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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砥砺前行
2021-05-10人民政协报

作者:郭海瑾

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国家公园朱熹园考察,了解传统文化传承等情况时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5月3日至4日,由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杂志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群书治要》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福州市正祥书院召开。开幕式上,福州市正祥书院院长谢东颖致欢迎辞,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余莉,《社会治理》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杨婷代表主办方致辞,全国工商联办公厅副主任沈丽霞、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张波作嘉宾致辞。研讨会以主题报告和讲座方式围绕“《群书治要》基本问题及其当代价值”“《群书治要》与百年大党”“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管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文化根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旨在探求《群书治要》古镜今鉴的价值,助力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部古镜今鉴的善治宝典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是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浩瀚的中华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群书治要》收录典籍66部,50余万字,摘录了从五帝至晋朝之间,经、史、子部典籍之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被誉为“中华文化精华之精华”。

  2001年,习仲勋同志为《〈群书治要〉考译》一书题词“古镜今鉴”,为继承和弘扬这部治世宝典提供有力的思想指南。

  “《群书治要》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粹集成,其中贯穿着古圣先贤的‘治道’传统,体现了传统政治的逻辑规律。”刘余莉指出,这种逻辑规律,即:“以道为体,以仁政为相,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为径,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归,其效用自然是家齐、国治、天下平。”《群书治要》中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新的发展阶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

  《群书治要》是一部善治宝典。在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程冠军看来,《群书治要》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它贵在一个“治”字,中国共产党传承并创新了儒家的善治思想,从管理型执政党转变为治理型执政党。从管理到治理,从治理到善治,这表明,百年大党正带领当代中国走向善治。中国之治,目标在善治。当然,善治社会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我们坚持、完善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还需要我们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从《群书治要》这部善治宝典以及其他优秀文化典籍中汲取更多的治国理政智慧,为善治中国提供更丰富的传统文化滋养。

  《群书治要》中不仅有“治”还有“教”。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教学为先”的主角是教师,百年树人是教师的责任。新时代教育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但长善救失、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是不变的。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编审、学习时报社经济社会部负责人储峰认为,在当代世界,我们要加强自身文化建设,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阐释,同时还要推动中国特色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彰显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突出贡献。

  深入挖掘内涵,以史为鉴

  《群书治要》的编纂成书,曾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如何认识它的当代价值,并在新的历史条件加以继承、转化和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原副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侯才表示,在当代,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亟须构建一种真正体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当代形态的形而上学。在所有实现人与其相统一的合理的方法和路径中,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论路径具有由内而外的特征,提供了一条人与“存在”或“道”相统一的内在路径和模式。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论路径是一把钥匙,可供开启《群书治要》这座智慧宝库。

  如果说《群书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提要,那么,“中”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中之要,是儒学道统的“正法眼藏”。中国人民大学中华经典研究中心主任、《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名誉主任焦国成围绕《群书治要》中的“中”思想提出,“中”是思维方法论,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原则。以“中”修身可达“中庸”至德,以“中”平治家国天下可摆脱“四海困穷”的状况,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天下长治久安。

  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阴”与“阳”两面相生相克的关系。在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李萍看来,这一概念确定了中国人认识自身和周遭世界的主要认知路径,中国式管理的思维方式就体现在阴阳相生相克这一基本认知图式中。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源远流长,对中国社会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谢琼认为,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创新性地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力量,提高社会治理的活力与有效性,是需要解决的一大课题。《群书治要》是我国古代治政匡政的经典巨著,从社会治理的手段看,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从社会治理的主体看,在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中,多元主体参与、人人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求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

  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海天、山东建筑大学讲师秦芳、河南省委党校讲师徐佳佳、国家开放大学教师葛斯青、《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郭家瑞等与会人员认为,研学、实践《群书治要》对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提升思政课的有效性,乃至实现国泰民安、天下大同的理想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本次研讨会还以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为主题举办了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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