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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书治要》治道思想论儒家圣贤政治体系
2021-08-26《孔子研究》 2021年第4期

作者:刘余莉 张 超

摘要:《群书治要》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粹集成,其中贯穿着中国传统的“治道”思想,体现了儒家圣贤政治的逻辑规律。本文在研究中国传统“治道”双重含义的基础上,将儒家政治的特征概括为圣贤政治,并提出儒家圣贤政治的逻辑体系是以道为体,以仁政为相,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为径,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归,其效用自然是家齐、国治、天下平。儒家圣贤政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了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关键词:《群书治要》、治道、儒家、圣贤政治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群书治要·论语》)可谓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纲领性概括。在中国古人那里,学习一切技能艺术,从事一切职业,都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或以谋利为目的,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修道的途径和得道的方法。因此,道既有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中那种作为终极旨归意义的含义,也具有通往这种终极目标的途径、方法的含义。故治道亦是如此,既要求政治要顺应天道、以道为旨归,同时还意味着政治本身也是通往道的路径和方法。本文正是从这两种含义出发,探讨《群书治要》中的治道思想,即一方面,从事政治必须以道为旨归;另一方面,政治又是通往道的路径。而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儒家圣贤政治的逻辑体系。 

一、道与治道

 对于从政者而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直接具体化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政。从政必须以“志于道”为旨归,因此,认识“道”就显得尤为重要。

老子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群书治要·老子》)可见,求道的方法与求学不同。古圣先贤正是通过无为、无知的方式达到了无所不为、无所不知。这与西方人求知识的方法截然不同。在求知的过程中,即使知识再丰富,但只要有知,就会有所不知,就不可能达到“全知”的境界。而圣人用心如镜,其“无知”的心境,犹如镜子一般光明洁净,本身没有任何图像,但谁来都可呈现其相。镜子起作用所达到的状态就是“无所不知”,而其自身仍保持一尘不染,寂而常照,照而恒寂。这说明,中国古人所求的“智慧”与西方人所求的“知识”是不同的。“智慧”是圣人去除思虑而后达到的本自具足、本自清净、本来如是的境界,而知识则是通过人的思维想象、逻辑分析等设计而得来的。

不仅如此,中国古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人都具有成圣成贤的潜质,通过学道都可以找到智慧、成为圣贤,因此“无所不知”也并非平常人不可企及的目标。而在西方文化中,“全知”的却只有一个上帝。因此,用西方求知识的方法理解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用“为学”的方法来“为道”,在方法论上就已存在相当的困难。

中国古代的圣人通过“涤除玄览”等方式很早就成为得道之人(这种得道之人在儒家称为圣人,在道家称为“真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因而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命题,这就是“道”。按照“道”即“一体”的宇宙观来行为就是有德之人。故《说文解字》云:“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所谓有德之人,就是“得道者多助”“顺天者昌”之人。正如王阳明所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学问》)在这种“一体”观念的影响下,父与子、夫与妇、君与臣、兄与弟,乃至朋友、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整体的思维方式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仍然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而延续至今。

可见,中西方求道与求知之方法论的不同也导致了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分歧。西方人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以“二元对立”为主要特征: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渗透到方方面面,于是父子、夫妇、君臣(领导与被领导)乃至兄弟、朋友、企业、国家之间都成为彼此对立的关系。所谓的竞争观、博弈论、修昔底德陷阱等概念和理论,都基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而产生的。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君仁臣忠、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以及互利双赢、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理念,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误读与误判。

由于对中华传统圣人所讲的“道”没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导致在近代声讨“愚忠愚孝”的过程中,将为人子应尽的孝道、为人臣应有的忠诚一并错误地进行了批判。导致这种错误批判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时社会出现的“愚忠愚孝”现象本身与传统文化所讲的“道”就是背道而驰的,但当时知识分子却因对这些现象的批判进而把批判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一些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审视中国传统的孝道、忠义,因此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读。例如,因为不理解父子一体,而批判中国人讲孝道是愚孝;因为不理解君臣一体、君民一体,而误以为中国人不讲人权;因为不理解夫妇一体,而认为中国人讲的女德是忽视女权。

导致这种误解和误读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如孔孟老庄境界的圣贤才能知晓道、体悟道,因此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群书治要·老子》)孔子的弟子子贡也不免感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这正如圣人的境界在二十层楼,而一般人的境界在二层楼,因而看不到二十层楼的境界是自然而然的。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尚在批判儒家学说的人,应当仔细回味一下子贡所说过的两段话: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

的确,一些学者对孔子及儒家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因为“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而导致的。可以说,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圣贤批判得越尖锐,越显示了其对“道”的一无所知。

孔子设立私学、有教无类的目的,是希望弟子们通过学习和身体力行自己的教诲,体悟到“道”的存在,并成为一个有“德”的人,能够顺应自然规律安排社会生活生产、乐天知命、治国平天下。可见,道虽然存在,但是如果人们不积极主动地去学习道、体悟道、发现道和实践道,那么人也不能成为得道之人,道也就不能为人生提供有益的帮助。故孔子说:“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汉儒扬雄在《法言》中释“儒”:“通天地人谓儒。”意谓学习儒家学说的人,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事理、规律都能通达明了。儒家之所以能够通达这些规律,是因为儒家是以学“道”为根本。《周礼·天官》:“四曰儒,以道得民”,意思是儒用“道”来教化一般的民众,而且民众从心里认同儒的教育,深得民心。

“道”因为具有“费而隐”的特征,并不容易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和认可,正如《中庸》所言:“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可见,道所包括范围是广博的,所揭示的道理是细微深刻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含。

尽管道具有“费而隐”的特征,但它并不是深不可测、遥不可及的。恰恰相反,道不远人,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因为它就渗透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贯穿于普通的行为和世俗的事务中。因此,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在求道入德之方上,君子应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同上)孔子的伟大之处,就是让人们能够在每天的日常生产、生活、工作、学习乃至技能艺术的掌握熏陶中体认道、接近道甚至得到道,因此而有了琴道、棋道、茶道、弓道、武道、医道、商道等。当这些技艺后面冠以“道”字时,就超出了谋生技能或艺术欣赏的范围,而成为求道、明明德的途径。因此,各行各业都可以成就圣人,圣人出现在各行各业。

对于学习从政的士大夫而言,读书办政治的过程同样也是求道的过程、成圣成贤的过程。

因此,其读书的方法与目的也与西方人不同,“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是因为通过读书把清净心开发出来,这就是“明明德”;通过办政治无私忘我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一种开启自性明德的途径,再通过“亲民”帮助民众开启他的明德,这两者都达到至善圆满的境界,即“止于至善”。这样,君子从政的过程也就成为一个求道、得道而成圣成贤的过程。因此,中国传统政治被称为圣贤政治,一方面的含义是圣贤人办政治;另一方面的含义是通过政治把人引向成圣成贤之路。这就是“治道”的双重含义,即办政治必须顺应天道,而且从政本身也是求道的过程。 

二、治道与仁政

“道”对于一般人而言深不可测,似乎遥不可及。那么如何让一般社会大众皆能受益于道?在这方面,孔子没有采取自说自话、自得其乐的做法,而真正做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下学而上达”。孔子在体悟“道”的基础上,把圣人的“德”统之于相对具体的“仁”。因此孔子的学说又被称为“仁学”,儒家倡导的政治又被称为“仁政”。因为仁是道的显现,建立在对“天地万物为一体”之道的体悟上,因此又称为“一体之仁”。

孔子释“仁”为“仁者,爱人”。孟子提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可见,仁政是由仁心而来,在位者有仁心才能施行爱人的仁政。故《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特别强调君主(领导者)修身的重要性。唯有君主克己复礼、惩忿窒欲、戒奢崇俭、戒骄守谦,才能回归本自清净的明德。

仁心的主要体现就是爱人。因此,有仁心施仁政的君主必能爱民,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而能否爱民也是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云:“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群书治要·六韬》中也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而《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群书治要·贾子》中的“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更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代表。

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没有提出西方所谓的“人权”概念,是因为中国古人把君臣、君民的关系也视为是“一体”的关系。君仁臣忠,首先要求君主担负君、亲、师的责任,因而能够正己化人。那么,臣、民回报君主的是感恩戴德、忠于职守、不忍欺君、不令而行。君(领导者)与民(被领导者)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而是相互爱护、相互感恩、互助合作,各尽其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臣、民再拿着“人权”与君主讨价还价的,因为在有仁心能爱民的君主治理之下,是不会出现所谓的“人权”问题的,因而也没有提出“人权”概念的必要。唯有背离了仁心仁政的暴君,才会随意践踏人民的权利而终被推翻。

爱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倾听民众的呼声,能够使下情上达,因此古代的仁君设置了各种听取民意民声的制度。《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为此,古圣先王设立了各种制度,以便听取人民的谏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群书治要·汉书五》记载:“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古代圣王采取的制度,是史官记载君主的过失,乐工诵读规劝的谏言,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事,商旅之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议论朝政,这样国君方能听到他的过失,见义则从,加以修正。这些劝谏制度的制定,都是为了使民情上达,民心安定。

《群书治要·后汉书三》中亦记载杨震所言:“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杨震之语道出了古代圣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不仅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甚至对于百姓的怨骂,都会洗耳恭听,真诚接受,真正做到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体察民情。这样广开言路,才能洞察隐忧,做到兼听则明,不被蒙蔽。

爱民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教民,即引导民众走向圣贤君子之路,这就是《大学》中所讲的“亲(新)民”,即为政者自觉而后觉他的过程。孟子云:“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礼记·学记》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长善”就是立德,救失即是树人。可见,教育的目的就是立德树人,不仅可以使人免于堕落为禽兽,并且能够向着君子圣贤的境界不断提升。因此,《学记》中强调“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教民的任务并非君主直接来承担,而是由各级从政的臣子来承担。《说文解字》解释“教”为“上所施,下所效也。”孔子也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这都说明,要想使教育取得预期效果,必须选择贤德之人担任各级官员。为此,必须任人唯贤,选贤与能,这样才能达到“上行下效”的结果。因此古人从汉代就施行了“举孝廉”“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人才选拔机制,遵循了“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的用人原则。为了求取真正的贤才,君主也必须使臣以礼、礼贤下士。这样就使得“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出现了“人才辈出,文武并兴”的局面。正如孟子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能够保证贤德之人在位,才是真正的爱民。这就是荀子所说的“爱民而安,好士而荣。”(《群书治要·孙卿子》)

总之,中国传统所倡导的仁政是实现圣贤政治的具体途径。这就使得圣贤政治以道为体,以仁政为用,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为径,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归,其效用自然是家齐、国治、天下平。因此,中国传统的仁政可被称为治道,而非统御之术;能够行此仁政的君主被称为明君圣王,而非现代所谓的“政客”。 

三、仁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都遵从了孔子“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采取了“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实行了仁政的政治理念。这种“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世界观、道德观、政治理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因此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军事、外交等制度与政策,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如今,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由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对中国传统治道和仁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及独特的民族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如上所述,如果能够理解中国传统修身为本、教学为先的治国方略,就能深刻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长期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为什么能够提出“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

如果能够理解“好士而荣”的治国原则,就能深入理解“为政之要,在于得人”,坚持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重视汲取历史选贤任能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完善我国当代的选人用人制度。

如果能够理解“爱民而安”的治国原则,就能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因而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使得中国的疫情防控迅速取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与此同时,也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上深具信心,要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而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特别是提出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并将协商民主贯穿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覆盖政党、人大、政府、社会等各领域,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等全面铺开,使得各党、各族、各级、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民意民声通过正当渠道得以充分表达。要协商而不要对立,正是中国传统“一体之仁”的理念在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鲜明体现。

此外,理解了“一体之仁”的文化基因和仁政的政治理念,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对内能够取得扶贫攻坚战的胜利,对外能够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等等。因此,正如习总书记所强调,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深入学习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群书治要》,古镜今鉴,古为今用,有助于人们充分理解中国传统的治道传统及建立于治道基础之上的政治逻辑,因而也有助于读懂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实现“中国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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