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英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贵民重民、贵农重农的国家。《群书治要》不仅辑录了经史百家中有关中国古代治国安邦、匡政利民的治世思想，同时也撷取了许多重民重农的详细论述，诸如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群书治要·尚书》）“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这些思想在历代历朝的太平盛世均发挥了稳定社会、百业兴旺、富民保国、协和万邦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中多次提出“讲仁爱、重民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和理念，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了新时代，面对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面对地球资源日渐匮乏、人居环境严重污染、粮食安全危机四伏，人类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以及未来农业发展何去何从的背景下，将以5000年农耕文明著称于世的农业大国的重农智慧挖掘出来，以坚定自信的姿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开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征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梳理《群书治要》中的重农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对三才的重视:“天人合一”的思想
众所周知，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这一理念源于远古时期伏羲对“天地人”的观察和古人实践经验的积累，作为华夏民族人文始祖的伏羲将天地变化的规律用代表阴阳的符号画出了八卦，揭示出“天道”“地道”“人道”的相互对立又和谐统一的生生不息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规律，这个规律被称为“道”。天之道，揭示宇宙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地之道，顺承天道‘而长养万物的厚德之道；人之道，人与人之间行仁义礼智信之伦常大道。老子说：“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孔子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在天地万物之间，人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是因为唯有人可以传承天的持之以恒、自强不息的精神，唯有人能够像大地那样宽广、包容、谦卑；当人能够遵循天地的规律，再现天地无私、无畏、无条件付出的德行之时，也就是与天地之道相合之时，所以 “天人合一”也被称为“天人合德”。道为体，德为相，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经・系辞上》）道为天地之母，顺应自然，顺应道者则昌，违逆道者则亡。
何谓“农”？农，耕也。《汉书·食货志》：四民有业，辟土植谷曰农”。农的本意指耕作，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农，耕人也；各本无人字，今依玄应书卷十一补。”段玉裁先生对 “农”的解释，使其含义更加深刻。早期的农业是指狭义的耕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农业的认知逐渐从狭义的种植业，扩展到畜牧业、养殖业、林业，再进一步扩展到农产品加工、销售、商贸、机械、管理等成为广义的农业。但同时随着工业文明的步步推进，人们却逐渐淡化和忽视了“人”在农业中的作用和在四民（士农工商）中的地位。
习主席讲五大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几大振兴前提都是人才，没有人才产业、文化、生态、组织如何振兴？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古人就对“人”的能力和作用有了清醒地认知。“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种植五谷啊，播种它的是人，令它成活的是土地，滋养它的是上天。
战国时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还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天时、地利、人和”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原理，如《管子•五辅》把三才称之为“三度”：“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进一步论述，三者缺一不可，互为因果。“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三者之来，政之自召。”
管子认为，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利不宜，则有饥荒；人道不和，则有祸患。三者的到来，都是因为领导没有遵循三才之道而招致的。因此，告诫官员们要尊重自然规律，要了解民情，满足百姓生活之需，并通过道德教化，使人感恩天地之德，才能够顺天时、尊地利、致人和。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才智，纵然有天灾，也可找到避险的方法。反之，违背天道，小视地道，悖礼悖德，逆天行事，势必危难频起、灾祸难抵。孟子也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断。荀子和管子更加强调“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才能富国强民。
（一） 顺天时的思想
俗话说：“看天看地种庄稼”。自古至今，我国许多山区的乡村或在一些偏远地区，人们还保留着这种敬天的观念或春耕前祭天的习俗，以表达对天地的感恩和敬畏之情，也希冀秋天有个好收成。很多不了解传统文化内涵的人，认为这是迷信。何谓迷信？不了解其中的道理，盲目信从或跟从的行为称之为迷信。事实上，古代把祭祀天地祖宗看做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帝王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顺承天意。“祭之旨在不忘本，所谓报本返始也。”祭祀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定时举办祭祀典礼，表达对天地万物、祖先以及有功于国家之人的恭敬与感恩。
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礼有三个源头。天地是万物的根本，没有天地，就没有万物；先祖是人类的根本，没有先祖就没有后世子孙，领导人和老师是治理的根本，没有领导者日理万机的治理和老师的辛勤教导，就没有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吕氏春秋•义赏》上也讲：“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草木生长与凋零，是由节气（气候变化规律）支配的，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才能使草木为我所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深刻认识到“农时”的重要性，强调在农业生产中要“不违农时”，才能耕有所获。
反之“种禾不时，不折必稴，稼熟而不获，必遇天灾。”（《吕氏春秋• 审时》）伐木不顺应天时，木材不是折断就是弯曲。庄稼熟了不及时收获，一定会遭到天灾。《荀子•王制》指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只要不违背农时、耽误百姓耕种，粮食就吃不完。不仅仅强调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种植业要顺天时，对于广义农业所涉及的牧业、林业也要求“不失时”。孟子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不用细密的网在池塘里捕捞，鱼鳖就吃不完；按照时令采伐林木，木材就用不完。
为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管子•小匡》）说：“无夺民时，则百姓富。”还有具体的政策措施作保障。据《吕氏春秋·上农》记载，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农忙季节不准大兴土木，不准兴师打仗，不准庶人行冠礼、婚嫁、享祀，不准设宴集会……等。
二是：“制野禁”，即制定乡村禁令，包括不准本地男子出赘、女子出嫁外地；地未整理好，不准做其他事；不上年纪不准种园；力量不足时，不准广泛开拓荒地而耕；农民不得经商，也不得从事非农事活动。
三是：统治者要三不夺，即不“夺之以土功（大兴土木）”，“不夺之以水事（大搞水利工程）”，“不夺之以兵事（兴兵打仗）”。如果“数多民时”，“大饥乃来”。
可见，不违农时不仅成为农业生产中的宝贵经验，农本邦宁也已经成为古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
（二） 重“地宜”的思想
从事农业生产，不仅要了解天气变化的规律，顺天时，利用天时，获得植物所需的阳光、空气和雨水，还要充分利用土壤的养分和土地资源为人类生产财富，所谓“地宜”就是因地制宜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以满足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土质、不同作物的生长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代，管理农事的官员已经高度重视地形和土壤状况的开发和利用。《礼记·月令》记载：“王命布农事……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每到春耕季节，天子下令布置农耕之事，往往要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躬耕，并要求地方农官认真地考察丘陵、坡地、原瞩各种土地所适宜种植的作物，教导农民什么谷物应在什么地方种植，免得农民疑惑。这表明战国时期，无论农夫还是有关农林牧副渔的官员已经对因地制宜和精耕细作的思想有了深刻地认识。或者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已懂得因地制宜地采取精细的土壤耕作，周到的田间管理，合理的灌溉、施肥（有机肥）及选育良种等一系列农业技术措施，以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的。
（三） 尽人力的思想
在农业生产中，古代人们不仅仅深知“生之者地，养之者天”的道理，更看重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作用。天有四时的变化，地有蕴藏的财富，而人有利用天时、挖掘地利的办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时因地因物从事农耕，趋利避害，是我国传统农学思想的重要特色。思想观念决定行动，让人首先从思想上认知“农人”和农业的重要性十分必要。
《管子·八观》：“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管子说:“农民不种粮食没有饭吃，粮食不靠土地不能生长，土地没有农民不能耕种，农民不卖力气就得不到财富。财富的产生是出于使用劳力，劳力的产生是出于劳动者的身体。”就是说，要想使百姓生活富足，国家富强，不仅要清醒地认识顺天时、重地宜等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重视涉农的“人”，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通过借助和利用天地的能源或尽可能地改变不利的环境条件，才能取得人类所需要的高产高质的农产品。如何达到孔子和孟子所说的“使民以时”“虽劳不怨”的效果，以实现“天时、地利、人和”的天人合一的社会和谐景象?
早在20多年前，国际上就有人发出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疑问，勤劳的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已经作出了最有力回答，而取得这一创造的结果，其根本得益于我国“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传统思想的指导与应用。
二、对“农人”的重视
（一）“与民休息”的思想
“与民休息”原义是指给与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保养民力，复兴经济。实则是对农民的尊重，对农业的重视，通过提倡重农、崇俭和轻徭薄赋等风气，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使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文景二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在县级、乡级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能率众的长老）、孝悌（忠厚之人）以及力田（耕作优秀的人员若干），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人民尊老爱幼，热爱土地，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人民开荒。并多次下诏申明以农为立国之本，强调重本抑末。文帝二年（公元前155 年）春正月，汉文帝下诏书说：
“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重申以农为本，反对弃本事末，还决定减免当年半数的田租。汉文帝十三年的时候，还全年免田税。汉文帝多次下诏书申劝务农之旨，对汉初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及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汉文帝提倡简约的生活、农为本、德化民的工作作风，也使汉景帝继承下来。汉景帝也曾下诏说：
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
大意说：在器物上雕镂花纹图形，是损害农业生产的事；编织精致华丽的丝带，是伤害女工的事。农业生产受到损害，就是饥饿的根源；女工受到伤害，就是受冻产生的根源。饥寒同时出现，而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我亲自耕种田地，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为的是给祭祀祖庙时提供谷物和祭服，为天下人民做个先导。我不接受进献的物品，减少膳食，减少老百姓的徭役赋税，是要天下人民努力种田和养蚕，平时有积蓄，才可防备灾害。可见，领导认知事物的高度决定百姓对事物的认知程度。领导之德如风，百姓之德如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
《史记•孝景本纪》中记载，由于文景时期，政治清明，仁政爱民，采取减轻田赋税率等休养生息的惠农政策，粮食充足，百姓生活安定，使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太平盛世。然而，随着物质的不断积累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很容易放纵耳目口腹之欲，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群书治要·汉书二》中描述商人的生活是“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而有仟伯之得。”这些富人中男的不耕田种地，女的不养蚕织布，穿的一定是华丽的衣裳，吃的一定是细粮和肉，没有农民的劳苦，却有田间的收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若不及时引导，弃农从商的人就会增多，人们的私欲也很容易膨胀起来。加之，“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从事奢侈品制造的人口增多，务农人口势必会减少。自然会导致农民可能因趋利而离开农业、转向工商行业。
这样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很容易动摇，如果农业劳动力流失，会直接导致粮食、布帛减产，进而引发全社会动乱。当时汉景帝能及时下诏，提醒人们不要追名逐利，舍农本求商末，并躬身自律，携带家人亲自下田耕种养蚕，做出表率兴起重农之风，不能不让后人敬佩赞叹。
至于汉代规定商人衣服上不能有花纹图案，不能穿绫罗绸缎等高级衣料制品，不能用金银玉石做衣服装饰物等，其目的均为提醒当时领导者不要本末倒置，而应高度重视农业，进一步增加农业人口，减少游民，促进社会治安的稳定。
（二）粟贵薄赋的思想
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民本、尚勤俭和徭薄赋，使人口不断增加，流民还归田园，使农业得以不断发展。然而，农业的发展，却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汉文帝时每石粮食仅十余钱。民以谷为命，粮价的变动对百姓的生活有最直接的影响，。粮价过高会使百姓生活成本加大，影响民众情绪。粮价过低则会使农民丧失积极性而荒废土地，不利于农业发展。如何解决产品过剩，而又不伤害百姓的利益呢？
西汉初期重要的政治家晁错为文帝献策，写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并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晁错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这叫“入粟补爵”。 晁错认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但“贵粟”的方法并不直接提高粮价，而是“使民以粟为赏罚”，具体措施即是能够为国家贡献一定数量的粮食之人“得以拜爵，得以除罪”，通过提升粮食的热度间接提升粮价。
汉代通过补爵助农的思想，以国家所富有者换取国家所需求者，确实是一种高明的“交易”策略。文景帝采纳了曹错的建议后，边防要塞的粮食储备迅速充足了，各郡县的储备充实后，便免收农民的田租。在这样政策的鼓励下，农民的收入保障了，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有效方法，既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储备，满足百姓生活所需，又促进民间财富合理流动，也刺激了农业的发展，最终以各取所需的方式，达到“用人力”对国家资源的优化配置。
奖惩策略历来是治理有效的方法，但关键的问题是上层领导要对哪些人奖励，奖励什么，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智慧的领导往往会在根本上下功夫，本固枝荣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三）集约经营的思想
气候（光、热、水）、地形（平原、山地）、土壤（酸性）、水源这些特点给人们提供了开发智力和提高农业技术的机会，通过对自然条件的适当利用，如何更好地因地制宜进行精耕细作，提高单产面积产量，一直是古今思想家和农学家考虑的问题。
从夏商周到清朝时期，垦辟农田的活动一直在进行，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和农具的应用，促使扩大耕地面积的势头更为迅猛，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在开垦农田的同时，提高单产面积产量，以及土地利用率已引起当时人们的普遍重视。例如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李悝曾为魏文侯制定了充分利用土地生产能力的教令：
“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汉书·食货志》）
李悝认为土地方圆百里，总共有九万顷，除去山地大湖村居所占的三分之一，还有田亩六百万亩，耕耘田地勤奋小心则每亩加收三斗，不勤奋自然会减去三斗。方圆百里土地上的粮食增减一下，就是一百八十万石粟。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即勤谨治田思想，主要是希望通过开垦土地及勤奋耕种以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的，其措施包括“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史记》）。告诉农人谷物的耕植要多样化，耕地要深，除草要勤，收获时要如防备寇盗那样快，以免作物遭受自然灾害而受损失。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精耕细作和集约经营的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经有所体现。《荀子》也提出要善于治田，“苦耕伤稼，枯耘伤岁”粗糙不细致的耕耘会伤害庄稼，减少收成。《管子》还把是否实行精耕细作，作为一个国家粮食是否富裕的标准。他说：“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耕地不深，锄草不勤；宜种的土地没有种，未开的土地很荒乱，已耕的土地不见得肥沃，荒芜的土地不见得贫瘠；按人口总算土地，荒地多而熟地少。即使没有水旱天灾，这也是一个饥国的田野。此外，战国时代已经开始普遍实行连年种植制，说明农田虽在垦辟，但人们并非追求广种薄收，而是更注重精耕细作和提高土地利用率。这种多种经营的思想，汉代又有所发展。《淮南子•主术训》说：
“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
教育人民饲养繁育六畜，按季节播种栽植，努力修整田地，培植栽种桑树线麻。肥沃贫瘠高爽低洼的土地，各自根据它们所适宜的种植。丘陵险坡不生五谷的地方，用来栽植竹子树木，春季采伐枯干的树木，夏季收取瓜果，秋季贮藏蔬菜粮食，冬季砍伐木柴，把它们作为人民的积蓄。因此活着不缺乏用的，死了不弃置尸体。
由此看出，中国的这种勤劳、简约、充分利用资源的集约经营思想，对于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土地为人类创造财富的传统至今还被传承和发挥着作用。
当代农史学家梁家勉先生认为，“只要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和自然条件没有大的改变，我国农业就必然要继续走精耕细作、多种经营、农林牧结合、节能低耗、维持生态平衡、集约经营和提高单产的道路。” （梁家勉，1989）
三、对粮食安全的重视：居安思危的思想
仓廪实，天下安。“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汉书•食货志》）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粮食安全是农业安全中重要的基石，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自古至今，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国古代许多关于“粮食安全观”的论述和实践，既反映了古人朴素的生存思想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精辟总结，非常值得后人借鉴和重视。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十四汉书二》），大意是说，一个农夫不耕种，有的人就可能因此而挨饿；一个女子不纺织，有的人就可能因此而受冻。生产东西有时节的限制，而消费它却没有限度，这样下去，社会财富一定会用尽。古代的人治理国家，考虑得极为细致和周密，所以把存储粮食作为国家安定的依靠。或者说，重农之政的目的在于促进粮食生产而保国富民；而仓储之策，则在充实谷物之积蓄，居安思危而防患于未然。《汉书•食货志》云：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由于农业本身具有地域性、周期性、季节性等特点，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比较大。粮食生产必须遵循农作物本身的生长规律和周期。由于作物依靠自身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一旦天灾频发，造成了粮食歉收，则短期内无法进行补救。如果没有充足的储粮，国家很快就会陷入危机。所以，仓廪空虚可谓国之“毒忧”。正如《崔寔论证》中所描述的：“仓廪空而囹圄实，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上下俱匮无以相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可为热心者也。”为此，古代历代王朝都很重视粮食的仓储，并形成了仓储制度。
我国历来仓库之种类甚多，而其性质也各异，且常因时代变迁，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至不可辨别为利为弊。从周朝的“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委积即储备粮草的地方，可谓粮仓的雏形）到汉宣帝设立的 “常平仓”制度：“令边群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买进），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卖出），名曰常平仓。”目的是充实边军粮饷，赈济灾民、平衡粮价、抑制商人囤积居奇、避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后隋、唐、宋、元、明清又有义仓、社仓（乡仓）、广惠仓、丰储仓、平籴仓的仓储制度，其作用大致相同。尤以“常平仓”和“义仓”最为广泛。因为二种粮仓的性质均为国家建立的粮仓，通过粮仓吞吐，平抑粮价，保护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利益。尽管这些仓储制度有其弱点，如因粮仓多设在城镇，很难照顾到偏远山区的村民，或容易使贪官污吏钻空子从中牟利，但在凶荒之年仍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邓云特的《中国救灾史》记载，在唐代近三百年间，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灾害达493次，重大灾害有10余次，一次水灾死亡就达两万余人（邓云特，1998），这些无妄之灾都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由于唐代历届君王广施仁政，无偿开仓赈济，尤其是唐太宗和玄宗时期，灾难很快得到救治。如唐陆贽疏云：仁君在上，则海内无饿殍之人，盖以虑得其宜，制得其道，致入致歉乏之外，设备于灾沴之前耳。（《陆宜公集》）
仓储制度在重大灾难的赈恤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管子•牧民》上讲：“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礼义廉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文景之治时期，由于皇帝一直奉行不夺农时、息止兵事、均田轻赋等原则，也感得自然灾害的频次不到0.2次/年，出现“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繁荣景象。据国气候专家葛全胜等学者研究，2000年来气候冷暖变化与中原王朝兴衰的时期进行对比，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对应关系，大凡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势强盛、人口增加和疆域扩展的大一统王朝时代，恰恰都与气候暖湿或变暖期大体一致，而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分裂混乱时期，则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冷期与变冷期。（葛全胜等，2011）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这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思想的指导下，古代还根据前人的经验，为防患于未然计算储粮的年限。如要求仓粟储存九年，米储存五年，潮湿的地方粟只能存五年、米只能存三年，并通过出粜、贷给、赈济等方式来调济仓贮粮食的更换。《礼记•王制》认为：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汉书•食货志》也云：“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泰平，然后王德流洽，礼乐成焉。”古代为什么强调储备足够九年食用的粮食才能促成“王德流洽”的太平盛世局面，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防御不可预料的“天灾”，另是为了预防突发的“人祸”。据《中国救灾史》记载，中国灾荒之多，世界罕见，三千多年来，几乎无年不有灾。旱灾、水灾、虫灾等自然灾害导致的灾荒情形之严重，令人咂舌，加之战争、瘟疫等人祸之灾，无人种粮，若无三年的粮食储备，只能坐等待毙。
也许有人会说，古代交通不发达，需要储备三年、六年甚至九年的粮食，现今交通便利，只要经济强大，不需要粮食满仓，殊不知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及人过分地贪欲而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的频率和风险较之古代增加很多。科学家认为，2019年发生众多自然灾害诸如持续数月的澳大利亚山火、印度的极度干旱、东非引起的席卷20多个国家的蝗灾均与全球变暖有直接关系。专家指出：“2020年的自然灾害不会更少，而是可能更多。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开始重现。由于全球变暖，大气、海洋和整个地球系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所有这些都带来了新的麻烦。”（气候专家，2020）再加上现代农业施化肥、喷洒农药对食物和土地造成的破坏，均可导致粮食生产的不稳定性。《群书治要·吴志》上所说的“先王治国，无三年之储曰国非其国”的说法不无道理，粮食确实是国家战略规划中所应高度重视的大问题。
尤其是面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以及国际四大粮商的垄断经营，国家至少要准备2-3年的储粮以抵御“天灾”和“人祸”。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每一个国家；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每一个人。”
粮食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保障。自古以来，粮食就被看作“政之本务”。建国以来，我国始终将粮食安全当作全党的头等大事。尽管十八世纪以来，受工业革命的推动、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战争不断、灾害频发等内乱外扰的影响，中国近代农业曾一度走向衰微，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农业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粮食生产高度重视，尤其是毛泽东主席更是把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摆在了前头，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采取一系列诸如垦荒造田，修筑梯田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渐推行，加上风调雨顺，全国粮食普遍丰收，粮食总产突破50450万吨，较1949年增加了4.37倍，在人口不短增加而耕地面积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取得了用占世界7%的耕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成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农民创造的一大奇迹，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集约经营、合理利用土地、农牧结合等维持生态平衡的智慧带给世界的贡献。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中央立足世情国情粮情，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采取了一系列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政策举措，粮食生产取得历史性的“十六连丰”，粮食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0月14日发表《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指出，目前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公斤左右，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209公斤增长了126%，比1996年的414公斤增长了14%，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粮食储备能力也显著增强，2018年全国共有标准粮食仓房仓容6.7亿吨，简易仓容2.4亿吨，有效仓容总量比1996年增长31.9%。食用油罐总罐容2800万吨，比1996年增长7倍。规划建设了一批现代化新粮仓，维修改造了一批老粮库，仓容规模进一步增加，设施功能不断完善，安全储粮能力持续增强，总体达到了世界较先进水平。
尽管如此，打造更加完备的粮食产业体系，为“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碗里主要装中国粮”，全面提升我国粮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战略警觉仍不应放松。
四、对生态农业的重视：循环可续的思想
生态农业，又称自然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农业，其内涵是指按照自然规律进行农业生产，使各种能源循环利用，并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它要求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与林、牧、副、渔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从生态农业的内涵来看，古代中国的农业就是健康有机的生态农业，或者说，生态农业的思想起源我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只是在近40年来引进西方技术，在农业上过量投入化学合成的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才改变了农业本来的属性。生态农业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春秋时期。那时我国古人就懂得顺天时、用地养地的道理，以及物理杀虫、人工除草等做法。1924年生态农业在欧洲才兴起，20世纪30-40年代在瑞士、英国、日本等得到发展；60年代欧洲的许多农场转向生态耕作，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研究生态农业；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均有了较大发展。（林祥金，2003）有目共睹，21世纪生态农业已成为世界农业的主导模式，走生态种植、有机保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选择。
春秋战国时期管子、荀子等思想家都曾论述遵循当地的生态节律、土壤特点和作物特性进行农业生产设计、调整、管理和经营的思想。西汉崔寔的《四民月令》中，不仅记载了每月农作物的生产安排，还记载了果树、家畜、饲草料、染料等相结合的种植规划，以及农产品在田内加工销售等经营计划，体现出生态循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老子的《道德经》中也讲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告诉人们，世界上有四种东西最大，即人、地、天、道。这四者之间的关系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道取法于自然。道，道乃自然规律。道向自然学习，效法并顺应自然。道是至高无上的，就连它都要顺应并效法自然，更何况人类呢？所以，人类不应该自恃头脑聪明，有独立的思想，就可以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而是应该顺应自然，敬畏自然。如果破坏自然的和谐，大肆屠杀牲畜，任意砍伐森林，那么大道和天地就会随时惩罚人类。因此，人类要与天地合二为一，就要向天地学习，了解天地运行的规律，顺应天时，努力去发掘大地的优势，并能顺应其特点合理安排资源，和大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会生活得快活逍遥，无所为而亦无所不为。
这种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如《吕氏春秋》一书中的《上农》、《任地》、《辨士》等篇中记载的“代田法”，西汉末期《氾胜之书》记录的抗旱高产栽培技术“区田法”，均巧妙地体现了“息者欲劳，劳者欲息”的土地利用原则，及合理密植、中耕锄草、施肥等管理措施。
还有中国保存得最完整的古农书巨著，北魏时期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提出的 “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将“食为政首” 贯穿于全书，充分肯定了轮作制和间作套种对防止土地肥力衰退、在消灭杂草、减少病虫害、防止作物生长良莠不齐等方面的功效。在今天看来都是有机农业倡导的低能消耗的资源循环利用、多种经营、用地养地改土结合使地力常新、精耕细作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宝贵经验。
五、对农业教育的重视：知农爱农的思想
说起农业教育，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后稷教民稼穑”的故事。传说周族始祖弃儿童时期就知道种植庄稼，于是舜帝封他为后稷教民种植作物，人们都称他为谷神。他的子孙公刘、古公、季历乃至文王都遵循祖训，重视农业生产，厚实民生，施行文德教化，在多年的发展中崛起为强国，最终武王吊民伐罪，推翻商纣王，建立周朝。神农氏发明了农具，教导人进行职业技能的培训，使之有一技之长以谋生。周朝以农业而兴起，以农业而保国，以与农业文明相辅相成的儒家文化治国，享国八百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国祚最为久远的朝代。
几千年来，我国的农业教育不仅教授农业技术，更重要的向百姓传授“农道”，使务农人知“道”，即天人合一的道理以及农本邦宁的道理并能依“道”奉行。在《尚书· 洪范》中，记录了我国古代国家施政的八个方面，第一个是“食”，第二个是“货”。这两个方面是养育人民的根本，自神农氏的时代就已经兴起。百姓接受“农道”的教育及先进的农耕技术，获得丰收后，将自己的农产品带到集市上进行贸易，自觉遵守“三才”之道的规则，货物流通，粮食充足，使人民乐其本业而不感到厌倦，政教风行成，国家自然殷实，人民自然富足。殷商和周朝的兴盛，《诗经》《尚书》中已有所记述，其要务在于安定人民，使百姓富足后再教导他们。所以《易经》上说：”天地的大德是生养万物，圣人的大宝是地位。用什么来保持地位？要靠仁德。用什么来聚集人民？要用财富。”财富，是帝王用来聚合人民、保持地位、养育众生、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根本。所以，圣明的君王划分区域来安置人民，建筑城市让人们居住，设置井田并建立房屋对人们进行平均分配，开设集市让人们互通有无，设立学校来教导大众。士人、农民、工人、商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圣明的君王通过衡量人们的能力来授予职业，四民（士农工商）以贡献自己的才能来接受任务。所以，朝廷中没有不称职的官员，城邑里没有閑游之民，田野中也没有荒芜的土地。
可见，古代所说的农业教育比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农业的概念还要宽泛，不仅仅包括产前农业耕种、产中农业管理，产后农产品经管理和销售，还包括农业与每个人的关系、个人的道德品质的提升，以及农业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从事农业的人还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与农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把农业生产与“农人”比作衣食父母，治国的根本和要务。正如孔子所说“富之教之”（《论语》），人民的生活富裕了就要加强教育，如果将国家喻为大树，农业就是树之根，而其余各项事业就是枝叶花果。如果没有农业这个立国之本，枝叶花果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古代十分重视农业教育。
百姓若想获得幸福安定的生活，首先要处理好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自然规律，敬重天地父母，尊重农业、农村和农民，感恩天地滋养万物。其次，要处理好五伦关系。人与人之间诚实友信、相互尊重，找准各自的职业角色，敦伦尽分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术有专攻，业有所长。要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在四种职业（士人、农民、工人、商人）中，要特别尊重付出最多受益最少的农民，要时刻感恩农夫的辛勤耕作，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物质生活日益提高而弃农从商、背离农业为本的时候，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勤俭持家，教导大众进一步学习农道与做人之道，提倡知农爱农，勤劳耕作，平等友善，相互交流物资产品，共享劳动所得，这样才能真正过上“天人合一”的祥和而文明的生活。
在《礼记•月令》中记载：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耕躬帝藉。从《月令》可以看出，早在周朝乃至其前，在国家发展理念上就已经明确了重农传统。天子不仅每年会亲自率领群臣祈祷上苍，还要带头从事农业生产，通过身体力行教导人民重农业。俗话说的好：“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唯有各级领导重视了农业、农村和农人，黎民百姓才会真正知农爱农。
“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耕读文化是中国千年乡村文明之魂，是中华文明之根。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沿袭着“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通过耕种，供给家庭的物质需求；通过读书，提升个人的思想境界。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是乡村文明全面复兴的前进号令。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是耕读文化的复兴。耕修德，读开慧，乡村文明的全面复兴，一定从文化复兴开始。
自古至今，无论政治家还是农学家，都很重视人才培养和劳动力质量的提升。管子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2019年习近平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说：“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我国高等农林教育大有可为。希望你们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涉农高校的高度重视、对农业人才的重要，并为高等农林教育人才培养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即要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有“顶天”的魄力，勇于探索世界上最前沿、最关键、最难突破的农业科学问题；又要有“立地”的情怀，致力于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亿万农民的福祉，用之于民、惠之于民。
正如《论语》中所说：“所重，民、食、丧、祭。”《群书治要》对此句的注释为“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如果国家粮食的储量和质量安全受到威胁，则必为国之大患。相反，如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能以农为本，人人都能把“天地和乡村”当作生养我们的父母，用一颗至诚感恩的心敬爱天地国家、祖宗父母，用以颗无私的心回报我们的地球母亲，我们人类的福祉才能日益增进！
作者简介：
谭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教授。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常务理事；华夏三亲启蒙教育项目顾问；耕读教育联盟常务理事。研究领域：文化传播与乡村发展；新闻传播与科教影视。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相关课题多项；编导出版十余部电子声像作品和教材，其中，电视科普片《数字化农业》荣获第八届全国农业电影电视“神农奖”科普类金奖；著有《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沟通智慧与传播》、《新农村“自下而上”信息传播范式研究》等7部；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