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音乐是感人最深的艺术形式，对人的心灵成长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素质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乐也是孔门“六艺”之一。“士无故不撤琴瑟”，显示出音乐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说，古人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在高雅正式的祭祀、宴饮、聚会场合，都有德音雅乐用以陶冶性情。孔子闻韶乐，乐在其中，可以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境界。
《史记》记载，孔子去向师襄子学琴，学了十天，仍然没有学习新的曲子。师襄子说：“你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孔子说：“我已经熟悉乐曲的形式，但还没有掌握方法。”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说：“你已经会弹奏的技巧了，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但是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曲子的意境”。又学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领会曲子的意境，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孔子还是说：“我还不了解曲子的作者。”又学了一段时间，孔子神情俨然，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时而庄重穆然，若有所思，时而怡然高望，志意深远。孔子说：“我知道曲子的作者是谁了。那个人皮肤深黑，体形颀长，眼光明亮远大，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若不是周文王，还有谁能撰作出这样的音乐曲子？”师襄子听了之后，赶紧起身再拜说：“我的老师也认为这首曲子的确是《文王操》！”可见，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作者的志趣爱好，人生境界，从而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因而才有了历史上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
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由此也可见礼乐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正如《孝经》所言：“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群书治要》选编的《礼记》中，摘录了《乐记》中的大量内容，此外在选编的《论语》《吕氏春秋》等篇目中，也强调了乐教的重要性。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以“六经”教导学生，其中就有《乐经》。《论语》记载，孔子主张“乐则韶舞，放郑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此提倡高雅之乐，禁止靡靡之音，说明孔子十分了解音乐的特性，他对音乐教育在人格培养中所起作用之重视也由此可见一斑。据说《乐经》亡于秦火，但在《尚书》《礼记》《史记‧乐书》等典籍中还保留有重要的乐理，可奉为《乐经》。
《诗‧大序》中说：“诗，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展现人的意志，当情感还在内心没有表达出来之时被称为志；把情感用语言表达出来就称为诗；把诗拉长声音吟唱出来就称为歌。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材料的乐器来演奏歌曲，再伴之以舞蹈，才称之为乐。和谐雅正的音乐，能达到不可思议的教化效果。《尚书‧舜典》也记载：舜帝命夔为乐正，教导他和卿大夫们的子弟，希望通过音乐的教化，可使这些年轻人正直而温和，宽大而敬慎，刚强而不苛虐，简约而不傲慢。舜帝说，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五声是根据所唱而制定的，六律是用来和谐五声的。只要八类乐器的声音能够调和，不使它们乱了伦次，神明与人都会因此而得到和谐。
当然，关于乐理最重要的文章，当属《礼记‧乐记》。它详细讲述了音乐的起源、作乐的方法以及音乐的功效，其中特别强调对礼和乐的学习，认为礼乐对平衡人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以达到社会的和谐秩序至关重要。
一、音乐的产生、起源
关于音乐的产生，《礼记‧乐记》中讲：“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所有的音都是产生于人心，而至于如何产生的呢？下面接着讲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所谓“情”，即感情。《荀子·正名》篇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韩愈在其《原性》中也讲道：“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外界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境界时，在心上起心动念，进而产生分别，有了喜、怒、哀、惧、爱、恶、欲等感受。宋朝的秦观在其《心说》中讲道：“即心无物谓之性，即心有物谓之情。”当心与尘接触，心如如不动，没有被外物污染，这时的心也被称作“性”，即禅宗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六祖惠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性”。但是当心与尘接触时，心被外物所污染，即有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称为妄情。之所以被称为“妄”，是因为情是自性本来没有的，是虚妄的。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中”指内心。感情萌动于内心，所以流露于声（即宫、商、角、徵、羽五声）。“声成文，谓之音。”所谓“文”，是指曲调，即五声按照高低长短强弱的乐音组成一定的旋律，这才称为音。
《乐记》中讲到：人性原本是平和安静的，但是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起了种种贪欲之心。当这些欲望没有被很好地控制，以及人们的自觉心被物质世界所扰乱时，人们就丧失了自我而为欲望所淹没，进而滋生出叛乱、违抗、狡黠和欺骗，也便出现了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弱肉强食、鳏寡孤独而无所养的局面。这是天下大乱之路。而音乐是源于心灵的内在运动，因此也能渗透到心灵的深处。好的音乐能够引人进行心灵的内在反省。因此，圣人治礼作乐，帮助人回到本性的清静平和。礼乐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因为其源于天而根于心。
因此，《乐记》中记载：“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可见，典雅庄重的礼乐能够成功地模仿自然的和谐与秩序。礼的制定，规定了明确的秩序和规则，而乐的普遍流行，则在人们当中建立了一种平和的气氛。古代圣人制礼作乐，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之欲，而是为了使人们具有正确的鉴赏力并平和好恶之心，返回到做人的正路之上，并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正如《乐记》上讲：“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因此，乐教是改变和培养人的道德质量、维持社会秩序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庄重典雅的乐能使人心平和，社会和谐，对政治产生积极的影响。古代的艺人，包括乐师，音乐、诗歌、戏剧的作者和表演者等，都属于社会教育工作者，对社会的和谐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二、音与乐的区别
在《礼记‧乐记》中记载了魏文侯与子夏的一段对话，解释了音与乐的不同。魏文侯向子夏请教说：“我整整齐齐地穿戴着祭祀用的礼服礼帽，聆听古代的正乐，就昏昏欲睡。可是听到郑国与卫国的民间淫靡之乐，却不知疲倦。请问古代正乐为什么会使人昏昏欲睡，而新近淫靡之乐却这么吸引人呢？”子夏回答说：“现在您所询问的是乐，而您所喜爱的是音。乐和音虽然很接近，实质却不相同。”文侯问：“那么音与乐有什么不同呢？”
子夏回答说：“古时候风调雨顺四季平安，人民有德行而五谷丰登，没有疾疫灾祸发生，也没有妖异怪象出现，这才叫做太平盛世。然后圣人订立父子、君臣等名分，作为人与人关系的纲纪。纲纪正了之后，社会便有了安定的秩序；社会安定之后，便稽考校正音律的度数，调和五音的大小，用琴瑟等乐器伴奏、歌唱《风》《雅》《颂》等诗篇，这才叫做德音，这样的德音才叫做乐，真正的乐不失去其天地和谐、政治清明、人民安乐的实质。而今您所喜爱的，恐怕是那些使人沉迷放逸的靡靡之音吧？譬如说郑国的音乐，音调滥无节制，使人心志放荡；宋国的音乐过于安逸，使人心志沉溺；卫国的音乐急促快速，使人心志烦乱；齐国的音乐狂傲邪僻，使人心志骄逸。这四种音乐是‘淫于色而害于德’，都是过分地放纵情欲，有害于人培养美德，所以不能称之为乐。所以，祭祀的时候也不能用它们。”因为这些乐败坏了中正之气。
最后，子夏还提醒魏文侯，说：作为国君，一定要谨慎选择自己的好恶。因为国君喜好什么，臣下就会做什么；上层干什么，百姓就会跟着干什么。《诗经》说：“诱民孔易”。意思是说诱导老百姓很容易。其实就是上行下效，自己喜欢什么，就会带动整个社会来兴起这个风气。
儒家认为以道为主导的音乐，有益于人心性的提升；而以满足感官刺激作为主导的音乐，则将导向社会混乱。所以《乐记》上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在中国古人看来，音和乐是有所不同的。低层次的音，它是悖逆天道中庸的原则，对人性的宣泄毫无节制，会引导人走向颓废或者暴戾的极端，最终毁灭人性，这也被称为亡国之音。而高层次的乐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是入德之门。换句话说，只有符合于道的音才称为乐。
《乐记》中讲，大乐必易。“大乐”就是典雅庄重的音乐，用于帝王祭祀、朝贺、宴飨等典礼。“易”就是平易。大乐必然平和简易。这告诉我们，典雅的音乐节奏不应该求繁复，不应该有很多的音节。在《群书治要‧吕氏春秋》中也说：“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乐记》中还讲，“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意思是说，如果乐教能够推行，人的心中就没有怨恨；礼教能够推行，人与人之间便不会争斗。古时圣王毫不费力便可使天下得到治理，就是礼乐发挥的作用。好的音乐是从和平的内心发出来的，也使人内心平和，而礼节是表现在外的恭敬行为，这种恭敬又进而能够影响内心。人人接受礼乐教化熏陶，自然能够内和外敬，无怨无争，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礼乐对人的内心和外在行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远恶迁善，而变得文质彬彬。因此，古人讲礼乐文化能够起到“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渺”的作用。
《史记‧乐书》中说：“夫乐不可妄兴也。”所以作乐者和听乐者都要非常慎重。古时作乐之人必须是圣人，现在鲜有圣人出现于世，但是有《乐记》等经典可以作为作乐的理论依据，不可盲目抄袭现代西方所谓的流行乐曲，因为其中很多都属于古人所谓的“乱世之乐”，使人心性迷失。
三、音乐与政治相通
音乐不仅能反映人的情感，塑造人的性格，还与政治息息相通。孔子每到一处，不问此地的政事办得如何，而是先听当地所流行的音乐，通过音乐便能准确地了解当地的民风和政治。子贡说：“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那么音乐与政治是如何相通的呢？
《乐记》中记载：“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怠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宫是五声音阶的第一音级，它的声音极低极长。郑康成注《月令》云：“宫属土，土居中央，总四方，君之象也。”宫在五行中属土，土居中央，木居东方，金居西方，水居北方，火居南方。土居中央总帅四方，是君主之象。传说伏羲氏制五弦之琴，五弦以丝多声重者为尊，宫弦最大，用的是八十一丝，所以尊宫为君，是其他四声的统帅。由此可知，古人最高明的看相师，只要听一个人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的命运，也是有道理的。
“商为臣。”郑注《月令》云：“商属金，以其浊次宫，臣之象也。”商弦七十二丝，它的低长仅次于宫，如同臣的地位尊贵仅次于君一样。“角为民。”郑注《月令》云：“角属木，以其清浊中，民之象也。”角弦用的是六十四丝，它的声音半清半浊，在高下清浊之间，因此比之以民。“徵为事。”徵是五声音阶的第四音级，徵弦用五十四丝，其声清澄，郑注《月令》云：“徵属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事在人为，故比之以事，列于民后。“羽为物。”羽声是商声的子音，羽弦用四十八丝，其声最清。郑注《月令》云：“羽属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比之以物。”物就是财的意思，列于五声最末，就是教人必先尽职责而后再求财利。总之，宫商角徵羽五声，在政则比之为君、臣、民、事、财五事。宫声代表君；商声代表臣；角声代表民众；徵声代表事；羽声代表财物。
“五者不乱，则无怠懘之音矣。”古人为什么用五声呢？因为五是数之中，能致中和的缘故。这里的怠懘应该是怗懘。怗懘就是音调不和谐的意思。五声若是有序而不乱，就不会生出不和谐的音调。
“宫乱则荒，其君骄。”宫为主声，如果乱了，那么五声皆随之荒废，从中可以看出君主的骄傲放纵。在《史记•乐书》中说：“凡人都有血气心智等天性，却没有不变的喜怒哀乐等常情，人心受外物的感应产生波动，然后心术的邪正也就显现出来了。人君心志细小而笃好繁文缛节的，促迫而气韵微弱的乐声就产生，其民多悲思忧愁；人君疏缓大度，不拘细行的，简易而有节制的乐声产生，治下的百姓也必享安乐；人君粗疏刚猛的，亢奋急疾而博大的乐声产生，其民表现出来，就是刚毅；人君廉正不阿的，庄重诚挚的乐声产生，民众整肃而且相互礼敬；人君宽裕厚重的，谐和顺畅的乐声产生，他治下的百姓多慈爱亲睦；人君放纵淫邪不正派的，乐声也必猥滥琐屑，不能长久，其国百姓也多淫乱。”
“商乱则陂，其臣坏。”商为配声，如果乱了，那么曲调必然邪僻不正，从中可以看出各级官员的昏庸腐败。“角乱则忧，其民怨。”角声在高下清浊之间，如果乱了，它的声音低沉，忧虑愁苦，反映的是其民怨。民众为什么会产生怨恨呢？那一定是上失其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所以才会产生怨恨。“徵乱则哀，其事勤。”徵声次高次清，若乱则其音变浊，哀伤痛苦。因此如果徵声混乱，曲音哀伤痛苦，可以从中看出民众辛苦劳倦。“羽乱则危，其财匮。”羽声极高极清，若乱则其音危惧不安。羽声比物，听到羽声危惧不安，就可以知道，这是上下都不知道节用而导致财物匮乏。
“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迭相陵，就是互相侵扰。“慢”就是无礼，没有节制。若五声不和，互相侵扰，这个时候就称为慢，“慢”就是滥无节制。如果五声都出现混乱，互相侵陵，名之为慢。当这种慢乐出现，亡国的日子就快到了。
如果人们能把古圣先王所讲的乐理研究得清楚透彻，就能够闻其乐而知其政，甚至还可以预知其未来的治乱兴亡。《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期的吴国公子季札精通音乐。鲁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出访鲁国。鲁国是周公之后，保存着完备的先王礼乐以及各国的国风。季札到了鲁国后，要求观乐。当他听到郑风时，认为郑国的音乐过于细弱，没有远虑持久之风，便预言郑国将来亡国要比别的国家早。后来郑国被韩国所灭，果然比宋国灭于齐国早八十九年，比鲁国灭于楚国早一百一十九年。可见音乐与政治相通的道理真实不虚。
《太平御览》中也记载了两则谈论音乐的故事，可以证明音乐并非普通艺术。唐高宗调露元年，皇太子李贤作了一支《宝庆曲》，命乐工在太清观演练。始平县县令李嗣真听后，便对道士说：“此曲的宫声和商声不相应和，是君臣相阻的征兆；角声和徵声相违逆，是父子不协的征兆。既多衰微之音，且过于凄清尖利，如果国家无事，太子便将遭遇灾祸。”果不其然，次年八月，太子触怒武后，以蓄意谋反罪被废为庶人，高宗也爱莫能助。
唐朝开元末年，凉州进奉新曲，唐玄宗招待诸王在便殿欣赏。曲终，诸王赞叹。只有玄宗的大哥宁王李宪默然不语。玄宗问其缘故，李宪说：“此曲虽好，但是臣有看法。曲子应该起始于宫声，散衍于商声，猛烈于羽声，徵声和羽声的根基无不包罗在宫商之中。臣听这支曲子，宫声迷离而缺少徵声，商声混乱而急速猛烈。宫声代表君，商声代表臣，宫声不旺盛说明君主地位卑微，商声过度说明臣子有僭越之举。臣恐怕他日会有臣下叛乱之事，陛下将遭流离之祸。”后来安禄山造反，玄宗出奔四川，他才晓得宁王辨别音律的高明。
因此，乐理与诸经一样不能违背，否则必然会严重损害人心。有道德学问的人听后，就能够推知其结局。
四、音乐与素质教育
《乐记》中阐述了音乐教育对人心性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不可片刻离开礼乐。致力于乐，是为了陶冶心性（乐从内心发出，所以能陶冶心性）；致力于礼，是为了调整身体与言行。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有片刻不和顺不喜乐，卑劣而虚妄的念头就会趁机而入，利养贪欲就会产生；外貌如果有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轻忽怠慢的念头也会趁虚而入。所以说乐是调理人的内心，礼是规范人外在的行为。音乐至美能使人和畅，礼仪至善能使人恭顺。内心和畅而外貌恭顺，则人们望见他的外貌神情，就不会起与他抗争之心；看见他的仪容风度，便不会有轻视侮慢的念头。
中国自古就特别重视对国家继承人的培养。在对继承人进行教育时，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是音乐教育。例如，《群书治要‧礼记》记载，在对世子的教育中，就特别重视礼乐的教育：“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群书治要‧汉书》中总结说，这种教育使太子从孩提有识之日，就亲近孝仁礼义之人，远离邪人，不见恶行。“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犹生长楚之乡，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太子所接受的教育应该即是现代所谓的素质教育，而且可以说是最为完善的素质教育，也就是《大学》中所讲的明明德的教育，回归清净和谐的本性，培养人们对真善美的自然的爱，对美好的和谐的人事物的自然亲近感。通过素质教育达到心地清净、以身观身的境界，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如果一个人修身有成，对于同道中人与邪恶之人都有识别能力，自然就会亲近真善美，远离假恶丑。这正是现代素质教育应当特别注重的。
英雄所见，大略相同。与中国古人一样，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也非常重视音乐教育。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输一种对和谐的爱。音乐不仅仅是娱乐，我们可以通过欣赏和接触音乐的美而成为和谐的人。在教育中，音乐也被用来传授道德，因为它可以控制品格中极富欲望和侵略性的部分。毕达哥拉斯通过音乐来塑造弟子的品格。他相信，人的实际追求可以通过对感官的反复灌输而形成，这一事实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通过观看美好的形式形态和聆听美妙的韵律曲调而实现对美的追求，可以帮助人们改正败坏的品格和达到对激情欲望的控制，以恢复精神原本的和谐。因此，毕达哥拉斯是西方第一个通过韵律和曲调的形式建立音乐教育的人。毕达哥拉斯不仅把音乐作为塑造人格的重要手段，也把音乐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重要途径。据记载，他曾通过对着一个醉汉吹奏不同曲调的方式制止了他的疯狂行为，恢复了其清醒的头脑。他还设计了通过曲调检查和治疗各种身体及精神疾病的方法。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亲自弹奏受神的启示而设计的曲调，轻松地改变并控制住了他弟子中所出现的精神上的激情欲望。如沉溺在痛苦和愤怒中的激情，遗憾和嫉妒，创伤的恐惧，各种形式的欲望和侵犯性，食欲不振以及懈怠、懒惰和狂热等。适合的音乐就像精心调制的救命药草，可以将烦恼恢复为正确并和谐的美德。通过为人展现和谐的存在，可以重建人自身这个小宇宙中正确的秩序。
毕达哥拉斯的成功并非出于偶然，是因为他掌握了音乐这种语言，并认识到通过音乐可以影响灵魂的和谐，具有增加或解除人激情的作用。在西方，有无数关于音乐情感作用的例子。这一重视音乐功能的传统的源头很可能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流行有关。
音乐教育是为了达到对美的和谐的有秩序的事物的爱，这其实也就是古今中外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包括琴棋书画等在内的一切艺术形式和道德教育都是为了培养起人对于美的和谐的有秩序的事物的有节制的自然而然的爱。
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可以使我们感受到这种教育的效果。溥仪有一次应邀到王国维家作客。王国维把家里所收藏的书画等拿出来向溥仪展示。溥仪告诉王国维，有哪些作品是赝品。后来王国维找专家鉴定，发现凡是被溥仪指认的，果然都是赝品。王国维就问溥仪是怎么辨别出来的？溥仪回答说：“因为这些作品和我从小在皇宫中看到的不同。”溥仪从小生长在皇宫之中，所见到的全是货真价实的真品，真品看的多了，遇到赝品时，自然就能辨别。溥仪所具备的这种能力，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正确的爱”，即对于美的有秩序的事物的有节制的和谐的爱。
因此，素质教育不是教孩子唱唱歌、跳跳舞，学学钢琴、绘画，掌握几门技能或艺术特长，而是通过这些技能和艺术的学习，培养起人对真善美的自然亲近、对假恶丑的自然远离，就如“恶恶臭，好好色”一样自然而然。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才是现代素质所应特别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