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菲璘
【摘要】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选贤举能、任人唯贤的传统，对任贤的重要性认识深刻，并在选贤的标准、选贤的制度以及实现任人唯贤的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选贤制度的历史沿革，分析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特点和历史意义，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尊贤、辨贤、让贤、从贤的传统及其对当代选人用人实践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选贤举能任人唯贤察举制科举制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视选人用人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对新的历史特点，人才更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①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圣贤文化传承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政治也被称为圣贤政治。圣贤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选贤举能”“任人唯贤”。自上古起，中国人就开始了选贤举能的实践，而且从未中断贤能治国的探索，这些选贤任能的理论和实践使中国历代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太平盛世，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为上下五千年的辉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选贤任能的理论和实践，至今仍然深具借鉴意义。
“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是不变的历史规律。一个国家的臣子，上承君主，下接百姓，是国家运转的枢纽。枢纽运转不畅，甚至失去了枢纽，那么上政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启，内政无人主持，外交不能落实。即使典籍中详细记载有古圣贤王的治国方略，但如果没有贤德之人来推行，国家政事也依然得不到治理。因此，治国理政中的首要之事是选贤任能。
首先，官员贤德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的历史时期，但就是在这样的年代，贤臣却能够成为稳定国家的力量。《新序》中记载，秦国想要攻打楚国，于是派遣使者前去观看楚国的宝器。楚臣昭奚恤告诉楚王，秦国使者观宝是假，其真实目的乃是藉此观察楚国的政治得失，进而有所图谋。于是，楚王就派昭奚恤来应对。昭奚恤向秦国使者一一展示了楚国的宝器——贤能的臣子：治理内政的令尹子西，处理外交的太宰子敖，保卫疆土的叶公子高，抵御强敌的司马子反，以及能记述先王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昭奚恤自己。秦国的使者震惊得答不出话来，回国后告诉秦王，楚国有很多贤明的臣子，不能对楚国有所图谋，因此秦国就没有攻打楚国。国家因为有贤才而得以安存的故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屡见不鲜。
其次，官员贤德与否关系到君主的正邪劳逸。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能获得如此的成功和荣耀离不开贤臣管仲的辅佐。齐桓公确实具有容人的雅量和任贤的决心。信任鲍叔牙的举荐，不计较管仲曾射中其衣带钩的前嫌，重用之，并尊其为“仲父”，大小国事皆由管仲处理。管仲相齐四十余年，使齐国国富兵强。然而，管仲去世后，正因桓公没能黜退身边的奸佞之臣，落得身死不葬的下场。同样是桓公一人，荣在任贤，辱在任奸。这是官员贤德与否给君主带来深刻影响的生动事例。《尚书》中警示得好：“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②，如果仆臣皆为正人，则其君主能为正人；如果仆臣皆是谄谀之人，其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因为君主天天听到的都是赞叹的话，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也就无从改进，当过恶积累到一定程度，败亡也就不远了。所以古人特别强调不能让谄媚逢迎之人留在身边。身为领导者，必须要有知人之明，要善于识人，管好身边的人，做到任贤远佞。
再次，官员贤德与否关系到民风的善恶厚薄。《后汉书·鲁恭传》记载，鲁恭治理中牟县时，注重运用道德教化来治理百姓，尤其不会专任刑罚；遇到难解案件还会反求诸己，是自己没有将百姓教化做好，致使人们犯错。在鲁恭的治理下，中牟县的人民受到了道德教化，民风越来越好。看到野鸡飞落田间，其他地方的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驱赶或捉拿，而中牟县的人却用仁心保护喂养，结果当其他地方螟虫成灾的时候，中牟县却因野鸡吃光螟虫而幸免于灾。一国之君或是一邑之长有德行，施行善政，上下和睦，社会大治，就能风调雨顺、政通人和。
任贤的道理显而易见，但囿于制度的局限及为政者的好恶等因素影响，任人唯贤往往会被任人唯亲、任人唯利取代。《墨子》中对此有一生动比喻：王公贵族们对于修理坏弓、医治病马、剪裁衣料、屠宰牛羊，尚知道选用良匠、兽医、裁缝和屠夫，纵然自己有骨肉至亲，也不会让他们来做，就是唯恐任人不当损坏了财物。然而，当治理国家时，他们却不假思索地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甚至以貌取人。可见，这些王公大人对国家的热爱和重视还不及这些财物，这就是在小事上明白要选贤任能，在大事上却不明白啊。其实，这种现象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都屡见不鲜。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这种情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其中作祟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私心杂念，是人们议论的‘关系网’‘潜规则’。正是这些不健康的因素起作用，任人唯贤被丢在一边，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等问题发生了。干部群众对这些问题深恶痛绝。必须下决心加以整治，使用人之风真正纯洁起来。”③
任贤的前提是得贤，因此就要有选贤的标准。在现代汉语中，贤能一词通常连用，而在古代，贤是贤，能是能。根据古代大儒的注解，有德谓之贤，有技谓之能。可见，贤、能之分，即德、才之别。北宋名臣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论述德与才的关系是“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并将人才分为四种，“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④司马光指出，凡是选举人才，如果得不到圣人、君子，与其得到小人，还不如得到愚人。这是因为，君子用才能来行善，小人用才能来作恶。用才能行善，则善无不至；用才能作恶，恶也会席卷而来。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家族的败子，无不是才有余而德不足，最终导致国家衰亡，家族覆灭。针对德才的问题，习总书记也曾振聋发聩地讲明，“有才无德会坏事，有德无才会误事，有德有才方能干成事”。⑤
德是才的根本。博学多才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德行为承载，就有可能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危害反而越大，就像现在社会中出现的高科技犯罪。这些犯罪之人，没有将所学的知识技能转化为贡献社会的资粮，反而窃其为犯罪的工具。另外还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作为道德体系的腐蚀剂，危害更加深远。因此，古人在选举人才时，主张德才兼备，而且一向是以德行为先。时至今日，中国在选用干部时，仍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习总书记在《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的讲话中强调，“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⑥
在众多的德行当中，当以哪种德行为先呢？当以孝德为先。对父母没有敬爱之心，却对他人爱敬，是悖德悖礼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赡养，却天天向领导嘘寒问暖，对领导言听计从，若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又当如何解释这种两面之人？孝是道德大厦的基石，没有基石，再有所谓的才德，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因此，中国自古便有“举孝廉”的选人机制，即选拔官员时首先考察其是否孝敬父母，行为清廉。因为一个孝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言行举止小心翼翼，念念不忘父母教诲，不敢辱没父母名声，定会为官恭谨，怎么敢去贪污腐败呢？
《晋书》上记载了孝子吴隐之成为廉洁官员典范的故事。吴隐之早年丧父，事奉母亲恭谨孝敬，是一位孝子，受到了吏部尚书韩康伯的举荐。后来，朝廷任命吴隐之为广州刺史。距离广州二十里处有一口“贪泉”，传说饮了贪泉的水，人就会变得贪得无厌，清廉官员也会改变节操。于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廉之志，为了破除贪泉邪说，更是为了教育官吏和百姓，吴隐之在赴任前特意来到贪泉，喝下贪泉水并赋一首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任职期间，吴隐之更加注重砥砺自己清廉的节操，使边远之地都受到了道德教化，吴隐之也因此受到了皇帝的嘉奖。历史上，两晋时期的官风极其腐败，但吴隐之依然能够清廉自守，成为一代廉吏，名垂青史。
《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⑦践行孝道能培养人的感恩心、恭敬心、仁爱心和责任心，正所谓孝心一开，百善皆开。人将这种善推而广之，“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⑨从处理好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关系，扩展到社会和国家，便是“移孝作忠”。《礼记》中描述了三种不孝的行为：工作不尽职尽责是不孝，为官不谨慎是不孝，作战不英勇是不孝。这三点直接体现了忠孝一如的道理，这也是为什么古人常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进入现代社会后，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官员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这些不同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需要。但从大的德行方面讲，都是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一脉相承的，并且都是建立在孝廉的基础之上的。
从孝养自己的父母培养起服务人民群众的心。小孝是孝养自己的父母，大孝是孝养天下的父母，而天下父母就是人民。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忠诚于人民，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多年不变深耕基层、踏实亲民的作风，使习总书记在广大老百姓中赢得了“平民书记”的赞誉。习总书记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 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⑩心里装着人民、时刻想着人民、讲话贴近人民、奋斗为了人民，这是习总书记的人民情怀。当一个党员干部能够做到目中时时有人民，心中念念有群众的时候，自然就能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选贤与能”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与”通“举”，“选贤与能”亦作“选贤举能”，即选举贤能之人。
中国自上古时期便已经开始了选贤的实践。夏商周三代之前，帝位继承实行禅让制，推选继承人的过程就是在选贤举能。《史记》记载，尧帝在他在位七十年时，希望从四方的诸侯中选出继任者，但大家都以德行浅陋而推辞。尧帝则命大家举荐贤德之人，不论其出身是否高贵贫寒。大家都一致推举了舜。舜当时地位低微，但德行高尚，是一位至孝之子。他的父亲不遵德义，母亲不讲忠信，弟弟狂傲无理，但是舜都能用孝顺友爱之心与他们亲睦共处，使他们上进，而不至于发展到奸恶的程度。舜被举荐出来之后，尧帝没有立刻让位，而是对他经过了细致的考察。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此来考察他齐家的能力；让自己的九个儿子和舜交朋友，观察他为人处事的能力。结果，尧的两个女儿不敢以骄慢自居，九个儿子都更加忠厚谨敬。尧又命舜处理政务，考察其教化百姓、统领百官、政事、外交、祭祀等能力。最后，又考察舜的生存能力，在山林川泽中遇到暴风雷雨，舜从不迷失方向。三年的考察，可谓历试诸难。在舜的带领下，民皆德化、百事振兴、诸侯和睦、风调雨顺。舜以优异的政绩在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和拥戴。尧这才将帝位禅让给了舜。
当今中国很多干部培养模式和制度，都能从尧舜这里找到历史渊源。首先，选贤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习总书记在《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中指出，要“严把德才标准。德才兼备，方堪重任”，并引用“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的古语来说明，选人用人重德才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通则。孝是一切德行的基础。以孝德为本的选贤标准，从尧舜算起，在中国已经传承了近五千年。其次，在任命之前，要对候选人作全方面的考察，就像尧从“公”“私”两方面来考察舜。在“私”的方面，为什么要考察齐家的能力？因为《大学》中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我国现在考察领导干部时，家人的状况也被纳入考察内容，因为这体现着领导干部教导、影响家人的能力，换言之，就是齐家的能力，更何况有很多锒铛入狱的领导干部，都是被家人拉下马的。此外，“公”的方面，考察的不仅是政绩，还有在民众中的口碑。例如，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选拔任免之前都要进行公示，公示期一般为七至十五天，广泛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再正式实施对公务员的任职。这就是在“大事”上看德，在“小节”中察德。第三，选贤之后，舜没有立即继位，而是经历了历练和考核。这个过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进入高层的领导干部要经过系统、全方位的培养和考验。在当今中国，中高层领导干部的选拔不实行西方的民主选举制，不以言取人，不迷信选票，而是根据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政绩进行选拔。干部须从基层做起，再通过换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的工作地域进行工作，积累从政经验，之后再根据政绩以及群众的反响，进行晋升。
从汉代开始，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种重要的选举制度，即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察举制分为举贤良方正、举孝廉、举直言、举文学、举茂才（秀才） 等，即举荐德行高尚、志节清白之人，举荐孝敬父母、行为清廉之人，举荐能直言极谏之人，举荐博通经史之人，举荐才能出众之人。察举制包含自下而上的举荐和自上而下的考察，在乡党之间观察德行，在官职之上考察能力，有政绩者再察选至中央，作进一步考试和任用。察举制中颇具特色的是“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连带责任制。这种制度早在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就有论述。《群书治要·尸子》中讲到：若能做到举荐贤者有赏，举荐不肖者要负连带责任，若是没能举贤，便是无能之人，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多举荐贤者了。而且，臣子若立大功，便追问谁是举荐人，一同赏赐；若是犯了大过，也同样追问是谁任用了他，连带处罚。到了汉代，连带责任成为一种制度。《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曾下诏命人讨论不举荐贤良的郡县官吏应如何治罪。专司官吏上书分析说：“诸侯向朝廷举荐人才，首次推举的人才如果得当，则称其‘好德’；第二次推举得当，则称其‘贤贤’；第三次推举人才得当，便称其‘有功’，朝廷对他进行崇高的奖赏。诸侯不向朝廷举荐贤才，第一次贬爵，第二次削地，第三次爵位和土地全部削尽。勾结于下而欺罔君上的人要处死，谗媚于上而欺罔臣民的人要加刑，参与国政而不能造福于民的要弃逐，身居要职而不能进荐贤才的要退位，这就是劝善惩恶的措施。今日诏书要求发扬先代帝王选能举贤的传统，令郡守县令推举孝廉贤才，是为了教化人民、移风易俗。那些对举贤诏令置若罔闻的官吏，当以不遵朝命论处。不能培养与发现贤才，就是不能胜任其职，应该罢免。”专司官吏的上奏被汉武帝采纳。正因古人深刻认识到了贤才的难得和可贵，所以才有了连带责任制，以保证能够将真正贤德之人举荐出来，而非举荐者的亲私。这种奖惩和追责机制，把能否荐贤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既调动了官员荐贤的积极性，也使官员不敢随便荐举无德之人，同时可以形成进贤退不肖的良好政治风气，因此，连带责任制是多被后世效仿的一种有效的荐贤保障制度。
魏晋南北朝兴起了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即由朝廷指派中正官，一般是由德行和名望皆高之人担任，将地方上的人才，无论是否已经在职，根据其德行、才能和家世定为九个品次，供吏部选用。其积极意义是将察举制中注重的德行进行了量化，并且定品时是以德行为先。此外，它还对基层人才进行了普筛和梳理，建立了类似今天人才库一样的档案，相比察举制中按照户籍数目举荐孝廉之人的做法，减少了人才遗漏。因此，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察举制的发展。然而，其自身也不乏局限和问题。评定人的德行及个人爱憎会直接影响评定结果，加之没有监督审查，结党营私难以避免。而且，“以德为先”逐渐被“出身为先”所取代，评价时将候选人的出身驾凌于德行之上，导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朝便多有忠臣上书痛陈九品之弊。最终，这种选人制度被废止。
自隋朝至清朝实行科举制，这是一种以考试取人的制度。中国最早的考试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礼·地官》在“乡大夫”一职中记载，每三年考试一次，考察乡人的德行和技艺，从中选出贤德之人和多才多艺之人，任贤使能。而真正将考试选人制度化的是科举制。科举制有其自身的优点。第一，科举制是从人的主观判断转向通过考试进行客观评判，使选人用人更为公正和公开；第二，科举制打破了固化的社会阶层，真正为寒门拓开了仕途；第三，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而经典中记载的是古圣先王的修身治国之道，因此选出的人才具有高度的政治和文化素养，也形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特有的精神品质；第四，以文取人的方式带动了全社会重视文化教育的风气，推动了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无形中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科举制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历史上因此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不仅对中国历史产生了积极并且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被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如越南、朝鲜、日本所采用，十九世纪时还被英国文官制度所借鉴。可以说，科举制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对世界行政领域作出的重大贡献。其影响也一直持续到今天。科举制是现今中国公务员考试任用制度的历史渊源。公务员考试任用制度是吸取了中国古代科举制中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等精神，又结合当今中国的时代需要而建立起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是对中国古代科举制的继承和升华。在公务员考试制度实行的近三十年时间里，经历了从创立、到发展、再到平稳的过程。现在，公务员考试制度依然处在完善的过程中，科举制中的精华，如考试严格性和统一性、考试机构的独立性、公务员录用的庄严性等，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梳理历史上各种选贤方式可以发现，设计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将德才兼备之人选拔出来，然而其出现的问题，也都是忽略了“以德为先”这一原则。当一种选举制度弊病丛生，不能选出贤德之人的时候，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这点对我们当前选拔人才是重要的启示。
“任人唯贤”一词出自《尚书· 咸有一德》中的“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国家所选任的官员必须是贤德之人，君主的左右也必须是忠臣良将。在中国选贤任贤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众多的优良传统，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领导者礼敬的态度和谦虚的品德是赢得贤士的关键所在。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后世尊为“元圣”。《史记》记载，周公的儿子伯禽代替周公到鲁国受封之前，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事例告诫伯禽要礼敬贤士、谦恭待人。正是因为有周公“吐哺握发”的态度，天下贤德之人竞相前来归附。据《说苑》记载，在周公代理天子执政的七年里，平民人士之中，他带着礼物以尊师之礼求见的有十人，以朋友之礼求见的有十二人，对穷巷陋屋中的贫寒之士优先接见的有四十九人，被他举荐的优秀人才有上百人，受他教导的士人有上千人，授予官职的朝拜者有万人。假使周公对人骄傲且鄙吝，那么天下的贤士来的就很少了，就算有来的，也是贪图财利之人。
中国共产党人也继承了这种尊贤的传统。2017 年11 月17 日，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习主席与代表们热情握手时，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人群中，习近平总书记一把挪开了前排的凳子，伸手扶住老人，邀请他坐到自己身边。老人执意推辞。习近平总书记一再邀请，说：“来！挤挤就行了。”另一位老人也在邀请下坐到了前排座位上，与全体代表共同合影留念。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举动被无数人点赞，全场更是爆发出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这两位老人，一位是93 岁的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中船重工第719 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另一位是82 岁的黄大发——绝壁凿水渠的村支书，用36 年的时间干了一件大事：修水渠，让全村人喝上水。习近平总书记尊贤敬老的举动，使大家倍受感动，因为黄旭华、黄大发代表了民族脊梁。
在选人时，一定要对人才进行观察和分辨，是真正的贤才，还是似贤非贤。古人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特别值得借鉴的是古人不以言举人。言语好听未必会有真实德行。孔子云：“巧言令色，鲜矣仁。” 《荀子·大略》云：“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因为将国妖置于领导岗位，无异于将他的恶行传播给众人，国妖的职位越高，危害也就越大。国妖并不仅指国家的臣子，凡是会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使人对道德伦理丧失信心，诱导人们为非作歹的，都属于国妖。“除其妖”最根本的是去除他们产生的不良影响，而根治还是要从任用贤德、净化人心做起。
贤似乎与崇尚竞争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察析历史便不难得出让贤之风与国家兴盛息息相关的结论。与“让”相对的是“争”。为何古人提倡“让”而不提倡“争”呢？因为“争”往往无法选出最上等的人才。《晏子春秋》记载，晏子将人才分为三等：最上等的贤德之人最难出仕为官，而且出仕之后，也最容易退出；次一等的人容易出来做官，但也容易退出；而最下等的人，最容易出来做官，但却是很难被罢退的。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贤德之人心之所在，只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他们毫无私利、不计功名，出仕是为了道义，为辅佐君主，使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如果君主不贤明，这些贤德之人就难于被举荐出来，纵使被举荐做官，也会发现自己难以发挥作用，容易因此退出官场。对于这类贤德之人，要有贤明的君主诚心礼请，就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一样。相反，最下等的人裹挟私心，只要能争得一官半职，能为自己带来利益，怎么会轻易退出？因此，竞争的最好结果，不过是使中等的人才在位而已，存在人才遗漏的问题。此外，“争”还容易引发对立。如果在竞争的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克制私欲，就容易与竞争对手产生对立。如果对立不能及时化解，反而进一步加剧，就可能会自赞毁他，引发斗争。通过这种方式选出的领导者，也容易用对立的方式处理问题，导致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混乱。因此，古人提倡要“让”，并教导要选任推让最多、能够荐贤之人。因为只有没有私心、不怕贤人超越自己的人，才能荐贤。能否荐贤也成为评价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
在中国的官员选拔中，一定程度上也有竞争上岗的选人方式，在实行的几年中，出现了“唯分取人”“唯票取人”的偏差，一些能干不能考的内秀式干部难以获得提升，选出的却是一些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考试型选手”。此外还出现了不利于单位内部团结、上下级管理无序等问题。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偏差和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时对竞争性选拔干部进行了规范和完善。如今在实际工作中，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开展较少，使用范围也较小，但这恰恰使干部不必再对票数和分数产生纠结， 而是专心于工作和自身修养的提升。此外，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也进一步增强。这些调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更加符合逻辑，更加合理，更有利于将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
有贤而不用，等于没有贤士；不听从贤士的意见，也等于没有贤士。因此，任人唯贤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用贤。用贤就要遵从贤士的意见。《左传》中记载了栾书“从善不从众”的故事。公元前585 年，在晋国与楚国的对抗中，当时晋国中军帅栾书的佐将有十一位，其中只有三位不主张出兵，而主张出兵的有八位。栾书遵从了三位的意见。有人对栾书说：“圣人与众人同愿，因而能成事。您何不听从众人的意见呢？您的辅佐者中不同意作战的只有三人，而想要交战者占多数。《商书》上说‘三人占卜，听从其中结论相同的两个人的意见’，这就是取其多数的缘故啊。”但是栾书回答说：“如果同样都是好的意见，就服从多数。好的意见是众人所当听从的。现在这三位将领的意见是好的，就当听从，他们就是多数。听从三位贤卿的意见，难道不可以吗？”栾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如何用贤。如果以人数多少为标准，那么三人确实不敌八人。但是栾书认为，善为众之主。现在三卿是晋国的贤臣，他们的意见是善的，即使是少数，也应当以他们的意见为主，其余碌碌无为臣子的意见都不足为数。
正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便懂得“从善不从众”的道理，因此无论是在选人用人过程中，还是在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中，实行的都是贤能政治，而非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因为不能完全依靠众人之言对人进行评判。孔子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所有的人都厌恶一个人，不要轻易地相信，要认真地去考察，是这个人真的品质恶劣、能力低下，还是因为不阿众取荣，得罪了某些人？或是众人都贪污受贿，这个人自守清廉，不愿同流合污？如果所有人都喜欢一个人，也不要轻易相信，要认真地考察，是这个人真的德行高尚、能力超群，还是因为结党营私，搞小团体，赞誉的人接受了贿赂，才为他说好话？如果领导者喜欢用世人所赞誉的人，那很有可能得不到真正的贤士。看似举贤任贤，但是不得用贤之实，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对此，《群书治要·六韬》上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如果领导者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为贤德的智者，所毁谤的人是不肖之徒，那么，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就会被举荐出来，不愿结党、党羽少的人就会被罢退。邪曲不正之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真正贤德之人就会被蒙蔽埋没。忠臣还会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奸邪小人以虚有的声誉取得领导之位。如此下去，世间的乱象就会愈来愈严重，国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了。
总之，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对“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重要性认识深刻，在识人辨贤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和方法，在选人用人方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和制度，这些理论和实践仍然为新时代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选人用人制度提供了可贵借鉴。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②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627 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420 页。
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1 册，第14 页。
⑤2020 年6 月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418 页。
⑦李隆基：《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页。
⑧李逸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6 页。
⑨ 赵岐：《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 页。
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428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412 页。
郑玄：《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9页。
习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求是》2019 年第2 期。
郑玄：《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859、1867 页。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8 页。
魏何晏、宋邢昺：《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4 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498 页。
魏何晏、宋邢昺：《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245 页。
（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治理》杂志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