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研究三十年
刘余莉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摘 要：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兼备了个人心性品德与人伦关系规范的双重特点。“仁义礼智信”被后人称为“五常”。“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的“仁义礼智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内涵、普世价值、现实意义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仁义礼智信；传统道德；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1－0187－04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兼备了个人心性品德与人伦关系规范的双重特点。孟子最初提出了“仁、义、礼、智”四个基本德目，到西汉董仲舒把它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常者，恒也，也就是恒常不 变的意思。“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仁义礼智信”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关于“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内涵、普世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方面。
一、基本内涵
关于“仁义礼智信”基本内涵的研究，罗国杰、宋希仁、焦国成、张锡勤等专家学者进行了阐述，现综合其观点如下：“仁”源出《尚书 金滕》“予仁若考”，指人所具有的一种好品德。先秦儒家都以“仁”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这是因为，中国古人重视“天人合一”，强调“与天地合其德” （《易经 文言》）。而天地之大德，是生养万物，所谓“上天有 好生之德”，这正是“仁”，所以“仁”被置为“五常”之首。在先 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
“仁”体现多方面的伦理道德价值，也是对各种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但它有一个核心，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 爱人。”他又强调，这种爱“必由亲始”。“仁”的内涵还包括“忠 恕之道”。“推己及人”内含着一个道德的标准。离开了道德 的准则，以己之好恶推及人，不仅不能利人，还足以害人。推己及人，也须以道德之心推之。正己然后能推人。孔子提出正己的具体措施就是“克己复礼”。具体的“仁”便是“非礼勿 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按照礼（社会道德） 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行即所有行为都符合于礼，克制自身与道德相违背的一切私念和欲念，从而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五常”之中，排在第二者，乃为“义”。天地生万物而不偏私，爱万物而一视同仁，所以“义”的精神，表现在人乃为无 偏无私，做事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公公平平，有恩必报，所谓“循理而行”。
“义者，宜也”，宜的意思是应当、应该。这也说明，人的行为要与一定的准则相适合。因此，孔子以义为立身处世之本，提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义以为质”等主张，强调君子出来做官，目的就是为了行义。所以孔子又提出“君子 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命题。后来，这一命题被儒家发展为 中国哲学史上的“义利之辨”。荀子主张“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义胜利为治世， 利克义者为乱世”。西汉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清初的颜元把道义与公利结合起来，提出“正 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
“礼”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精神。中国古代的“礼”的概念， 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指整个的 社会等级制度、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的总称；二是指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所谓“礼者，德之基也”；三是强调“敬”和“让”，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道德规范，即“礼让”；四是礼 仪、礼节仪式以及待人接物和处事之道。
“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旨在“德以叙位，礼以定伦”，“和为贵”，主要是要求人们在各种不同的人际交往关系中要有恭敬、谦让的精神和行为，以提高个人道德素质，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顺畅。
“智”是明辨是非，就是强调要过智慧的生活。《中庸》把智与仁勇并称为“天下之达德”。智，也作知，即理智、智慧。“智者不惑”。孔子兼重仁智，多次以仁智并举。“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智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他还将智仁勇统一起来，作为志士仁人的基本道德。孟子把智当做判别是非善恶的一种能力，提出“是非之心，智也”的命题。汉儒董仲舒强调“必仁且智”。智的丰富道德内涵包括：知道遵道、利人利国、自知知人、慎言慎行、见微达变、好学知过、量力而行、居安思危等。
“信”被儒家称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孔子不仅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思想，而且把信提到“民无信不立”，以至去兵、去食，宁死必信的高度。孟子在他的“五伦”学说中提出“朋友有信”，并将信与诚相联，阐发了诚信的内在关联和规范意义。荀子则进一步将信推行于选贤治国，使信不仅是朋友伦理、交际的规范，而且扩至君臣上下伦理关系皆应以诚信为本。儒家把信看做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重视诚信的经世致用方面，强调无论上下左右关系，其诚信之德都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实好善，博济于民。
二、普世价值
在关于“仁义礼智信”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的问题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是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中国人做人的基础，并且历来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杜维明极力提倡，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与西方对话，也要与传统对话、体认传统的价值。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无疑具有普世价值。蒋庆认为，自由法治民主和仁义礼智信不能相比。仁义礼智信是人类永恒的道德，这是天不变道也不变的东西。自由民主这些东西里的内涵不是常道，是西方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出来解决他们问题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吸取西方这些自由民主法治的正面价值来丰富我们的文化，但不应承认它是普世的、绝对的人类价值。
汤一介认为，儒家为人类提供了宝贵的伦理资源。开发和现代转化儒家“人之道，天之道”的智慧，对于建设全球伦理有重要意义。学者们从中国历史和当代世界两个层面具体论述了“仁义礼智信”的普世意义。
（一）历史验证
释净空老教授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社会是伦常的社会，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所看不到的[1]。伦是五伦——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即我们社会的组织。五伦组织关系非常亲密，所谓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在社会结构上来说非常完美。维系五伦社会的道统就是“五常八德”。特别是“仁、义、礼、智、信”，是道德的基础。这“五常”是中国人基本的道德观念。每一个人从小就要接受这个道德教育，所以一般人一生在社会上所作所为，有这个道德规范着，不至于越轨太大。我们民族在这个世界几千年来能够长治久安，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淘汰、没有灭亡，就是靠这个伦常的道统来维系的。
还有学者指出，“五常”所表达的是求秩序、讲安定的思想。仁义礼智信，作为一种社会道德，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对于维护民族的团结和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形成和巩固中央集权，塑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推动社会的发展，曾产生过广泛的积极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优秀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温文尔雅的民族、最团结友爱的民族、最乐善好施的民族、最宽容大度的民族。
（二）国际案例
1.韩国
冯增俊指出，正是儒家伦理的浸染和渗透，孕育出当今最具东方文化特色的韩国学校德育[2]。儒家伦理决定着德育的方向、基本内容和德育的实践形成。在韩国德育中，儒家纲常伦理教育是人生最重要课程，是安身立命的最高准则，也是借以走向世界、塑造大韩民族气质的最重要内容。韩国德育的最突出的功能是保持和传递儒学思想，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中就灌输有关儒学的观念；从初中“国民伦理”课开始就系统讲授儒家伦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强调忠孝等第伦理和互相团结的精神。而儒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促使韩国人在社会活动中实践儒家伦理，把儒学融入民族的潜意识之中，化为民族集体性格和无穷的精神力量；它把儒家义理精神应用于民族主义上，把伦理道德视为治世之宝典，把君臣父子观念作为修身养性之德铭，引导学生把重视道德修身与重视国家民族兴衰联系起来，力图把忠孝观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培养精忠报国的有文化的韩国人。
韩国处于东西方文化冲撞的交汇点上，但却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以外影响最大的国家，也是最汉化和最密切地把儒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国家。韩国儒学家李允熙在《易的原理与最高善》一文中，把易原理的阐述与五行及人的本性联系起来，阐发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意义和最高善的基本原理，提出重要的德育原则。可见韩国对儒家伦理的重视和对儒学研究的造诣。
2.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认为，儒家的许多伦理观念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并赋予了它新的内涵。1982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在中学施行儒家伦理课程。1985年《儒家伦理》教材正式出版，开始在全国各地通用。此外，新加坡还出版了一大批道德文明教育的通俗读物，如《道德教育文选》丛书，其中收入了中国古代“劝学”、“孔融让梨”、“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道德故事，并配有英文；1990年还出版了一部英译《三字经》，该书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了《儿童道德》丛书。可以说，新加坡是世界上最早把儒家伦理撰写成课本，在学校作为德育科目来教学，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国家之一。
传统儒学中的“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是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但新加坡政府结合具体国情，赋予其新的内涵：所谓“忠”，不仅包括爱国，爱校，以校为荣，还包括敬业乐业；“孝”就是要孝敬父母、尊老敬贤； “仁”与“爱”不仅包括爱人，还包括爱己（自尊）、爱物；“礼”和“义”，不仅包括尊敬别人、尊敬老师、尊敬长辈，还包括守法；“廉”就是 为官的德行，是做官的基本道德规范，它要求新加坡的官员树立为国、为众人服务的思想，要有为国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耻”就是指人们的羞耻之心，号召国民堂堂正正做人，为社会进步、富民强国作贡献。
在道德教育的途径上，新加坡注重法纪教育，坚持德法兼施。其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有亲切感人的理念和口号号召大家，另一方面政府则通过法治和社会引导的方式，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例如，在提倡“孝道”的同时，政府通过立法保证子女照顾和供养年迈的父母，并在住房及税收政策方面对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家庭实行优惠，而对不与父母同住的家庭实行相应的经济惩罚，通过舆论曝光遗弃父母的不道德行为，使传统道德和风俗法律化和制度化。
当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倡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并且注意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设来强化和推行道德教育，这使得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弊端，并成当今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
3.日本
日本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对于儒家治国之道的应用，由来已久。明治维新以后，为适应日本工业化的需要，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经营之风，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他倡导的“经济道德合一”说，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因素。日本现代管理思想家伊藤肇指出：“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诲给他们的激励影响至巨，实例多得不胜枚举。”据初步统计，自涩泽荣一之后，从现代经营管理的角度解说《论语》的专著在日本就出版数十部，其中伊藤肇著的《东方人的经营智慧》一书影响甚广。日本对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着眼于适应现实的需要，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实用性强。
三、现实意义
郭齐勇认为，儒家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现代化建设，治疗现代社会的某些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一种“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一切向钱看、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缺乏诚信与信誉的现代化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尊重自己本土的伦理资源，加强对青少年进行本土的伦理教育。
2006年，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在广泛征求专家建议和进行社会调研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一书，梳理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的由来、历史发展和基本内涵，并着重阐发了“仁义礼智信”的时代内涵，有力地推动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华传统美德的研究。
具体地讲，提倡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对于当代中国具有以下意义。
（一）有助于明确道德规范，促进社会和谐
李汉秋认为，基本道德规范是要全社会普遍遵守的，要明确简要，易记易传[3]。传统美德也同样需要具体化、规范化。在旧时的许多道德规范系列中，“仁、义、礼、智、信”五常，较少封建糟粕，较易于与现代道德融通，较宜于代表传统美德。这“五常”作为中华伦理主体的重要部分，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它们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形成一种道德意识和理念，作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在华夏神州已影响人们两千多年，成为民族精神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精神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作用的重要因素。
汤恩佳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具有永恒的价值，也是儒商的立身之本。在长期的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张儒家道德观念经商，在经商实践中把诚实守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商德。
郭齐勇认为，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制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恕道”为环境伦理、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全球持续性发展。“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目前，这些价值至少对于中国社会的整合，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二）有助于传承儒家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朱若霞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点。中国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文化中的经典经过世世代代的继承和发展，已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风尚和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其中很多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在现代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
陈伯君认为，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它强调的修身正心的人生，是积极有为的人生，是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坦诚之心为一胸的人生，是既入世，承载满腔的社会责任感，近而事父，远而事君，又保持“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讪于富，不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的人格操行，超凡脱俗的人生，是把幸福感，乃至相应的苦乐感、荣辱感灌注于道德修养过程中的人生。总之，它是中华民族最富人道精神、最具创造力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文化能把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凝聚在一起，能名扬四海五洲，为他民族所惊叹、所仰慕、所修习的原因所在。它是中国文化的基点、内核和精华，是今天中国道德建设必须依存的历史文化基石，也是今天振奋民族精神之所以必须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内在原因。
颜炳罡也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东亚文化的象征，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且影响至深、至远、至巨。儒家伦理中所蕴涵的“仁、义、礼、智、信”，仍然是值得吸取的精髓，它能让人以健康的心态来适应社会变迁中的纷繁复杂的情况。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种对道德完善的追求，尤其值得代代相传。因此，以提倡仁义礼智信 的教育为契机，也有助于弘扬儒家传统、振奋民族精神。诚 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高丹予也指出，孙中山在多次演说和著作中大声疾呼，希望中国人民振奋民族精神。当时国家之所以“一落千丈”， 沦为“半独立国”、“半殖民地”乃至“次殖民地”，主要是由于 帝国主义的侵略，加之封建主义的桎梏。至于自身的主要内 在原因，则是在于“我国失去了民族精神”。为了恢复民族精 神，一方面要求“大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国族团体”，齐 心协力“共同去奋斗”，另一方面就是“恢复我一切国粹”，即 “固有的道德”、 “固有的知识”和“固有的能力”。孙中山用现 代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道德”加以筛选，着重挑出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作为“中国固有道德”中的 “八德”。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儒家伦理所提 倡的“仁、义、礼、智、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气度刚强宽 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不可犯的浩然正气。培养民族精神首先是培养对自己民族的一种自信心和自豪感。
冯增俊认为，儒学把国家群体与个人完美地联结起来，每一个行为都被赋予复兴国家、光大民族的重任。韩国的 朴正熙之所以能促进经济起飞，就是利用儒教从而焕发起全民族的复兴意识和激情，他的《我们国家的道路》一书之精髓 乃在于社会复兴思想和民族自立精神。他提出培育国民经济自立意识，推行经济爱国主义和培养企业精神这三大战略，都贯穿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伦理意识。正是依靠这一伦理，韩国的“社会、政府、企业三位一体”、“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得以形成。
同样，中国固有的文化，也应当成为“走自己的路”、“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 “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有开发前景的“精神动源”。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所需要的文化支撑，不能再依赖全盘进口“蓝色” 文明。过去的百年史已证明，文化、道德、精神都难以靠进口。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背后，也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民族文化智慧是培育与形成民族精神的根基。
在弘扬儒家文化、培养民族精神的途径上，学者大都认为，根本的途径就是让学生进行“国学经典”的诵读活动，让学生直接实现与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和崇高精神的对话， 给孩子先打下美好高尚的精神底子，为将来做人做事奠定 坚实的根基。传统美德要不断地通过儒家经典的推广而加以保障和弘扬，以免受到世事巨变的消解和败坏。倘若圣学失传，必将教化废弛，而教化废弛，必将风俗败坏。渗透着仁义礼智信精神的儒家启蒙经典《弟子规》，是道德教育的最好经典。它不仅是先人的经典，也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经典。
（三）有助于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
杨凤强调指出，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人民的思想意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事实决定了台湾社会意识必然呈现以中国意识为主体意识的特征。中国意识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心理基础。汤毓贤也认为，中华文化早已融入台胞物质和精神生活各个层面。在台湾城乡，祭祀孔子的文庙和奉祀关帝的武庙到处可见。以“仁义礼智信” 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和壮大的精神支柱，更是激励和鼓舞本民族成员为建设美好蓝图积极奋进的精神动力。两岸同文同宗 的历史文化联系、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怀和休戚相关的共同利益，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分割不开的。因此，在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八项主张中，江泽民曾明确指出： “中华各族儿女共 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 带。”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又重申：“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纽带。”
吴国祯提倡要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宣传，从历史文化层面开展反“独”促统工作，以展示台湾地区的民俗、文化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优秀的传统文化间的深厚渊源关系。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也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各地域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民族的风骨和气度，培育了民族的品德和精神，形成了维系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海峡两岸对一个中国的共同文化认同，不仅有利于加强两岸的往来和交流，而且有利于反对和遏制“台独”，实现祖国统一。
在关于“仁义礼智信”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上，高丹予说，孙中山在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点上，还提倡在国际关系中要“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去“扶持弱小民族”，反抗“世界的列强”。可见，孙中山不仅把文化范畴中的道德观 念视作中华民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绳，而将其作为民族间、国家间友好相处的法则。
王殿卿认为，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教授，到了晚年悟出一个道理：“人类文明应是道德文明主义。”他甚至说，各国的国防部都是“杀人部”。这表明人类对21世纪重建道德文明的呼唤与追求，也是人类对以“仁义礼 智信”等道德理念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的新期待。
参考文献：
[1]释净空.认识佛教——幸福美满的教育[M].兰州：甘肃人民 美术出版社， 2005.
[2]冯增俊.儒家伦理与韩国学校教育[J].东方文化，2000，（5）： 17—19.
[3]李汉秋.重温仁义礼智信[N].人民日报，2005-08-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