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看来，“高薪”对于“养廉”是必要的。但是也同时看到“欲是深渊”，如果缺少道德教育，“高薪”不仅不会达到“养廉”的效果，还可能走向骄奢淫逸。《群书治要》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精粹，对当前热议的“高薪养廉”问题论述深刻，可为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借鉴。
《群书治要》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精粹，对当前热议的“高薪养廉”问题论述深刻，可为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借鉴。
《群书治要·墨子》中记载：治国之人，都希望使国家富裕、人口众多、民心安定，但是却难以达成。就是因为治国之人，不能以“尚贤使能”的原则来办理政治。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的贤良之士愈多，社会风气就愈淳厚。所以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众多的贤才。要得到众多的贤才，就要让这些人富裕起来、受到尊敬，让他们处于高贵的地位、受到赞誉。所以古代圣王治国理政奉行这样一句话：不让不义的人富裕，不让不义的人尊贵，不亲爱不义的人，不接近不义的人。
《群书治要·韩诗外传》中记载：宋燕在齐国做宰相，结果被驱逐。回来之后便招了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个人说：“诸位大夫，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去投奔其他诸侯国呢？”结果陈饶等人都趴在地上，无人答应。宋燕叹气道：“太可悲了！为什么士大夫容易获得，但却难以使用呢？”陈饶回答说：“并不是士大夫容易获得，而难以使用，是您不能够正确地安抚他们。您给士人的薪俸，只有三斗的黍稷。结果他们养家糊口都不够，但是您家的野鸭、大雁却有吃不完的粮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您家果园种满了梨子、栗子，后宫妇女用这些果子互相投掷，但是士人却从未尝到过一颗，这是您的第二个过失；您家的绫罗绸缎，华丽地装饰在厅堂之上，随风而破败，但是士人却不能用它做衣服的滚边，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钱财是君主您所轻视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视的。您连自己所轻视的东西都不能付出，却希望士人能够付出他们所重视的东西，这就好比您制造的软质而不锋利的铅刀，却希望它能够像名剑干将那样锋利，岂不很难办到吗？”
可见，尊敬贤才，给予其足够的俸禄使其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基本要求。《群书治要·傅子》中也说：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谁不希望官吏都很清廉呢？但是不知道怎样使官吏清廉，而一味地要求官吏清廉，这就像是搅浑了的水源，却希望水流清洁一样。
至于如何使官吏保持廉洁，《傅子》里做了一个比喻：即使像伯夷、叔齐这样廉洁的人，让他们任官做事，但是给他们的俸禄却很微薄，他们既不能养活自己，也难以奉养家人，结果必定会导致他们营取私利。从孝道而言，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骨肉之道不能亏失。但从国家法制的角度出发，营取私利又触犯了刑法。这样他们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久而久之就会对君主滋生怨恨。怨恨心一产生，仁义的道理也就衰落了。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对这种情况做了更形象的比喻：对于俸禄不足的官员而言，希求他们奉公执法就像是“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困难。虽然世间存在着有傲骨、够清廉的人，但百中难觅其一。仅凭道德修养的约束，不能够使所有官员洁身自好。圣王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国家必须给官员丰厚的俸禄，以防止其不必要的贪心。贪心止住了，为官者便不会与百姓争利。历史上晏子就是明显的例子。晏子做宰相的时候，他的俸禄足够养活五百家的人口。也就是说，他的俸禄对于自己及家人维持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绰绰有余，因此他不必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故而，首先要解决官员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才能使他心无旁骛，安心于本职工作，为国为民竭忠尽智。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也提出，假如官吏的俸禄很厚重，他们靠俸禄便可以奉养自己，那么就没有必要去与民争利。“无求于民，奸轨息矣”，如果对人民无所求，作奸犯科的行为就不太可能产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贪污受贿失去官位，就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得不偿失，官员也就不会轻易权钱交易了。
通过“高薪”达到“养廉”之目的，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首先，用人之君必须修明道义，尊贤使能。在古人看来，真正的贤德之人（如颜渊、诸葛亮、文天祥等）并不会徒慕高名厚禄而来。要招致这样的贤者，用人之君必须首先有道德，修明礼义。《群书治要·三略》中讲道，“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禄得；有守节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臣，必视其所以为人者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守节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这也是《周易》上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其次，确立“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的选人标准，确保所用之官为贤能之人。
《群书治要·傅子》说：封爵授禄，是国家权力的根本，也是实现宝贵的正路，不能不予以重视。既然如此，就应做到“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即无德的不授爵位，无功的不给俸禄。这两条规矩确定了，那么贤良之士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贵的爵位，敬业的臣子不敢以微小功绩接受重禄，何况无德无功的人，怎敢以虚假追求爵位和俸禄呢？建立爵禄的原则既已确定，就一定要公开选用合适之人并予以重用。品德高尚，功劳大的人，授予重爵高位，享受厚禄高官；德行浅薄、功劳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薄禄低官。这样，就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出任领导位置。
再次，“除无事之位”“并从容之官”，精简机构，减少官员的数量。
如果机构重叠、官员位置很多，导致很多官员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增加官员的俸禄，就必然会加重人民百姓的负担，人民对“高薪”的举措就会产生不满。所以“高薪养廉”的另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少其吏”。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中阐述道：“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道增加官员俸禄但是不知道精简官员的数量，就会使国家负担过重，财力就会空虚不足，入不敷出。所以必须精简人员，“使人当于事”。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也记载，明智的君主设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称，不会让人浮于事。人和事相称，官吏数目减少，人民的数量就会增多，从事农业的人多了，物质基础就丰厚了；另一方面官吏的数目减少了，即使提高官员的薪俸标准，但整体所需的薪俸数目相对而言却是减少的，这样就不至于给人民造成过重的负担。
《群书治要·魏志》也说：撤除无事可干的职位，减省不急需的俸禄；停发不做事、白领俸禄之人的费用，撤并无事可做的官员。让每一位官员一定有职责，有职责均需承担事务；承担事务一定要接受俸禄，用俸禄代替耕作。这是古代的常规，也是当今社会应该采取的原则。反之，如果不能精简机构、减少官员的数量，由于职位很多，官员数目庞大，人浮于事，结果，官员的俸禄都很微薄，不足以维持自己及家人体面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就可能出现贪污受贿、与民争利的现象。所以，只有精简官员，使人当于事，俸禄充足，官员不必与民争利，官员腐败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就会珍惜职位并廉洁奉公，从而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
最后，提高官员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以“尽其力”。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指出：“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知道增加官员的俸禄，也知道精简职位，减少官吏，但是如何使官员竭尽全力地尽好本分，那么事情就会繁多而显得职位短缺。所以在精简机构、减少官员数目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官员的责任感，使他们能够竭忠尽力，负责高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样才不至于显得人手短缺。
在古人看来，“高薪”对于“养廉”是必要的。但是也同时看到“欲是深渊”，如果缺少道德教育，“高薪”不仅不会达到“养廉”的效果，还可能走向骄奢淫逸。《群书治要·文子》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无为非者寡矣。”所以，在“高薪”的基础上，还必须加强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因为虽然官员的数量减少了，但是如果官员的贪心很重，欲望没有止境，不知道节省财力物力，那么百姓竭尽全力也无法供养做官之人，结果仍会为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也会为自身招致灾祸。
所以要实现“高薪养廉”，既要做到精简职位，还要对官员进行官德教育，使官员明白长久保持富贵的道理。“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周易》）、“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群书治要·中论》）。这样才能使官员做到凡事节约而不奢侈浪费，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职位、权势作为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骄奢淫逸的资本，从而避免身败名裂乃至“富（贵）不过三代”的悲剧。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刘余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