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崔寔政论》论及国家由盛转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段阐述：“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凡国家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之世已久，风气日渐变坏也不觉察，政治逐渐腐败也不变革，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逸乐而看不到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考虑国家大事；有的不听忠言劝告，满足虚伪，忽视真诚;有的在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从;有些是被信任的大臣，只求中饱私囊，保住俸禄；有些是被疏远的臣子，因地位低微，谏言被弃而不用。于是，国法松弛于上，有识之士忧忡于下，真是可悲啊！唐朝诗人李商隐在考察历史之后，在《咏史》中也同样感叹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在《群书治要》中，多处讲到了盛世之君与衰世之主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让我们更深刻认识到官德修养对于国家盛衰的重要性。
盛世之主与天下同喜同忧；衰世之主独制其民
在《群书治要·魏志下》上讲到：“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是说，过去夏、商、周每个朝代都经历了十几世，而秦国二世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与天下百姓共享幸福，与天下百姓共同承担忧患。而秦始皇独裁专制、压迫人民，所以一旦国家危险，就无法拯救了。与百姓共享幸福的，百姓必定和他共同承担忧患。与百姓共享太平的，百姓必定会尽力拯救国家的危难。
盛世之主尊重历史，以古鉴今；衰世之主自以为是，刚愎自用
《孔子家语》上记载，孔子说：从前之事是用以启发当今之人的。如果一个君主不努力追寻前朝之所以能安稳存在的足迹，并且又不重视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却乞求能赶上前人。《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学习前贤先哲的言论和行事，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是历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为君、为臣，为政、治学，概莫能外。
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太宗二十七岁即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治平之道，休生养民。鉴于前隋灭亡的教训，他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在位期间，命令魏征、萧德言等，整理历代治国资政史料，编撰成《群书治要》一书。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或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并命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在《贞观政要·慎终》上记载：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史书的感受时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由此可见，正是太宗对于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借鉴，使其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亡国之君恰与之相反，《吕氏春秋》上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君人之大经也。”是说，亡国的君主肯定是自高自大，肯定是自以为聪明，肯定是轻视众人。自高自大就会怠慢世人，自以为聪明就会独断专行，轻视他人就会没有防备。人才不齐备就会招致祸患，专断独行会使地位不稳，怠慢士人就会闭塞视听。想不闭塞就一定要礼贤下士，想地位稳固就一定要得到众人支持，想不招致祸患就一定要人才齐备。这三条，是君主的治国大略。
从历史上看，亡国之君恰恰违背了这几条。《史记》上记载的商纣王和秦王朝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纣天资聪明，口才好，反应很快，办事敏捷，他的才能和力气超过平常人，能空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够用来拒绝臣下的劝谏，掩饰自己的错误。他向群臣夸耀才能，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结果就被武王推翻了。而秦朝自穆公以来，渐渐蚕食诸侯，最终成就了始皇。始皇自以为功业胜过五帝，疆土之辽阔超过三王，因此耻于与其并列。始皇自满，不肯向别人请教，一错到底，不曾改变。二世秉承其作风，因循不改，暴虐无道，加重了政治危机。子婴孤立无亲，忧惧软弱，无人辅佐。秦朝三代君主迷误终身而不觉悟，导致灭亡，不是很应该吗？
盛世之主任用贤臣；衰世之主相信佞臣
在《群书治要·吴志》上总结前人治国的经验说：“古之圣王，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极之际者，任贤之功也。”意思是说，古代的圣明帝王，之所以居住在深宫之内而知道万里之外的事情，安闲地坐在衽席之上，却能看清楚八方的最远处，原因就在于任用了贤才。相反，大凡亡国之君，其朝中不见得没有能使国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见得没有古代先王留下的典籍，然而却终未免其亡国，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其贤臣不能得以任用，其先王的礼法不能得以推行。《傅子》上还举例说明了这一点：“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杀其正臣关龙逢，而夏以亡。纣信其佞臣恶来，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典语》上总结说：“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
盛世之主乐闻其过；衰世之主乐闻其誉
在《群书治要·吴志》上总结前人治国的经验说：“古之圣王，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极之际者， 任贤之功也。”意思是说，古代的圣明帝王， 之所以居住在深宫之内而知道万里之外的事情，安闲地坐在衽席之上，却能看清楚八方的最远处，原因就在于任用了贤才。相反，大 凡亡国之君，其朝中不见得没有能使国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见得没有古代先王留下的典籍，然而却终未免其亡国，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其贤臣不能得以任用，其先王的礼法不能得以推行。《傅子》上还举例说明了这一点：“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杀其正臣关龙逢，而夏以亡。纣信其佞臣恶来，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典语》上总结说：“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
盛世之主乐于罪己；衰世之主乐于罪人
孔子最赞叹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喜欢闻听自己过失的人，并且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政要论》上引用《左传》中的话讲到：“大禹、商汤归罪自己，其国家勃然兴盛；夏桀、商纣怪罪别人，其国家忽然灭亡。”在《后汉书》上记载：“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从前成汤遭遇旱灾的时候，便以六件事自责说：“治理政事不符合法度吗？使用民力太急剧了吗？宫室是不是太奢华？得势嫔妃弄权干政形成风气了吗？贿赂盛行了吗？进谗言的人太猖狂了吗？”而夏桀和商纣王恰恰相反，因为他们荒淫无道，被汤武征伐，他们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后悔以前没有杀了汤王和文王：“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拘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其不杀文王于牖里。”(《淮南子》)
盛世之主抑损情欲，勤于政事；衰世之主纵欲享乐，荒废政事
《晋书上》讲到：“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盛，没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 三代的衰败也没有不是由于恣意讲究奢侈浪费而导致的。《魏志下》上记载着臣子有这样的进谏：所谓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节约，珍视民力；所谓恶劣的政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认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治，开国之初为什么会清明兴盛，到末期为什么会衰弱以至于灭亡，同时再看一看近代汉朝局势的变化，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生戒惧了。
《政要论》上也说：修身治国，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经传上说：欲望不可放纵。遍观家庭与国家，其取得成功，没有不凭藉于俭约的；其导致失败，没有不是因为奢侈的。俭约者控制欲望，奢侈者放纵情感;放纵情感者危险，节制欲望者平安。尧舜所住之处，门前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宫室低矮，饮食微薄。这几个帝王，不是其心里不喜好，而是因为十分节俭。
在《尚书》上记载：帝禹之孙、帝启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务正事，贪图安逸享乐，丧失了应有的品德，百姓都对其怀有二心。他纵情游乐没有节制，在洛水之南打猎，百余天不回京都。有穷国国王后羿，趁着国民不能忍受其所作所为的机会，在黄河岸边阻挡太康回都。当时，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候他们的母亲随从打猎，在洛黄交汇的河湾等候他。其五个弟弟都埋怨太康，遂遵循大禹的训诫而作歌。 其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我观天下之事，认为愚夫愚妇都能战胜我。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在尚未显现时就有谋划。我面临亿万民众，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马之车，作为民众的君主，怎能不谨慎呢？”其二曰：“《训诫》中有这样一段话：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获弗亡。”其三曰：“只因有了尧帝，才占有了冀州这块地方，现在如果丢弃了尧的治国之道，搞乱了尧的法纪纲常，就会招致灭亡。”其四曰：“我们十分圣明的祖先，是众多诸侯国的君主，有治国的典章法则，遗留给他的子孙，现在却听任荒废前人的事业，覆灭宗族，断绝祭祀！”其五曰：“啊！我们将何以回归？我想到这些便感到悲伤。普天下的人都怨恨我们，我们将依靠谁呢？我内心充满哀伤，脸上蒙着深深的羞愧，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品德，虽然后悔，难道能追回吗？”
“读史使人明智。”习近平同志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中谈到：“历史的兴替演进、起伏变幻，往往沉淀出许多规律，完全可以古为今用、古为今鉴。”从学习《群书治要》中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国家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员的道德出了问题，正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