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

刘慧敏 1 , 刘余莉2

(1.内蒙古赤峰学院 中文系 , 内蒙古赤峰 024001;2.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部 , 北京 100091)

摘 　要 :人们通常认为儒家文化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 但实际上，没有伦理道德约束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才是导致官吏作风腐化以及中国政治及社会进化迟缓的重要原因。儒家文化通过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而达到了治理天下、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这对于弥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儒家文化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也具有普遍的价值。特别是儒家文化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关键词:儒家文化; 官僚体制; 道德教育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B222;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7)06 -0011 -07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缓慢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一些学者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所能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然而，要正确评价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首先需要对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和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分析，这样才能看到儒家文化并非导致中国政治及社会进化迟缓的重要原因。相反，儒家文化对于弥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所造成的种种弊端、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伦理思想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儒家文化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具有普遍的价值。特别是儒家文化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一、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及其弊端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官僚制度历史的国家。官僚制度①是集权政府和专制君主用以维持其政权的必要工具，是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小农生产方式在经济领域中占统治地位。这种分散经营、彼此独立的小农经济，没有也不可能有紧密的联系，只能靠超经济的行政权力和手段来强行管理，使之成为经济联合体，以此防御游牧民族对农业种植经济的破坏、实施治水等社会公共工程，以保护社会生存的命脉———小农经济的稳定。为适应这种需要，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管理社会，并由皇帝委派官吏执行这一任务。可见，中国封建官僚制度是在秦始皇取消诸侯割据、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政府之后出现的，是与统一的国家的出现同时的。在这种制度下，各地方政府官吏均由中央委派，其任期亦由中央决定。 

       由于中国官僚制度的历史极其悠久、地位极其重要，因而使官僚制度固有的特点以及可能的弊端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淋漓尽致的发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最大特点， 即在于君主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君权是其他一切政治权力的根源。一切政治职位的权力追溯到最后，都是由君权的授予而获得的。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的任免，完全由皇帝个人决定，官吏的升迁罢免、荣辱祸福，也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好恶。因此，大官为升迁就必须通过皇帝任命，小官为保位或升迁就要通过上级大官以奏请皇帝。在这种体制下，官吏如果缺少必要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就会导致以下几种后果： 

       其一，个人权力的取得和巩固要依靠上级同僚的提携、照顾，为此必须进行权力交换和财产交换，于是行贿受贿、请客送礼以进行感情投资、建立关系网就成为官僚集团的整体性和广泛性的活动。而在宗法血缘观念的影响下，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裙带关系，更成为政治上升迁的重要资本。除宗法、地域外，“门生”、“故旧”也成为官吏编织社会关系网、打通关节的重要手段。 

       在这种社会关系网的保护之下，官僚们贪污受贿就可以有恃无恐。“地方官要在地方发财，不得不贿通京官，京官要通过地方官发财，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们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个贪污大局面，对于这种局面，用少数认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会成功，就是用严酷的法律去制裁，也并无济于事”[ 1] (P121 -122)。中国官吏贪污腐败之风一朝胜过一朝，权力转化为金钱层出不穷。 

       由于做官是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可以发大财，做小官可以发小财，因此，官僚们竞相夺取更高的权力。但在官僚政治中，政治权力具有排他性，越是上层权力的争夺越是白热化。为了排除政敌的威胁，官僚们不惜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制造冤狱、陷害他人，使阴谋充斥官场，宦海风云难测。也正因为如此，编织严密的关系网以有效地保护自己，愈加显得重要。个人依附于什么样的帮派或派系，就成为能否生官发财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宦海风云难测”、官无常贵，在当官任职期间，拼命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也就成为常理。是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如此一来，贪污——行贿——拉关系——受贿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恶性循环，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制度下不可治愈的顽症。 

       其二，由于官吏的升迁取决于皇帝的好恶，由此也导致官吏只知对君主及长官效忠，而不知对人民负责；可以无视舆论制裁，敢于违反民意、独断专行，因而使人民的自由权利受到极大的威胁与侵害。政府官吏依理想应处于超然公正的地位，然而在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官员往往不能保持这种正当立场，常凭借其政治势力以图谋并保障自身的利益，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对人民施以种种残酷的压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农民对官僚过度的压榨行为所进行的必然反抗。可见，吏治状况与各朝的治乱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凡吏治澄清之时，社会政治就表现为升平治隆、国富民安；反之，则表现为政治混乱、社会凋零。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说法。 

       其三，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中，皇帝授予官职、提拔官员的最终目的，也只能是为了维持皇权的统治、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因此封建皇帝对官吏的要求是希望他们成为驯服而有用的工具。在君权至上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之下，君主所甄拔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所需要的是忠顺走狗而非英勇干将。而官吏臣僚对君主亦只求得其宠信，保持自己的地位。因此中国官吏除少数英明有为者外，多数官吏均为萎靡不振之辈。在君权至尊的官僚体制之下，整个权力系统丧失了主动精神，丧失了行政效率，每个环节上的官吏也都从根本上丧失了个人的开拓精神和追求卓越的余地。他们都是消极待命者、例行公事者。因为官吏的每个主动行为都可能表现为与最高掌权者分权，都可能被认为是对君主的万能权威的削弱。韩非子指出：“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擅也，非人臣之所以操也。”[2] (《主道》)作为官吏施政行为必不可少的行令、行义、树人，都被认为会使君权失制、失明、失党，即被认为会使君权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失去威明昭著。再加上官场上的牵制倾轧，在这种体制下，只有油滑逢迎的政治庸人和毫无个性与行动愿望的政治懒人能够生存。在选拔时，这类人比较容易中上层之意；在官场生涯中，这类人的安全系数较大，较少受到政治斗争的冲击和淘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封建官吏所服膺之处世哲学，故对公务之处理，一切只知“率由旧章”、“循例办理”，人人殚于更张，治事墨守陈规为本，因循敷衍、暮气颓唐。所谓“不扰民”实际上是“不办事”之掩词。在此情况下，自然没有所谓自动表现、创造精神与积极改革。 

       以上种种弊端，是由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特点而可能导致的结果，也是可能导致封建官吏道德败坏、官吏作风腐化的重要原因。

 二、儒家文化在封建官僚体制中的作用

       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可能导致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弊端只有在没有德行修养的统治者那里才可能出现。换言之，看似弊端重重的君主专制制度却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绵延2000多年之久，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一向遵奉和推行的儒家伦理教育是分不开的，正是儒家文化弥补了这种官僚体制可能出现的弊端。 

       儒家思想在官吏道德方面，强调为国家、为整体的整体主义价值观，提倡 “夙夜在公”、“以公灭私”，提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邦本”的人本精神，主张推行仁政、“视民如伤”、与民休息；强调以功绩为取向的行政行为规范，要求官吏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倡导“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强调清正廉明的行政风范，“弘清静无欲之风，守慈俭不贪之宝”；强调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相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在官吏道德建设的途径上，儒家思想认为，良好的政绩和有效的社会治理建立在官吏良好的道德修养的基础之上。不讲修身、齐家，而要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因此，特别重视个体道德修养在治国、平天下中的作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实现士大夫阶层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修身是第一位的。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慎其独也！”[ 3] (《礼记 大学》 )。此外，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孟子养心、求放心、养浩然之气、反求诸己的修养方法，都把个体内心道德修养的功夫作为决定一个人道德品性的最重要方面，主张人人向内追求，通过自我修养达到贤人、圣人的境界。因此，在官吏道德建设中，尤其重视当权者个体道德素质的培养，重视当权者个体人格的力量。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阶层所敬仰。这种重视官吏个体道德修养的传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对激励、约束当权者顺应历史、顺应民心、正道直行、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制度上看，为了贯彻德治主义，官吏的任用选拔也均以德行为首要条件。汉代实行乡举里选之制选拔官吏，制举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察举以孝廉得人最多。魏晋行九品中正制，以九品衡别官吏，也以德义有无缺失为衡量标准。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官吏选拔须经考试。各朝考试方法各异，但所试内容则均以儒家思想集大成之经义为主，故受儒家德治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甚大。这些制度，无不有助于官吏道德的提高。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弊端虽多，而之所以未发生严重弊害而能绵延长达两千年之久者，实与儒家传统思想重视官吏道德修养的提高有关。

三、儒家文化的普遍价值

       封建专制的官僚体制，是导致封建社会官吏腐败和社会进化缓慢的动因。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的需要，但同时也弥补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可能出现的弊端。但是，如果因此把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的人治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就难以正确认识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当代价值，从而也就难以发挥儒家伦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儒家思想虽然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官僚体制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伦理与封建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儒家思想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它具有普遍的价值。这正如市场经济一样，作为一种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既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益。同样，儒家思想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与现代的民主法治思想并不矛盾，它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借鉴。 

       儒家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因此，要从根本上达到社会的治理，就应当从人心的治理入手。这一点是有其深刻意义的。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人心缺乏治理而导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统治者在百家中把以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沿用了两千多年之久，为维持传统社会的安定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4] (《学而》)可见，儒家的伦理教育的根本是“孝”。孝悌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人本具的性德昭显。因此，理解了“孝”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但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4] (《学而》 )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的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竖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并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4] (《颜渊》)。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体制是这样起作用的：父母在家里教子女尊师重道，老师在学校教学生孝敬父母。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这在古礼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礼记》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这说明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心丧 (不穿孝服)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进入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不尽心尽力，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对长官不尽忠，是不孝，与同僚不能合作，让父母担忧，也是不孝。因此，《论语》上讲：“孝”就是能够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 4] (《为政》)，即父母仅为其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他事情担忧。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宋代的契嵩在《孝论》上讲： “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圣人之导民向善，乃以孝为始点，古语云“百善孝为先”。因为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培养起来的是一种恩义、情义的观念，一个人如果连父母这么大的抚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那么他还能感念谁的恩德呢？

       如果一个人情义、恩义的观念培养不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功利的观念，凡事都是以利害的原则来取舍，这样的人就很容易忘恩负义。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儒家伦理教育，就很少能做出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在传统社会，逆伦的事件就罕有发生。而一旦发生，也有相应的措施加以惩治，达到惩前毖后的效果。例如，在清朝，一个县发生了一件儿子杀父亲的逆伦事件，结果不仅这个儿子被处死刑，县长因失职而被撤职查办，巡抚也被记过。除了这些行政处分以外，这个县的城墙还被拆掉一个角，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这个县所有的人的耻辱。 

       可见，儒家思想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德性教育，是为了通过孝亲尊师的教育而达到治理人心的目的，从而从根本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今天，要发挥儒家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并不是去儒家思想里寻找一些符合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只言片语，而是要从根本上恢复看似过时、而实为儒家伦理根本的孝亲尊师的传统，因为这才是一个社会和谐人伦关系的根本。只有抓住了这个根、培植这个根，才能使儒家的仁爱精神发扬光大，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基础。因此，儒家伦理是一种真实的学问，更是一种真实的修身功夫和救治社会病症的一剂药方。它不是设计来为理论家所研究的，更不是能够通过学者式的研究而被人所理解的。一个连“孝亲尊师”都做不到的人，如何能真正做到诚信友爱、尊重他人呢？一个“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儒学家，又如何能真正体会到儒家思想的价值呢。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理论。从个体修养的角度讲，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儒家孝亲尊师的理论去修身养性，就能体会到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乃至达到性德的彰显，或者至少也能成为坦荡荡的“君子”；从社会国家的角度讲，儒家的教育如果能够得以推行，就能起到移风易俗、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作用。 

四、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

       儒家伦理启示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伦理道德教育是不容忽视的。早在 《礼记》上就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3] (《礼记 学记》)的说法。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①。忽视了这个功能或目标，即使是高等教育也不过是一个“高等知识的传习所”，只能培养出一些只会做事而不懂做人的、人格思想不健全的人。这样的人是无法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可见，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通过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才能最终实现。因此，虽然和谐社会不能仅仅简单地建立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但是，忽视道德教育要构建和谐社会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可以说，这是总结了中、西方历史和现实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把握住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①《礼记 学记 》：“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礼即德来治国的。但是，在五四运动时期，由于向往西方的科学、民主与法治，我们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十年文革期间却走上了极端，打倒了“孔家店”，抛弃了传统道德，德治没有了；同时，由于缺乏现代西方的规则意识和法制传统，法治也未能得以实现，所以才导致了我们今天在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上出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的局面，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平日趋日下，让人们不能不发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由于我们丢掉了以“孝亲尊师”为根本的儒家圣贤教育，曾经一度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的中国，却出现了种种不尽人意的道德败坏现象，并因此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开明和整个国家的前途。 

       从世界范围来看，今日的世界，仍然是崇尚科学 与民主法治的西方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从对科学的追求上看，西方人对物质的追求已有好几个世纪了，但科技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们的很多问题，相反，造成人们对现实的迷茫、精神的空虚。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日新月异，但是却没有给人带来越来越多安全感，甚至使人日益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这正是因为，品德教育和责任意识的缺乏，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偏离了一些善良的、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们的美好愿望而被到处滥用着，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安乐的生活，反而带来了更大的杀伤力和危害。

依靠科学发展本身不能彻底解决人们滥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灾难问题。因为，科学技术能够善用，也能够被恶用。正如刀子可以杀人，也可以用来切菜一样，关键的不是刀子，而关键在于使用刀子的人，即关键在于谁来用、怎样用。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发展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教育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换言之，在于道德教育和人心的治理。可见，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科学和建立在科学精神基础之上的仅仅强调程序的公正、规则的设计和法制完善的现代西方主流伦理学是无能为力的。儒家伦理告诉我们，伦理学的任务不应当像一些西方伦理学家提出的那样，仅仅成为类似法律的规则的制定、程序的设计或利益的分配，而是在于教育和培养能够善用科学技术的人。而且，进一步讲，正如海伦凯勒所说的：科学可能会找到方法治好绝大多数的恶……但是它还是不能治愈它们中最恶的那一个：对人类的冷漠。这些都说明了德性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也正是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家们呼吁要复兴美德传统的重要原因。因为美德教育不是对人性的约束，而正是性德本有的要求，更是人和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 

       从对民主法治的追求上看，今日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法制虽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种在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而深感警察人员短缺；对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导，导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只知道享受生活，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监狱人满为患；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人们往往打着民主的旗号而实现着自私自利的目的，人们只有个人而没有集体的概念，更谈不上如中国传统所讲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观念了。所有这些，已经引起了西方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对什么是“文明社会”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可见，如果缺少思想道德教育的引导，光靠经济的发展、法治和制度的健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治乱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民主、法治和科学，同时也离不开伦理道德。因此，世界上很多开明的思想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伦理。

       197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在与池田大作的谈话中，在客观地研究了历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真正能够解决 21 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与大乘佛法。19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针对世界范围的道德危机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他们的话引起了英国思想界和英国政府的重视，以致把重视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的儒佛经典编入到其中学课本之中。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热衷，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对于治理人心、和谐人伦关系和安定社会方面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

       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爱，而对仁德的培养建立在孝悌的基础之上，并把这种爱进一步推及到社会大众的身上去，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此仁爱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助互爱，互助互爱向上提升才能达到孔子所描述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 (《礼记 礼运》)的理想社会。可见，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社会的各项事业才能自自然然上轨道。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和谐社会的实现。因此，在对待儒家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避免对儒家文化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道听途说的歪曲和批判。很多时候，一些学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更多都是来自于想当然的假设，而没有能够真正深入经典，看看儒家的 “四书”究竟讲了些什么，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因此，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他强调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是总结了中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从历史上看，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功绩卓著，成为历史美谈；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企业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经营之风，则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当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倡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这使得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弊端，并成当今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古今中外所有这些运用儒家《论语》而成功的例子，启发我们反思儒家思想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对什么是真正合理的制度和真正和谐、文明的社会进行思考。一个真正合理的制度，既是提高效率、维护公平的制度，而且也应当是导人向善、促进道德进步、体现道德精神的制度。因此，胡锦涛同志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基本特征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因此，可以说，只有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领导人，才可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的命题。 

       一个没有自己伟大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而一个拥有但却不珍惜自己的伟大文化却要崇洋媚外的民族，是更可悲的。当人们羡慕西方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繁荣，而耻于谈论自己所固有的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却是极其肤浅的。这正如一个年迈的老人可以羡慕青年人的生机与活力，但却没有必要因此而抛弃自己一生积累的人生智慧。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由于体制的落后和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确实处在被动和落后的境地，但是因此就得出中国传统文化较西方文化为劣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了。200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从中国历史上看，大汉民族也曾有过被外族所侵占的历史。元朝和清朝，分别由强悍的蒙古族和满族所统治，但是他们仍然为儒家文化所吸引和同化，并大力弘扬和发展了儒家文化。特别是在清朝，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君主更是大有人在。而且每当儒佛思想兴盛的时期，都是国泰民安、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这就说明了儒家思想，远非人们所理解的蒙昧人们的工具，而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开显性德、治国安邦的智慧。合理地运用这种智慧，可以带来社会的和谐与长治久安。谁能断言，几百年后的一天，西方人不又是为中国文化所同化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文化的更广泛的传播，对于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将是其它文明所无法比拟的。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然伴随着中华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和民族精神的弘扬，它是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复兴。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文化，并且把 “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明确写进党代会的报告，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越来越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很多旅居海外的“龙的传人”都激动不已，说 21世纪是龙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然而，21世纪可能并不一定是中国经济、政治或军事的世纪，但一定是中国文化得以广泛弘扬的世纪。特别是在“911事件”和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以后，全世界人民都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愿望和企盼，而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使那些要求维护人伦秩序、解决世界冲突、实现世界和平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发展中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企盼。然而，要避免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就必须切实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发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我们相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以和平的方式而崛起的中国，定能以它崇尚和平的文化为世界带来希望与和平。

参考文献:

[1] 王亚南.中国官僚 政治研究[M] .北 京:中国 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1.

[2]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3] 十三经注疏 [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4]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收稿日期 :2006-09-20

作者简介 :

1.刘慧敏 (1964— ),女 , 内蒙古林西人 , 内蒙古赤峰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

2.刘余莉 (1973— ),女 , 内蒙古赤峰人 , 哲学博士 ,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批准号 :05CZX018)。 　　　　　

① 王亚南在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把官僚政治从社会和技术两个方面作了区分。他认为，从社会意义上来理解官僚政治，在此种政治下，政治权力全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侵夺普遍公民的自由。在技术方面理解的官僚政治，则是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中都存在的。社会性的官僚政治是与一定的社会体制相联 系的，依存于诸般社会条件之下。本文所使用的官僚制度主要是在社会意义上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