得，唱无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贤也，顾求与不求耳，何忧天下之无人乎？”至圣的明王一旦倡导，天下的贤人自然会应和。天下并不缺乏贤才，只看求与不求罢了，怎么会忧愁天下没有人才？
《群书治要·说苑》记载，齐宣王请淳于髡谈论一下宣王有什么爱好。淳于髡说：“古代君王所喜欢的有四种，而大王只喜欢其中的三种。”齐宣王问其故。淳于髡说：“古代的君王喜欢骏马，大王也喜欢骏马；古代的君王喜欢美味，大王也喜欢美味；古代的君王喜欢美色，大王也喜欢美色。但是，古代的君王喜欢贤士，唯独大王您不喜欢贤士。”齐宣王听后说：“国家没有贤士，如果有贤士，我自然喜欢他们。”淳于髡说：“古代有骅骝、骐骥这样的骏马，现在没有这样的骏马了，但大王会从众多的马中去选取，可见大王您是真的喜好骏马；古代有豹胎、象胎这样的美味，现在没有这样的美味了，但是大王也会从众多的美味中去选取，可见大王也是真的喜好美味；古代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现在没有了毛嫱、西施，但是大王也会从众多的美女之中去选取，可见大王也是真喜欢美色。如果大王一定要等待尧舜禹汤时代那样的贤士出现才喜欢他们，那么尧舜禹汤时代那样的贤士也就不喜欢大王您了。”齐宣王听了之后默默无语。这则故事说明，天下其实并不缺少贤士。世间德才兼备的人很多，只是君王（领导者）没有用心去求取罢了。
求取贤才，关键在于领导者对贤才要有恭敬、礼遇、真诚的态度。所以，礼敬贤才、重视贤才与否，是评价一个领导者是否贤明的重要标志，更是一个领导者能否建功立业的根本保证。
《孔子家语》记载，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当时的君主谁最贤明。孔子说：“我没有遇到过贤明的君主，如果非要说有一位贤明君主的话，那就是卫灵公吧。”哀公问其原因。孔子说：“卫灵公的弟弟公子渠牟的智慧、信义可以治理千乘兵车的中等国家，卫灵公很喜爱并且非常重用他。卫国的士人王林国，如果发现贤德之人，就一定会举荐，如果看到贤德之人被退黜，就把自己的俸禄分给他，所以卫国没有被埋没的读书人。卫灵公知道了这件事，便对王林国非常尊敬。卫国有一位士大夫庆足，每逢多事之秋，他一定会出来辅佐君主国家；当国泰民安时，他便从官位上退下来，把位子让给那些贤德的人。卫灵公对他非常尊敬，奉为上宾。卫国还有一位大夫史鳅，开始与卫灵公政见不和，便想离开卫国。后来卫灵公知道自己错了，在郊外住了三日，反省自己，琴瑟不奏，一定要等史鳅回国之后，灵公方肯回朝。所以，我认为卫灵公是一位贤明的君主。”可见，孔子认为真正贤明的君主，一定是知人善任之人，非常重视求取贤德之士。而要求取贤德之士，君主必须有礼贤下士的态度。
《群书治要·尸子》中说：“下士者得贤，下敌者得友，下众者得誉。故度于往古，观于先王，非求贤务士，而能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者，未之尝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尝见也。”礼贤下士的人能够得到贤才，能够对敌人礼敬的人可以化敌为友，能够对众人礼敬的人可以获得众人的称誉。纵观整个历史发展和古代圣王的治国经验，如果不依靠贤才，没有哪个先王可以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如果君主没有按照正道来求取贤才，贤才也招致不来。这说明领导者真诚、礼敬的态度非常重要。领导者对贤德之士有真诚恭敬的态度，才能得到贤能之士的真诚帮助，成就事业。
“三曰不任。”即不能任用贤德之士。《群书治要·中论》记载：即使是末代的亡国之君，其朝廷中也不是没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其府库中也不是没有圣贤的典籍，但他们最终免不了灭亡，原因就在于“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有贤德的人，但是不被君主重用；有圣贤的典籍及治国的方法、策略，但是没有被君主推行。这就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孔子家语》中记载，子路请教孔子：“贤明的君主治国首先应该重视什么？”孔子说：“尊敬贤德的人，轻贱不贤德的人。”子路又问：“可是我听说晋国的中行氏也尊敬贤德的人，轻贱不贤德的人，为什么他还是灭亡了？”孔子说：“中行氏尊敬贤德的人，却不能任用他们；轻贱不贤德的人，却不能够罢免他们。贤德的人知道中行氏不重用自己，就有怨恨之心；不贤德的人知道他轻视自己，就对他有仇恨之心。怨、仇这两种情绪并存于国家，而邻国的敌兵又在郊外作战，中行氏想不灭亡，怎么可能呢？”如果像中行氏这样，有了贤德的人却不能重用，有不肖之人却不能罢免，这样就很难治理好国家，事业也很难兴盛。
《群书治要·六韬》列举了七种贤者不能够被国君重用的具体原因：第一，“主弱亲强，贤者不用”。君主弱小，他的亲属势力强大，权力无法集中在君主的手中，即使出现了贤德的人，也不能被君主重用。第二，“主不明，正者少，邪者众，贤者不用”。君主不够明智，而身边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多，贤德的人也不会被重用。第三，“贼臣在外，奸臣在内，贤者不用”。贼臣在外诽谤，奸臣在内进献谗言，贤德的人也不会被重用。第四，“法政阿宗族，贤者不用”。法律政策都是偏向于自己的亲戚，导致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这样贤者就得不到重用。第五，“以欺为忠，贤者不用”。把欺骗自己的人当成是忠臣，贤者就不会被重用。第六，“忠谏者死，贤者不用”。忠臣发现国君有错误，不惜犯颜直谏，指正其过错。但是君主喜欢巴结谄媚、阿谀奉承的人，厌恶直言不讳的人，不仅不奖赏贤臣，反而会置贤臣于危险的境地，这样贤者也得不到重用。第七，“货财上流，贤者不用”。财货都流到上层，也就是君主贪财好利，而贤德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自私自利、贪财好利的心。君主有这种喜好，贤德的人当然不会得到重用。古人把这些贤德之人不被重用的情况都列举出来，警示后代的领导者要引以为鉴。
“四曰不终。”即虽然任用了贤德之人，但是不能善始善终。《群书治要·典语》中将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古代的人把君主称为头脑，把臣子称为大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表明大臣和君主原本是一体的关系，就像一个身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尧帝能够明了地辨别德才兼备的人，并且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官职，这样就如同强健了四肢，也就能辅助身体，对自己的帮助怎么会小呢？如果一个人不符合选拔的标准，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如果真正得到了德才兼备的人才，就要任用没有怀疑。这样，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体信任他的手一样；反过来臣子侍奉君主，也就像手触摸他的身体一样。他们共享安乐，共同患难，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怎么能够互相怀疑呢？这说明，君主和大臣的关系就像头脑和四肢的关系一样，应该是互相信任，而没有任何疑虑之心，只有这样任用贤才才能善始善终。
“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这几条都是指在用人过程中求全责备。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中说：“故凡用人者，不求备于一人。”齐桓公和宁戚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宁戚想去侍奉桓公，但是他穷困潦倒，没有办法举荐自己。于是，他就为那些走商的人驾车，终于到了齐国，晚上住在城门之外。这时，齐桓公到郊外去迎接客人，晚上开了城门，让赶车的人都回避。宁戚正好在车下喂牛，看到桓公，赶紧敲响牛角， 唱起了凄厉的商歌。桓公听到歌声后说：“这个唱歌的人可不是平凡之人。”由此可见，桓公也很了不起，他听一个人的歌声，就知道这个人不平凡。
于是，齐桓公就命令把宁戚载进城去。齐桓公返回国内，宁戚来求见，劝说桓公要统一整个国家。第二天，宁戚又来求见，劝说他要称霸天下。齐桓公听了他的进谏，非常高兴，就想任命他做官，委以重任。但是在这个时候，群臣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此人是魏国人，魏国离齐国不远，不如派人去打听一下，如果他确是贤才，又有德行，再任用也不迟。桓公说：“你讲得不对！如果去打听他，恐怕他会有小的过恶，因为他有小的过恶，就忘记了他大的好处，这是君主所以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而且人才本来就是难以用尺度去衡量的，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只要用他的长处就可以了。”桓公没有派人去打听宁戚的为人，而是对他委以重任，封他为卿。正因为齐桓公这个举动得当，所以得到了贤士，能够称霸天下。
由此可见，大多数人都不是圣贤人，免不了有一些小的过失、缺点、不足，如果希望人没有任何瑕疵，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人不能求全责备。
《群书治要·文子》中说：“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细行，而求其不善，即失贤之道也。”现在的君主评论臣子时，不在意他大的功劳和贡献，而在他细小的行为上做文章，挑剔他小的不善、小的错误，这是失去贤士的原因。“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故。”所以，一个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细小的行为上做文章；一个人有很大的声誉，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这说明，人无完人，如果想求取十全十美、一 点错误都不犯的人，的确很难。
《文子》中说：“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从古至今，从历史上看，没有十全十美、德行无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责备于任何一个人。后面还作了两个很好的比喻：夏禹佩戴的璧玉，也不是没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没有污点的。但是天下人仍然认为它们是宝贵的东西，不以小小的瑕疵来妨碍它们的大美。如今只记着别人的短处，而忘记了他的长处，还想在天下求得贤才，这是难上加难。
由此可见，即使是很珍贵的璧玉、夜明珠，都不是没有瑕疵的。如果君主对人求全责备、过于苛刻，还想求得贤才，也是不可能的。古人讲：“任人之工，不强其拙。”这是任人的大纲。可见，任人不能求全责备，否则也会失去贤才。
“八曰以干讦伤忠正。”《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中说：“自古人君，莫不愿得忠贤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访之于众人也。忠于君者，岂能必利于人？苟无利于人，又何能保誉于人哉？”自古以来，做君主的没有不想得到忠贤之士而任用的。但是得到这些忠贤之士后，却又不免去向众人调查。忠于君主的人哪里能够事事都有利于他人？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没有为人带来利益，怎么能够让众人都称赞，在众人中都得到好的名声呢？
如果君主自己不贤明，就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忠贤之士。即便忠贤之士已经到他身边来辅佐，君主也会怀着一种猜疑之心，向众人再去调查。而众人又不一定都是贤德忠正之人。那么，奸邪之人就会对贤德之士有一些偏颇的言语和评论。如果君主听之任之，就会对忠贤之士产生怀疑，从而不予重用。
《群书治要·体论》中记载：“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虑之，与愚者断之；使修士履之，与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任命了贤德之人做事，又让不贤德之人来议论他；让有智慧的人来谋划，却又让愚钝的人来决断；让有修为的人去履行某一件事，却让奸邪之人去怀疑他，这些也是君主经常犯的错误。正是因为这些君主对于贤德之人不能做到用而不疑，经常产生猜虑之心，结果使得贤才的才华不能得到充分施展，这也是失去贤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即以邪说扰乱正规的法度。这个法度，是指治国的常理常法，也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等。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去做鲁国的司寇。上任才几天，就把少正卯杀了。因为少正卯言伪而辩，能言善道，别人都辩不过他，但是他所讲的都是有违于大道的，会扰乱民心，使人心迷惑。对于这样“以邪说乱正度”的人，只好把他杀掉。
“十曰以谗嫉废贤能。”因谗言嫉妒而废弃了贤能之士。《战国策》中“三人成虎”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魏国大臣庞葱很受魏王的器重。魏王派庞葱陪同世子去赵国做人质。庞葱知道国君很容易受左右之人的影响，听信谗言。所以，临行之前，他向魏王讲述了一则寓言。他说：“大王，如果有人对您讲，大街上有一只老虎，您会相信吗？”魏王想都没想，说：“寡人当然不信，老虎招摇过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庞葱接着问道：“如果又有一个人从街市上回来，告诉大王街上有一只老虎，这回大王信吗？”魏王犹豫了一下，说：“这就很难说了，要考虑一下。”庞葱继续问：“如果第三个人也这样说，大王会信吗？”魏王肯定地点了一下头，说：“如果三个人都这样讲，那肯定是真的了。”庞葱说：“街上怎么可能有老虎？街上没有老虎是事实，那些说有老虎的人只是在互相传谣而已。可是大王您为什么会相信？就是因为说的人太多了，所以大王才相信。而现在我和世子要到赵国做人质，赵国远离魏国，比从这到大街的距离不知道远多少倍。而这时候如果进谗言、诽谤我们的人又不止三个，大王可能就会怀疑我们。希望大王您能够明察。”魏王听了之后说：“我知道该怎么办。”
庞葱走后，毁谤的声音很快就传到了魏王那里。结果当世子结束了人质的生活，回到魏国时，庞葱就再也见不到魏王了。这说明，魏王已经不再信任他，也不想任用他了。由此可见，谗言的力量是多么可怕。即使魏王已经提前受到提醒，做过预防，但是仍然敌不过谗言的泛滥。
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特别是领导者要知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真正希望团队团结和谐的人，是绝对不会故意制造矛盾，影响人际和谐的。
听信谗言的原因在于“谗不自来，因疑而来；间不自入，乘隙而入。”所以，古圣先贤教导君主“反求诸己”，要检讨自己是否疑心太重，对身边的人有成见、有嫌隙，才使谗言趁机而入。
而进谗言者一般都是出于嫉妒之心。嫉妒心让人心理失衡，还容易导致怨恨，甚至因此还做出一些诽谤、伤害他人的行为。
在重用贤才方面，要排除这十种难处，才能够使贤人、圣人受到重用。孔子是圣人，在世时周游列国，希望自己的仁爱学说能够为一位开明国君所采用，把国家治理好，为天下人做出良好的示范，让天下人都来学习，却也遭遇了重重困难。
当孔子到达楚国的时候，楚昭王本来都想重用孔子了，为了表示自己对孔子的敬重，还想把有居民的方圆七百里的土地封给孔子。但是，令尹子西进谗言说：“大王您看，在您出使诸国的使者之中，有像孔子的弟子子贡这样的人才吗？”楚昭王一想，说：“没有。”子西又说：“大王的相国之中，有谁的德行能和颜回相比吗？”楚昭王说：“没有。”子西说：“大王的将帅之中，有像子路这样的人物吗？”楚昭王又说：“没有。”子西说：“大王的各部长官，有像宰予这样的人才吗？”楚昭王仍然说：“没有。”令尹子西说：“楚国的祖先在周受封时，封号是子、男的爵位，封地仅有方圆五十里。现在孔子修习三王五帝治理天下之道，彰明周公、召公的德业，大王如果任用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保住泱泱数千里的土地吗？周文王在丰地，周武王在镐地，领地才不过方圆百里，原本只是小国的国君，最后都能够称王天下。而现在如果孔丘占有方圆七百里的土地，又有贤能弟子的辅佐，这恐怕不是楚国的福分。”楚昭王听了之后，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放弃了给孔子封地、重用孔子的想法。这完全是因为君主没有知人之明， 以小人之心度圣人之腹。
圣人周游列国，并不是想升官发财，而是希望遇到一位明君，能够把自己仁爱学说推广于天下，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社会和谐，天下太平。但是这些国君、臣子往往以小人狭隘的私心揣度圣人的心量，结果导致圣人在世时也不能被重用。所以，古人说不世之臣要遇到不世之君，才能建立不世之功。即卓越的臣子要遇到英明的君主，才能够建立不朽的功勋，否则即使如圣人孔子也难免被埋没。
“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贤臣不用，则国非其国也。”如果以上列举的十难不排除，贤臣就不能被起用；贤臣不被起用，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如果君主不能任贤远佞，或者任人出于个人的喜爱，任人唯亲，都必然招致国家的败亡。
《群书治要·昌言》中说：如果君主任用的人，不是自己的亲属就是自己宠幸的人，没有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任人出于自己的喜好；所爱的不是美女，就是谄媚巴结的人；以和自己的观点相同与否作为评判好人坏人的标准，根据自己的喜怒来行赏罚；喜欢美女而忽视朝政，不理国家大事，百姓被冤枉、残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对待各方祭祀非常恭敬，毫不违背四时之礼；审判案件都是严格地在冬日行刑，按着四时的规律处理国家大事；用于占卜的蓍草和龟甲，堆积于庙门之中；用以祭祀的纯色牲畜，都成群成对地系在竖石之上；占星的人坐在占星台上不下来，祝史跪在祭坛旁不离去。纵使做到了所有这些，也无益于挽救败亡。
这段话意义深刻，告诉君主治国的关键在于能够“任人唯贤”。贤德之人能够教导百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真正把人心转恶向善，国家才能得以治理。相反，如果不注重任人唯贤，即使费尽心力于占卜、祭祀等仪式，人心却不能转变，也免不了败亡。
关于任人尊贤的重要性，《群书治要·周易·益卦》中说：“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身处上位的人能以礼敬的态度对待在下位的人，前途一片光明。《群书治要·周易·屯卦》中说：“以贵下贱，大得民。”虽然身处高位，但能够谦恭地尊敬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够大得民心。
《说苑》中论述道：“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将怀远而致近也。”如果明智的君主能够布施恩德，并且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够使远方的人得以安抚，使近处的人得以亲附。
反之，“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如果朝中没有贤德之人，就像鸿鹄没有翅膀一样，虽然想翱翔千里，但最终也不能够达到。“是故绝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如果想横渡江海，就要依托于舟船；想行远路，就要依赖于马车；想称霸天下兴起王业，就必须依托贤德之人。
“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如果所任用的不是合宜的人，而想成就功业，就如同是在夏至那一天，却期望夜晚的时间长；向天射箭以求能射到鱼一样， 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对于虞舜、大禹这样的人都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呢？
关于君主任人唯贤的效果，《袁子正书》中说：“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贤乎？”想安处天下大道，而智慧无穷无尽；兴办天下的大业，思虑不会枯竭；统一百家之言，而不费口舌；兼听古今言论，而心智不感疲倦，只有依靠任贤才能实现。可见，只有任贤使能，才可使君主不费劳苦、自身安逸，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
观古宜鉴今，《群书治要》中所总结的君主用人的十重难处，也是当今领导干部在识人用人中常存的问题、易犯的毛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
《群书治要》中指出，用人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治乱安危。得贤首先要知贤，并把观察贤士的方法总结为八观六验、六戚四隐、三参、四慎、五仪、六验、七害、八征、九虑等等，以此全面观察人的心性，判断其是否贤德。观人虽有方法可寻，但招纳贤士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有德此有人”（《大学》），即修养自己，通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的方式感召人才。得贤后，还必须敬贤、任贤。判定贤人应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重视选拔忠孝之士、贤德之士、廉正之士和让贤之士担任官职。任贤当安贤，对待贤士要做到态度上诚敬、物质上保障、制度上激励，这些都是感召和留住贤士的重要方法。而任贤尤其要注意避免求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信、信而复疑，不能官非其任、禄非其功，杜绝求全责备、嫉贤妒能、听信群小、党派之争等情况的发生， 因为这些都会导致失贤。
古人的用人制度体现了这些思想。例如，中国自汉代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要求官员的选拔必须秉持“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予”的准则，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从而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设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贤德之人、如何把贤德之人选拔在领导的位置上而设计的，其结果就是《六韬》中所说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中谈到，“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人才问题。他们深深懂得“为政之道，任人为先”的道理，在选人用人方面留下了很多可取的思想和经验，诸如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才兼文武、德才兼备，敬贤敬能、礼贤下士，访求俊彦、唯贤是举，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避其所短、用其所长，勤于教养、百年树人等等。”古人在长期政治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系统的观人、选人、得人、任人的思想、制度和方法，仍然值得今人认真借鉴。
领导者阅读《群书治要》，可以起到“古镜今鉴”的作用，把提升领导干部的政治辨别力落在实处，这也是提升领导能力、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 刘余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主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群书治要》中的德福观研究”(19BZX12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