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中“为政以德”的思想一脉相承。中国古代社会将政德视为治国之本，并形成了“德惟治，否德乱”“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等思想观念，这对于当今社会仍有重要借鉴意义。领导干部不仅要深入认识加强政德修养的必要性，还应广泛借鉴中国传统道德实践的丰富经验，使“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在道德修养中有机统一起来。

明大德：立身行道当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中国自古以来提倡以孝治天下，践行孝道能培养人的感恩心、恭敬心、仁爱心和责任心，使人严修私德，处理好家庭和私人交往领域的种种伦理关系；将此种种善心扩而充之，推己及人，即可成为一种公德。推及至今，便是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明大德”。

古人所提倡的忠孝，并非“愚忠愚孝”，而是以“道”为最终旨归。《群书治要·三略》中指出：“夫人之有道者，若鱼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人者，畏惧而不敢失道。”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治国理政顺应自然、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反观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取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能够以天下为公，以仁义为怀，这正是“得道者多助”的现实反映。

守公德：移孝作忠，在公德方面作出表率。在运用公共权力行使职责的过程中，领导干部如果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势必会触及法律，触碰社会道德底线。“德有伤，贻亲羞”，不孝不仅是指徒增父母之忧，亦指因德行缺失而令父母蒙羞。如果一个领导干部能念兹在兹，自然一言一行都会小心谨慎，时刻提醒自己竭忠尽智、清正廉明。

中国自古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从孝敬父母培养起仁爱心、恭敬心的为官者，在家能够做到“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在工作岗位也自然能够做到“人民呼，应勿缓；人民命，行勿懒；人民教，须敬听；人民责，须顺承”。领导干部能够尊敬自己的父母，就能进而尊敬天下的父母；不仅自己力行孝道，也引导百姓力行孝道，起到“君、亲、师”的作用。

汉武帝时实行“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出现了“名臣辈出，文武并兴”的局面。《浦江县志》记载，郑宅镇的“郑义门”在宋、元、明、清出仕的173位官吏中，大至礼部尚书，小至普通税令，无一名贪官污吏，人人勤政廉洁，忠君爱民，就是因为自幼受到了以孝悌为基础的《郑氏轨范》的家规教育。历史证明，严私德与守公德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在私德方面能严于律己，怀有养父母之心，就必然能够在公德方面作出表率，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之承诺。

严私德：孝悌修身，是领导干部处理各种伦理关系的重要基础。《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悌不但能培养人知恩图报、饮水思源的报本反始意识，也可使人树立起重恩义、讲道义的行事原则。这种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道德心理与道德情感的发展规律。

儒家讲孝与孝道的思想不仅宏富，而且深刻。孝不仅是要养父母之身，而且也要养父母之心和父母之志。通过以孝悌为本的修身，人们就可以处理好家庭及个人交往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做到孝悌修身严私德。大而化之，如果领导干部不能严于修身、恪尽职守、公私分明，令人民群众有所怀疑、忧虑，那么也是没有严于修己的表现。

古人强调“为政以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反映出修身根本在孝悌。孝道尽至圆满，就能从孝悌修身严私德，到移孝作忠守公德，最后到立身行道明大德。“夫孝，始于事亲（严私德），中于事君（守公德），终于立身（明大德）”。通过孝德的培养，中国古人把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完美统一起来，为当今领导干部政德修养提供了有效路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