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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礼记》中备粮制度对当今粮食安全的启示 ——浅析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粮食危机问题
2021-08-14


作者:朱元珍

前言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随之产生了诸多问题与危机。其中,粮食出口大国如越南、柬埔寨、哈萨克斯坦斯坦等实行粮食出口禁令,由此引发了全球对粮食需求的恐慌。并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欧盟日前共同在线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称,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2020年至少有1.55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问题,比上一年增加约2000万人,达到过去5年最高水平。由此看来,各国自身的粮食储备与供给对策则尤为重要,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当前人民的恐慌、通过市场投放来稳定价格,也能够给予别国一定需求的援助。其实,就中国而言,备粮制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礼记》中便记载了先秦时期君主所颁布的“备粮制度”,旨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分派人员管理、进行粮食仓储,以应对水旱灾害的侵袭,帮助人民度过荒年。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民足则国富。早在两千多年前,先人已经将应对灾荒的经验记录在册,而“备粮制度”仍对当今社会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诸多典籍可以为当今领导者制定相关决策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解决当前社会问题提供便利。

一、《礼记》备粮制度

(一)备粮制度简介

《礼记·王制》云:“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倘若在荒年之际没有丰沛的粮食积蓄,百姓便难以维持生存。可见,粮食是国家的命脉,储备粮是国家的保障。

《礼记·王制》中记载,周朝时由“冢宰”掌管国家财务及宫内事务:“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在年底,冢宰要根据当年的收成来推算次年可支配的粮食总量,其中以三十年收成的平均数来预算,做到量入为出。由此,古人的智慧可见一斑,没有妄自揣测,而是根据往年的数据加以分析,并预估来年的丰歉。

也有一种说法,是把“天体运行与农业丰歉联系起来,产生了农业丰欠循环论”, 据说是由春秋时期的经济学家计然所提出来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如果预测到次年歉收,国家就要提前做好赈济、贷粮等准备并部署相关官员。如果预测到次年丰收,则要颁布相应政策,如收购百姓余粮,防止出现丰年粮食贱卖、百姓受殃的情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无论是歉收还是丰收,国家都要适时地进行政策性的辅助,否则百姓都会被粮价的波动所影响。比如粮食少了,价格疯涨,百姓买不起,会爆发饥荒;粮食过多,价格太低,百姓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收不回本钱,也无法维持生计。这些都是国家实行粮食政策所应该考虑到的多种情况与因素。

因此,如能用三十年收成的平均数来进行合理预算,加上粮食储备,则“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这里凸显了备粮政策的积极效用:如果粮食充足,那么百姓就不会挨饿,脸色也不会如菜色一般蜡黄。而“天子每日举乐”其实侧面反映出的也是百姓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否则,在《礼记·曲礼》中也记载道:“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也就是说,遇到早年收成不好的时候,国君用膳不杀牲,马匹不吃比较好的谷米饲料,驰道不加修治,祭祀的仪式不敲击编钟,大夫不吃精美的饭食,士人饮酒不可奏乐。这也体现出了家国一体观,即国家和百姓是不分隔的一个整体。《礼记·玉藻》亦曰:“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如果天下百姓遭受了饥荒,从物质层面来看,即使国库仍然有余粮、有余钱,也不可浪费,而是要制定出合适的方法开仓放粮,帮助百姓度过难关。从精神层面来看,士人、国君吃饭饮酒时不奏乐,也是心系百姓,并无心情来享受音乐,这也体现出了“为天下而忧”的家国情怀。

(二)官员的职责分工 

《周礼》中详细记载了国家各部门人员的安排与职责分工。在《周礼·地官司徒》中,粮食、仓储管理者的职责划分非常明晰。

“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廪人掌九谷之数,以待国之匪颁、赒赐、稍食。……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分其财守,以法掌其出入。……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遗人’是掌施惠之事的官;‘廪人’是掌仓廪所藏米粮数的官(亦兼管谷物);‘舍人’是掌宫中用谷等事的官;‘仓人’是掌管储藏谷物的官。”在各官位主要负责人之下,还有属官和劳役人员,如府、史、胥、徒。

“府”是负责收藏的小吏,“史”是负责文书的小吏。而“胥”、“徒”均是在官府服徭役的百姓,但“胥”的地位高于“徒”,因其具有才智,故为“什长”。《周礼》中对于仓储管理、分发人员的配置十分详细,并分别配有相应的属官与服役人员,使仓储管理制度在先秦时期日趋完善。 

(三)储备方法与救济政策

1.仓廪的运用

《礼记·月令》曰:“仲秋之月……(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 在仲秋时节,国家需要修葺囤积粮食的仓库,便于将来更好地存储粮食与管理。除了国家存粮外,君王也鼓励农民多储备干菜,以备不时之需。《礼记·月令》曰:“季秋之月,命冢宰举五谷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 这说明国家除了设置备荒粮仓外,也为祭祀方面设置了“神仓”,故郑玄注曰:“藏祭祀之谷为神仓。”

在《诗经》中也有关于仓廪的描述:

《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

《周颂·良耜》:“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

《小雅·楚茨》:“我仓既盈,我瘐维亿。”

这些对粮食丰收和仓储的描述,说明先秦时期“备粮制度”已逐渐形成,后代陆续演变出现常平仓、义仓、社仓、惠民仓、广惠仓、平籴仓等。

2.多层次“委积”储备制度

“‘委积’是先秦时期仓库的雏形”,在《周礼·地官司徒》中有相关记载:“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 其大意为:“遗人掌管王国的委积,以待向民施恩惠。乡里的委积,用以救济乡民中饥饿困乏的人;门关的委积,用以抚养为国事而死者的父亲和孩子,郊里的委积,用以供给出入王都的宾客;野鄙的委积,用以供应寄居的旅客;县都的委积,用以防备灾荒。”

“委积”的仓储管理模式由国家至县都、由上至下共分为六个层次。体现其专途专用性,粮食存于不同的地方便有不同的安排与效用。这也体现出存粮并不只存于邦国之中,而是分散于各乡、门关、郊里、野鄙、县都。若仅仅存于城邑,由于路途遥远、运输困难,饥荒之年的赈济粮便难以及时送达至乡县百姓。

3.救济政策

在国家保有存粮的前提下,仍要根据年情,制定相应的政策,将米粮切实发到百姓手中,或是以先贷后还的方式予以救助补给,否则就会出现荀子所述现象:“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 田野里荒芜一片、颗粒无收而国家的仓廪是充实的,百姓没有钱财而国库是满盈的,这就是说明国家即将颓败、倾覆。因此,合理有效的救济政策亦是“备粮制度”中的关键。

(1)直接赈济

《礼记·月令》云:“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孔颖达疏引蔡邕云:“谷藏曰仓,米藏曰廪。”在季春时节,天子命令主管官吏打开存放谷类、米粮的仓库,把粮食发给无财、无亲、断粮和难以接续的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帮助百姓度过饥荒。

《周礼·地官司徒》云:“乡师之职……以岁时巡国及野,而赒万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司救: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囏阨”是饥乏的意思,由“遗人”的职责“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囏阨”可以左证当时国家派遣乡师、司救定期巡视国都和郊野,以君王的名义救济民众中饥饿困乏的人。《孟子·梁惠王下》亦载晏子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可见,国君行“仁政”,百姓方能安稳度日,“直接赈济”的措施也体现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2)借贷赈济

《周礼·地官司徒》中记载了“荒政十二则”:“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十有二曰除盗贼。” 对于“散利”政策,郑注曰:“贷种食也。” 就是公家贷给百姓种子和粮食,等到秋收时再返还的政策。此处“贷种”,是为百姓提供了耕种的便利,让百姓能够以劳动耕种自救,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由季冬之月“令告民出五种”可知:官员在前一年挑选出的相对较优的粮种。当百姓们的收成不佳时,国家借民良种,可以帮助农民恢复生产力的发展,以维持更久的生存,而不是仅限于当下温饱与否。

(3)价格政策——平籴法

战国·李悝实施的“平籴法”是一种利用价格政策来平衡市场价格的方法,同时也将余粮输入市场,保障农民在荒年不会因为粮食短缺、粮价过高而面临饥饿。具体的实施方法是:“在丰年平价收购农民余粮,灾年平价出售,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虽然“平籴法”看起来有诸多裨益,但是我们不难体会,经过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累积,一些政策会逐渐产生问题,或是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出现难以预料的弊病。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提到:“国家购入粮食的基金过少,不足以抑平谷价;利益不普及,能享受实惠的只有少数通都大邑的居民。一般乡村贫苦民家无从享受。” 又引司马光云:“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弊。……经过多年,在市价例终不及元(原)籴之价,出粜不行,堆积腐烂者,此乃法因人坏,非法之不善也。”“价例”是指依法所定之价,类似如今“最低收购价格”,也就是说,经过过年之后,市场的最低收购价格比原来收入府库的价格要低很多,所以府库没有办法把积存的粮食卖出,因为卖出就要亏损,导致粮食在府库中堆积腐烂,非常可惜。对此,司马光认为,“平籴法”原意在于便民,产生弊病是因“积蓄之家”从中操控价格,产生谷贱伤民、市场价格太低,国家储粮难以卖出而堆积于库的结局。“此乃法因人坏,非法之不善”也为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

针对“国家购入粮食的基金过少,不足以抑平谷价”的问题,国家可以加大资金投入量,但是也要合理预算未来几年的收成情况与市场价格的高低,不可盲目采购;针对“利益不普及”的问题,国家可以扩宽该政策的适用范围,不仅仅限于大的城镇,也能够增派官员前往乡邑,让贫苦村民也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利。倘若官员人数不足,可以通过贴告示的方法,提前一月至两月公布收粮时间和地点,让偏远地区人民可以及时赶到城镇。对于远距离来的村民,也可以适当对于路费予以经济上的补偿。而“官吏与积蓄之家通同作弊”的行为,在现代则可以透过“信息公开化”、“信息透明化”来解决。而中国在收粮方面,也已经逐步完善了相关政策与公布渠道,以保证百姓的切身利益。

(4)国家间援助

当灾害非常严重的时候,国家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寻求援助,比如“请籴制度”。“‘请籴制度’具有明显的互惠互利性,她是调剂各个地区粮食供需矛盾、应对诸侯王国灾荒事件的比较进步的减灾制度。” 如《左传·隐公六年》:“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

如果国家间能够达成一致的目的和需求,那么请籴措施就能够顺利实施,但是也有出现诸侯国为了遏制对方势力,不出手相救,反而加以约束遏制的情况。因此,齐桓公倡议与其他国家达成了“无曲防,无遏籴”的盟约,就是为了各国在灾荒之年,可以互相予以支持,让百姓能够有粮可食。

通过对古代备粮方法和救济政策的学习与了解,我们可以总结前人的经验并结合当前生产生活情况,进行灵活运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出现的问题与面临的危机。 

二、中国粮食储备现况

先秦时期所出现的“备粮制度”,对后世影响颇深,历朝历代诸多粮食政策与仓储形式均由其演变而来,而“仓廪”、“委积”的形式也一直沿用至今。当今中国的粮食储备方案与仓储能力,或多或少得利于前人所制定的政策与实际经验的传承。 

(一)粮食产量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所公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可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近1/5,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的1/4。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公斤左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水平。”并且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谷物自给率超过95%。” 虽然每年仍有进口粮食,但并不依赖于国外的供给。数据显示:“2019年,进口大米占中国大米消费约1%。” 所以,在疫情影响下的国际粮食安全危机,其实对中国民众的粮食需求并不会造成太大冲击。为了避免民众恐慌性屯粮,各大省市的粮食储备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都公布出国家粮食产量和仓容量的数据,以稳定民心、防止哄抬物价。

(二)粮食仓储现况

中国已经逐渐用现代化仓储来替代人工仓储,而仓容量也十分可观。“2018年全国共有标准粮食仓房仓容6.7亿吨,简易仓容2.4亿吨,有效仓容总量比1996年增长31.9%。” 结合上述年产量数据可知,全国粮食仓储量最少可达到6.7亿吨,最多可至9.1亿吨,能够满足人民整一年的粮食需求。国家仍有相关政策以保证应急粮的快速运输。“在大中城市和价格易波动地区,建立了10-15天的应急成品粮储备。”“全国共有粮食应急供应网点 44601个,应急加工企业 5388 家,应急配送中心3170 个,应急储运企业 3454 家。” 这些应急储备粮能够有效帮助国家应对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

在仓储管理方面,也采用了智能信息化的方法来监测粮食在仓内的状况。“中储粮集团公司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布局直属粮库和分库 980 多个。每个直属库装有 100 多个摄像头、数千个粮情传感器。” 传感器能够感知仓库内细微的温度变化以及是否霉变,大大降低了粮食的损耗率。

三、备粮制度与现代沿用实例之对比

在疫情蔓延下,“禁止出口政策”使多国正面临着随时发生的粮食危机。有学者指出:“这次粮食市场异动(指2020年上半年)后期演化为粮食危机的真正威胁,是投机资本对粮食市场的炒作。”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中国都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来应对不同的变化:“中国粮食储备标准大大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安全水平。” 由此可知,先秦时“耕三余一”的方案是较为合理的,有学者也分析到:“先秦时期已充分认识到粮食储备数量与饥馑贫困的比例关系。”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对于粮食的需求量颇高,国家也提升了对粮食储备的高度重视。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中国稳定的粮食产量与仓储量,不仅能够稳住人心,也能使粮食需求与价格保持平稳态势。

而能够获得这样的优势,也是基于前人“备粮制度”的沿袭与完善。由历朝历代所记载的典籍中,管理人员可以对粮仓的修缮、人员分工、存储方法有更多的了解并积累多角度的经验。所谓“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若将先秦时期“备粮制度”与当今中国粮食储存方案相结合,能够发现两者所蕴含的智慧不谋而合,也给今人更多的启发与灵感。笔者对比研究后,总结如下,列为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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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收购的问题,国家已采用信息公开化的方法,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官网上均可以查到现阶段与往年国家对于各类粮食的最低收购金额,以保证收购价格的公平公正。百姓不会让中间商家以贱价收购粮食,可以将粮食以基准价卖给国家认证的企业。

关于国际组织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粮农组织发起的“社会保护计划”,通过补助的方式,促进家庭增收和粮食安全,不再需要孩子参加劳动,保护弱势群体;二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的“全球人道主义应急计划”,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建立了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中心,加强基本服务和卫生保障,且通过在贫民区建立安全网和应急援助的各种渠道,向孟加拉国国、也门、南苏丹等国提供援助;三是联合国难民署领导并实施的“全球难民契约”,旨在收容、保护和援助难民,并最大程度的减少饥饿人数,实现粮食安全。 虽然这些计划方案的实施,并不能完全解决眼下的难民问题和粮食危机,但已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口的死亡问题和面对粮食短缺的饥饿问题 

结语

从典籍中,我们学习到的诸多备粮政策、管理方法对当今仍有很多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先人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可以作为今人之“镜”,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与弊病。但因现代信息化社会高速发展,任何决策的制定,仍需结合当今世界局势来整体考虑,达到全局观、世界观的协调与统一。当然,以上的备粮制度和应对方案都是从“结果”上想办法,如果能够从原因上下手,或许可以更快缓解饥饿问题。

从外因来看,新冠疫情对于粮食危机来说,影响力只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国际冲突问题。正如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在官方网站发布的倡导一样:“如果可以结束冲突,我们就能终结全球饥饿。”执行干事戴维·比斯利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暴力和冲突,这就是这么多人面临饥饿、急需帮助的根源所在。我呼吁掌权者和武装人员立即停火。我亲眼见证了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创伤,亲耳听到他们的悲惨故事。在经受了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噩梦之后,他们处于恐慌、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态。如果我们要真正终结饥饿,我们就必须停止这种不人道的行为。”

从内因来看,处于粮食充足的国家和人民,应该提升民众的节约意识,对宝贵的粮食更加爱惜、不可浪费。袁隆平院士于2021年5月份逝世,留给后人深深的思考。他一生心系杂交水稻,培育出各类新品种,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吃饱饭,不仅仅是中国人民,更是全球人民。从大环境来看,全球食不果腹的人数多达数亿,如果每个人都能节约粮食、饭菜、切身落实“光盘行动”,相信对于整个地球而言,粮食危机和饥饿问题也会进一步得到改善和缓解。

(首届全国《群书治要》研究征文三等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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