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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论用人:战略定位与导向
2016-03-04贵州省党校学报

《群书治要》论用人:战略定位与导向

 

刘红利,刘余莉

(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

 

摘 要:《群书治要》的用人思想集中体现在:一是用人的重要性,提出治乱安危根在用人、君主成治自任贤始的主张;二是用人应遵循五个基本原则,强调领导者应任用孝廉之人、贤德之人、直谏之人、进贤之人与扬善之人,才能达到国治民安的为政目的。这些思想可为当今具体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提供借鉴。

关键词:《群书治要》;  用人;  任贤使能; 纳谏远佞

中图分类号: D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5381 ( 2016 ) 06 - 0123 - 06

 

       用人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国家机构来讲,都是不容回避的关键性问题。用人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该组织机构的发展前途,也攸关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社会民心的和谐安定。唐贞观五年(631年) 由魏徵等编撰的《群书治要》,从治国理念的高度,辑录前代经、史、子中丰富的用人思想,总结历史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论述信实精要,至今仍可为落实“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提供宝贵借鉴。

一 、用人攸关国家兴衰

     《群书治要·毛诗》云,“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1],《汉书》云,“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2],《典语·清治 》亦云,“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3]203。任贤远佞,不仅是周宣王使周朝王化复行的重要原因,也是总结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规律,一国或盛或衰,或治或乱,关键在于用人。“国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乱也。…… 何以知国之将乱? 以其不嗜贤也”(《潜夫论·思贤 》)[4]145-146。

       然而现实中,正如墨子所指出的,王公贵族们虽然皆希望国富民安、政事修明,但常常出现的现象却是:“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马不能治,必索良医。…… 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诚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 至建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其亲一危弓、疲马、衣裳、牛羊之财欤?”(《群书治要·墨子》)[5]221 墨子批评当时的王公贵族对于身边的微小财物尚且知道爱护,懂得修理补缮要“尚贤而使能”,但当真正治理起国家政务时,却不假思索地任人唯亲,举荐徒有其表、而无真才实德之人,由此知道,那些领导者是“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

       领导者不任用贤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贪爱财货。君主贪爱财货,群下则喜欢谋取私利,而贤德之人由于不被重用,便会隐居起来。如此一来,国家由于没有兴起好的风尚,尤其是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以致国之上下私欲膨胀,交相争利,国家的祸乱也就不远了。《盐铁论·崇礼》指出,隋侯之珠与和氏之璧,虽为世间名宝,却无益于国家的安危存亡。“喻德示威,唯贤臣良相,不在戎马珍怪也。是以圣王以贤为宝,不以珠玉为宝。”[6]115

       任用贤臣,是国家安定昌盛的前提,所以《说苑·尊贤》中说:“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4]40《新序·杂事》中记载魏文侯重用贤才,每次路经段干木居住的闾巷,都会从车上起身伏轼致敬,并授以百万俸禄,时常向其请教治国之方。在魏文侯看来,段干木,“贤者也”,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地不如德,财不如义”[6]184,因而理应对他礼敬有加并予以重用。魏文侯此举得到了国人的交口称叹,以致秦君虽欲兴兵攻魏,却因心存畏惧而不敢对它有所企图。

      《孟子》云:“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7]一个国家能够选贤与能,使上下都有公心而不自私自利,则其国的力量就会非常强大,不仅对外可以抵御强敌入侵,对内也可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诚如《后汉书》中所言,“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8]。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有道德学问的皇帝都是把儒释道三家的圣人奉为国师,随时咨询请益,并对国师备加尊崇。皇帝态度的恳切恭敬,会感召整个社会普遍兴起追求道德、爱好仁义之风。而且,由于任用了德才兼备之人,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民众得以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美德,树立起是非善恶的正确观念,从而达到了扬善抑恶、一正压百邪的效果。

       领导者因多欲多求而不能用贤,结果“上多欲即下多诈,上烦扰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争”,如果不能从源头上加以治理,就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停留在末梢上处理问题,这种情景,“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文子》)[9]6,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雪上加霜。而要贤德之人得到重用,首先需要君主自身的德行作为保障。《文子》中接着提到,“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人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德也”[9]82。有贤明的君主出现,并能够重用贤德之人,兴起伦理教化之风,社会风气的改善并不难以达到。

 

二 、能否任贤事关执政地位

  (一)能否任贤关系到君主的正邪

       《蒋子万机论·政略》讲道,“夫君王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3]33指出领导者所用何人,也直接关涉到他自身的德行。“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体论》)[3]166

       古代圣王所使用的侍御仆从,正如《尚书》中所记载,“罔匪正人”,没有一个不是正直高尚的人。这些人伴随在君主身边,君主才能受到正人的监督从而端正自己的行为。不仅对于侍御仆从严格选用,还专门设立有被称作“大仆正”的官员,以专心教导这些侍从,使其不敢奸佞诈伪,而是都要勉励君主修德,帮助其指正过失。“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10],仆从近臣都是中正之士,他们的君主也会保持中正;仆从近臣是阿谀逢迎之人,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为此古人特别强调,不能让邪曲之人留在身边充当自己的耳目之官。

       管仲在齐桓公向他请教治国之患时说“患夫社鼠”,以“社鼠”即寄身于土地神像中的老鼠,比喻人主之左右,“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说苑·政理》)。[4]33-34 清朝时,有用人“莫用三爷”的说法,就是这个道理。“三爷”指的是少爷、姑爷、舅爷,都是为政者身边关系亲近的人,任用这些人需要格外地小心谨慎。

      《时务论·断忠臣国》中说,“故准圣主明君,莫不皆有献可退否纳忠之臣也”[3]187。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主明君,正是因为身边有这些可以犯颜直谏、忠诚不二的臣子不断给他提醒,矫正他的过失。如《吴子·励士》中记载楚庄王与群臣谋事,因“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忧色”[9]118,以得不到贤才辅佐、群臣不如自己而忧虑,相反,那些好大喜功、追名逐利之人,却以群臣才能不如自己为好事,这就是庄王何以成为圣主,而后者却如“武大郎开店”愈趋愈下的区别所在。

  (二) 能否任贤关系到君主的安逸

       《尸子·治天下》言,“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9]181。善于任用贤才的人,不仅能身享安乐,而且声名也会随之而来,事务虽少却功绩可观,可以达到国治身逸、一举多得的效果。《说苑·政理》上讲道,孔子弟子宓子贱治理单父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4]30-31;而孔子的另一弟子巫马期治理单父,虽然“亦治”,却“以星出以星入”,事必躬亲,日夜不得安居。原因就在于,宓子贱善于用人,所以能四体安逸,耳目不劳,平心静气,而百官自治。而巫马期却由于只知用力,故所付出者多,“弊性事情,劳烦教诏”,虽然也使单父得到了治理,但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

       治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根本即在于领导者自身有厚德,并能依托贤德之人,对他们委以重任。《淮南子·泰族》中提到,“古者法设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得也”[6]84。当其时,对官员的选拔,是将天下、一国、一县、一乡之中最为贤德的人举荐出来,分别任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和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6]84。如此来教化民众,自然会如风吹草木,而草木没有不随风倒伏的。所以,正如《袁子正书·致贤》中所言,君主以一人之才智统理政务,日理万机,难免会有疏忽遗漏,这就需要“假人之目以视”,“假人之耳以听”,“假人之智以虑”。“故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贤乎?”[11]163

  (三) 能否任贤关系到君主的成败

      《昌言·议难》中说,若“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11]92-93,那么,即使各方祭坛四季按时敬祭,判案的政事严格限定在冬季执行,用于占卜的蓍草龟甲堆于庙门之中,祭祀用的纯色牲畜成对地系在竖石之上,占星之人在观星台上久坐不下,执掌祭祀的祝史在祭坛前长跪不离,都无益于挽救国家的败亡。

       扭转残局,惟有从根本上寻找国家治乱的成因,而非依赖占卜或为求福所举行的形式上的祭祀,所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为政者自身做起以积德尚贤。《说苑·尊贤》中云,“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 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4]38 不能任人唯贤,却期望成就功业,即便像大舜、夏禹那样的帝王也会陷入困境,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呢?

       齐景公曾问晏子:“昔吾先君桓公,从车三百乘,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今吾从车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后乎?”[5]60 晏子回答说,桓公所以能一匡天下者,并不在于兵力的多寡,而是由于他左有鲍叔牙、右有仲父的辅佐,有任人唯贤的智慧和识见。“今君左为倡,右为优,谗人在前,谀人在后”[5]60,纵然有兵车千辆,又焉能赶上先君桓公而成就霸业呢?由此可见,能否任人唯贤关系到君主的成败。

  (四) 能否任贤关系到君主的存亡

       《体论·君体》中说道,“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莫不欲荣乐而恶劳辱也。终恒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恶者何?诚失道也。”[3]142 君主不能安存的原因,是在于没有顺道而行,任用真正的贤德之人。

       《韩诗外传》中认为,辅佐之才有四个等级:“智如原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檠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12]100 而要看一个君主是否会败亡,必先观其下属,因为“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臣子的委用,“有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也,可无慎乎!”[12]100

       《贾子·先醒》篇中,贾谊称知“道”者为“先醒”,他指出,一般的君主由于未学治国大道,茫然不明得失,不知治乱存亡的根源,因此每日匆匆忙忙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而贤明的君主,“学问不倦,好道不厌,慧然先达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犹俱醉而独先发也”。[13]220-222先醒者如楚庄王,居安思危,很早就清醒认识到了求贤的重要;后醒者如宋昭公,待有了沉痛的教训才发现用人的失误;而不醒者则如虢君,自欺欺人,国家已经灭亡了还不听谏言、不知悔悟。因此说,只有贤君方能任人唯贤,而君主的用人态度,也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存亡。

三 、用人的五种导向

       《说苑·修文》中记载,周成王将行冠礼时,周公命祝雍为成王致祝辞,祝雍致曰:“使王近于仁,远于佞,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4]66 亲仁远佞,任贤使能,不仅是对周成王的告诫,也是为政者用人所需遵从的总原则。《孔子家语·五仪》中说,“士必悫而后求智能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也”。[14]36-37当今社会上也有“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有才无德是毒品,无才无德是废品”的说法,强调的都是用人要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

       据《韩诗外传》所记,孔子将士人分为五类:“势尊贵者”“家富厚者”“资勇悍者”“心智慧者”和“貌美好者”。孔子认为,“势尊贵,不以爱民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心智慧,不以端计数,而反以事奸饰诈;貌美好,不以统朝莅民,而反以蛊女从欲,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也”[12]96。如果士人没有将各自独具的优势运用到利他的事业上,发挥出他应有的价值,这样的士人就丧失了其美好的禀赋。

       要具体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则要求领导者应选用孝廉之人、贤德之人、直谏之人、进贤之人与扬善之人。

  (一) 孝廉之人

       自古我国就把“孝廉”作为人才选拔的根本标准,将“孝”置于首位。《孝经》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15]30。一个人不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没有爱敬之心,他出外对领导的忠心便无从谈起,因为对父母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以后对领导、同事和工作的态度。“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一旦在家中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随心所欲、对父母轻慢无礼的习惯,这种心理惯势表现到工作上,势必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工作、社交上流露出的教养,其实都是来自于对父母的孝敬之心。

       “廉”首先意味着不贪。《大学》讲,修身要从格物开始。“格物”,根本上指的是格除物欲,正确看待财色名利等诱惑的实质,不为干扰,保持心目的清明。《论语·颜渊》记载,颜回问仁于孔子,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5]99 按照礼的精神勤于检省,克除私欲,方可达于仁。而一日克己复礼,对于人君,则可使天下之民归于仁政。如文王为西伯时,虞芮争田,归周者四十余国。对于个人,克己不贪也是无往而不能感化人群。如杨震不受“四知财”,其清廉作风影响后代,他的子孙特以“四知堂”为其房屋取名,以为警励。

       “廉”更有廉正之意。《潜夫论·潜叹》中说,贤能之人作为臣子,不以谄佞损害君主威德,不为迎合众人而苟且偷安,不损害公家利益任凭私意行事,不歪曲法律而畏惧权贵。其贤明能明察奸邪,其道义使他不结党营私。《孙卿子·臣道》中也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谓之国贼”[16]193。因此,对于人君而言,应重用那些忠顺廉正之士,而罢黜那些谄佞篡贼之人。

  (二) 贤德之人

       《吕氏春秋·劝学》中指出,忠孝显荣四者,皆为人所欲求,然而不得其所愿,推究根源,在于其“不知理义”。不知理义则源于不学;理义不学,则为君不仁、为父不慈、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也。尊师则不论贫富贵贱矣”[13]12。

       《韩诗外传》中提到,鸿鹄所以能一举千里,所依靠的是它羽翼上的六条强劲有力的茎羽罢了,而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益一把,飞不为加高,损一把,也不会使之飞得更低。对君主来说,贤德之人就好比鸿鹄之六翮,而庸碌之人则如鸿鹄“背上之毛、腹下之毳”[12]110,纵然有上千之人,于兴举大业也并无太大助益。

       《说苑·复恩》云:“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防我以礼,谏我以义,使不得为非者,吾以为次赏。勇壮强御,难在前则居前,难在后则居后,免我于患难中者,吾复以为次赏。…… 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国。三行赏之后,而劳苦之士次之。”[4]20 对于晋文公来说,能够昭人以道、教人以德、普利群氓的圣贤之人,应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和封赏,因为他既能全君之德,又能成君之业,真正使国家得到善治。《尸子·贵言》云,“圣人治于神”,圣人是从治理人心入手,于润物无声中使天下得到治理。而贤德之士,“教之以仁义慈悌”[9]150,虽然不能如救人于水火那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立足长远,小可使个人趋吉避凶,终身无患,大可使天下归宁,免于兵乱,所以应当奉之为珍宝。

       《孙卿子·大略》在谈及用人时也说道,“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故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16]219。“国妖”并不仅指国家的臣子,但凡言善行恶、巧于诡辩、善于惑众之人都会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使人对伦理道德丧失信心,所以为害甚大。而“除去国妖”也并非仅指戕其身命,根本上还是要从任用贤德、净化人心、扭转人心治起。

  (三) 直谏之人

       《吕氏春秋·贵直论》中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所欲奚自来?”[13]105 指出君主贵士,是因为他们能犯颜直谏。言语正直,君主方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然而君主的通病,在于既想听到自己的不足,却又厌恶贤士的直言,这就如同将水源阻塞却想得到水一样,水从哪里来呢?为政之人,往往越是位高权重,越不易听到直言,久而久之便易滋长骄满情绪,危及前途事业。所以,要达到“长善救失”的目的,就要敢于任用直谏之士。

       古之贤主因为深明此理,常会主动引导属下犯颜直谏。如《吕氏春秋·骄恣》中记载,赵简子“能以理督责于其臣”。“以理督责于其臣,则人主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非;可与为直,而不可与为枉。”[13]101 尹铎“恐君之不变”,所以才“质君于人中”而不顾其丑,此正“简子之贤也”。“人主贤,则人臣之言刻”(《吕氏春秋·达郁》)[13]96,君主贤明,臣子对他的要求才会非常严格。另如太保申冒死鞭刑楚文王使其痛改前非、励精图治(《吕氏春秋·直谏》)[13]107,乐师经持琴身撞魏文侯使之闻错即改(《说苑·君道》)[4]8-9,等等,都是犯言直谏的典范。《易经·蹇卦》言,“王臣蹇蹇,匪躬之故”[17]。人臣所以忠直,并非为了自身之安危,而是为了匡正君主的过失。而好直不阿之士,“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吕氏春秋·贵直论》)[13]105。

  (四) 进贤之人

       《韩诗外传》中记载,楚庄王以沈令尹为忠贤之士,听其言而“不知饥倦”,但在夫人樊姬看来,“沈令尹相楚数年矣,未尝见进贤而退不肖也,又焉得为忠贤乎?”于是,“庄王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进孙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樊姬之力也。”樊姬本人也是善于进贤之人,虽多年侍奉于庄王,但未尝不各处寻求德才兼备的女子来帮助庄王治理内政。如樊姬所言,今“与妾同列者十人,贤于妾者二人。妾岂不欲擅王之爱,专王之宠哉?不敢以私愿蔽众美也。”[12]91可见,观一个人是否贤德,还要看他是否具有进贤让贤的品质。

       在《孔子家语·贤君》中也有一章子贡问贤臣的典故。孔子以齐国鲍叔牙与郑国子皮为贤,而子贡以为齐国管仲和郑国子产似乎更为贤能,因为二人协助国君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孔子却说:“我听说鲍叔牙力荐管仲,子皮举荐子产,却没有听说过管仲和子产推荐过比自己更为贤能的人才。”在夫子眼中,能够举荐贤才的人,比自己是贤才更应受到敬重。

       古人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荐贤不易,因此特别在制度上规定,“进贤者必有赏,进不肖者必有罪,无敢进也者为无能之人”(《尸子·发蒙》)[9]174,把能否为国家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作为评价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从而使臣子进贤退不肖的良好政治风气得到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五) 扬善之人

       “君子掩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体论·行体》)[3]157君子是把别人的过恶加以掩饰,以此来长养自己的厚道善良;而小人却是以毁谤别人的善行为能事,以此夸耀自己的功劳。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看他的言语是经常欣赏赞叹他人,还是经常毁谤挑剔他人。

       《格言联璧》中说,“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18]331 德行深厚的人,心平气和,见每一人都有可取之处,所以口中所赞许的人很多。相反,“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18]331而德行浅薄的人,心地刻薄傲慢,见到每一人都有可憎恶之处,所以眼中鄙视的人就很多。

       能经常看到别人的优点,分享别人的善举,是一种真实的修养。《弟子规》上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当人得知自己的点滴善行在背后受到了称赞,他就会受到鼓励,更加勤勉地多做善事。“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而到处宣扬别人的过恶,本身就是一种恶。不仅于对方改过无益,反而会受招致怨恨,无形中为自己埋下祸根。

       有德之士,必然慈心于物,悯人之恶、乐人之善,不彰人短、不炫己长。因此,对于为政者而言,还应善于辨言,任用能隐恶扬善之人,以作为自己的忠良辅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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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魏征 ,褚亮 ,虞世南 ,等 . 群书治要译注: 第 8 册[M]. 北京: 中国书店 ,2012 .

[15]魏征 ,褚亮 ,虞世南 ,等 . 群书治要译注: 第 7 册[M]. 北京: 中国书店 ,2012 .

[16]魏征 ,褚亮 ,虞世南 ,等 . 群书治要译注: 第 22 册[M]. 北京: 中国书店 ,2012 .

[17]魏征 ,褚亮 ,虞世南 ,等 . 群书治要译注: 第 1 册[M]. 北京: 中国书店 ,2012 : 110 .

[18]金缨. 格言联璧[M]/ / 袁朝. 格言四种. 武汉: 崇文书局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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