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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五年(631年) 由魏徵等编撰的《群书治要》，辑录前代经、史、子中丰富的用人思想，总结历史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用人过程中必须避免的错误倾向等问题，论述信实精要，如《群书治要· 六韬》［1］记载，周文王向姜太公请教，君主非常重视举贤任德，但国家却得不到治理，这是什么原因? 姜太公说，虽然君主任命了贤人，但没有使贤人人尽其能，所以没有取得的效果。贤人得不到合理地任用，便难以人尽其才，因此领导者不可不知用人的七条大忌：
一、用贤而疑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上说，“自古人君，莫不愿得忠贤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访之于众人也。忠于君者，岂能必利于人？苟无利于人，又何能保誉于人哉？”［2］20 这就是古人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理。《体论》上有这样一句话，“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虑之，与愚者断之；使修士履之，与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3］144 用贤而疑是领导者不能与贤人共进退、同取舍的原因，不可不忌。
《桓子新论》记载，求得贤能辅佐之臣，尚有三重难处，使得贤人的才能不能发挥，用人者必须一一了解并善于排除这些困难。其一，“一口不能与一国讼，持孤特之论，干雷同之计，以疏贱之处，逆贵近之心，则万不合，此一难也”。仅凭贤人一人的一张口，不能和一国之人来辩论，他保持着很清高独特的言论，去冒犯那些众口一辞的言论，他以和君主疏远的关系及低贱的身份，去悖逆那些和君主亲近的人、权贵之士，这个是万万不能够相容的，这是第一个难处。“夫建踔殊，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见也，又使明智图事，而与众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难也。”贤人想建立殊胜卓越的事业，做一些不平常的事情，这是世俗所不能理解、也难以接受的。因此，使用那些明智的人去谋划事情，却又让平庸之辈来议论他，贤人的见解、主张，一定不能够被这些平庸之人所理解，这是第二种难处。“既听纳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谗人随而恶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还受其尤，此三难也。”［4］81 听取了贤人谏言，按照谏言来施行，但是事情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谗毁的人就随着来诽谤他、厌恶他，结果在中途就对贤德之人产生了猜疑之心，进献善言的人反而受到怪罪，这是第三种难处。任用贤人时，有这三种难处首先需要人君予以解决。
此外，还有一些止善之行，也当为人君所明察。“智者尽心竭言，以为国造事，众间之则反见疑，壹不当合，遂被谮诉，虽有十善，隔以一恶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壹兴起，既幸得之，又复随众弗与知者，虽有若仲尼，犹且出走，此二止善也。”［4］81身为人君应该了解此二种情况，不使谗言、佞人从中作梗，而使“信者见疑，忠者被谤”，最终一事无成。
《典语》上把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做了比喻，“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苟非其选，器不虚假;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击身，安则共乐，痛则同忧。”［3］199 这就表明了君主和大臣的关系，就像头脑和四肢的关系一样，应该互相信任，而且没有任何的疑虑之心。
二、求全责备
《袁子正书》上说“故凡用人者，不求备于一人。桓公之于宁戚也，知之矣。”［5］凡是君主用人、领导用人，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求全责备。“任人之工，不强其拙”，任用人才的特长之处，不强求他做不到的地方，这是任人的大纲。只要一个人不失仁义之心，纵然偶有微瑕，亦可堪重用。古人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是不能求全责备之意。
《文子》上记载，“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贤之道也。”现在，君主评论臣子的时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劳和贡献，而是在他细小的行为上做文章，求取他小的不善、小的错误，这是失去贤士的原因。“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故。”一个人有很高尚的德行，就不要在他行为的小节上做文章；人有很大的声誉，就不要在小的不足上去挑剔。想求得十全十美，一点错误不犯的人，在这个世间上是很难找到的。正如《文子》上所说，“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从古至今，从历史上看，没有十全十美的、德行无可挑剔的人，所以君子不求全责备于任何一个人。并做了两个比喻———“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璧玉，也不是没有瑕疵的；夜明珠，也不是没有污点的。但是天下的人，仍然认为他们是宝贵的东西，不以小小的瑕疵来妨碍它的大美。“今志人之短，而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6］现在的人只记别人的短处，而忘记他人之长处，还想在天下求得贤才，是难上加难。所以，任人当求其大节不亏，容其小暇微疵。
三、能不当官
所谓的“能不当官”，即人的能力与其所担任的官位不相匹配。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力低者被授予高官；另一种是所担任的官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管子》上说，“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7］158 － 159 考察一个人的才能，明智的君主选择贤人必临之以事而验其能。 在试用的过程中，能够看出这个人是否有真才实学。这是避免不能称官的有效途径。能不能称官，要看他的能力和官位是否相当。能力很低，就不能授予高官。反之亦然。
《典语》上还讲，要“料才核能”地去任用人才。“夫料才核能，治世之要也”，料就是要评估、估量，估量人的才能，考核他的能力，是治理国家的要务。“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达，自非圣人，谁兼资百行，备贯众理乎？”凡是人的才能，他的用处，都是有一定的范围，能力也有偏通之处，并非每个人都是圣人，有谁能兼通百行百业，明白各种道理？“故明君圣主，裁而用焉”，所以明智的君主，都是衡量人的才能来给以任用。
“昔舜命群司，随才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在历史上，舜任命百官的时候，也是根据每个人才能的不同，给以不同的位置。比如说任命皋陶来断狱，任命契为司徒掌管五伦的教化，任命禹来治水。“汉述功臣，三杰异称”，汉朝表彰功臣的时候，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三杰”，也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功劳而给以不同封号。张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善于出谋划策；萧何“振国家、服百姓”，擅长治理国家、百姓；韩信“连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擅长率军打仗，是将将之才。他们各自的才能不同，因此封号也不同。“况非此俦，而可备责乎？”这些人物尚且如此， 更何况不是像他们这样杰出的人物呢？怎么可以对他们求全责备呢？“且造父善御，师旷知音，皆古之至奇也。”造父是善于驾车的人，师旷天生就是盲人，但是他的听力特别好，辨音的能力特别强， 所以“师旷知音”，这都是古代最神奇的人。“使其探事易伎”，探也作换，让他们彼此交换自己从事的职业和技艺。“则彼此俱屈”，意思是他们也都尽力了，但是还不知道怎么样去胜任。“何则? 才有偏达也。”人的才能是有偏通、有专长的。“人之才能，率皆此类，不可不料也。”人的才能大概都是像这种情况，所以不能够不估量人的才能去委以重任。“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国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尽其才，不核其能，故功难成而世不治也。”有的君主用了这些士人，还是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虽然任用了他，但是他的才能，没有充分地发挥，也没有根据他的能力，来给他一个适合的位置，“功难成而世不治。”很难获得功效，国家也得不到治理。“马无辇重之任，牛无千里之迹，违其本性，责其效事，岂可得哉。”马没有像牛一样去负辇耕地的任务，牛也没有奔跑千里的能力，如果违背本性去任用它，还希望能够有成效、功效，这怎么可能得到呢？任用人才也是一样的，“使韩信下帷，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3］202 － 203 这就凸显了检才任用的重要。孔子所谓“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德不当位，功不当禄
《潜夫论》中记载，“是故先王为官择人，必得其材，功加于民，德称其位，此三代开国建侯，所以能传嗣百世，历载千数者也。”［4］140 古代的先王为官职选择人才，一定要得到德才兼备的人，使他功劳惠及于广大的民众，他的德行和他的位子相称，这是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建立国家封侯的根本，所以能够传承百世，历载千年。
在《管子》上也记载，“君之所审者三”，君主要审慎的有三个方面，“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君主要审慎考虑的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他的德行和位置不相匹配，第二就是他的功绩、功劳和他所享受的俸禄不相匹配，第三就是他的能力和他的官位不相匹配，这三者是治乱的根本。
《管子》上还说，“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与重禄； 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7］92 在一个国家，他的德义还没有显明于朝廷，就不可以给他很高的官位;他的功劳没有被国家、人民所认同，就不能够给很重的俸禄;他做事不能够取信于民，就不可以让他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德行很高，位置很低， 是过;德行很薄，位子却很高，这个是失。“宁过于君子，而无失于小人。”宁可让君子处于卑位，也不要让小人居于尊位。“过于君子，其为怨浅矣；失于小人，其为祸深矣。”君子很有德行，即使产生怨恨也不会太深;但是如果让没有德行的小人，处在很高的位置上，所产生的灾祸、影响可就深远了。《管子》告诫我们，一定不要让没有德行的人处于高位。
在《墨子》上说到“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与之爵，重与之禄，任之以事，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古代的圣王治理国家，都是根据人的德行的高低来给以官位，崇尚贤德的人，即使是农民、工匠、商人，如果他们有能力就举荐他们，授予他们爵位，给他们丰厚的俸禄，任以政事让他们来处理，并不是因为贤德就受到封赏，而是因为想把事做成功就必须坚持这个原则。“故当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受赏，量功而分禄。”根据德行的高低来排列官位，以官职来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侍奉君主，按功劳给以赏赐，评量功绩而给以俸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恒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故得士。”［8］没有恒长富贵的官，也没有恒长贫贱的百姓，举荐贤德的人，罢免不贤的人，这样才能够做到崇尚公义，避免私怨，才能够得到贤士的辅佐。《墨子》上的这一段话，进一步阐明了要任人唯贤，对有德行、有功劳的人给以封赏，无论贤臣的出身地位如何，都要客观公正地对待。
《中论》上也有类似的阐述，“古之制爵禄也，爵以居有德，禄以养有功。功大者其禄厚，德远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禄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观其爵，则别其人之德；见其禄，则知其人之功。不待问之也，古之君子贵爵禄者，盖以此也。”［9］官与德、禄与功相称，就是名副其实。
《傅子》上载，“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二教既立，则良士不敢以贱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爵禄之制乎。”又言“不修行崇德，则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禄，不获此赏。此先王立教之大体也。”如果没有很高的德行，就不获得这个名声，不居于这个官位，不能够获得这个俸禄，也不能够获得这个封赏，这是先王立教的根本。“夫德修之难，不积其实，不成其名。”德行的修养是很难的，如果没有长期的修养功夫，没有实际的德行，就不能够成就好的声誉。“夫言撰之易，合所悦而大用”这个言说、撰写、粉饰都很容易，能够获得君主的喜悦，合君主的心思就被重用，“修之不久，所悦无常，故君子不贵也。”［10］修行的时间不需要很长久，而君主所喜好的也不会不变，会经常改变，所以君子不贵通过言语投合君主的喜好来获得官位，领导者也不能仅凭人的言语就授予官位。
五、偏信壅塞
《政要论》上有这样一段论述：“为人君之务，在于决壅；决壅之务，在于进下；进下之道，在于博听。”君主的要务在于排除蒙蔽，不要受人蒙蔽，排除人蒙蔽的关键就是在于使下面的言论都能够传达到君主这里。“进下之道，在于博听”，而能够使下面的言论传达到君主这里，最关键的在于广泛地听取众人的意见，即“博听之义，无贵贱同异，隶竖牧圉，皆得达焉。”而若想真正达到广泛地听取大众的建议，关键就要做到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使得奴役的、做童仆的、放牧的、养马的都能够畅所欲言，并且他们的意见都能传达到君主那里。“若此则所闻见者广，所闻见者广，则虽欲求壅，弗得也。”［2］113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君主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就很广泛，如果他所听到的、所见到的很广博，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蒙蔽他了。
这说明君主不要偏信，以免被人蒙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广泛地听取众人的意见，甚至基层工作者的意见。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臣子为蒙蔽君主，就观察君主的喜好，君主喜欢什么他就顺着君主的意思去说，进而控制君主。如秦朝赵高就是蒙蔽君主的佞臣，他看到皇帝很喜欢恣意游乐，放纵自己的情欲，便趁机对皇帝说，当皇帝的之所以尊贵就是因为他能够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人们感觉他像神明一样，只有得到人民的仰望才能够被尊重。而神明是只能听说，不能露面的，所以不能让大臣总是能够见到皇帝，这样才能够显示出皇帝的威严。结果秦二世就信以为真，从此赵高专权，当他最后丧身亡国时，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被赵高蒙蔽了。这说明，如果偏信一个人的言论，就容易被人蒙蔽，而听不到下面的意见。人君身居高位犹其如此。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不可不小心也。
六、妒贤畏能
《孙卿子》中有这样一句话:“故明主好同，暗主好独；明主尚贤使能飨其盛，暗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11］明智的君主喜欢和大家共同商议事情，而昏庸的君主喜欢独断专行。明智的君主尚贤使能，进而使国家得到治理，人民安居乐业。而昏庸的君主妒忌贤德的人，畏惧有能力的人，结果就毁灭了他的功绩，致使国败家亡。这表明妒贤忌能的人做不了大事，而且还把已有的功绩丧失掉。
明智的君主对臣子用之不疑，而且认为臣子的贡献就是自己的贡献，臣子的能力就是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具备最高的智慧，进行最好的统治。“人主之不通乎主道，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者恶之，与不肖者议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那些不懂得做君主之道的人，却不是这样认为的，自己没有能力又厌恶贤德的人，怀有忌心，并且与不肖的人去陷害诋毁忠良，这是功名之所以受到伤害，国家之所以危亡的重要原因。
《孔子家语》上记述了曾子和孔子的一段对话。曾子问:“敢问何谓三至”？孔子说：“至礼不让 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12］曾子向夫子询问“三至”的道理，夫子说最高的礼不需要讲谦让，天下却可以得到治理，最高的奖赏不需要耗费资财，但是天下的士人都喜悦，最高的音乐不需要发出声音，但是天下的百姓都和睦。如果明智的君主能认真地实行这“三至”，那么天下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就可以知道他的名声，天下的士人都可以做他的臣子，天下的百姓都可以为他所使用。曾子又请孔子详细地解说。孔子说：“古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意为古代明智的君主，一定对天下贤德之士的人都很了解，知道他们的名字。“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道他们的名字，还要去调查一下是不是名副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知道他名副其实有真才实德，那就以天下的爵位来尊敬他，给他授以高官厚位。这就是最高的礼不需要讲谦让，但是天下能够得到治理。“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就是用天下的俸禄使这些贤德之士都富裕，即为“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因为君主封赏的都是那些有德行的贤良之士，所以天下的人都会非常地喜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天下赞叹的声音就兴起。“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这就是音乐教化的最高境界，不需要奏出声音但是天下都非常和睦。这段论述说明，只要君主知人善任，任用贤德，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就可使天下得以治理，而且也不要耗费资财，天下的贤士都能够各得其所而喜悦。而且因为贤德之士在位，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民众自然也受到良好的教化，彼此和睦相处。这再次说明君主、臣子的位置不能够颠倒。 君主的任务就是知人善任，不能够嫉贤妒能，只有做好这一点，国家才可以得到治理。
以上是《群书治要》中论述的用之大忌。对一个领导者而言，要真正任用贤才，使人尽其能，必须力免这六个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贤者竭其力，百姓服其治，政治清正廉明，国家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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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余莉． 群书治要译注:第 34 卷［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222．
［9］刘余莉． 群书治要译注:第 46 卷［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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