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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
2014-02-10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观人选人中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任中央常委们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后,讲了一段简短而意味深长的话,其中特别掷地有声地提出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如果把这句话切实落实在干部选拔工作中,就是要坚持“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群书治要·傅子》)①的观人原则和选人方法。


       《傅子》上说:“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如果领导者听了他人的言论,而没有去审慎地考查,没有调查研究,就妄下结论,以此来确定是非善恶,就会导致错误的判断,由此还会导致喜欢说不实言论的风气越来越盛行。因此“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听人言语不如观察人所做的事;观察人所做的事,不如观察人的行为。而且,听一个人的言论,一定要清楚他讲话的原因,也就是他讲话的根本目的、用心何在?观察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也一定要核查它是不是符合事实、真实可信。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也要观察他这样行为的原因。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把这三者都综合起来参照考虑,才会避免仅凭言语而选人用人的弊端。


        一、听言,亦即观察一个人的言语。


       《群书治要·论语》 中有很多经典的关于言语的阐述。例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语的好听,而伪装出和善的面目。这样的人一味地去取悦别人,很少能有仁德之心。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亦即一个君子,在言语上应该迟钝、缓慢,但是在行为上要敏捷、雷厉风行。正因为一个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不因为一个人说得很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例如,在西方的民主选举中,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演说中做了很多漂亮的承诺,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却没有兑现。《群书治要·论语》上也说,“有言者不必有德”。 一个人言语很好听,但他不一定有真实的德行。因此,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在《群书治要·中论》上有一段关于言语的精辟阐述:“夫利口者,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不倦,谍谍如也。”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细小的环节;他的言辞非常地巧妙,很注重修饰;他伶牙俐齿,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他的反驳也足以让世俗人断定疑惑。但是他好说不倦,喋喋不休。“夫类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但在世间,能够按类归纳推理、分辨事物的人是很少的。而愚钝、被蒙蔽、不通达的人是多数,那么谁知道他说的不正确呢?因为他的口才很好,说得头头是道,结果,一般世俗之人就会非常相信他的话,但是他所说的可能是有违大道的。“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这就是他之所以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不被废弃,很低贱却不被遗弃的原因。“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乱名改作,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者杀之。为其疑众惑民,而浇乱至道也。”古圣先王有个法律,对于能言善辩、曲解法令的人、能够混乱礼法和名分,使其失去原意的人、行为邪僻却坚持不改、言语虚伪而能言善辩的人,要处以死刑。例如孔子当大司寇没几天,就诛杀了“行僻而坚、言伪而辩”的少正卯。因为少正卯的口才非常好,但是所说的都不符合道,但只是因为他口才好、能言善辩就吸引了很多人。对于这样蛊惑人心的人,只有把他杀掉。因为他会使民众产生疑惑,而且使治道混乱,让人分不清是非善恶。

       《群书治要·汉书》记载:张释之和汉文帝一起出行,文帝登上了虎圈(饲养虎的地方)。向上林苑的主管问有关禽兽簿的问题。但是他问了十多个问题,上林尉却是左顾右盼,一个都回答不上来。而在旁边,有一个官职低级的啬夫, 主动代替上林尉回答这些问题。他对皇上所问的有关禽兽簿上的问题都非常熟悉。而且为了让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问必答、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给人的感觉是他对禽兽簿的情况很熟悉,而且口才很好。文帝看了,果然很欢喜,也就忘记了孔老夫子的教诲,“巧言令色,鲜矣仁。”文帝说,当官吏的人不就应该这样吗?因此,他下诏越级提拔这个啬夫为上林令(上林令是负责主管上林苑最高的官职,位置在上林尉之上)。张释之看到后,赶忙上前来劝谏。他问文帝,“您觉得绛侯周勃是什么人呢?”周勃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西汉的功臣,他因为被封在绛县,所以称为绛侯。文帝说,“他当然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了。”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呢?”张相如也是因为有战功才被封侯,在西汉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中列居一百一十八位。文帝回答说,“他当然也是长者。”张释之就说,“您看这绛侯、东阳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但这两个人在上书言事的时候,口里竟讲不出话。您现在越级提拔这个人当上林令,那不就是想让大家都仿效这个啬夫喋喋不休的口辩之才吗?秦国因为任用了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刀笔之吏,这些人争相以亟疾苛察相比试。结果徒有官文的形式,但并没有恻隐的实德。秦始皇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逐渐地衰败。到了秦二世时,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现在陛下因为这个啬夫能言善辩,就越级提拔他,我恐怕天下会随风响应,争相去求能言善辩,而不求实德。而且下级跟从上级,其速度就如响之应声、影之随行一样地迅速。因此,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不能够不审慎、明察。”文帝听后,也受到警醒,称他说得好,就废弃了要把这个啬夫封为上林令的诏书。这个故事说明,古人评判一个人才,并不主要是看他的口才如何,说得多么漂亮。

       《群书治要·傅子》说,“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如果君主喜欢德行,那么下级、属下都会纷纷地去修养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欢言谈,下边的人都会争相修饰自己的言辞,向能言善辩的方向发展。“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人人都重视修养品行,天下的仁义之风就兴起来。但人人都去学着能言善辩,虚伪的风气就会兴起,这是必然的征兆。“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但是德行的成就是很难的,也很难被发现、被人了解的,而言语却是很容易被撰写的,也很容易取悦人。“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古圣先王都知道言语很容易,而且爱听好话的人很多,所以并不崇尚言谈。“不尊贤尚德、 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 辩以要其上者不尠矣。” 如果不尊崇贤能之人、重视道德,即通过引导人们向善来教化百姓,却只凭说话好听来选取人才,那么天下背弃道德,仅凭能言善辩而要求他们的君主给予其封赏的人就不会少了。因为“德难为而言易饰也”,德行很难修养,也很难成就,但把口才锻炼得很好是一件相对很容易的事。因此,古人强调,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语能力很好,说得很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正所谓“听言不如观事”。《群书治要·周书》上也说:“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


       二、听言不如观事,观事就是要看他所做的具体的事情。


       《群书治要·论语》记载,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如果所有的人都厌恶他,你也不要轻易地相信,要认真地去考察;如果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你也不要就因此认为他很有德行,还是要认真地去考察他。在《群书治要·论语》中,子贡向孔老夫子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乡人皆好之,何如?”全乡的人都称叹他,认为他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能不能判断他是一个善人呢?孔老夫子回答说“未可也”,还不一定。那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如果全乡的人都厌恶他,那可不可以判定这个人就是个恶人呢?孔老夫子就说“未可也”,还是不能够判定。“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不如全乡里,善良的人都喜欢他,不善良的人都厌恶他,这样才能够判断出这个人的善恶。

       《群书治要·史记》记载这样一个历史故事:齐威王刚即位时,九年之间,诸侯都来讨伐他,致使国家得不到治理。于是,齐威王就把即墨大夫(即负责治理即墨的地方官)给召来了。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去之后,毁谤你的言语,每一天都能传到我的耳朵里,但我派人去视察即墨,发现田野都得以开辟,人民都丰衣足食,官府也没有积压的公事,东方地区因此得以安宁,这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的缘故。于是,封一万食邑给了这位即墨大夫。接着,他又把阿地的大夫召来了。对他说,自从派你去驻守阿城,我每一天都能够听到赞誉你的声音。但我派人去视察阿县,田野没有得到开辟,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赵国攻打甄的时候,你不能出兵去援救;魏国获取薛陵的时候,你连这件事都不 知道。这是因为你以重金巴结我的左右,以求取声誉所导致的。所以齐威王当天就烹杀了阿大夫,并且把他身边曾经赞誉阿大夫的人,一同给烹杀了。后来,他起兵向西去出击赵国、魏国, 在浊泽打败了魏军。从此,齐国上下都感觉到恐惧,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做事务求真实,尽自己的本分,最终齐国得到了治理。诸侯听到此事,也都不敢再轻易地和齐国打仗。这个典故说明,即使有很多人称赞一个人好,也还要考察一下这些人是不是都受了他的贿赂,所以才帮他说好话。即使这个人受到很多人的毁谤,也要考察一下,是不是其他人都贪污受贿,只有这个人廉洁有守,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古人说“难得糊涂”。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因为世间的人都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而这个读书人有道义,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结果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就是观事。

       《群书治要·六韬》上也讲,如果君主不审慎地考察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只是听人们对他的赞誉来评价一个人,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如果君主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为贤德、智慧之人;以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为不肖之徒。那么党羽多的人就会被举进、推荐上来担任领导;而不愿意结党营私、 党羽少的人就会被罢退。结果,邪曲不正的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把真正贤德的人给蒙蔽埋没了,忠臣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虚有的声誉,取得了领导的位置。结果,这个世间的乱象越来越严重,国家就免不了要危亡。这句话实际也揭示了民主制可能导致的弊端。因为民主要看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谁贿赂我,我就投谁的票,结果选出的领导者不一定是有德行的领导者。所以,即使是民主制,也是要以民众的道德水平做基础的。因此,无论民主政治还是其他的政治制度,最重要的都是把人教成有德行的人, 这才是国家能否得以治理的根本。

       《群书治要·新序》也记载着一个观事的故事。子路治蒲县三年了,孔子路过这个地方。刚进入蒲县县境,他就说:“子路治理得不错,他能够做到恭敬、诚信。”到了这个城镇,他又说:“子路治理得不错,他尽忠职守,与民讲信用,而且宽容对待百姓。”到了县衙,孔子又说:“子路治理得不错,他能够明察秋毫以审断案件。”子贡听后,手执马缰问:“夫子还没看见子路,就三次称他治理得不错,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我进到蒲县县境时,看到荒地都得以开垦,田野都修治得很整齐,沟渠都挖得很深。这是因为他恭敬诚信,所以民众才愿意竭尽全力把事情做好。到了城镇时,看到屋子的墙都很高,树木长得很茂盛,这是因为他对待民众忠诚守信,而且能够宽容,这样人民才会竭尽全力。到了他的衙门,发现衙门里,没有什么事,非常地清闲,这是因为他平时判案的时候明察秋毫,所以人民就不会轻易地来打扰他。”这说明,通过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恭敬心和能力。

       《弟子规》上说,“字不敬,心先病。”当自己心不恭敬时,写的字就非常潦草,别人都认不清楚。古代状元所写的考卷,全是一笔一划的小楷字,没有丝毫潦草。乍看起来,就像印刷的字帖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字体大小匀称,笔划都非常地清楚。由此,我们就可以意识到,现在的人心浮气躁,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这是观事。


        三、观事不如观行


       《群书治要·说苑》上为我们指出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六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德行。

       “六邪”,即臣子六种邪曲不正的行为。“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一个人安享官位,贪图俸禄,但是不致力于公事,心思根本不在公事之上,随波逐流、做事左右观望,这样的人是具位充数之臣,即“具臣”。

       “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君主说的话都说好,君主所作所为都认可,暗地里还去探求君主的喜好,并把他喜好的东西进奉给他, 以愉悦君主的耳目,一味地、苟且地迎合君主的意思,以求容身,与君主整天寻欢作乐,不顾及他的后患,这样的人是“谀臣”,即阿谀奉承的臣子。

       “三曰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他的心中实际上是险诈邪僻,但外表却谨小慎微。花言巧语,致饰于伪善,其实内心嫉贤妒能。对于他要举荐的人,就宣扬他的美德,隐藏他的过恶;对于他要罢退的人,就宣扬他的过恶,隐匿他的美德,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能够施行,这样的人被称为“奸臣”。

       《群书治要·新序》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楚恭王生了大病,知道自己快去世了。就把令尹召过来,对他说:“常侍管苏和我相处时,常常用道义来劝导我,我和他在一起时,就感到不安。不见他也不会思念他,虽然如此,他对我很有帮助,他的功劳不小,一定要重用他,给他很高的爵位。申侯伯和我相处时,常放纵我的欲望。即使我的行为肆无忌惮,他都不去劝谏。我喜欢的,他就让我去做,甚至劝我去做;我喜好的,他就先我去尝试。我和他在一起非常欢乐,看不到他就会有点忧戚,就很想念他。虽然如此,他对我却没有帮助,他的过失不小,一定赶快把他打发走。”令尹听后说:“好的。”第二天,楚恭王过世了。令尹就拜管苏为上卿,委以重任,而把这个申侯伯逐出了楚国。古代的君主都明白:阿谀奉承的臣子可能一时讨人喜欢,但对自己的德行没有助益。因此,要重用那些能够规劝我们以道义的人。

       《贞观政要》上说,“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立至。”君主很昏暗,臣子又阿谀奉承。君主昏暗不能够识别人才,臣子还一味地讨好他、巴结他,不给他指正过失,他的危亡马上就来了。这就是“谀臣”的危害。

       “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他的智慧足以文过饰非,他的口才足以到处游说,在宫内可以离间君主的骨肉亲情;在宫外因为他的妒忌使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被称为“谗臣”。

      “五曰专权擅势,以为轻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他独揽大权,自己说了算,巴结权贵、结党营私,为的是使自家富裕。擅自篡改君主的命令,为的是自己显达、富贵,这样的人是“贼臣”。

       “六曰谄主以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用邪曲不正的道理谄媚、巴结君主,陷君主于不义;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蒙蔽君主的视线,使君主黑白混淆、是非不分;使君主的恶名传布于国内,闻于四邻,这样的臣子被称为“亡国之臣”。如果一个国家任用的是亡国之臣,像赵高、易牙等,就会使国家陷于危亡。可见,“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是古人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观人、选人原则,至今仍然具有可供借鉴的重要价值。只有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坚持“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的观人方法和选人原则,才能选对人、选好人,才能真正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

 

[ 注 释 ]

① 见《〈群书治要译注》,中国书店2012年版。以下有关《群书治要》的引文均出自此书,故从略。

[收稿日期]2013-10-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BZX070)的阶段性成果,课题负责人:刘余莉。

[作者简介]刘慧敏(1964- ),女,赤峰学院文学院教授;

刘余莉(1973-   ),女,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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