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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之重，不言而喻。古来成就大事者莫不得力于贤士的辅佐。总结《群书治要》中的得人之道，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以善感人
《新语》上说：“夫善道存乎心，无远而不至也。恶行著乎己，无近而不去也。”如果领导者的言行依顺善道，那么即使很远地方的人，也都会被感召而来； 如果领导者恶行昭著，即使是身边很亲近的人，也会离之而去。相反，“殷纣无道，微子弃骨肉而亡。”所以，能否感召到人才，关键在于用人者自身的修为。
《三略》记载，“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禄得；有守节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胁。”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人志向清高纯洁，就不能够用高官厚禄来俘获他；如果这个人坚守节操，便不能够靠威刑来胁迫他。“故明君求臣，必视其所以为人者而致焉。”因此，明智的君主求取臣子，一定要看这个人的志向，之后再以适当的方式招致他。“致清白之士，修其礼”，对于那些很清高、道德很纯洁的士人，领导者就必须修明自己的礼义，对待士人要有礼敬之心。“致守节之士，修其道。”若要想招致坚守节操的人，领导者也要修明自己的道义。“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这样，贤士才能够被招来，自己的名声才可以保全。
《傅子》记载：“举贤之本，莫大乎正身而壹其听”，意思是若想得到贤才就要修正自身，按照圣贤人的教诲去做。“身不正，听不壹，则贤者不至”，如果自己的修身不端正，听的不是圣贤教诲，那么贤德的人就不会归附。即使归附也不会被重用，因为志不同、道不合，所以便会错失贤才。所以举贤的根本，还是在于修正自己的身心。《中论》上也曾明确指出，“故人君苟修其道义，昭其德音。慎其威仪，审其教令。刑无颇僻，惠泽播流。百官乐职，万民得所。则贤者仰之如天地，爱之如亲戚，乐之如埙篪，歆之如兰芳。故其归我也，犹决壅导滞，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意思是说，如果君主、领导者修明自己的道义， 彰显自己美好的声誉，谨慎自己的言行，慎重地颁布他的教化和政令，刑法没有偏颇邪僻之处，恩泽广泛地流布，百官都安于自己的本分，以尽职尽责为乐，万民各得其所，百姓安居乐业，那么贤德的人敬仰这样的领导，就像敬仰天地一样；爱戴他就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亲属一样，快乐得就像听到了埙篪合奏的欢乐音乐，愉悦的就像闻到兰草的芬芳那样心旷神怡。
尊重贤才的重要性，《尸子》上也有所提及。舜是一个极爱才重贤的人。他任用了禹、后稷、皋陶等五人，自己便实现了无为而治。天下的人，都以他为父母，因为他“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尧向他请教，舜曰“事天”，就是按照天地自然的规律、自然之道去做。“平地而注水，水流湿”，在平地上浇水，水自然会流向低洼潮湿的地方。“均薪而施火，火从燥，召之类也”，在地上放置很多柴火，然后点燃，火自然会首先烧着那些干燥的木柴，这就是自然感召的结果。因此 “尧为善而众美至焉，桀为非而众恶至焉”。因为如此，尧凭借自己的美好德行，感召而来的都是贤良的臣子和人才；而桀品行败坏，招致的都是德行缺失、 奸诈狡猾的人来与他为伍。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所以，领导者身边如果没有德才兼备的人，那么就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德行上是否有欠缺，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若自己德行没有缺失，优秀的人才就会蜂拥而至。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也是这个道理。
二、以礼敬人
当今选拔人才大多都采用竞争上岗的方法，而古人并不认为竞争能够选出人才，反而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猜疑之心。古人认为提倡礼让、谦让，可以增进人的美德，促进社会和谐。真正贤德的君主，一定是任用这种贤德之士并对他们非常尊敬。因此，若想真正获取贤才，用人者必须有礼敬的态度；而采取竞争上岗的方式获得的人才，很可能并不是一流的德才兼备之士。《晏子》中曾记载：最上等的人才，是很难举进，并且轻易便会退位而去；次一等的贤才，是很容易出仕，但同时也很容易罢官而去的；最下等的人，是最容易被举荐，但是却最难以被罢退的人。所以大凡愿意出来竞争的，很可能是怀有私心的。所以古人任用贤才有一个方法，就是任用那个最谦虚、最礼让的人，重在让，而不在于争。
用人者以礼敬重贤才，则所选用之贤士必能励精图治，克尽其能。《孙卿子》曾载，“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嫚贤者亡。古今一也。”意思是尊敬圣贤的人，可以称王天下；以贤人为贵的，可以称霸天下；尊敬贤德的人，可以免于灭亡；怠慢、侮慢贤德的人终究会走上灭亡的道路。这是古今通用的道理。《吕氏春秋》上也曾记载，“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贤明的君主，一定要自己去结交、知遇那些士人。若士人觉得你对他有知遇之恩，就会竭尽全力地回报你；如果你做错了事，他就敢犯颜直谏，甚至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尸子》说，“下士者得贤，下敌者得友，下众者得誉。故度于往古，观于先王，非求贤务士，而能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者，未之尝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尝见也。”意思是，礼贤下士的人能够获得贤才，能够对敌人礼敬的人，便可以化敌为友，能够对众人礼敬，便能够获得众人的称誉。所以纵观历史的发展和古代圣王的治国经验，如果不依靠贤才，没有哪个先王可以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而且君主若没有按照道来求取贤才的话，那么贤才是不会被招致的。这说明礼敬的态度非常重要，一个领导者礼贤下士、尊敬贤才，才能够得到贤能之士的帮助，成就事业。
三、以富安人
《墨子》曾载道：王公贵族治理国家，都想使国家富裕、人口众多、民心安定，但是却难以成之。其原因就在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够以尚贤使能的原则来 办政治，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贤良之士越多，国家的风气就越淳厚。所以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众多的贤才，而如何才能得到众多的贤才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想让国家善于驾车、善于射箭的人越来越多，就要让他们富裕起来，并且尊敬他们，使他们得到良好的声誉。这样国家善于射箭的、善于驾车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因此若想国泰民安，对于国家的贤人，便更要使他们富裕起来、使人们尊敬他们，这样国家贤德之士，才会越来越多。所以古代的圣王，治理政事、治理国家，有这样一句话：“勿使不义之人富，勿使不义之人尊，勿亲不义之人，勿近不义之人”。对于真正的人才，首要任务就是让他们富裕，安定其身心，使其无后顾之忧。
《傅子》上有这样一句话，“凡欲为治者，无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意思是，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哪一个人不希望他的官吏都很清廉呢？但是不知道怎样使官吏清廉，而一味地要求官吏清廉，这就像是搅浑了水源，而希望水流很清洁一样。而如何使官员保持廉洁，《傅子》就做了一个比喻，伯夷、叔齐这样的人，让他们任官做事，但是给他们的俸禄很微薄，那么他们既不能养活自己又不能奉养家人，这样的结果必定会导致他们营取私利。从孝道而言，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骨肉之道不能亏失。但从国家法制的角度出发，营取私利又触犯了刑法。这样他们便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久而久之就会对君主滋生怨恨，怨恨的心产生了，仁义的道理也就衰落了。
《袁子正书》上曾提出，明智的君主设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称，不会让人浮于事。人和事相称，官吏很少，人民就众多，从事农业的人多了，物质基础 就丰厚了；另一方面官吏少了，即使提高官员的收入水平，但整体所需要的俸禄相对而言是减少的。假如官吏的俸禄很厚重，他们靠俸禄便可以奉养自己，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有求于人民，去与民争利。“无求于民，奸宄息矣”，如果对人民没有所求，不与民争利， 作奸犯科的行为就没有了。这说明高薪养廉确实是很必要的，但是高薪养廉，它也需要前提条件。这就是要精简机构、精简官员的数量。这样才不至于给国家造成太大的负担。《傅子》上说，“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则事繁而职乱。”意为若想治理人民，但是不精简职事，导致事务繁多，而职能混乱。“知省其职，而不知节其利，厚其禄也。则下力既竭，而上犹未供。”知道精简官职，但是不知道节省财力，那么下面的百姓竭尽全力也无法供养做官的人。所以高薪养廉既要做到精简职位，还要做到“知节其利”，控制官员的欲望，不能走向奢靡享乐。
四、以公待人
《昌言》说，“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赐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意思是说，做君王的人，授予官职应该摒除私心，只将贤德与否作为考察官员提拔的标准；勤于政事，多次去探望有功劳的人，只对有功劳的人才颁赐，对于那些有罪恶的人，一定有惩罚。这样的话，政治平稳、人民安定，大家各得其所，结果天地因我而自然地正常了；吉瑞的事 情，也因为我而汇集了；恶的事情，也舍我而去。这些都是“官人无私，唯贤是亲”所得到的成果。
《孔子家语》中记载着子路来请教孔子。子路问：贤明的君主治国首先应该重视什么呢？孔子说：就在于尊敬贤德的人，轻贱不贤德的人。子路又问：可我 听说，晋国的中行氏也尊敬贤德的人、轻贱不肖之人，为什么他还灭亡了呢？孔子说：中行氏尊敬贤德的人，但却不能任用他们；轻贱不肖的人，但是不能够罢免他们。结果贤德的人，知道中行氏不重用自己，就有怨恨之心；不肖之人，知道他一定轻视自己， 而对他有仇恨之心。结果怨仇这两种情绪并存于国家，而邻国的敌兵又在郊外作战，中行氏还想不灭亡，怎么可能呢？所以，有贤德的人一定要被重用，不贤德的人一定要被罢免。否则，事业就很难兴盛，甚至容易导致灭亡。
《六韬》上也描述了七种贤者不被重用的情况，一曰“，主弱亲强，贤者不用”，君主很弱小，反而他的亲属都很强势，那么权力就无法集中在君主手中，即使出现贤德的人，也不能够被任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众，贤者不用”，君主不够明智，而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很多，那贤德的人也不会被重用。三曰，“贼臣在外，奸臣在内，贤者不用”，贼臣在外诽谤，奸臣在内进献谄言，结果贤德的人也不被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贤者不用”，法律政策，都是偏向于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贤者就得不到重用。五曰，“以欺为忠，贤者不用”，把欺骗自己的人当成了忠臣，那么贤者就不被重用。六曰，“忠谏者死，贤者不用”，贤臣发现君主有错误，犯颜直谏，但是君主喜巴结谄媚，恶忠言逆耳，不仅不会奖赏贤臣，反而会置其于危险的境地，那么贤者也得不到重用。七曰，“货财上流，贤者不用”，财货都流到上面去了，即表明君主贪财好利，那么贤者也得不到重用。这七种贤者不被重用的情形说明，贤德的人才世世代代都不缺乏，只是领导者出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加以重用。所以领导者要待人公平，“尊贤去不肖”，同时也必须有智慧，分得清哪些人是贤德的，哪些人是不肖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待人。
《贾子》记载，君王给人授官分为六个等级。第一叫“师”，第二叫“友”，第三叫“大臣”，第四叫“左右”，第五叫“侍御”，第六叫“厮役”。“师”的智慧源源不断，行为可以作为世人的表率。对世人的要求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他到一个封地，就可以让这个封地受人尊重；他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让这个国家受人尊重。“友”的智慧足以磨砺人，行为足以辅助人，对内能够匡正君主的过失，对外能够称扬君主的美名。“大臣”的智慧足以帮为政者谋划国事，行为足以作人民的表率，仁德足以使上下相处愉悦。他谨然遵守国家的法律，忠于职守，不徇私枉法，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够托他办一些私事。“左右”可以修养自己的身心，端正自己的行为，在乡里不会做对不起乡里的事，他所言所行不会让朝廷有惭愧之心，不怕冒死去劝谏君主。“侍御”可以既不贪财、也不淫色，侍君没有二心，君主有过失，虽然不敢犯颜直谏，但是忧愁的颜色表露在脸上。“厮役”是专指谄媚巴结奉承君主的人。“故与师为国者，帝；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霸；与左右为国者，强；与侍御为国者，若存若亡；与厮役为国者，亡可立而待。”
“以公待人”还体现在对荐贤者的态度上。《尸子》记载，作为臣子，如果举荐贤才给君主，意味着将自己置于被冷落的危险之中，君主如果不赏赐他，他就不会再这样做。所以，进谏贤臣的应该受上赏，得到最高的地位。古时的宰相，并不是最有能力的人，但都是能够进荐贤才的人。只有这样，贤才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国家才会日益昌盛。鲍叔举荐管仲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说明。《尸子》中还记载，“有大善者，必 问孰进之；有大过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赏罚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意为臣子若有大的功绩，就要追寻是谁推荐他的，一同给以赏赐；而臣子有了大的过失， 也一定要追问是谁举荐了此人，并且对举荐人进行连带的处罚。所以，对于为政者而言，一定要秉承“进贤者为上赏，蔽贤者为上戮”的原则，这样才会使得国家野无遗贤，昌盛发达。
五、以诚动人
《体论》中记载，“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临。”君臣之间应该以道义相处，没有真诚之心，就不能互相面对，也不能去统治这些臣子，针对这样的表述，《尸子》中列举了文王、桓公的例子。周文王去求见太公的时候，一天五次往返；齐桓公对待管仲极为慷慨，赐予他数座城池作为封赏。因此文王、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就是因为他们任用贤才。利用贤才补充他们的不足，受到了天下的尊重和认可。在《中论》上也曾表明，“故明主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意思是明智的君主得到贤才，是得到他的心，不是得到他的身。如果“身在曹营心在汉”， 对领导者也没有太多的帮助，所以对待下属，关键要做到用真诚心来感动。
古时的君主对于臣子，可以以诚相待。《体论》中记叙了古代的圣君对臣子非常关心爱护，当臣子生病的时候，他便会多次去探望；当臣子过世的时候，他会亲临大敛、小敛这样的丧礼，并且在丧葬期间他都会减衣缩食，不奏琴瑟。这种表现并不是所谓的形式主义，他忧戚悲伤之心是由内而外的。所以“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说明世间没有不是出自于本心而得人的。“色取仁而实违之者，谓之虚”，若是表面对人仁慈，内心实际上有所违背，这就叫虚伪。“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不能够以真诚心去对待自己的臣子，还希望你的臣子，能够以真诚心来侍奉自己，这是愚蠢的君主。所以只有仁爱之心、只有真诚之心，才能够以诚换诚、以心交心，而不是靠什么谋略、计谋、钻营等。
六、以德教人
《管子》中曾这样记载，“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得人的方法，就是要让人们受到利益。而真正使人们受到利益的，就是要教育他。“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地增长，而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所以教导的国君，应该同时具备三个职能，那就是“君、亲、 师”。这意味着领导者不仅要管理下属，还要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地去关爱下属，教导下属做人的道理，这些才是真正利人之道。
《汉书》记载着这样一段话，“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闻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我听说，尧授命为天子之后，是以天下为担忧，没有听说，他是以天子之位为享乐的。因此他诛杀了、驱逐了那些乱臣贼子，一定要求得贤圣之人来治理国家。所以教化才能够流行， 天下才能够和睦融洽。
关于如何教化百姓，《政要论》说，“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于野。”只有正己才能化人，教导属下并制定惩罚和禁止的这些规定，都是其次的，领导者首先要做一个表率。
《傅子》中对于这方面的解释更为具体，“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立德的根本就在于端正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心端正之后，行为就自然端正了，行为端正了，左右的人也会跟着端正，那左右任命的亲近之人都端正了，整个朝廷也就端正了，整个朝廷端正了，整个国家就能端正，最后天下也都能够端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国家；国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以为政者若想治国平天下，必须要从修养自己的身心来做起。《傅子》上记载，“正道之不行，常由佞人乱之也。”正道不能够得以推行，是邪曲奸佞之人在作怪。桀信任他的佞臣推役侈，把敢犯颜直谏的诤臣关龙逢诛杀了，结果夏朝就灭亡了；商纣王信任佞臣恶来，把犯颜直谏的臣子比干剖食其心，结果殷朝也灭亡了。
然而从古到今奸佞之人却大多受到重用，针对此种现象，《傅子》 回答说，奸佞之人善于养人的私欲，所以私利、欲望很多的领导者便喜欢奸佞之人。而“唯圣人无私欲，贤者能去私欲也”，圣人是没有私欲的，贤者能够去除自己的私欲。“有见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矫之者，正人之徒也”，看到人的私利、欲望生起了，用正道来矫正、劝告，这就是正直的人。“违正而从之者，佞人之徒也”，若违背了正道，而顺从了人的私利和欲望，这便是奸佞之人。所以领导者以此标准进行考察就了解佞正的区别了。教人首要先正己，自己要去除自私自利，防止财色名利等各种欲望的诱惑，只有这样才能示人以德。
七、以道成人
《论语》中明确指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是宇宙和人生的真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律。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家，都是以追求“道”为根本目的。人生于世就要思考人生的价值，追求道，体认道，顺道而行。
孔老夫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若明了道，那么对死亡也就了无恐惧。《说文解字》将“德”解释为“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表明有德的人就是得道之人。有德之人对宇宙人生的真相，都通达无碍。从外在看来，会受到众人的支持与拥护；从内在而言，获得的是心灵的坦荡、安宁，所以了悟道的人便会具备“君子坦荡荡”的特点。所谓君子，是指在学道的过程中，虽然没有像圣贤、得道之人那样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地通达明了，但是他能够助人为乐、 成人之美，还能够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做到心胸坦荡，对人宽容，故每一天欢欣喜悦。相反，“小人长戚戚”，小人一心只想到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还想方设法地去谋算别人。这样的人总是处于郁郁寡欢的忧戚状态。
以道成人就是要按照“道”的要求培养人为圣贤，至少也为君子，杜绝沦为小人。《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使自己的明德开显出来，是使自己觉悟。“亲民”就是觉他，帮助他人也觉悟，开发他的明德。“止于至善”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也就是止于道。 因此得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成就他、帮助他、提升他，这样人才会真正归心，而且会非常尽心尽力地完成自己的本分。
《群书治要》的得人之道，虽然清楚明白，却言易行难，需要不断地实践磨砺。若真正地按着这七个方面去做，则国家不少贤德之士，社会不少贤德之民。 招致了贤德之士，聚合了贤德之民，政治自然清明，社会自然安定，国家自然长治久安、昌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