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卷五十《抱朴子》中讲：“禁令不明，而严刑以静乱；庙算不精，而穷兵以侵邻。犹钐禾以计蝗虫，伐木以杀蛣蝎，减食以中蚤虱，撤舍以逐雀鼠也。”意思是：禁令不明确，却用严刑来平定乱象；朝廷对国家大事的谋划不当，却竭尽兵力去侵犯邻国。这就好像割掉禾苗以消灭蝗虫，砍掉树木以消灭蛀虫，吞下毒药以杀死跳蚤、虱子，拆除房舍以驱逐麻雀和老鼠一样。

       “禁令不明，而严刑以静乱”。社会出现乱象、国家得不到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禁令不明确，也就是礼法制度不健全，人们不知道应当提倡什么、禁止什么，就会肆意妄为。做人没有伦理道德，就会出现人际关系的混乱；国家没有礼法制度，就会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见明确的礼法制度对于治国安邦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不可无法可依。

       导致禁令不明的首要原因，就是没有礼法可依。人们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混乱，没有行为准则，就会出现“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墨子》)的状况。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却没有统一的道德观念。在古代中国，任何一个朝代政权取得之后，一般不超过五年就要制礼作乐，使整个国家都有礼法制度可循。一切都有了标准，这样社会才得以安定。

       第二，不可朝令夕改。

       政令常常变化，而且没有连贯性，也会导致禁令不明。而朝令夕改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就是因为没有抓住治国理政的根本，致使问题层出不穷，而不得不修改政令。中国古人讲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性德，是自然之道。它不仅是个人修身的标准，也是治理国家的原则。“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五常”，为什么称为“常”？就是因为它是常道，永恒不变。

       第三，不可禁令繁多。

       “少则得，多则惑”(《道德经》)。禁令繁复则会导致百姓迷惑。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上有这样一段话：“道径众，民不知所由也；法令众，人不知所避也。”道路多了，人们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法令过多，老百姓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避免触犯法禁。“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圣明的君主制定法令，如日月一样昭明，所以民众不会迷惑；像大路一样清楚明白，所以民众不会困惑。“幽隐远方，折乎知之；愚妇童妇，咸知所避。”即使是偏僻幽隐的遥远之地，愚昧无知的妇女儿童都知道什么是不法的行为而不去触犯。“是故法令不犯，而狱犴不用也。”这样就没有人违犯法令，而监狱和刑具也都用不上了。

        第四，法者，治之端也。

       《群书治要·孙卿子》(《荀子》)中指出：“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认为，法不能够独立存在，只有有了正人君子、圣贤人，它才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圣贤君子，没有正义美德的人，它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法律和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而圣贤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

       《群书治要·盐铁论》上说，“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中，民不怨矣。”古代的君王，首先要完善其礼义，昭明其教化。礼义完备，教化昭明，还有不服从的人，再按照其违法犯罪的程度，处以不同的刑罚。刑罚得当，老百姓就没有怨言了。“今废其德教，而责之礼义，是虐民也”，如果没有道德教化，人民因为无知而犯法，则是残害百姓，是“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正如《汉书》中指出，“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在治理国家中，多用刑罚人民就会怨恨背叛，多用礼义教化人们就会和睦亲爱。

       《盐铁论》中，还对刑罚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它说刑法对于治理国家，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就去赶车，而是拿着马鞭而不轻易使用。圣人借助刑法来实现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罚便可以搁置不用。这就是《尚书》上所说的“刑期于无刑”。为什么要设立刑法？就是要起到警戒、威慑的作用，期望人们不要触犯法律。所以孔老夫子也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老夫子也判案，但是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要让人们化解争讼、纠纷。为什么人们能不起争讼？就是因为兴起了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