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观与民族复兴
刘慧敏 刘余莉
“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概括精辟，言简意赅。中国古语说，“道简易行”。因为概括简练，所以容易深入人心，容易推行；从内容上讲，内涵深邃，每一句展开，又包含了无比深广的内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对于我们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特别是对于恢复中华民族的良好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荣辱观和羞耻感的培养。《说文解字》对“耻”的解释：耻，辱也。从心、耳声（“耻”字原写为“恥”）。“耻”是一个会意字，有闻过心生惭愧之意。羞愧乃心有所愧而生，故从心。又因耳为听闻的器官，人每因闻过而耳赤面热，故“恥”从耳声。因此，“耻”这个字对人而言太重要了。人如果一有恶念，便生羞耻之心；一行恶事，就有愧恐的感觉，又耻又恐，一定会因此而停止自己的恶念恶行。因此，知耻是保全人的思想、行为不离道德的护栏。故古人曰：“耻可以全人之德”。因此，在道德修养上，特别强调了“耻”这个字。《孟子》上也说：“耻之于人大矣！”意思是说，“耻”这个字对人而言太重要了。在明朝袁坤仪先生教导儿子的四篇家训中，把孟子的“耻之于人大矣”这句话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了凡四训》）。因为得到了这个字的人、也就是有羞耻心的人就能够成为圣贤人，而失去了这个字的人、没有了羞耻心的人就堕落为禽兽了。他说：“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曰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这句话的含义深邃，极具教育意义。让我们想一想古代的圣贤人，如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们与我们同样都是人，他们为什么成为百世师表，到今天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的人仍然在向他们学习。可是我们为什么一身瓦裂呢（瓦裂，是指陶制的器皿，但是这个陶制的器皿却破碎了，结果一文不值；耽染尘情，是指过分地贪着欲望的满足或感官的享受）；此外，偷偷地做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就这样一天天地将要堕落为禽兽，自己却不知不觉，还自以为是、妄自尊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凡人与圣人之间如此之大的差别呢？差别就是圣人知耻，有羞耻心，而有的人却把“耻”这个字给忘掉了。
人如果没有羞耻心，干什么都无所谓，久而久之，不仅人会沦为衣冠禽兽，而且国家也会随之败亡。因此《礼记》上讲：“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这就是说：虽然鹦鹉能够说话，但是仍然属于飞鸟；虽然猩猩能够讲话，但是仍然属于禽兽。现在如果人没有了礼，虽然能够讲话，不也与禽兽之心没有区别而成为会说话的禽兽了吗？正是为了使人区别于禽兽，圣人才制礼作乐，以此来节度和引导人的行为。由此可知，中国古人对人合理的自然欲望并不否认。但是，他们同时看到，任何对自然欲望的过分追求，都会导向危险的境地。因此，儒家特别讲究礼节。所谓“礼节”，就是用礼来节度不正确的、过分的欲望的意思。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荣辱观，可以说抓住了“耻”这个对人而言至关重要的字。因此，树立—种正确的荣辱观，对我们个人而言，获得的是一种道德智慧，由于这种道德智慧与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幸福生活密切相关，它不仅可以让人免于堕落为禽兽，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严，而且对于解决我们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等问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不仅如此，胡锦涛总书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也是总结了中、西方的历史和现实社会发展的教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代西方的发展来看，今日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法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种在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对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导，导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监狱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这是因为，法律重视的仅仅是实施了的行为。法律往往通过强制或惩罚的手段指导和限制人的行为，却不能培养人的体谅、团结、仁慈、助人、互爱、同情的道德情感。因此，如果仅靠法律而忽视了道德，那么，在法律所要求和禁止的范围之外，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例如，今天的美国社会，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制度完善，但是美国的离婚率和青少年的犯罪率逐年提高，青少年犯罪年龄逐年下降。在英国这个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经济、科技和制度也相当发达，但是他们的中学里同学之间的以强凌弱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英国的电视台把它称为“大不列颠不为人知的耻辱”。
西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促使我们必须反思这样的问题：究竟如何才能挽救世道人心、减少犯罪？乃至如何才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社会和谐？这些都是现代人最关心也是最忧心的课题。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我们看到，光靠科技的发达、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完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的道德修养和社会治乱的问题。正如英国 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一书中指出的：“至于制度，不管它本身多么完美，在维持一个民族的品格水准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决定一个民族的道德和使一个民族保持稳定的是个人和激励他们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治乱问题，就必须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人的文明素质的提高、人伦关系的协调，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和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丁·路德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他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他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他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他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斯迈尔斯也说，“哪一个民族缺少了品格的支撑，那么，就可以认定它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此热衷于对财富的追求、对感官快乐的追求和如此热衷于宗派活动，以致于荣誉、秩序、忠诚、美德和服从都已经成为了过去的东西，那么，在这种堕落的社会风气之中，就只有等到那些诚实的人……到处摸索并让每个人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这个民族仅存的希望还只在于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复，使每个个体的品格得到升华。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够得到拯救。”这段话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国语》上以一种更简洁的方式加以说出：“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胡锦涛总书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体现了他作为国家的领导者的忧患意识，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到恢复中华民族的良好品格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一个民族的复兴和社会的和谐，不仅仅取决于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更在于人心的善良和民族的精神。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发展经济、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重视品格的培养和民族精神的培育。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增长了，人们富裕了，但是骄奢淫逸之风也就随之而来了，科技发达了，技术进步了，但是它对社会潜在的危害也更大；法律完善了，机制健全了，但是人却越来越没有羞耻心了。
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儒家的经典《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强调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仅一个个体的尊严来自于他符合道德的行为，而且每个个体的道德修养才是构建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石。在这方面，孔子也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既然要“齐之以礼”，使人有羞耻心，就必须告诉人民什么事是可耻的，也就是要树立明确的荣辱观念，否则就会出现“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墨子·尚同上》），也就是说社会上有一个人时，有一种道德的标准，两个人就有两个人的道德标准，十个人就有十个人的道德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纷争，甚至会出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情况。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全面阐述了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具体要求，对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可以说，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总结了中西方历史和现实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是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结合。
如果一个人具有正确的荣辱观，知善知恶、知是知非、知荣知耻，就会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更是如此。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注重“齐之以礼”，重视荣辱观念和仁爱精神的培养，因而形成了举世无双的礼义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伟大精神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她虽然饱经蹂躏，虽然灾难深重，但始终屹立不倒、不可征服，就在于她的人民受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血液中流淌着仁义的精神，在心灵的深处凝结着正确的耻感。前贤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气节，激励着无数人为正义、为尊严、为荣誉而奋斗。
可见，人的荣辱观绝不是一件小事，它小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大则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存亡。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荣辱观，吸取了中国传统重视以德治国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经验，同时又体现了时代的特点，也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维护人伦秩序、改善道德风气、重塑礼仪之邦、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世界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发展中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企盼。但是，要避免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就必须切实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我们深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的中国，也将以它崇尚道德的文化为世界带来希望与和平。
(作者系内蒙古赤峰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