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同年11月26日，在考察了孔府后，他又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由此可见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华文化之重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孕育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但百折不挠，至今仍屹立于世界东方。然而，在历经“五四”和“文革”对经典的误读和对圣贤的批判后，一些人对中华文化的误解达到了顶端，因而一度丧失了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

如今，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这个梦想，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小的方面来说，就是个人的出彩，家庭的和睦，单位、社区的健康发展和良好风尚的形成。中国梦之所以强调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是因为我们党成立九十多年来，领导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把握时代潮流，实事求是，自主探索，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成功。

在这一结论的指导下，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这些成就的获得，离不开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华文化将为实现中国梦做出新贡献。

一、“国无德不兴”：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例如贪污腐败、假冒伪劣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必须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但是因为忽视了西方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

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传统的特色是宗教文化。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了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但仁爱、诚信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爱诚信的道德教育。只不过道德教育是由教会来承担的。但是一些人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由长期的宗教教育所培养起来的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到中国，也并不能够起到预期的作用。当代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就指出，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麦金泰尔：《美德的追寻》，伦敦：Gerald  Duckworth，1981年，第152页）也就是说，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 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这就是《礼记·中庸》上孔子所讲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群书治要·傅子》指出：“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说明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各个方面的制度改革，是十分及时而必要的。但是古人也同时看到，并不是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实现大治，还必须有贤德的人去推行善政。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曲阜后强调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在关注制度设计的同时，重视道德教育。否则就会导致两个结果：

一是“民免而无耻”，表现为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离婚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等，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表现为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者关进监狱，但如果缺乏道德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危害社会。《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

当代西方社会也出现了以上这两个问题。正如麦金泰尔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 是“谁之正义”呢？由此可见，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

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中华文化可以导正人心

《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而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

《淮南子》讲到，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可以把不孝的人治罪，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孔子、曾子那样有德行的人；法律也能够对窃贼给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廉洁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间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盐铁论》也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孔子曾提出：“不教而杀谓之虐”。在位者没有教导人们仁义慈悌的道理，人们因为缺少伦理道德的教育、不明做人的本分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就被处以死刑，这种政治属于虐政。在《汉书》上也说：世代君主都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用法令来驱使的，法令严酷时民风就呈现出哀怨。

中华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伦理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这种政治制度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的程序和仁爱诚信的道德情感培养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在这种政治中，所有的制度建 设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好人而设计的，其结果是“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六韬》）。圣贤政治所达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理想效果。

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六韬》上也有所说明：国君把世俗（大众）所称道的人当作有贤能智慧的人，把世俗（大众）所诋毁的人当作不肖之人，那就会使党羽众多者被提拔，不结党者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能的人，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用虚名取得爵位，所以社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难免陷于危亡的局势了。可见，如果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采取西方民主政治的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总之，无论是圣贤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需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为前提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忽视人的道德素质提升而仅仅关注制度的设计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人的良心泯灭而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

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实践证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道德教育实为首要。概观今日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是忽视了圣贤教育所致。因此，要彻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高度重视弘扬中华文化。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可以挑选一些真正通达中华文化且德行兼优的教师，在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传媒上宣讲中华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恶。

第二，要真正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选拔领导者，首要条件即是“孝廉”。

第三，国民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五伦八德”为主要内容的中华经典为主修课或必修课，以《国学治要》、《群书治要》作为治学、治国的必读课本。上行而下效，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中华文化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中华美德，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

第四，办试点、办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等作为落实中华伦理文化的试验区，将其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汤池镇“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以中华文化教育办班教学，民风显著改善，成为“和谐社会，礼仪家邦”的成功试验实例，并曾引起国际瞩目。此外，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吉林松花江中学、北京汇通汇利公司等，都在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来自学校、企业乃至监狱的成功例证，让我们更加坚信弘扬中华文化有用助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