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中国传统道德 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刘余莉 1 刘慧敏 2
(1.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后，北京 100091)
2006年3月4日，锦涛总书记在政协民盟民进联组会上提出要“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荣辱观。从形式上看，这括精辟，言简意赅。中国古语说，道简易行，因为概括简洁，所以容易深入人心、易于推行；从内容上讲，内涵深邃，每一句展开，又都包含了无比深广的内容。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个体幸福
荣辱观首先是一种道德观，既然是道德观，它就不同于法律，不是依靠外在的强制力量来推行的，而是依靠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信念而起作用的。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上对“耻”（“耻”字原写为“恥”）的解释为：耻，辱也。从心、耳声。“耻”是一个形声、会意字，有闻过心生惭愧之意。羞愧乃心有所惭而生，故从心。又因耳为听闻的器官，人每因闻过而耳赤面热，故“恥”从耳声。因此，“耻”这个字对人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人如果一有恶念，便生羞耻之心；一行恶事，就有愧恐的感觉，又耻又恐，一定会因此而停止自己的恶念恶行。因此，知耻是保全人的思想、行为不离道德的护栏。故古人曰：“耻可以全人之德”。但是，人必须有羞耻心，有荣辱意识，它才可能对人发生作用。因此，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就必须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人心，得到人们的认同，为了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从外在要求转变成个体的主动追求，我们必须借助于中国传统对道德的理解来看看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荣辱观对个体幸福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道德”的含义比较广泛。“道”的最初含义是道路、途径的意思，儒家扩展和丰富了“道”的含义，用以指存在和适用于世界每个角落的、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宇宙秩序。例如，太阳系的九大行星都有自己的运行轨道，如果有一颗不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就会出现星球与星球碰撞的结果、就会秩序紊乱。所以，“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可动摇、本来如此的真理或事实，是不会因人、因时而异的。因此，儒家常用天道来凸现道这种恒常不变的、自然如此的特征。
在《论语》上，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当他在思考天的默然无语与日月星辰以及四时更替运作的过程时，他指出了一种不是因上帝的创造而神圣的自然，而是由于自然万物化生过程中所赋予我们的自然秩序、关系和目的。孔子的意思是说，尽管天不以语言的方式示人以理，我们也可以从天运作活动中认识到宇宙客观秩序的存在。例如，从自然的变化运作和万物的自然生长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春华秋实”的道理，可以从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中体会到一切变易无常的道理，体会到万事万物之间密不可分、和谐一体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儒家的学说是在观察天地之道的基础上建立的。《易经》上也说，古代的圣人上观天象，下察地理，从中得出了关于世间各种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因此，汉儒扬雄的《法言》中，把儒解释为“通天地人谓儒”，学习儒家学说的人，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事理、规律都能通达明了。儒家之所以能够通达这些规律，是因为儒家是以学“道”为根本。在《周礼·天官》上讲：“四曰儒，以道得民”，意思是第四个执掌是儒，儒用道来教化一般的民众，而且民众从心里认同儒的教育，深得民心。而儒家总结人类社会中人伦关系的发展规律，就得出了要实现社会和谐的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和道理，即人伦大道，这就是孟子提出的“五伦”学说，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就是说，父子之道是应当循着亲的方向发展，因此古人提出了父慈子孝的要求；君臣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以“义”相处，因而提出了“君仁臣忠”的道德要求；“夫妇有别”是指夫妻对于家庭的职责有区别，丈夫一般负责家庭的经济收入，而妻子承担着教育子女的重要职责，因而提出了“夫义妇德”的道德要求；“长幼有序”是指一家兄弟姐妹的出生有一定的次序，这个次序是自然的，根据这种次序而提出了“兄友弟恭”的要求；朋友之间是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应当以诚信相交。可见，“道”是指宇宙和人生的秩序和规律。而“德者，得也”，它指对道的理解和体认之后而具有的一种品质状态、一种德能，概言之，德是得道之人的品质特征。
从“道德”这个词的含义中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人那里，我们应当遵守怎样的道德原则、培养怎样的道德美德、树立怎样的价值观念并不是随意规定的，而是奠定在对宇宙规律和人伦关系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尽管这种规律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周围发生作用，但是它并不为一般人所熟知，而只有圣贤人才能够体认并揭示它。可见，圣人就是得道之人。他们对宇宙的发展规律和人生秩序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因此，他们所制定的道德原则以及所提倡的美德都是建立在天道的基础之上的。在儒家那里所提倡的道德，不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外在的东西，而是在明了天地之道的基础上为了获取个人真正持久的幸福而进行的主动追求，正如孟子称赞古代圣王大舜的话“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意思是说，舜既明了万物运行的法则，又洞察了社会人伦关系，于是自然沿着仁义之路走，而不是勉强地被迫去行仁义。因此，有德的人就是得“道”之人，这就表现在，从外在的方面看，得道多助，可以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帮助；从内在的方面看，可以获得心灵的安宁。
此外，在古人看来，道德并非是对人性的一种束缚和说教，在明了自然界规律和社会人伦关系的基础上培养相应的美德，这是我们每个人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在道德修养上，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特别强调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而进行道德修养，首先要有知耻心、见贤思齐之心。《孟子》上说：“耻之于人大矣！”意思是说，“耻”这个字对人而言太重要了。在明朝袁坤仪先生教导儿子的四篇家训中，把孟子的“耻之于人大矣”这句话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了凡四训》）。因为得到了这个字的人、也就是有羞耻心的人就能够成为圣贤人，而失去了这个字的人、没有了羞耻心的人就堕落为禽了。他说：“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
这句话的含义深邃，极具教育意义。让我们想一想古代的圣贤人，如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们与我们同样都是人，他们为什么成为百世师表，到今天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的人仍然在向他们学习。可是我们为什么一身瓦裂呢（瓦裂，是指陶制的器皿，但是这个陶制的器皿却破碎了，结果一文不值；耽染尘情，是指过分地贪着欲望的满足或感官的享受）；此外，偷偷地做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就这样一天天地将要堕落为禽兽，自己却不知不觉，还自以为是、妄自尊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凡人与圣人之间如此之大的差别呢？差别就是圣人知耻，有羞耻心，而有的人却把“耻”这个字给忘掉了。
人如果没有羞耻心，干什么都无所谓，久而久之，不仅人会沦为衣冠禽兽，而且国家也会随之败亡。因此《礼记》上讲：“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这就是说：虽然鹦鹉能够说话，但是仍然属于飞鸟；虽然猩猩能够讲话，但是仍然属于禽兽。现在如果人没有了礼，虽然能够讲话，不也与禽兽之心没有区别而成为会说话的禽兽了吗？正是为了使人区别于禽兽，圣人才制礼作乐，以此来节度和引导人的行为。由此可知，中国古人对人合理的自然欲望并不否认。但是，他们同时看到，任何对自然欲望的过分追求，都会导向危险的境地。因此，儒家特别讲究礼节。所谓“礼节”，就是用礼来节度不正确的、过分的欲望的意思。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荣辱观，可以说抓住了“耻”这个对人而言至关重要的字。因此，树立—种正确的荣辱观，对我们个人而言，获得的是一种道德智慧，由于这种道德智慧与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幸福生活密切相关，它不仅可以让人免于堕落为禽兽，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严，而且对于解决我们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等问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重要的原因之一。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把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外在的要求转变成个体的内在主动追求，并把它自觉落实和贯穿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胡锦涛总书记总结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基本特征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发展，这是总结了中、西方的历史和现实社会发展的教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只有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领导人，才可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这样的命题。为什么这么讲呢？
从现代西方的发展来看，今日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法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种在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对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导，导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监狱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这是因为，法律重视的仅仅是实施了的行为。法律往往通过强制或惩罚的手段指导和限制人的行为，却不能培养人的体谅、团结、仁慈、助人、互爱、同情的道德情感。因此，如果仅靠法律而忽视了道德，那么，在法律所要求和禁止的范围之外，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例如，今天的美国社会，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制度完善，但是美国的离婚率和青少年的犯罪率逐年提高，青少年犯罪年龄逐年下降。在英国这个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经济、科技和制度也相当发达，但是他们的中学里同学之间的以强凌弱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英国的电视台把它称为“大不列颠不为人知的耻辱”。这样的社会当然不能成为和谐社会。
当然，批评别人是为了反省自己。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而改革时代的特点就是容易出现价值观包括荣辱观的多元和混乱，容易出现荣辱观的颠倒现象。焦国成教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论知耻》一文中把这些现象总结为四个方面：抛弃正当的是非善恶观念，以膨胀的私利为荣辱标准；以不该耻者为耻，不以耻者为耻；放弃自律，追随无耻；对于不正之风和无耻现象的麻木和容忍。他指出，上述种种现象破坏了社会规则的效力，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腐化了社会风气。这种情况如果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结果必然是有纪不守，有规不循，正事邪办，直事歪办，最后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
中西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促使人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究竟如何才能挽救世道人心、减少犯罪？乃至如何才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社会和谐？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我们看到，光靠科技的发达、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完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的道德修养和社会治乱的问题。正如英国 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一书中指出的：“至于制度，不管它本身多么完美，在维持一个民族的品格水准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决定一个民族的道德和使一个民族保持稳定的是个人和激励他们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治乱问题，就必须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人的文明素质的提高、人伦关系的协调，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和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丁·路德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他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他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他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他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斯迈尔斯也说，“哪一个民族缺少了品格的支撑，那么，就可以认定它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此热衷于对财富的追求、对感官快乐的追求和如此热衷于宗派活动，以致于荣誉、秩序、忠诚、美德和服从都已经成为了过去的东西，那么，在这种堕落的社会风气之中，就只有等到那些诚实的人……到处摸索并让每个人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这个民族仅存的希望还只在于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复，使每个个体的品格得到升华。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够得到拯救。”同样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国语》中，以更为简洁的方式表达出来：“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胡锦涛总书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体现了他作为国家的领导者的忧患意识，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到恢复中华民族的良好品格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总之，光靠制度的建设、法律和监督机制的健全，而忽视了对人的道德情感、道德美德的培养，不可能有和谐社会的出现。因为道德是建立在对善与恶界限的自觉意识的基础上。这种自觉意识使人能够出于自己的品性而行动。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也就是要培养人的内在自觉的荣辱意识，树立明确的善恶、是非、美丑的观念。它的作用是由内而外的，因此能够超出法律的局限，影响到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
西方国家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西方一些开明的学者开始对什么是“文明社会”的问题的重新反思。然而，他们自己的文化内部又无法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是因为，西方社会以自我或自利为核心的价值观，为了获得个人的利益就必须竞争，竞争升级是斗争，斗争升级是战争，战争升级是世界末日。当然谈到世界末日，人们可能会想到核子战争。其实当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仁爱、信任，没有了安全感，经常出现父子相杀、兄弟相争、夫妻相残的情况时，人生不如死，甚至活得不如禽兽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的迹象了。可见，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只能把人类引向穷途末路。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一些开明的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具有四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开明学者的由衷赞叹。1988年，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发表了一个宣言，针对世界范围的道德危机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他们的话引起了英国思想界和英国政府的重视，以致把重视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的儒家经典编入到其中学课本之中。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热衷，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中国传统道德对于治理人心、和谐人伦关系和安定社会方面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观是仁爱。而仁德的培养建立在对父母的孝与兄弟的悌的基础之上，并把这种爱推及到对社会大众的身上去，因此仁爱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互爱向上提升就是互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互爱互助向上提升就是大同世界。
中国自古就有建设理想社会的传统，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以借鉴的宝贵财富。《礼记·礼运》就对儒家所追求的“大同世界”做了这样的描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这样的社会是非常美好的、令人向往的社会，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呢？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思想认为，社会和谐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更在于人心的善良。因此，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的治理，就必须在发展经济、重视制度的建设的同时，重视品格的培养和人心的治理。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增长了，人们富裕了，但是骄奢淫逸之风也就随之而来了；科技发达了，技术进步了，但是它对社会潜在的危害也更大了；法律完善了, 机制健全了, 但是人却越来越没有羞耻心了。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儒家的经典《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仅一个个体的尊严来自于他符合道德的行为，而且每个个体的道德修养才是构建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石。我们可以把整个国家比作人的身体，整个身体的健康和谐来自于身体的各个器官之间的协调运作，而社会的和谐来自于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的家庭的和谐；而每个器官的健康来自于构成器官的每个细胞的健康，因此，家庭的和谐来自于家庭中每个成员个体的修养。
既然要“齐之以礼”使人有羞耻心，就必须告诉人民什么事是可耻的，也就是要树立明确的荣辱观念，否则就会出现“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墨子·尚同上》）的情况：社会上有一个人时，有一种道德的标准，两个人就有两个人的道德标准，十个人就有十个人的道德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纷争，甚至会出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荣辱观念，所以，“我愿意、我高兴”成为道德行为选择的最终理由。而这恰恰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一个现象。美国曾经对5000名中学生作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被调查的中学生有71%的人考试作过弊，68%的中学生打过人，34%的中学生偷过东西，但是96%的人认为自己道德高尚。这个结果说明人们都是根据自己所信奉的道德原则在评价自己的行为。美国青少年犯罪率的年年攀升，与美国社会没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有着必然的联系。而胡锦涛同志讲话中提出的“八荣八耻”，全面阐述了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具体要求，对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可以说，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总结了中西方历史和现实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是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结合。
从历史上看，在汉朝和唐朝国力强盛的时候，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去侵略别的国家，相反还与邻国进行友好的文化和贸易往来，因而被誉为华夏之族、礼仪之邦，当时的中国皇帝被邻邦公推认为“天可汗”；明朝郑和下西洋，率领了当时规模最大的船队，经过了众多国家和地区，但是每到一地，郑和带给当地人的是茶叶、丝绸、陶瓷和造纸术，而没有侵占别的国家一尺一寸的土地，所以直至今日，郑和仍然受到东南亚人民的纪念；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企业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经营之风，则为重视道德教育的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当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倡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并且注意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设来强化和推行道德教育，这使得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弊端，并成为当今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而在今天的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志愿者，致力于用中国传统道德构建和谐汤池，也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从古今中外所有这些运用传统道德而成功的例子，启发我们反思中国传统道德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对怎样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仅是富于促进道德效率、维护公平的社会，而且更应当是导人向善、进步、体现道德精神的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荣辱观，吸取了中国传统重视以德治国的经验，同时又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表明，虽然和谐社会不能仅仅建立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但是，忽视道德教育要构建和谐社会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三、怎样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荣辱观的树立，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各部门、各单位、各方面长期不懈、齐抓共管的努力。在这方面，中国传统道德更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第一，重视荣辱观的教育。
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说法。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而
记》），教育的目的是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而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们真正长久的幸福生活。而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共同构成的完整体系。今天，进行荣辱观的教育也是需要社会多方面、多部门的共同重视和关注。
特别是在社会生活多元多彩的今天，我们尤须重视社会教育对树立正确荣辱观的引导作用。在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中，基本遵循着孔子的一个思想，即“思无邪”。强调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正是因为社会教育对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电台广播、网际网络等，都应当认真学习和体会社会主义的荣辱观，主动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
第二，正确认识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
制度建设不能取代道德教育，但是道德教育也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障。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在于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依靠各种制度来支持并强化社会的道德。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 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英国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密尔说得好：“当社会不利于人常常运用高尚的情感时，这种情感就会由于缺乏培养而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保障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重视道德教育，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制度的建设，这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第三，领导干部要率先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教”，在《说文解字》上被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论语》上也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说法，意思是领导者的德行像风，社会大众的德行如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孔子曾经多次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由此可见，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孟子》上说：“爵一、齿一、德一”。追溯历史，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士大夫阶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修身是第一位的。因此，历朝历代在官吏的选拔中，尤其重视个体品格的高低，重视个体人格的力量。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在接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面临着众多的诱惑。一些领导干部见利忘义，骄奢淫逸，利用自己特殊权力，进行明目张胆的索贿受贿、权钱交易的活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自己谋取私利的资本，结果从受人尊敬的领导者而变成历史和人民的罪人，而且对社会风气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牢记“八荣八耻”、以身作则是极为重要的。
第四，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要从每个人自身做起。
古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风气的好坏，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仅是每一个领导者，而且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当有这样的态度：“八荣八耻”不是讲给别人的，是讲给自己听的，就是针对自己的。陈寅恪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而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更应当具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前几天看到这样一篇报道：一批韩国的读书人在祖宗的灵前忏悔，流下羞愧的眼泪说：韩国当前社会风气不好，是我们这些读书人的责任。看到这样的报道，深受感动，追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能够像韩国的读书人那样，能够想到说：社会风气的不好，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想到此，惭愧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从自己做起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