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初年下令编纂，概括了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这部书被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群书治要》学开始，用时少而获益多。
一、 《群书治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群书治要》的“群”是一个形声字，从“羊”，“君”声，本意作“辈”字解，乃同类相聚时之称。羊性好群，故“群”从羊，在这里“群”作形容词，是众的意思。这个“治”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群书治要》就是把群书当中有关修齐治平的精华概括出来。读了这一部书，也就掌握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基本理论、方法。
《群书治要》是从唐朝之前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精挑细选了六十六种书，又从这六十六种书之中，把最精粹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撷取出来，汇集而成。《群书治要》的内容包含“五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除此之外还有子书，即诸子百家，如儒、墨、道、法、农、兵家等等。上始五帝、下迄晋代，共五十卷，五十余万字。所以，称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毫不夸张。尤为可贵的是，《治要》摘录的少数原著在五代之后便已失传，唯有《治要》保留了其精华内容，如《尸子》《昌言》《典论》《政要论》《体论》《典语》《傅子》《袁子正书》等，这使得《群书治要》具有更加重要的文化价值。学了《群书治要》这一部书，也就是掌握了开启《四库全书》的金钥匙。
二、唐太宗为什么要编辑《群书治要》？
唐太宗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据《旧唐书》记载，太宗在四岁的时候，有一位自称善于看相的书生来拜见高祖，并且对他说，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当他看到太宗之后，称赞他，“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后来就采用“济世安民”之意做为他的名，取名为李世民。
因为太宗从16岁就带兵打仗，起义平定动乱的国家，27岁登基做了皇帝，对于怎样用圣贤教诲来治理国家，积累显然不够。对此他也有自知之明，非常愿意学习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道理。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初年，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了十几把上好的弓箭，于是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结果没想到，弓箭师傅却说，这些弓都不是上好的良弓。我于是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就使得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强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所用的弓箭已经够多的了，但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且有偏失，更何谈掌握治理国家的要领呢？”
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太宗都赐座给他们，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情，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有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唐太宗好学、谦虚、礼敬贤者的态度使他受益匪浅。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净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问，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是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纯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了。”太宗深有同感。从此，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懂得治国之道的，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很善于听取谏言，特别重视用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这一点非常难得。因为一般的人都会因看到严刑峻法迅速有效的效果，而忽视道德教育。但是太宗却不是这样，他在重视法制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这才是使他创建了“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
法律只是在消极结果产生之后，给以事后的补救、惩罚，难以防患于未然。法律制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很难触及到一个人的内心，培养不出一个人的羞耻之心。如果缺少了道德教育，人们只是想方设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还以此沾沾自喜，认为是自己聪明智慧的结果，不觉得自己做错事有什么值得羞耻的。所以在重视法律惩罚的同时，必须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从心底不愿意去做恶，把做恶视为值得羞耻之事，这才在人们的心灵上筑起了一道防止作恶的堤坝。因此，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太宗之所以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下令编纂《群书治要》，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对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教诲了解不够，希望不仅仅和这些群臣探讨治国经验，而且能随时翻阅古圣先贤治国的教训和经验。于是他命令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整理了从五帝到晋朝几千年间治国理政的史料，将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汇编成书。
到了贞观五年，这本书才编纂完成。魏征在序文中称赞《群书治要》的历史价值：“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这部书用在当时的社会，可以使人借鉴古人的经验智慧，而且传到后世，可以恩泽子孙后代，帮助后代子孙能够更好谋划他们的人生。可见，《群书治要》确是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
这部书编纂完成之后，太宗皇帝非常欢喜，因为这部书涵盖的内容很广博，取材很广泛，而且挑选出来的又是非常精辟的、切要的部分。太宗皇帝日日手不释卷地学习，因为他有一个根本的动力，那就是爱护人民，希望能够把国家治理安定。不仅如此，他还胸怀天下，希望为世界各国都做出一个“善治”的表率。
三、唐太宗的治国成效
太宗于公元626年即位，公元649年去世，在位二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有人称赞他是“千古一帝”。受《群书治要》的影响，唐太宗以能用贤纳谏、尊儒重道、勤政爱民而著称。他以文治天下，力行节约，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很快使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贞观盛世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当时的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物产丰富。
根据史书的记载，贞观六、七年风调雨顺，连续丰收。人们走到山东的一些地方，都可以不用带多少粮食了，直接在路上就能买到。进了山东的村子，村民遇见路过的客人，一定会很丰盛地招待他们，有时候还会赠送给客人粮食，这是古时候从来没有过的。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又是连续丰收。可想见当时的粮食丰收、物产丰富的局面。
其次，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太宗亲自查录被关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怜悯之心，于是放他们回家，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结果，到了第二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这些被放回的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按时回到朝堂，竟无一人逃亡。于是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有诗赞叹太宗曰：“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立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那时中国的政治清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怨气，所以社会秩序非常好。
第三，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可能也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因为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和唐太宗运用《群书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则，重视道德教化，制定了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腐败密不可分。
这些成就的取得也说明，运用圣贤之道治国，不仅有效、易从，而且快速。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恐怕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并非如此，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惧死亡，忧惧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的动乱之后更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更容易满足一样的道理。”
太宗说：“贤明之人治理好国家尚且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做到呢？”魏徵却说：“这话是对一般人来说的，并不能用在贤明之人的身上。如果是贤明之人来推行教化，上下同心，就会像响之应声那样响应迅速。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地推行下去。一年就能够见成效，看来也并非难事。如果说要三年成功，才该说已经太晚了。”
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封德彝等其他大臣却对唐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逐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严刑峻法来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却没有成功。怎么说是可以教化，却什么都不去做呢？如果相信魏徵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
魏徵听了之后，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他们并没有把百姓换掉，但他们仍能够把百姓教化好，可见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的治理者是否施行了教化而已。看古书的记载就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天下乱得很厉害，而胜利以后，天下很快就太平。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王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走了，但是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王专干荒淫无道之事，周武王便起兵讨伐，到了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在位的时候，也实现了天下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到现在这百姓都应该变得和鬼魅一样了，还能实行教化吗？”
封德彝等人不能辩驳，但他们还认为魏徵的话行不通。魏徵博览群书，对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得非常透彻，因此能够引经据典，让这些大臣无言以对。太宗确是一代明君，能够辨清是非、善恶、美丑。他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结果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
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并不能搞帝道、王道，不能够施行道德教育、圣贤教诲，只有魏徵劝朕推行，朕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达到中原安定、边远的外族臣服的结果。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首领却佩刀值宿来做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大唐的衣冠，也就是说这些外族也受到大唐文化的影响。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
由此可知，能够成就一个盛世是结果，原因是最高领导者，也就是天子，有正确的治国理念。这些政治智慧都是从这一部《群书治要》当中承传下来的。这部书是那些从事政治的领导干部必读的宝典。
但是这样一部宝典为什么却不为众人所周知呢？
因为当时唐朝雕版印刷术还不发达，致使流传不广。所以在唐朝之后，《群书治要》在中国本土基本上失传了。所幸《群书治要》被日本人从唐朝带回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这部书传到日本之后，帮助日本创建了承和、贞观两代盛世。
后来在清朝嘉庆元年，日本人向中国进贡，又把这部书从日本送回到中国，才使得这部宝典失而复得。但是因为战乱频繁，这部宝典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相对于《资治通鉴》而言，《群书治要》更加“广博而切要”，但却不为人所知的原因。
四、今天为什么还要学习《群书治要》
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习主席的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盛世之所以兴盛、衰世之所以衰落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治理国家，仍然能够提供宝贵的启示。
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四讲中曾经说：“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是近二百多年的事。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孙中山先生很有先见之明，他曾经留学欧洲，对中外的政治思想都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欧洲比中国先进的地方只有它的科技、它的机器。要说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向中国人学习。他说：“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在一百多年之前，孙中山先生已经有这样的见地，就已经看到西方的这些思维的偏颇，认为必须要靠东方的哲学与文化来调整它的偏失。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教授在《未来属于中国》这本书中提出，只有中华文化能够救世界，未来是中华文化得以普遍宣扬的世界。在世界历史上，四大古文明中，其他三个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绵延了五千年而不衰。中华民族至今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依靠的就是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学习《群书治要》可知，传统文化中的仁者无敌、和而不同的理念，的确能为全世界带来永恒的安定和平。所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得到弘扬，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未来。
五、《群书治要》与中国之治
《群书治要》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贱去治理单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单父被治理得很好。巫马期也是孔夫子的弟子，他想知道子贱到底怎样把单父治理好的，于是他趁着夜色来到单父。他看到一个人在夜色下捕鱼，但奇怪的是，这个人捕了很多鱼，看了看鱼后，又把鱼放回到河里去了。巫马期走上前去问他：“我看您捕鱼，为什么捕上了一些鱼，又把它们放回到河里去了？”这个人回答说：“子贱告诉我们，不要去捕杀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我刚才所捕到的，恰恰是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所以我又把它们给放回到河里了。”巫马期一听非常地感叹，回来就向孔夫子禀告：“子贱治理单父，能够让人做到即使在夜色下捕鱼，没有人监管，也能够感受到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不知道子贱是怎么样取得这个治理效果的？”孔夫子说：“子贱曾经说过，一个人对身边的人和事有至诚恭敬的心，这个影响自然就会波及到远方。”
子贱让单父的百姓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因为他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把“仁爱忠恕”的理念运用到管理之中，老百姓能感受到他的存心。他所发出的每一个政令，百姓都愿意去配合，这就是中国之治的特点。
领导者学习《群书治要》，可以懂得成为卓越领导最需要具备的是什么。这里既包括了领导者个人的道德品行、素质和能力，也包括一些领导的方法和艺术。譬如说如何观人、选人，得到真正的人才；治理好一个国家，管理好一个企业，带好一个团队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反腐倡廉才能够得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进行文化建设？道德教育为什么不能深入人心？如何进行道德教育才是行之有效的？
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学习《群书治要》，可以懂得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才更加顺畅；如何趋吉避凶；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人生应当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这里边也包括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一个人成败、荣辱、祸福的关键何在；如何改变命运，转祸为福；如何做到俯仰无愧，君子坦荡荡。
特别是在现在民主时代，作为一般的百姓，还要去参加选举。选举或者跟从什么样的领导，于国于己才真正有益，不会选错人、走错路。还能懂得如何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如何经营幸福美满的人生，如何和睦家庭，甚至懂得如何开启自己本具的“明德”，也就是《大学》上所说的“明明德”，达到自利利人、自觉觉他的目的。
总之，学习《群书治要》可以达到身心和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效果，值得每一个人都认真学习。
六、学习《群书治要》的方法
学习《群书治要》关键，端在“诚敬”二字。必须用真诚恭敬心来学习，才能来领受圣贤教诲。所谓“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如果没有恭敬心，就不得利益。因为传统文化是心法，必须用真心才能契入。如果没有恭敬心，就连皮毛都学不到。
《曲礼》曰：“毋不敬。”“毋”就是没有，任何时候没有不保持这种恭敬的态度，也就是说时时刻刻都要保持恭敬的态度。《中庸》上也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一旦诚敬心不见，当下就不在修道的状态，就是随顺习气，攻乎异端了。圣贤的学问就是在主敬存诚，诚敬的程度愈能保持，就提升得愈快，也愈能凸显真正的修养。
怎样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真诚恭敬心？就是要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譬如说，读圣贤书的时候，展开圣贤经卷就如面对圣贤人，要非常地恭敬。要把心沉静下来，把自己的诚敬心提起来，不能胡思乱想。否则就容易敷衍了事，想入非非，做事情时没有真诚恭敬心，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这个心就不在正道上了，就被傲慢、烦恼所牵绊，决难提升。
康熙皇帝说：“临民以主敬为本”，“诚与敬，千古相传之学，不越乎此。”康熙皇帝领会到，千古相传的心法就是在这两个字——“诚”与“敬”，不会超出这两个字之外。清朝的康熙皇帝确实让后人非常佩服，他本来是女真人，是满族人，入主中原之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学习和深入程度远远超过汉人。特别是康熙的祖母孝庄皇太后，重视对康熙的培养，而且对汉族的文化也非常认同。可见康熙及清朝取得这样的成就绝非偶然。《康熙字典》《四库全书》《四库荟要》《乾隆大藏经》等，都是在清朝编撰出来的。清朝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令人佩服的就是康熙皇帝以身作则，自己好学、真干，带动文武百官都深入经藏，自己坐在前面听讲经典，结果上行而下效。所以，清朝也出现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
宋朝的大儒程子曰：“敬胜百邪。”即一个恭敬胜过众多的邪思邪念。这说明修身进德，以至于利世济民，重点都在“诚敬”这两个字上。有了这颗诚敬心，才能够把学问和利世济民的事业都做得圆满。假如对古圣先王的这些教诲提不起诚敬之心，纵然遍览所有的古籍，也很难获得真实的利益。因为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从他们的真心流露出来的。真心与真心才能够相应，如果自己的心不恭敬、不真诚，也很难体会到古圣先贤的存心，契入他们的境界。所以，传统文化是心法，它不是知识的累积。它确实要开启一个人的孝敬心、仁慈心，才能够契入，才能够领会。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求学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述而不作”是对古圣先贤的教诲非常地尊崇，不夹杂自己的意思在其中，这是不傲慢，也是学谦卑。因为“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谦虚使人有受教的余地，因而会获得无穷的好处。“信而好古”是不怀疑圣贤人的教诲。因为古圣先贤的教诲是真心流露出来的，如果我们也契入这个境界，开启了自性的明德，定然能够体会到和他同样的境界。如果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就像圣贤人站在二十层楼，自己站在两层楼，却坚持说：你所看到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境界。这样就会对古人产生怀疑，甚至妄自批判，也就很难从古圣先贤的智慧中受益。
唯有至诚恭敬之心，才能使人领纳古圣先贤的教诲，并把这些传统的治国智慧运用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去，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代代出圣贤，时时有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