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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官德
2015-12-19中央党校教务部

一、为什么要重视官德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积累了五千年的经验与智慧。在官德建设上,表现为特别重视官员的“道德修养”。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官德修养的重要性。

(一)官德修养关系国家的盛衰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分析了一个国家由兴盛转为衰落的原因:“凡天下之所以不知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是以王刚纵奔弛于上,智士鬱伊于下,悲夫!”

    大凡国家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之时已久,风气日渐变坏也不觉察,政治日渐腐败也不变革,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逸乐”而看不到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考虑国家大事;有的不听忠言劝告,满足于虚伪,忽视真诚;有的在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从;有的被信任的大臣为了保住禄位而不敢直言进谏;有的被疏远的臣子因地位低微谏言被弃不用。于是国法鬆驰于上,有识之士忧忡于下,真是可悲啊!

这一段话总结了一个国家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官吏的道德风气败坏。所以,唐朝诗人李商隐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本人、国民党,正是因为那一批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艰苦奋斗的作风,深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最终获得了大众的支持,取得了天下。

(二)官德修养影响社会风气的善恶

《群书治要·礼记》讲:“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下级侍奉上级,不仅要看上级领导怎么说,还要看他怎么做。如果上级领导喜欢某个东西,他的下级一定有人比他更加喜好,所以,上级表现自己的喜好和厌恶时不能够不谨慎,因为他是人民的表率。上行则下效。正如《说文解字》给“教”,下了一个定义:“上所施,下所效也。”

孔子特别强调了领导者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巨大影响:“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位者的德行就像风一样,而一般百姓的德行就像草一样,风向哪边吹,草必然会向哪边倒。

实践也证明,“上行则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这说明官德修养对于整个社会道德风气有著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官德修养决定官员自身的成败

《大学》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句话告诉我们如何保持长久的富贵。德行是财富、身份、地位、名声的根本,而财富、身份、地位、名声是德行的枝叶花果,外在的表现而已。学习植物的人都知道,植物的枝叶花果能够延伸到哪里,它下麵的根也要延伸到哪里。中国有一句话叫“厚德载物”,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名声是靠深厚的德行来承载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深厚的德行,虽然获得了好的身份地位,也不能够维持良久,不过是昙花一现。明白这个道理就会知道个人的修身对于自己保持长久的富贵至关重要。正如《中庸》中记载,孔老夫子在称讚舜王时说:“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真正有德行的人应该福禄寿名都齐全。要想保持长久的富贵,使家道能够延续三代以上,必须首先有德行。反之,如果没有德行,则或迟或速必将灭亡。“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弗亡。”(《尚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内迷恋女色,在外沉迷于打猎,纵情于饮酒歌舞而不知节制,建筑很高大的房屋,牆上雕刻著彩色的图案。如果以上所说的这些情况出现了一种,就没有不灭亡的。这说明“成由勤俭破由奢”,不仅仅适合一个国家、家族,对于一个人而言也同样适用。所以官员道德修养不仅对国家、社会的风气有重要影响,而且决定了家道家风乃至个人成败。

二、官德修养的主要内容

(一)修身

1.戒贪

修身从“戒贪”开始。《贞观政要》讲:“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君主如果太贪心一定丧国,臣子太贪心一定亡身。现在很多官员不是贪财就是贪色,不是贪名就是贪利。

《大学》有一句重要的教诲:“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财货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也一定会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

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也说:“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取不义之财的人就好像是以吃有毒的肉,喝有毒的酒来止息自己的饥渴,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易经》有两句最重要的教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聂云台先生写的《保富法》警告世人,贪财容易,赚钱容易,但是要能保持富贵,就难上加难了。

有的人不去贪财了,就开始去贪图享受,开始贪色。中国古人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因为这一把刀会把一个人所有的功名利禄削得平平的,让人一无所有。我们看一看现代社会有很多省部级以上的高官,最后却锒铛入狱,背后基本上都有女色的原因。所以,中国古人说“天道祸淫最速”。天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自然的规律就是给那些淫乱、放纵的人带来灾祸是最迅速的。

有人可能不贪财色,就是贪名。特别是知识份子更是喜欢想方设法地出名。《了凡四训》说,“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在世间享受很盛大的名声,以致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如果名不副实,德不配位,多有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灾祸。

最后就是贪利。古人说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提醒人面对利益时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道义。“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典故正是古人见利思义的表现。

古人说:“立名于一世,失之仅顷刻。”古人提醒我们面对利益和欲望的诱惑时,应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否则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悔之晚矣!

2.惩忿

修身的第二个方面是“惩忿”。我们要能够克制自己的怒气。中国人的文字都是一个智慧的符号。“怒”是怎么写的?上面是一个奴隶的“奴”,下面是一个“心”字。

这个字是告诉我们,当你发怒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心变成了奴隶,已经不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了,才会发怒。所以,发怒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通过转怒为恕,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就能够克制怒气。

孔子的弟子来向他请教: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孔子说:有。这一个字就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改过

《群书治要·鬻子》说:“大忌知身之恶而不改也,以贼其身,乃丧其躯,有行如此,之谓大忌也。”人最大的忌讳就是明明知道自己有过错,不去改正,结果伤害了自己的身心,乃至丧失了生命。

现在的一些官员最大的过失常常是傲慢、奢侈。《易经》说:“人道恶盈而好谦。”人都是厌恶骄慢的人,喜欢谦虚的人。古代的圣贤上观天象,下察地理,得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比如说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从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又如人心的一忧一喜,人世的一治一乱,也是如此。所以,古人常用太极图来表示阴阳变化的规律,这个太极图半边是阴的,半边是阳的,中间还有一个界限,如果过了这个界限,意味著阴阳失去了平衡,阴阳失去了平衡就会引起变化,这叫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也就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消极必长。对这一规律体会得最深刻的人是曾国藩。他在《家书》中写道:看一家的子弟有没有发展前途,就看这家子弟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早晨几点钟起床;第二件事,是不是自己的事自己做;第三件事,是不是读圣贤书?因为从这些事上都可以看出这家的子弟是骄奢淫逸还是克勤克俭。

他在《家书》中特别强调:“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正因为他对“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规律体会得很深刻,所以他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特别小心谨慎,虽然做到了四省总督,但是为人谦虚,对子弟要求严格。

《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骄慢给自己带来损失,谦虚让自己受益,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规律。又说“惟天福善祸淫”,天道自然的规律都是给善良的人带来福分,而给过分的人带来灾祸。《孝经》上说得更好:“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一个人虽然身处高位,但是不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这样就没有被倾覆的危险;一个人力行节俭,谨守法度,虽然家庭很富有,也不奢侈浪费,一个人身处高位而没有被倾覆的危险,所以能够长久地保持尊贵的地位;一个人虽然很富有,如果不奢侈浪费,就可以长久地保持富有。

这些教诲,对于现代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很多人有权有势后,就开始竞奢斗富,争相去买奢侈品,去比较谁的车子更豪华、谁的别墅更大,这都是奢侈浪费的表现,给自己招致的是无穷的灾难。

(二)爱民

《六韬》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爱儿女一样,就像兄长慈爱弟弟一样。见到百姓饥寒就为他们感觉到悲哀,看到百姓劳苦,也会为他们感觉到忧伤。这是领导者对百姓应有的心态。

《春秋左氏传》也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一个国家之所以兴盛,是因为他对待百姓就像对待那些受伤的人一样,倍加体恤,这是国家的福祉所在;而国家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把人们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低贱糟蹋,结果就会招致祸患。所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强调爱民如子。爱民如子、君仁臣忠是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君是讲领导者,臣就是讲被领导者,也就是领导者对属下要有仁爱之心。《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如果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成是自己的手足加以关爱,那被领导者会加倍地回馈领导者,把他当成心腹加以关爱。如果领导者把被领导当牛做马地使唤,被领导者遇到领导者就会装没看见,就像看了一般的国人、一般的陌生人一样冷漠。如果领导者把被领导者的生命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甚至可以随意践踏,那么,被领导者就会待领导者如寇仇一样加以痛恨。

中国古人认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同时具备三个职能,即:“君、亲、师”。不仅要当下属的领导,还要当他的亲人,要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去关爱他。但如果仅仅管理、关爱下属,却不教导他,他仍然可能会蒙骗你。所以还要当他的老师,教导其做人的道理。而这个“教”最重要的是“正己化人”,也就是身教胜于言教。如果领导者同时承担了“君、亲、师”的职责,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社会问题。

在古人看来,管理有三个层次,《淮南子》记载:子产治理郑国的时候,法律很严密,制度很健全,做到了“不能欺”;西门豹在治邺县的时候,他的法制设计得非常严苛,最后做到了“不敢欺”,就是百姓如果触犯法律就给以严厉的惩罚,结果老百姓都不敢欺骗他;子贱(孔子的弟子)在治单父的时候,按照孔子爱民如子的仁爱之心去治理百姓,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结果老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

究竟哪一个层次是更高层次的管理呢?当然是“不忍欺”。因为这样的领导可以获得垂拱而治的效果。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没有追求这一个最高的层次,都是在追求“不敢欺”和“不能欺”。

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对百姓没有爱心,甚至很冷漠,麻木不仁,这是什么原因呢?《论语》记载,孔老夫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把根本树立了,道自然就产生了。那么,仁爱之心的根本是什么呢?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也就是说对父母孝敬,对兄弟友悌,这才是仁爱之心的根本。因此,现在的官员之所以对百姓的苦痛麻木不仁,根本原因就是不知道孝敬父母。

中国人强调“百善孝为先”。人生在世,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是我们的父母,对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我们都不能记在心上,想著去报答的话,请问还有谁的恩德会让你念念不忘,想著去报答呢?所以,一个人没有孝心,他人生一个重要的处事原则就不能树立,那就是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取而代之,他会以利害的原则去为人处世。这件事对我有利、有好处,我就会全力以赴;但这件事由利变害的时候,我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

《孝经》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亲,去爱别的人,这是和德行的要求相违背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亲,而去尊敬别人,这也是和礼的本质相违背的。

例如,我们出差在外,或者过年过节,买了很多的礼物,首先想到给谁送礼呢?我们首先想到给领导送礼,给生意合作伙伴送礼,因为领导可以提拔我们,生意合作伙伴可以给我们带来财富。我们的父母已经年老了,甚至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成了他的包袱了。结果怎么样呢?中国人有一句话“诸事不顺因不孝”,所有的事情不顺利,归根结底是因为不懂得孝敬父母。

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感人,题目是:您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

如果你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长大,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不管你有没有和他们同住。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像以前那么乾淨;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乾淨;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地板衣柜经常沾满灰尘;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煮的菜太咸太难吃;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经常忘记关瓦斯;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老父老母一些习惯不再是习惯时,就像他们不再想要天天洗澡时;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不再爱吃青脆的蔬果;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喜欢吃稀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老是咳个不停,千万别以为他们感冒或著凉,那是吞咽神经老化的现象;

如果有一天,你发觉他们不再爱出门。

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要告诉你,你要警觉父母真的已经老了,器官已经退化到需要别人照料了。

如果你不能照料,请你替他们找人照料,并请你千万千万要常常探望,不要让他们觉得被遗弃了。

每个人都会老,父母比我们先老,我们要用角色互换的心情去照料他,才会有耐心,才不会有怨言。当父母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为人子女要警觉,他们可能会大小便失禁,可能会很多事都做不好;

如果房间有异味,可能他们自己也闻不到,请不要嫌他葬或嫌他臭,为人子女的只能帮他清理,并且维持他们的自尊心;

当他们不再爱洗澡时,请抽空定期帮他们洗身体,因为纵使他们自己洗,也可能洗不乾淨;

当我们在享受食物的时候,请替他们淮备一份大小适当、容易咀嚼的一小碗,因为他们不爱吃,可能是牙齿咬不动了。

从我们出生开始,喂奶、换尿布,生病时不眠不休的照料,教我们生活基本能力,供给读书、吃喝玩乐和补习,关心的行动永远都不停歇。

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动不了了,角色互换不也是应该的吗?

为人子女者,要切记看父母就是看自己的未来,孝顺要及时,“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您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

    这篇文章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工作的忙碌而忘了关爱已经白髮苍苍、需要我们关爱的父母亲。我们正是从孝敬父母身上培养了一个人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培养了一个人的仁爱之心。所以,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进行道德教育,才是行之有效的。

我们长期以来的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就是因为我们追求的都是道德大厦的第五层、第六层,例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但是道德大厦的基础没有打牢,孝敬父母、尊敬师长都没有做到,就希望有第五层、有第六层,结果建的都是空中楼阁,培养的也是伪君子。这说明,爱民如子的仁爱之心要从孝悌之心培养起来。

(三)用人

1.亲君子,远小人

   这里所谓的君子,就是能够直言不讳指正自己过失的人;所谓的小人,就是一味地迎合领导者的意思、谄媚巴结的人。《群书治要·吴志》指出:兴盛国家的君主和荒乱国家的君主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能够使国家兴盛的领导,都喜欢听自己的过失,听自己的错误;而使国家荒乱的君主,都喜欢听别人对他的讚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喜欢听过失的人,他的过失与日减少,福分也就到来了;喜欢听讚誉的人,他的声誉一天一天地减损,灾祸也就来到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意识,中国古代的很多君主,都非常愿意纳谏,喜欢群臣给他指出过失。《群书治要·韩诗外传》记载著赵简子的故事:

赵简子有一个臣子叫周舍,在他的门外站了三天三夜。赵简子派人问他有什么期求。周舍说:“我别无所求,只想做一个犯颜直谏的臣子。每天跟在君主的后面,拿著笔墨把您的过失都记录下来,每个月彙集在一起,每一年看看有什么效验。”赵简子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以后,赵简子走到哪里,周舍就跟到哪里,把他的过失都一一地记录下来。但是,没过多久,周舍去世了。有一次赵简子和群臣在洪波台饮酒,喝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赵简子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群臣看了之后都很惶恐,纷纷离座去向他请教:“国君,我们知道自己有过失,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赵简子说:“诸位大夫都没有错。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周舍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一千张羔羊的皮也不如一片狐腋值钱;一千个唯唯诺诺的臣子,也不如一个敢犯颜直谏的臣子对我有帮助。历史上,周武王的臣子都敢犯颜直谏,所以周朝就兴盛起来了;而商纣王的臣子都唯唯诺诺不敢说话,结果商朝就灭亡了。我自从周舍过世就没听到自己的过失了,我知道自己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古代有的领导者、国君是多么的明智,他知道什么样的臣子是真正的忠臣,任用的不是那种谄媚巴结的人,而是能够指正自己过失的人。

《群书治要·傅子》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明主患谀己者众,而无由闻失也。”开明的领导担心谄媚巴结自己的人太多了,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错误,“故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广开敢于进谏的途径,採纳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言论。如果臣子所说的是出于忠臣之心,即使他所说的不对,不符合事实,他也仍然是“欢然受之”,也很欢喜地接受。

这一点唐太宗确实做到了。有一次,一个臣子向他进谏,批评了一顿之后就出去了。结果唐太宗身边的人对他说:“刚才他所说的很多事不符合事实,你为什么不制止他呢?”唐太宗说:“如果我制止了他,传出去后,人们就以为皇帝不肯听臣子的谏言,就没有人再敢进谏了,我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了。”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和他善于纳谏、能够倾听不同的意见有著密切的关系。

2.尊贤使能

尊贤对于国家的兴盛也非常重要。尊贤就是要尊敬那些贤德的、有能力的人。

《孔子家语》记载著一个故事:鲁国的国君向孔子请教:“我听说向东扩展房屋是不吉祥的,这种说法值不值得相信呢?”孔老夫子说:“我听说有‘五不祥’,即五种不吉祥的事,而向东扩展房屋并不在其中。”哪“五不祥”呢?“夫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损人利己,给自身招致灾祸,这是自身的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花费在照顾孩子的身上,但是对老年人不去关心,表明这个家庭败相已露,是家庭的不吉祥。“释贤而任不肖,国之不祥也。”对贤德的人放任不用,任用的都是不肖之徒,这是国家的不吉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老年人不愿意教导下一代;幼年人很傲慢,不愿意向老人学习,这是风俗的不吉祥。“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也。”圣贤人因为不被重用、不受尊重而隐藏起来了,结果愚钝的人专权,这是天下的不吉祥。在这裡,“国之不祥”和“天下之不祥”,都是因为不能够“尊贤使能”导致的。

《吕氏春秋》说:忠孝的臣属、儿子,是领导、父母亲愿意得到的,显贵、荣耀,是臣属、儿子非常希望的。但是,领导、父母往往得不到忠臣孝子,儿子、臣属,也往往不能够保持富贵、显荣。这是因为没有教育、不知理义导致的。而不知道义是因为没有学习导致的,所谓“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敬老师,不尊敬圣贤的。因为圣贤的职责就是教导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如果对于能够教导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之人,不加重视,圣人都隐居起来了,人都没有人教导了,结果就是《孟子》所说的,“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们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过上了安逸的生活,却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这时,人们就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

《群书治要·尸子》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你家的房屋著火了,有人帮助你把火扑灭,你会对他感恩戴德;但是年老有经验的人,早早就警告你,要把房屋的烟窗做好,把牆的缝隙填满,让你终身没有失火之患,你却不知道感恩戴德,还把它当成耳旁风,不以为然。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被关进了监狱,有人到监狱裡把你解救出来,使你免除牢狱之灾,你家三族的亲属都会对他感恩戴德。但是问题是,圣贤人教导人以仁义慈悌的道理,让你终身都没有牢狱之灾,你却不知道感恩戴德。

这个故事说明,圣贤人对人们施以伦理道德的教育,使人知道做人的道理,因而能够孝敬父母,尊敬师长,成为忠臣孝子。这些教诲还可以让人终身免于牢狱之灾,一生没有祸患,人们却不加重视。结果,圣贤人就会隐退,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败坏。所以,中国古人对于贤德之人非常地尊敬,选贤任能之后,对他的建议也非常重视。

3.慎用人才

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如何选任贤才呢”?《六韬》说:“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如果领导者以世俗所认可、讚赏的人为贤智之人,以世俗所诽谤的人为不肖之徒,那么党羽多的人就会被提拔而居于领导的位置,不愿意结党营私的人就会被黜退。那么,邪恶的臣子结党营私,把真正的贤德之人埋没了,忠臣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就被处死了,邪恶的臣子以虚有的声誉取得了领导的位置,这样世间就会越来越乱,国家就免不了危亡。

所以,中国古人对于人才的选拔非常谨慎,并不是靠竞争的方式选拔人才。真正有德行的人都讲礼让。例如,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出来为官的。因为贤德之人没有自私自利,不想争名夺利。如果採取竞争的方式选拔人才,那么,如诸葛亮、颜回这样真正德才兼备者就会隐退。如果在位者都是喜欢结党营私之人,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对于如何考察人才,《群书治要·六韬》说:“问之以言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谍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使之以财以观其贪;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经过这重重考察之后都能过关,才给予其领导的位置。中国古人正是认识到官德修养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才对于考察、任用人才非常谨慎。

总之,“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德修养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在官德修养方面更是积累了五千年的经验、五千年的方法、五千年的智慧。我们深信,认真汲取和借鑑这些思想,对于当前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并进而带动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提升,乃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余莉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推荐阅读书目:

1.《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本书分为《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共三篇十二章,论及的问题极为广泛。两位作者纵贯古今,横跨全球,追溯过去,著眼当代,展望未来,从宇宙天体、生命起源、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国民经济、社会福利、政治制度、领导选择、军备竞赛、和平战争,一直到未来的世界大同,几乎探讨了人类社会、当代世界所有最迫切的问题,并对未来世界作了预测和展望,还谈了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

    汤因比信奉基督,池田大作崇敬释迦,两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都确信宗教是“人类生活的源泉”,都肯定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他们的一些基本观点自然与普通人有所不同,有些论点或提法甚至有原则的区别。但他们论及的问题,其中有一些确实是当代人应予关心和探讨的。

2.张  瑞:《反腐倡廉 治本之道》,团结出版社,2013年版。

与一般反腐败的书不同,这本书主要是讲,党员干部通过学习传统经典,理得心安,从内心深处不敢、不愿贪污腐败。而不仅仅是讲制度反腐、法律反腐、强力反腐。作者是共产党员、税务干部,在工作中结合传统文化,实现了税务工作的清廉。在学习力行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家庭也是深受其益。所以总结其实践经验,写成系列文稿。鼓励人们,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弟子规》、《太上感应篇》等传统经典,不敢为恶,勇于为善,全面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3.刘余莉:《群书治要十讲》,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

本书是刘余莉教授对《群书治要》的十篇精要讲解。《群书治要》是唐贞观初年,魏征及虞世南等臣奉命编辑的治世要典。全书採辑经典66种,合50余万言,虽然纲举目张,善道有统,但读者初阅此书,仍不免畏其浩繁,而有难窥堂奥之憾。刘教授的讲解,理事双谈,古今会说,可助读者迅速把握《群书治要》的主旨精髓和当代价值。

本书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建立在中华传统“圣贤教育”基础上的“圣贤政治”,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著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好人而设计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以淨化人心、长善救失,培养圣贤君子为核心要务。因此,忽视了圣贤教育的制度改革,不仅无法挽救因为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反而还会产生“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弊端;忽视了圣贤教育的文化建设,不仅无从实现人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反而还会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后患。

全书立足于当代社会、人心之重大问题,在条分缕析地讲解《群书治要》义理的同时,也引导人们深入反思社会腐败的根源及其对治、加强官德修养之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传统文化与圣贤教育的本质蕴涵和学习方法、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实际含义,以及领导者务须注意的用人、观人、得人之道等等。

    

参考书目:

1.李炳南:《论语讲要》,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

2.刘余莉主编:《群书治要译注》(全10册),中国书店,2012年。

3.刘余莉等:《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

4.蔡礼旭:《弟子规四十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

5.麦金泰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伦敦:Gerald Duckworth,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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