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中国自古便重视教育，认为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是实现社会大治所必须。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德行居于首位。《大学》中言：“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强调德行是财富的根本，“财”是“德”的结果，即《大学》中讲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如果本末倒置，则会出现《大学》中所说的“外本内末，争民施夺”的情况，也就是《孟子》上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写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周纪一》）博学多闻固然重要，但若没有一定的道德素养作为承载，就可能造成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却危害越大的结果。就像司马光所言，“自古昔以來，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诚然，现代教育在普及科学真理、培育公民精神、促进社会发展、推动历史前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积极作用，然而，其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教育的本质——关于做人的教育，这也是导致现代社会各种形形色色问题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之一。《群书治要》对于道德教育重要性、历史效果、方法规律的理解深入而全面，对于当代社会提升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具有重要作用。

一、忽视道德教育所导致的社会问题

如果仅仅重视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而忽视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以下结果：

其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即人们因为惧怕刑法的处罚免于作恶，但是没有羞耻心，甚至还以作恶后能想方设法地免于刑法的处罚而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这表现为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狭义地讲，“反社会行为”就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却是不道德的行为，如校园霸凌、青少年酗酒斗殴等等。此外，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犯罪低龄化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二，“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即法律条款越来越严密具体，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违法乱纪的人却依然众多。这表现为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反而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为害社会。《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也说：如果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即使是每一天都以刀锯在外面执行死刑、惩罚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这就如高科技手段在协助破案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为破案手段的提高而免于犯罪。这就是《群书治要·汉书二》上所说的：“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

其三，不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圣贤君子。《群书治要·盐铁论》中就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上也说，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孔子、墨子那样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也能够对窃贼施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廉洁、有志气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间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

其四，“刑罚积而民怨背”。《汉书》中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本来世代君主都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用法令来驱使的，法令严酷而民风就呈现出哀怨。

 其五，不能达到“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通过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所达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管理境界。在《群书治要·体论》中说到：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礼法则紧随其后。道德与礼法都是引导人民的工具啊！远古时代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转向善良，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转向善良，这是最好的治理(正己化人，无为而治)；其次，使人民互相礼让，身受劳作之苦而并无埋怨，这是次一等的状况；再次就是用法规来纠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欢从善，因畏惧刑罚而不敢做非法之事，这是最末一等的治理。

其六，“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如果忽视了道德教育，即使有了好的法制也难以推行而达到国家大治的结果。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认为的，无论道德或法律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

而当代西方社会也出现了以上这些问题，原因就在于近现代以来，一些西方人把宗教斥为迷信，并且宣称“上帝死了”，普遍地忽视了重视仁慈博爱的宗教教育所致，这些问题仅靠维护公平正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本身是无法解决的。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由此可见，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孟子·离娄上》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二、重视道德教育的历史效果

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它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圣贤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在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这就能保证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这种政治制度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一个人培养成为好人而设计的，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群书治要·六韬》）

因而，圣贤政治所达到的是“无为而治”的理想效果。《群书治要·盐铁论》中，对刑罚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刑法对于治理国家，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就去赶车，而是拿着马鞭却不轻易使用。圣人借助刑法来实现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罚便可以搁置不用。这就是《尚书》上所说的“刑期于无刑”。为什么要设立刑法？就是要起到警戒、威慑的作用，但是最终的目的是期望人们不要触犯法律。历史上，西周时期的“成康盛世”，因为兴起道德教化，结果囹圄空虚，刑措不用；唐朝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个人，到了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死刑犯虽然增至390人，但是这一年年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结果第二年9月的时候，390名囚犯全部回来，居然没有一人逃跑。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统一历史的国家，一直推行的是以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为基础的儒家圣贤政治，不仅出现了一代代明君，更开创过一个个盛世，达到万国来朝的局面，治国功绩举世瞩目。总结这些盛世成就的规律，都是在制定了善法的同时，特别重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

三、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经验

《群书治要》中关于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经验与规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 目标明确

中国古代对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是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加以重视的。《礼记·学记》上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又提出“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那么“长善救失”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学》开篇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是点明了教育的目的是要明明德，即恢复人们本善的本性，并且通过亲民，爱民，化民，使人民也明明德。明明德与亲民就是自觉觉他的教育过程。而这种明明德的教育，就是成圣成贤的圣贤教育，而其内容便是伦理道德的教育。

（二）规范概括

中国古人讲：大道至简。同样，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也简要明确，易记易传，概括来说就是“四维”，“八德”，“五伦”，“五常”。四维即礼、义、廉、耻。《群书治要·管子》讲“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千百年来人们普遍奉行的价值观。

（三）内容丰富

中国传统教育不仅包含伦理道德的教育，而且也包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教育。如《群书治要·周易》里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庸》里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群书治要·尚书》里的“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诗经》里的“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皆属因果教育。中国历史上虽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因国家、社会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因果报应的观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故人不敢肆意妄为。因果教育对端正世道人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形式多样

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形式多样，并且构成了完整体系，以保证教学始终不中断：

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母亲的胎教开始。中国自古便重视胎教。《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周后妃任成王于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五伦关系中的“夫妇有别”，这里的“别”并不是指夫妻地位上的差异，而是指夫妻之间分工不同：男子是家庭的支柱；女子护持家庭，更重要的职责是教导儿女，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材。古人说，“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说文解字》将教育的“育”字解释为“养子使作善也”，并引徐锴的解释：“不顺子亦教之，况顺者乎？”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进一步注解：“不从子而从倒子者，正谓不善者可使作善也。”正是父母对子女从一出生便开始言传身教，使子女在无形中养成了孝敬的德行基础。中国古代是传统大家庭，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维护家庭稳定和教育子女方面，家规、家学、家训、家道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些千古流传的家训名篇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至今脍炙人口；清代成书的《弟子规》，更是中国传统家规的经典之作。

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主体。《群书治要·汉书二》中说：古代的君王，无不把教化人民作为治国要务，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设立庠序（地方学校）在地方教化人民。教化既已昭明，习俗已经形成，天下就曾出现过监狱里空无一人的情形。《群书治要·周礼》中记载，“建邦之六典”中，教典位列第二，仅次于治典，在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之上，教典的作用是“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即安定诸侯，教导官员，驯化百姓。在《周礼》中还详细记载了掌管教育的各级官员以及教授的内容。由此可知，古时施行教化，无不是以德行教育为教化的主要内容，而且自天子至于庶人，无有遗漏，乃属全民施教。

学校教育也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礼记·学记》记载，“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对老师有恭敬心是最难的，有恭敬心才能对老师所传之道生起恭敬心；恭敬老师所传之道，才能接受老师的教诲并且努力精进。在家里，父母教导子女恭敬老师；在学校，老师教导学生孝敬父母。亲师配合共同教导下一代。“诚敬”是成就一切学问的根本。

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续，是家庭教育的扩展。上古时代，“风”是很重要的一种教化形式。《群书治要·毛诗》讲到：“《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讽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在上位的君王通过诗歌对民众实行教化，在下层的百姓则通过诗歌将民间的风俗与疾苦上达给君王。《论语·为政》篇中记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所有文艺作品，无不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从而使得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五）次序合理

教学由孝开始，德行为先。《群书治要·孝经》中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因此教学从教“孝”开始。《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这是说：君子处世要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原则也就产生了。“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因而，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孝能培养人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原则，在这种原则下，人们便不会违法乱纪、作奸犯科。相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世原则会使人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所以，有子继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群书治要·孝经》上也讲：“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长幼顺，故上下治。”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说文解字》解释“孝”字为“子承老也”，即父子一体。孝教导人们互亲互爱，教给人们“一体”的观念：“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孝，“始于事亲”（《孝经》），进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梁惠王上》）及至民胞物与，再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因此《群书治要·孝经》中说：孝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六）保障有力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教育之所以奏效而没有变成空洞的说教，就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是依靠各种制度来加以保证和维护的。《群书治要·孝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并对种种不孝的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此外，中国自汉代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要求官员的选拔必须秉持“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予”的准则，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从而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设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贤德之人、如何把贤德之人选拔在领导的位置上而设计的，其结果是“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群书治要·六韬》）

可见，中国传统并没有忽视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而是认为道德教育与法律制裁应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可以深入人心，令人从心底不去犯法。

可见，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保障的。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七）方法有效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特别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尤其重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群书治要·论语》中说，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真正贤圣的领导者不仅是身体力行了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

（八）重点突出

中国古代社会着重培养的是每一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孟子·离娄上》中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如今，小到家庭夫妻间的摩擦，大到种族、国家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如果遇到矛盾时，每个人都能首先反求诸己，而不是去指责对方，才有利于化解矛盾和冲突。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这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心法。

四、结语

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视道德教育，是因为认识到道德不仅决定了个人的荣辱祸福，也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成败。《群书治要·文子》中说“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即为国家造成动乱的领导人，只注重扩大势力范围，而不重视施行仁义；只致力于追求高位权力，而不注重修养道德。这种做法，是舍弃国家所能生存的条件，而造成灭亡的因素。

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倡导“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大学》开篇所说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主能够率先垂范，以修身为本，重视道德教化，百姓也能够效法修身，结果必然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当别国的使臣来访，自然生起羡慕效法之心，主动学习中国的礼乐文化，这就是“王天下”，即为天下人做出榜样示范。

历史上，“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商汤的地盘方圆七十里，但他能够成为天下诸侯国效仿的榜样。西伯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所统辖的地区不过是百里之地，但他却使所有的诸侯国都臣服，这都是因为他的厚德，使得其他诸侯国愿意主动向他学习以道德仁义为核心的文化。

纵观历史，中华文化之所以对邻邦乃至世界各国产生深远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人与人之间交往彬彬有礼，“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关系和谐，社会安定，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因而把中国誉为“华夏之族”“礼义之邦”，把当时的皇帝尊称为“天可汗”，即天下公认的领导者，都以能够到中国学习、朝拜、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为荣，因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的领导，这就是“中心悦而诚服”。中国即使在国力鼎盛之时，也从来没有搞霸权主义。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他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每到一个地方，带给那里人民的是茶叶、丝绸、瓷器、先进的造纸术和造船术，而没有侵占别国一寸一尺的土地。所以，直至今日，郑和仍然受到东南亚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崇敬和纪念。中国现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说，正是这种仁义精神的延续。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先生在系统研究了各个国家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未来属于中国》这本书中，他认为，要避免世界动乱、拯救人类文明，未来的世界必须走向统一，因此，建立大一统国家是必要的。但这个统一绝非依靠军事、强权的统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统一。特别是生物圈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危机，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法应对的，应该以整个地球的视野去应对。而中国在历史上既有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儒家文化也以拥有天下一家的胸襟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所以汤恩比把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化上。中华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国所学习和接受，必能带给世界和谐、和平与希望，因为中华文化是讲求道德仁义的文化。

总之，要使国家经久不衰，必须顺应道德、讲求仁义，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这就是“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因此，坚持修身为本，重视道德教育，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明智的国家领导人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