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伦理文化与当代道德教育
余洪波 1，刘余莉 2
（1.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北京 100086；2.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摘要〕 道德教育具有极端重要性，这无论是从西方历史上，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主要经验包括：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明确道德教育的目标；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采取有效方式，强调领导者的率先垂范等。重视中华传统伦理，加强道德教育，国家重视是前提，领导垂范是关键，小区试验是模范。
〔关键词〕 伦理文化，道德教育，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175（2011）05- 0031- 04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发展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假冒伪劣产品充斥、贫富悬殊拉大、国有资产流失、食品安全堪忧、贪污腐败严重，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人的道德败坏、见利忘义，甚至良心泯灭。为此，必须大力加强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在道德建设中，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重要思路。
一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出现了比较突出的腐败现象。为此，有些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要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就可以解决自身问题，这是十分片面的。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在自身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也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例如，安利公司初到中国发展的时候，有一项全球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即顾客对产品不满意，可以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而公司会把全部购货款退回。这项制度在西方国家实行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到中国的时候，却遇到了问题。因为每一天都有排着长龙的用户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最后迫使公司不得不改变了其全球通行的“无偿退货制度”。
同样，某些乡村进行民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出现了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现象，让民主选举变了味。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正如《礼记·中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能人现象”就是如此。一个企业马上就要倒闭了，但只是换了一个领导，结果在短时间内就把企业扭亏为盈。其实，这个所谓的“能人”，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首先是一位有德的人，因为他不是想方设法把国有资产据为私有，他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诚如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认为的，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1〕（ P152）进一步讲，公平的制度必须通过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因此，道德建设的重点不是设计公平正义的制度或规则，而是要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 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以强凌弱现象，此外，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越来越低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教育，犯人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为害社会。显然，这些问题仅靠公平正义的制度是无法解决的。
在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也包含了类似的观点：“有乱君，无乱国。禹之法未亡也。而夏不世主，文武之法犹存，而周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人者，治之源也。故有人（贤人君子），法虽省，足以遍矣；若无人，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也。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若夫失人，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荀子·君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也就是说，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
德才兼备的领导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所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宗教文化，而是一种伦理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进行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从而保证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它是在制度的设计中就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这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 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说苑·政理卷七》）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六韬·文韬·举贤》上也有所说明。“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而这恰恰是民主制弊端活生生的写照。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屡经改朝换代的动荡，但一旦政权建立，在一两年之内就能够恢复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绝非偶然，实是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文化。因此要彻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重视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二
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强调：“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而培育具有时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2〕的确，目前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虚心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因而导致了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明确道德教育的目标。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站在了治国理政的高度。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强调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弟，次见闻”。《管子》上也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二，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是一个完整体系。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育，养子使作善也”《说文解字》），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而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 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不论音乐、歌 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由儒释道三家共同承担，其内容包括伦理（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方面，核心都是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特别是因果教育，更是贯彻于儒释道之中。如《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的德本财末、“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皆属因果教育；而道家以讲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帝觉世经》更属于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佛教讲因果通三世，把因果规律讲得更为彻底。中国历史上虽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因国家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时未到”的观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故人不敢胡作妄为，无法无天。这些都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 了重要作用。
第三，强调领导者的率先垂范。《说文解字》把 “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特别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古人反复强调：“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六韬·文韬·国务》）“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福祸在君，不在天时”。（《六韬·文韬·盈虚》）“无伦常，无贵贱之礼，喜听谗用举，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无礼义，无忠信，无圣人，无贤士，无法度，无称衡，此国之大妖也。”（《群书治要·六韬·文韬逸文》）“吏暴虐，残贼败法乱行，而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上好货，群臣好得，而贤者逃伏，其乱至矣。”（同上）“圣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 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顺上守法而安乐之矣。”（《荀子·君道》）可见，真正贤圣的国家领导人不仅是身体力行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
第四，通过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宋代的契嵩在《孝论》中讲：“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这就是说，劝人为善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这是因为，孝的教 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世原则，这样的人往往会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而中国传统社会对孝亲观念的强化，是通过各种制度保障的，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 “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在清朝，一个县发生了一件儿子杀父亲的逆伦事件。结果，不仅这个儿子被处死刑，县长因失职而被撤职查办，巡抚（相当于省长）也被记过。此外，皇帝还亲自下令，把这个县的城墙拆掉一个角，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这个县所有人的耻辱。这样的处分一做出来，就起到良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有利于形成人们明确的道德观念。
除了从法制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
可见，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社会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也就是说， 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第五，着重培养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所以只有从小教导人培养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遇到矛盾每个人都能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和谐与和世界和平。
古人持家治国，可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自“五四”运动以来，传统文化惨遭批判，家规大都被废弃，即使能够自我反省，也因无所凭依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致使做人没有做人的准则，导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层出不穷。所以，恢复家规（《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规的集大成者），重视家庭母教，可以从小教会子女做人的规矩，同时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观。
三
实践证明，只有高度重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才能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达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结果。其中，国家重视是前提，领导垂范是关键，小区试验是模范。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人治国，道德教育实为首要。概观今日灾难繁多，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都是因为忽视了道德教育所致。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放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重视。具体来讲，国家可以培养选拔几十位真正通达中华文化且德行兼优的教师，于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传媒，日日宣讲中华传统伦理（父子有情，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亲，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恶。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 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3〕实践中要真正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领导者的选拔必须具备“孝廉”的条件，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选拔领导者，首要条件即是“孝廉”。学校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伦理道德为主修课或必修课，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
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弘扬中华伦理道德教育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或监狱作为落实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将其试验成果向全国普遍推广。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海南省监狱管理厅、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山西大同市开发区国税局、青岛大洲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菲尼克斯（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河北鑫华新锅炉制造有限公司、东莞皓威五金制品厂等等，都在加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试验区的成功，为我们通过弘扬中华文化、 加强道德建设树立了信心。
参考文献：
〔1〕〔英〕 麦金泰尔. 美德的追寻 〔M〕. 伦敦 ：Gerald Duckworth，1981.
〔2〕温家宝.讲真话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 04- 18.
〔3〕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 07- 02．
〔作者简介〕余洪波（1966-），女，四川郫县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