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魏徵在《群书治要》序言中提到，《群书治要》的编辑采取了一个原则，即“一书之内，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也就是说，他所选录的典籍之中，凡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华，一句都没有遗漏；如果选录的是一个历史事件，那么整个历史事件的内容也会选编得非常完整，甚至连细节也保存。由此可知，魏徵等编辑《群书治要》时用心良苦，目的就是给太宗乃至后代领导者最好的借鉴与启示。这部宝典用了五年的时间才编辑完成，说明古人治学态度严谨，确实是从古籍之中精挑细选而成。因此，每一个故事都给人深刻启发。
《史记》记载，周厉王登位，贪图财利，亲近荣夷公。这时，忠臣芮良夫劝谏说：“王室大概要衰微了吧!荣夷公喜欢独占利益，却不知道会因此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财利是天地之间万物所依赖生存的资源，而要有独占的现象，造成资源分配不均，害处可就大了。因为大家都需要用到这些财利，怎么可以独占?独占财利，所惹怒的人一定会很多，他这样做却不知道有大难将至，还用这样的道理来教唆君王，君王的统治怎么能够持久?”
芮良夫的劝谏非常诚恳直接，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这是古代忠臣的一贯做法，因为如果看着君王做错事而不去劝告，就是陷君王于不义。芮良夫还说：“普通人独占财利，还被称为强盗。如果您干这种事，归附您的人就会很少了。荣夷公若被重用，周朝必定会衰败。”
但周厉王却没有听从劝谏，还是任用荣夷公主管国事。
周厉王施行暴虐的统治，奢侈傲慢，国都的民众都纷纷议论他的过失。这时，召公又来劝谏说：“民众都忍受不了您的政令了。”但厉王不仅不知悔改，还恼羞成怒，派一位卫国的巫师监视那些指责自己的人。只要他来报告有谁诽谤自己，便立刻把那人杀掉。于是议论朝政的人愈来愈少，诸侯也不来朝见了。
厉王的统治更加暴戾，结果国都的民众没有人敢讲话了，在路上相遇时，也只能是互相用眼色示意一下。周厉王得意地对召公说：“你看，我能消除非议了，民众都不敢乱讲话了。”召公说：“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召公这句话也成为历史名言。他接着说：“你这不过是塞住民口罢了，堵住人民的嘴巴比堵住河流的后果还要严重，河水堵塞蓄积，一旦决口，受到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堵住民众的口也是如此。所以，善于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要让民众宣泄，表达其意愿。放手让民众讲话，政事的好坏得失都可以从这里反映出来。民众想在心里，说在嘴上，成熟的意见便可予以推行。若是堵住他们的嘴巴不让他们发表意见，那么支持您的能有几个人呢?”
厉王仍然不听劝谏，于是国内没有人敢说话了。三年之后，大家都联合起来反叛，袭击周厉王。周厉王就逃跑到彘地。后来，宣王即位，整顿政事，效法文、武、成、康的遗风，结果诸侯重新归附周朝。
学习这一典故，至少给我们四点启发：
一、修身为治国之本
为什么周厉王任用荣夷公，而却不听芮良夫、召公的劝谏?《周易》中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的人自然会走到一起。君主是什么样的人，也就喜欢任用什么样的臣子；自己的修身达到怎样的程度，也会感召什么样的下属来到身边。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主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不难了。
《列子》中记载，楚庄王向詹何请教：“怎么治国?”詹何反问说：“您为什么明白修身，却还不明白治国的道理呢?”楚庄王真诚地说：“我得以尊奉宗庙，拥有整个国家，我希望学会怎样来守护它。”詹何回答：“我不曾听说过君主自身修养很好而他的国家却混乱的，也不曾听说君主自身修养不好而他的国家却安定的。所以，根本在于修身，像治理国家这种次要的事情，我就不敢对您讲了。”可见，君主的修身是平治天下的基础。在《群书治要》这本讲如何治国理政的典籍中，有大量的篇幅都是告诉在位者应该如何修身。
二、修身始于戒贪
在位者一定要戒止贪心，不能与民争利。如果想独占财利，必定会招致民怨，甚至导致灭亡。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创出贞观之治，和他熟读《群书治要》密不可分。《贞观政要》上记载着唐太宗与臣子的谈话，从中可见，太宗确实把《群书治要》的教诲力行在治国之中。
在《贞观政要·论贪鄙》中记载，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如果人有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那没有不视之为宝贵的，如果拿着宝珠去射鸟雀，岂不是很可惜?而人的性命比明珠珍贵得多，但一看到金银钱帛就不畏惧法律的惩罚，立即收受，这就是不懂得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射鸟雀，怎能用比明珠更宝贵的生命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尽忠职守、正直公道，做事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那么官爵立即就可得到，一律不必采取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赃物、贿赂暴露以后，必将身败名裂，确实是很可笑的行为。”在这里，太宗用了一个“明珠射鸟雀”的形象比喻，说明一个人拿着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结果是得不偿失。
贞观二年，唐太宗又对侍臣说：“我曾经说过，贪婪的人不懂得爱财的道理。例如，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所得的收入本来就很多了。如果接受别人的财物贿赂，不过几万钱而已。然而，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哪里是懂得爱财的道理?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过去鲁国的丞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送的鱼，所以能一直有鱼吃。”
这里太宗引用了一个典故：鲁国的宰相公仪休，为官清廉，对属下要求也很严格，从来不与民争利。他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吃鱼，结果有人投其所好，送给他很多鱼。他却拒不接受，派人把鱼退了回去。送鱼的人就问：“我知道您爱吃鱼，所以特意选了一些上好的鱼送给您，您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说：“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今天才不能接受。我爱吃鱼，我是宰相，自己去买不就好了吗?但是如果我接受了您的鱼，却因为受贿被关进监狱，请问我还能再吃到鱼吗?还有谁再送给我鱼呢?”这就是公仪休的明智之处。
可见，唐太宗确实博览群书，在这里就引用了这个典故，并且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从不接受别人送的鱼，他就得以长久吃得上鱼。”并进一步引申道：“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如果君主很贪婪，必定亡国；臣子很贪婪，必定丧命。太宗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事例，时时警告身边的侍臣以及朝廷百官，提醒他们不要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
贞观四年，太宗对大臣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高地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以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不但百姓安乐，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原本贤德之人，财富一多，可能就会骄奢淫逸，过上放纵的生活，不思进取，志向也不像以前那么坚定了。所以“自古公卿出白屋”，很多有成就的人，年轻时生活都很贫苦，正是因此而立下清白的志向，磨炼自己的意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没有智慧的人，拥有很多钱财，却不知道利用钱财去做利国利民的事，反而骄奢淫逸，结果是富不过三代，甚至是富不过当代，这一生还没有过完，就已经败落甚至锒铛入狱了，这都是不读圣贤书的过错。所以太宗说：“这话可以引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事实证明，贪官心里都是战战兢兢，长期的压力、紧张，让自己的身心都不得安定。太宗又说：“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贪财不仅仅害了自己，一旦事发入狱，自己的家人、儿孙都跟着蒙羞。从这些对话中可见，唐太宗是一个明理的人。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贞观七年，唐太宗到蒲州考察。蒲州刺史赵元楷是隋朝的旧臣。在隋大业十二年，隋炀帝游江都(即今天的扬州)时，就是赵元楷负责供应美酒、饮食。炀帝与萧后以及宠幸的美女酒杯不离口，所以赵元楷也因“献异味”被提升为江都郡丞，初尝“媚主”的甜头。现在唐太宗又来蒲州巡视，他就故伎重演，令老年人穿着黄纱单衣，准备在路旁迎接拜见皇帝，并且大肆修饰官署的房屋，装饰城楼城墙以讨好太宗。除此之外，他还暗地饲养了几百头羊、几千条鱼，准备送给皇亲贵戚。
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就把赵元楷召来斥责说：“我巡察黄河、洛水之间的地区，经过了几个州，凡用度所需，都由官府的物资提供。你给我们饲养羊、鱼，雕饰庭院屋宇，这种行为无疑是已灭亡的隋朝的坏风气，现在不能再实行了，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意，改变旧习。”因为赵元楷已经习惯于阿谀奉承，为人很不正派，所以太宗就说这样的话来警诫他。结果赵元楷听后又惭愧，又害怕，几天不吃东西就默默死去了。由此可知，为什么隋朝很快就灭亡，而太宗能在短时间内安定天下，创出贞观之治?就是因为他自己能从经典之中汲取经验教训，明白修身是治国之本的道理。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的大山有很多银坑，如果开采出来，利润很大，每年可收入银钱几百万贯。”一般的领导者听到这样的建议可能非常高兴，马上去开采。但是唐太宗说：“我贵为天子，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缺乏。我只需要好的建议，来推行善事，以有益于百姓。更何况国家增加几百万贯的钱，怎么比得上得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呢?”这全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古人不以金银财宝为宝，而是以人才为宝。他接着说：“你不推举贤能，建议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使权贵豪强震惊敬肃，只会提出开采银坑以获取利益的建议。过去尧舜把璧玉扔进山林，把宝珠沉没于深渊，因而美名被称颂千古。后汉的桓帝、灵帝却重利轻义，是近代有名的昏庸之君。你这样做，是要把我当作桓帝、灵帝吗?”从这一段对话中，就能够看出明君的风范确实与众不同。不仅如此，他当天就勒令权万纪停职回家。
《论语》中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在上位者没有贪欲之心，就是奖赏人们，人们都不会去偷盗。如果在上者特别喜欢珍奇之物，贪财好利，那么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也会竞相追逐利益。结果必然如孟子所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可见，太宗能够创下一代盛世，成为一代明君，绝非偶然。
贞观十六年，太宗又对侍臣说：“古人说，飞鸟栖息于树林，还唯恐树木不够高，所以要筑巢于树木的顶端；鱼藏于水中，还唯恐水不够深，所以穴居于水底洞穴之中。然而它们仍然被人们所捕获，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们贪图诱饵、抵不住诱惑的缘故。现在大臣接受任命，居高官、享厚禄，应当要履行忠诚正直，遵循清廉无私，这样才没有灾祸，长守富贵!古人说：‘祸福无门，惟人所召。’那些以身试法的，都是因为贪图财利，这与那些鱼和鸟又有什么不同?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些话，作为鉴诫。”
古人提醒我们，面对财色名利，要有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当别人拿着财色名利来诱惑自己的时候，实际是诱惑我们跳下悬崖，如果把持不好，行差踏错，很可能会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所以学习《群书治要》，为什么有助于反腐倡廉?如果领导干部们都能够读一读这些历史教训，看一看唐太宗是怎样身体力行圣贤教诲的，就知道贪财好利的结果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真正明白这些道理，人生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三、防民之口，甚于防水
召公谏厉王弭谤时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善治者，一定要想方设法使民众的心声得以表达。
《左传》中记载了“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乡校就是古代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郑国人到乡校休闲聚会，并经常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郑国大夫然明就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我听说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恨的，没有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的。快速制止这些议论不是很容易的吗?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失巨大，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不如我们听取这些议论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可见，开明的领导者，都是想方设法地要了解百姓的心声，要让百姓把他们的建议传达出来，而不是一味地把人们的嘴巴堵住，不让他们说话、发表建议。
这段话可以消除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没有民主，其实恰恰相反，因为中国古代有“民本”思想，表现在经济上富民利民，在政治上重民听民，在文化上教民导民，因此开明统治者很注重让民众反映心声，汲取民众的建议。通过《群书治要》可以了解到，中国古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要实现社会大治、国泰民安，在位者就必须保证听到人民的呼声，使下情上达。因此，历史上很多开明的领导者，设计了很多合理的制度，能够使得民众直接批评时政的得失。同时，非常注重选拔任用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臣子，听取他们对自己的批评和意见。
《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为此，古圣先王设立了各种制度，以便听取人民的谏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贾山《至言》说：“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古代圣王采取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记载君主的过失，乐工诵读规劝的谏言，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事，商旅之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议论朝政，这样国君方能听到他的过失，见义则从，加以修正。这些劝谏制度的制定，都是为了使民情上达，民心安定。《后汉书》中亦记载杨震所言：“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杨震之语道出了古代圣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不仅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甚至听到百姓的怨骂，都会洗耳恭听，真诚接受，真正地做到了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体察民情。这样广开言路，才能洞察隐忧，做到兼听则明，不被蒙蔽。
《韩诗外传》里有个故事：春秋时，重臣赵简子有一位臣子叫周舍，在赵简子门外站了三天三夜，赵简子派人问他有什么祈求。周舍回答说：“我别无祈求，只想做一个能够犯颜直谏的臣子，跟在你的身后，把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特别是你的过失给记录下来。”赵简子一听很高兴，从此以后他走到哪里，周舍就跟到哪里，很小心地把他的一言一行，特别是他的过失记录下来。但是没过多久，周舍过世了。有一次，赵简子在洪波台和诸大夫饮酒，大家喝得正高兴时，赵简子却哭了起来。大家一看，纷纷离开座席，说：“我们知道自己有过失，但是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还请您明示!”赵简子说：“诸位没有什么过失。我只是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周舍，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千张羊羔皮，都不如一片狐腋有价值。’一千个唯唯诺诺的臣子，都不如一位敢犯颜直谏的臣子。从历史上看，商纣王的臣子都闭口不言了，所以商朝就灭亡了；而周武王的臣子却可以当面指正他的过失，所以周朝就兴盛起来了。但是，自从周舍过世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自己的过失了，我因此知道自己离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所以我才哀泣!”
《新序》也记载，齐桓公去拜访小臣稷，一天当中拜访三次，都没有见到。随从人员就说：“万乘之主见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意思是三次都见不到，就算了。桓公则说：“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大意是，纵然这位先生轻视官爵俸禄，我怎敢轻视成就霸业之道呢?直到第五次拜访时，桓公才见到小臣稷。其他诸侯国的国君听说后，都说，桓公对布衣之士尚且如此尊敬，何况对于诸侯国君呢?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于是成就霸业。
可见，古代的开明领导者，知道任用怎样的臣子对自己真正有帮助，而且还想方设法地鼓励臣子监督自己的言行，为他提出不同的建议，甚至主动求取谏言、集思广益。这样才能够使民众的意见传达到上面，决策才能够体现民心，受到人们的拥护。
四、教化为先，盛世之因
厉王被放逐后，“宣王即位，修政，法文、武、成、康遗风，诸侯复宗周”。周宣王即位之后，整顿朝政，而且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风，结果诸侯又重新向周朝来朝拜了。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周宣王就改变了社会风气?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重新兴起了道德教化。“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文、武、成、康之所以能够创下盛世，把国家治理好，成为天下的榜样，就是因为他们都重视道德教化，因而为天下诸侯效法，以文化统一了天下。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伦理文化。《孟子·滕文公上》说：“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古圣先王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形式，使得以“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内容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深入人心。正是这种教育承担了西方宗教教育的功能，使人既耻于作恶，又不敢作恶，起到了净化人心、导人向善、睦邻友邦、促进和平的作用，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盛世。
中国历史上历次盛世局面的出现，都离不开重视伦理道德的传统文化的影响，都是因为秉持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如果说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中，宗教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职能，“政治与宗教(包括道德教育)分离”是其基本特征，那么在中华传统的伦理型文化中，则以“政治与道德教育合一”为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文化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历史文化渊源。这启发我们：政治本身就具有道德教化的含义，国家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这就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