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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
2012-02-18 长白学刊

       在2008年2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这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关于选人用人原则的新要求,也是全面提升公务员的道德素质提出的新任务。为了贯彻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不断提升公务员职业道德水平,2011年10月17 日, 国家公务员局印发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要求“十二五”时期对全体公务员进行一次职业道德轮训,内容有公务员的责任、义务和纪律,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等,还包括中国古代如何加强“官德”修养的内容。那么,中国古人为什么特别重视“官德”修养呢?


       一、官德修养关系到国家的盛衰


       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魏征等大臣将历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出来,编写了一本《 群书治要》。在《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上,在论及国家由盛转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段阐述: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忲(忲原作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 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所有国家治理不力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之世已久,风气日渐变坏也不觉察,政治逐渐腐败也不变革,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逸乐而看不到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考虑国家大事;有的不听忠言劝告,满足虚伪,忽视真诚;有的在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从;有些是被信任的大臣,只求中饱私囊,保住俸禄;有些是被疏远的臣子,因地位低微,谏言被弃而不用。于是,国法松弛于上,有识之士忧忡于下,真是可悲啊!

       唐朝诗人李商隐在考察历史之后,在《咏史》中也同样感叹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群书治要》一书中,多处讲到了盛世之君与衰世之主的特征。把这些不同特征总结出来,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官德教育对于国家盛衰的重要性。


        1. 盛世之主与天下同喜同忧,衰世之主独制其民


       《群书治要·魏志下》一书讲到:“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 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这段话意思是说:过去夏、 商、周每个朝代都经历了十几世,而秦国二世就灭亡了。为什么呢? 因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与天下百姓共享幸福,与天下百姓共同承担忧患。而秦始皇独裁专制、压迫人民,所以一旦国家危险,就无法拯救了。 与百姓共享幸福的,百姓必定和他共同承担忧患;与百姓共享太平的,百姓必定会尽力拯救国家的危难。


        2. 盛世之主尊重历史,以古鉴今;衰世之主自以为是,刚愎自用


       《孔子家语》上记载着孔子的一段话,大意是:从前之事是用以启发当今之人的。如果一个君主不努力追循前朝之所以能安稳存在的足迹,并且又不重视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却期求能赶上前人。《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学习前贤先哲的言论和行事,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是历代有成就者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为君、为臣、为政、治学,概莫能外。亡国之君恰与之相反。《吕氏春秋》中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雍塞。欲无雍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君人之大经也。” 这段话意思是说:亡国的君主肯定是自高自大,肯定是自以为聪明,肯定是轻视众人。自高自大就会怠慢贤士,自以为聪明就会独断专行,轻视他人就会没有防备。人才不齐备就会招致祸患,专断独行会使地位不稳,怠慢士人就会闭塞视听。 想不闭塞就一定要礼贤下士,想地位稳固就一定要得到众人支持,想不招致祸患就一定要人才齐备。这三条,是君主的治国大略。

       从历史上看,亡国之君恰恰违背了这三条,《史记》 中记载的商纣王和秦王朝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纣天资聪明,口才好,办事敏捷,力气超过平常人,能空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够用来拒绝臣下的劝告,他的言辞足够用来掩饰自己的错误。他向群臣夸耀才能,在天下抬高声威,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结果被推翻了。而秦朝自穆公以来,渐渐蚕食诸侯,最终成就了始皇。始皇自以为功业胜过五帝,疆土之辽阔超过三王,因此耻于与其并列。始皇自满,不肯向别人请教,一错到底,不曾改变。二世秉承其作风,因循不改,暴虐无道,加重了政治危机。子婴孤立无亲,忧惧软弱,无人辅佐。秦朝三代君主迷误终身而不觉悟,导致灭亡,不是很应该吗?


        3. 盛世之主任用贤臣,勤于政事;衰世之主相信佞臣,荒废政事


       《群书治要·吴志》总结前人治国经验时说:“古之圣王,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极之际者,任贤之功也。”意思是说,古代的圣明帝王,居住在深宫之内而知道万里之外的事情,安闲地坐在衽席之上,却能看清楚八方的最远处,原因就在于其任用了贤才。相反,大凡亡国之君,其朝中不见得没有能使国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见得没有古代先王留下的典籍,然而终未免其亡国,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其贤臣不能与之同心共事,其先王的法规不能得以推行(《中论》)。《傅子》一书也举例说明这一点:“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杀其正臣关龙逢,而夏以亡。纣信其佞臣恶来,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典语》总结说:“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 也就是说,天下的治乱,国家的安危,不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只要贤能之人做官,则治理之道清明;奸诈谄媚之人参与政事,则灾祸、叛乱发生。


       4. 盛世之主乐闻其过,衰世之主乐闻其誉


       孔子最赞叹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喜欢闻听自己过失的人,并且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政要论》引用《左传》中的话:“大禹、商汤归罪自己,其国家勃然兴盛;夏桀、商纣怪罪别人,其国家忽然灭亡。”《吴志》也讲到: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意思是说,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荒淫昏乱的君主喜欢听到自己的美誉。听到自己过错的,过错一天天消除而福分来到;听到自己美誉的,美誉一天天损减而灾祸降临。《文子》上也说:“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


        5. 盛世之主抑损情欲,安不忘危;衰世之主贪图享乐,放纵欲望


       《晋书·上》讲到:“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盛 ,没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三代的衰败也没有不是由于恣意讲究奢侈浪费而导致的。《魏志·下》 也明确提出:所谓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节约,珍视民力;所谓恶劣的政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认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 治,开国之初为什么会清明兴盛,到末期为什么会衰弱以至于灭亡,同时再看一看近代汉朝局势的变化,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生戒惧了。

       《政要论》也说: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尧舜之居,土阶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宫室,而菲饮食。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意思是说,修身治国,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经传(《礼记》)上说:欲望不可放纵。遍观家庭与国家,其取得成功,没有不凭藉于俭约的;其导致失败,没有不是因为奢侈的。俭约者控制欲望,奢侈者放纵情感;放纵情感者危险,节制欲望者平安。 尧舜所住之处,门前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宫室低矮,饮食微薄。这几个帝王,不是其心里不喜好(住好、穿好、吃好),而是因为十分节俭。

      《尚书》里记载:帝禹之孙、帝启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务正事,贪图安逸享乐,丧失了应有的品德,百姓都对其怀有二心。他纵情游乐没有节制,在洛水之南打猎,百余天不回京都。有穷国国王后羿,趁着国民不能忍受其所作所为的机会,在黄河岸边阻挡太康回都。当时,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候他们的母亲随从打猎,在洛黄交汇的河湾等候他。其五个弟弟都埋怨太康,遂遵循大禹的训诫而作歌。其一曰:“百姓是立国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我观天下之事,认为愚夫愚妇都能战胜我。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在尚未显现时就有谋划。我面临亿万民众, 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马之车 ,作为民众的君主,怎能不谨慎呢?”其二曰:“《训诫》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内兴起沉迷女色之风,在外兴起放纵游猎之风,贪杯好酒,迷恋歌舞,住着又高又大且墙上雕绘图画的屋宇。有上述情况之一,则没有不亡国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获弗亡。)其三曰:“只因有了尧帝,才占有了冀州这块地方,现在如果丢弃了尧的治国之道,搞乱了尧的法纪纲常,就会招致灭亡。”其四曰:“我们十分圣明的祖先,是众多诸侯国的君主,有治国的典章法则,遗留给他的子孙,现在却听任荒废前人的事业,覆灭宗族,断绝祭祀!”其五曰:“啊!我们将何以回归?我想到这些便感到悲伤。普天下的人都怨恨我们,我们将依靠谁呢?我内心充满哀伤,脸上蒙着深深的羞愧,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品德,虽然后悔,难道能追回吗?”


        6. 盛世之君尊崇道义,以天下为公;衰世之主违背道义,以天下为私


       《淮南子》中讲到:“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这段话意思是说,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基业,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兴亡的事迹,看清国家成败的演变,不合乎道义的话不说,不合乎义理的事不做,言论不随便出口,举动不随便作为,先选择出好的方 法,然后根据它去行事。由此看来,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

       那么,自从周代成王、康王以来,几乎将近一千年了,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复兴的原因是什么呢?《汉书》 用一句话作了回答:“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

       《商君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故三王以义亲,五伯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当(当原作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在这里就指出,三王用仁义来亲和天下,五霸用法度来匡正诸侯,都不是把天下的利益据为己有。现今乱世的君主、臣子,都得意洋洋地欲独占一国一方的利益,探求哪个官位更重要,以便利己之私,这 就是国家危亡的原因。

       “读史使人明智。”了解《群书治要》中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国家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员的道德出了问题。正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


       二、官德修养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善恶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 颜 渊》)其意是说,为政者的道德作风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作风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这是对为政者的道德对民德、民风的影响的生动比喻。他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般说来,为政者如果重视道德,爱好礼义,任贤使能,没有贪利之心,这种风气就会影响老百姓学礼义,讲道德,美风俗;反之,如果为政者不重视道德,不讲礼义,嫉贤妒能,偏私好利,就会使老百姓不学礼义,不讲道德,社会风气就会变坏。正如孟子所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群众。 这就是说“上行下效,捷于影响”,为政者的道德及其风气,对老百姓的道德和风气有很大影响,比影之随形、响之随声还迅速。

       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正人先正己”、“身教重于言教”是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因此,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对于改善整个社会的风气、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这一规律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与其他职业相比,公务员承担着对整个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任务,其职业具有地位突出、角色多样、对象特殊、责任重大等四个主要特点。公务员不仅是社会权力的行使者,也应当是社会道德的表率者。因此,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对整个社会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三、官德修养关系到官员自身的成败


       明代著名思想家薛暄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名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薛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二)在这里,薛暄把不贪污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而廉政建设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公务员能达到他所说的“见理明而不妄取者”的最高层次。对于广大公务员来说,要廉洁和不贪污,并不是畏惧法律的惩罚,也不是沽名钓誉,而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这是因为,道德并不仅仅是维系类的存在、调节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秩序的手段,它自身也是人类进步、完善的目的之一。道德需要是人类精神解放、灵魂升华、进而是 人类解放的需要。马克思讲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正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的。如果把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停留在消除腐败现象的手段上,停留在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上,就不可能熏陶、培养起高尚的行政伦理人格,不能培养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道德上的真君子,公务员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不可能得以实现。因此,必须通过道德教育加强公务员个体道德修养,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完善和法制健全的基础上,把社会行政伦理的要求转化为公务员个体的职业道德操守,成为公务员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公务员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才能培养出高尚的行政伦理人格,公务员道德建设的目的才能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群书治要考译(1-4 卷).

[2]杨伯峻.孟子译注[Z].北京:中华书局,2005.

[3]杨伯峻.论语译注[Z].北京:中华书局,2005.

[收稿日期]2011-11-19

[作者简介]刘余莉(1973-),女,内蒙古赤峰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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