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水
摘要：中国古代自汉朝以来实行以孝治国。《群书治要》作为唐太宗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资料来源，蕴含着丰富的孝治思想。其孝治体现在治身、治家、治国三个层面，以孝治身则身修，以孝治家则家齐，以孝治国则国治。
关键词：《群书治要》；孝治；修身；齐家；治国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3年３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80周年校庆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又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群书治要》是一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成书于唐贞观五年，是由唐太宗下令，魏征、褚遂良、虞世南等人编撰的一部资政奇书，它将唐代以前有关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汇于一书，其直接目的在于搜集“平治天下之道”，便于唐太宗“鉴览前古”、“用之当今”。［１］２书成之后，唐太宗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并给予高度评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２］９１《群书治要》不仅直接促成了唐代的“贞观之治”，而且在以后的整个唐代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成就了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
《群书治要》包含的国家治理思想非常丰富，诸如德治思想、民本思想、重农思想、用贤思想、忧患思想等等，内容广博，不一而足。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其德治思想的精华部分，即孝治思想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把握古人治国理政、治世的关键，为当今的国家治理提供可能的借鉴。
《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３］５本文正是按照修、齐、治、平这一思路，对《群书治要》的孝治思想进行梳理。
一、以孝修身
治国的根本在治身。如《群书治要·管子》认为：“身者，治之本也。”［１］２６８９《群书治要·列子》云：“臣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又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对以末。”［１］２８９５圣明的君王只有通过修身，才能够统御群臣，“夫圣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群臣也”［１］３９８１。因此，统治者的修身功夫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的成败，正如《群书治要》序言中所说的：“若乃钦明之后，屈己以救时；无道之君，乐身以亡国。”［１］１
修身关乎家国存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但是修身应该从哪里开始呢？《群书治要》明确告诉我们，要从孝开始。《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云：“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１］９９９；“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１］１００４。《群书治要·魏志》云：“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嗟乎小子，慎修乃身，奉圣朝以忠贞，事太妃以孝敬。”［１］２２４３可见，修身须从孝亲开始，孝乃修身之本。孝对于修身立德的重要性就如江河之源、草木之本，没有了孝，修身立德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取得成功。
以孝修身的必要条件是良师益友的陪伴。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所谓“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１］２９９４，一般人很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正是修身过程中需要良师引领、益友陪伴的道理。孔子说：“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乎如入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与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几何而不陷乎哉！”［１］２９９７墨子也感叹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故染可不甚耶？”［１］２８９９荀子明确指出，君子修身要尊重良师、亲近益友：“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智，必求贤师而事之，择贤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１］３２４０（《群书治要·孙卿子》）一个人即便天资较好，也要寻求贤师向他学习，选择贤友与之交往，因为这样的所闻所见全是圣贤君子之言行，个人的道德品行会在不知不觉中进步，正如古语云“亲附善者，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荀子还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是良师益友，即正确指出自己过失的人是良师，恰当地肯定自己的人是益友。
《群书治要·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位善相人者，能根据一个人的朋友判断其吉凶祸福：“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纯谨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谓吉人也。”［１］３３４０身为平民，如果他的朋友都是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忠厚恭谨、敬畏法令之人，那么他的家庭一定越来越富足，自身一定越来越安乐，这就是所谓的吉祥之人。可见交友不可不谨慎。
以孝修身重在落实。《群书治要·论语》云：“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１］８６４如果一个人没有专门读过孝亲忠君之文，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能够尽心竭力侍奉父母、君长，那么完全可以说他已经践行了孝亲忠君之义。因此，就解行两方面来说，行要重于解，因为解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到行上；没有行，解也就成了空谈，没有意义。
落实了圣贤教诲却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或没有得到美好的名声，是什么原因呢？《群书治要·曾子》指出：“故士执仁与义而不闻，行之未笃也”［１］２９９４，行仁义而没有得到名声，是因为行得不够笃诚。《群书治要·昌言》还说：“人之事亲也，不去乎父母之侧，不倦乎劳辱之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于其体之不安，则不能寝；于其飡之不饱，则不能食。孜孜为此以没其身，恶有为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故事亲而不为亲所知，是孝未至者也。”［１］３７８３积极尽孝的人，父母没有不喜欢的；如果一个人很孝顺而父母却不知道，那一定是因为做得还不够多，不够真诚，需要继续努力。
二、以孝齐家
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的重要一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大学》云：“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３］１０“家齐而后国治”［３］５，若要治好国，必先治好家。《群书治要·周易》云：“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１］８０家道正了天下就可以平定，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治家是非常重视的。
家庭内部存在着父子、兄弟、夫妇这“三伦”关系，以及外部的亲戚、邻里等关系，治家的根本在于处理好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而孝是圆满地处理这些关系的关键。孝能够使家庭成员找准自己的位置，各司其职，各尽本分，从而使家庭成为和谐的整体。所以，孝作为理顺关系的规则，在家庭伦理中的本质和作用便是“和”，即家庭关系和顺，做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群书治要·礼记》云：“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１］６４５在中国古代，“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４］
以孝治家的原则是上行下效。做家长的要首先落实孝道，再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把孝道传输给下一代。《群书治要》中反复强调上行下效在教孝中的重要性。诸如“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１］３６１７；“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背”［１］７１４；“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１］９０４；“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１］９５７。
以孝治家要落实在礼上。如《群书治要·礼记》云：“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群书治要·孝经》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１］８４７。《古文孝经·闺门章》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５］３２９《礼记·仲尼燕居》云：“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６］３９５
礼的核心精神是恭敬。《群书治要·礼记》云：“曲礼曰：毋不敬。”［１］６１３所以以孝治家必须要做到恭敬家人。《群书治要·孝经》明确指出：“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１］８３５治理家族的家长，连地位很卑贱的臣妾都不敢轻视、怠慢，更何况对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一个家族里面做太太、夫人的，或者是家长的儿女，地位比较尊贵，当然更加要礼遇。对此，《群书治要·孔子家语》解释道：“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１］９６２丈夫之所以要恭敬妻子和儿女，是因为妻子是“亲之主”，儿女是“亲之后”。所谓“亲之主”，是说妻子在家中肩负重要职责，就是侍奉父母长辈、祭祀祖宗、教育儿女。一个家庭能不能兴旺，做妻子的至关重要。周朝开国的三位太太，即周文王的奶奶太姜、母亲太任和太太太姒，周家三太对周朝建立八百年基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三位太太都是圣人。据记载，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在怀文王的时候非常注重德行，“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身、口、意三方面都没有错误，给予文王最好的胎教，文王之所以能成为圣人，与母亲的教育分不开。可见女性在家庭里面的职责比丈夫更为重要，所以丈夫对妻子要更加恭敬。
以孝治家不只是为了管理好一个家庭。《群书治要》强调孝应该由亲到疏、由内到外、由近及远，最终“达之天下”。这样，孝从孝敬父母的家庭伦理，外延到整个家族和社会政治。《群书治要· 袁子正书》云：“尧先亲九族，文王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内及外……是以兄弟无睦亲之教，百姓无光明之德。弊薄之俗兴，忠厚之礼衰。近者不亲，远者不附。”［１］４１５８孝的政治性外延，一方面是移孝作忠，事君如事父；另一方面体现为国家的尊老、养老制度，这便是以孝治国。
三、以孝治国
中国古代自汉朝以来实行以孝治国。《群书治要》认为，孝为治国之本。如《群书治要·吕氏春秋》云：“凡为天下国家者，必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疲北。夫执一术而百喜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唯孝乎。”［１］３２９７无论是人主、人臣还是普通士民，只要抓住了孝道这个根本，就会出现“百喜至”、“百邪去”、“天下从”的局面，真所谓“百善孝为先”。
《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６］２６３意即治国安民，第一要务就是推行道德教化，而道德教化的核心即是孝道。《礼记·祭义》云：“众之本教曰孝……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６］３６８人的最根本教育就是孝道之教。《群书治要·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道德之根本，是教化产生的根源。“教”本来就与“孝”有渊源关系，《说文》把“教”字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林语堂认为“教”字是从孝演变过来的，也就是“孝”字加上一个偏旁“攵”，意思是“使……孝”。可见，孝是中国传统教育得以产生的根源。
《孝经》还讨论了如何进行孝道教育。“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１］８４７要教育民众亲爱、礼顺，没有比孝悌之道更好的方式了。“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１］８４９教人孝道，也不需要天天跑到别人家里去。“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１］８３８圣贤人借着天性的严与亲来教人敬、爱，因此他的教化和政事都不需要严厉的手段就能取得成功。
早在尧舜时代孝道教育已开始推行。《群书治要·尚书》记载：“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注曰：“五典，五常之教也，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１］１７１大舜举荐了八个人来传布“五教”，这里的“五教”即包含孝道教育。
《孝经》作为孝道教育的经典，在汉代以后的历代教育中都是必读书目。《群书治要·后汉书》记载：“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１］２０９９《礼记》在对视学典礼和养老制度的论述中体现出了对孝道教育的高度重视。按礼制规定，每逢开学典礼，国君均要带领百官进行视学，而此前要先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这正是孝道教育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养老制度，通过国家养老、尊老来教化、带动全民行孝，在全社会形成孝亲尊老的良好社会风气。
以孝治国，还充分体现在官员的选拔制度上。前文已述，《群书治要》认为，孝治实施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上行下效”，这就内在地要求上位者必须是有德之人，正如《孟子》所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恶于众也。”［３］２５８如果无德之人居于高位，则会把他的“恶”播撒到民众之中，人们纷纷效法他的恶行，必将引起社会动乱，给国家带来灾祸。因此，在古代，上至天子的产生，下至普通官员的选拔，无不受到孝道的制约。
天子是国家的治理者，因此一定要让有德行的人来担任。上古时期民风淳朴，天子传位实行禅让制，由德才兼备的人来继承。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二十四孝”之一的汉文帝，即因孝行卓著而被拥立为皇帝。汉代皇帝除了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以外，谥号里面都加“孝”字，也体现了汉朝统治者对孝的推崇。
另外，作为“候补天子”的太子，孝行成为废立的重要参考指标。《群书治要·汉书》记载，刘邦晚年打算废掉太子刘盈，太子太傅叔孙通力劝刘邦不可，理由之一就是“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１］１４２６。《群书治要·魏志》记载崔琰劝曹操立曹丕为太子时也说：“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指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１］２１７４曹丕之所以能被立为太子，与其具备“仁孝”之德不无关系。可见，“仁孝”是立为太子的重要条件。
而在官员的选拔中，孝道显得尤为重要。官员对上要忠君，对下要爱民，这样的忠臣到哪里去找呢？《群书治要》认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如《群书治要·孝经》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１］８５１《群书治要·曾子》也说：“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１］２９９１在家事亲为孝子，在国事君必为忠臣，这就是“移孝作忠”。
鉴于此，我国历史上长期奉行以孝选官的制度。汉代惠帝、文帝开“举孝授官”之先河。如《群书治要·汉书》记载了冯唐因孝入官：“冯唐，赵人也，以孝著，为郎中署长，事文帝。”［１］１４９３汉武帝正式创立“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如《群书治要·汉书》记载：“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臧者，辄行其诛，无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悌，贱贾人，进真贤，举孝廉，而天下治矣。”［１］１６７９
“举孝廉”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汉朝选出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官员。《群书治要·后汉书》记载了“举孝廉”之后“名臣辈出、文武并兴”的盛况：“臣闻古者取士，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１］１９９８《群书治要·后汉书》更记载了大量因孝入官的例子。
自汉以后，“以孝选官”蔚然成风，历代多有承袭，作为主流选官制度的重要补充。《群书治要·晋书》记载：“吴隐之……事母孝谨，爱敬著于色养，几灭性于执丧……及伯为吏部，超选隐之，遂阶清级，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１］２６２０吴隐之因为“事母孝谨”而获得显贵的地位，可谓是以孝选官的典范。
以孝治国还体现在对孝道的奖励和对不孝的惩罚方面。
《群书治要·韩诗外传》记载：“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让、居事力者，命于其君。命然后得乘饰车并马，未得命者不得乘。”［１］８０３有孝亲敬长等德行者才能受到嘉奖成为“命民”，可以乘坐两匹马拉的华丽大车；若不是“命民”，即使再有钱也不能乘坐，否则会受到惩罚。《群书治要·晋书》记载吴隐之因为“孝友过人”而得到“进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的嘉奖。
古代不孝父母属于重罪，对不孝的惩罚非常严厉。《群书治要·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１］８４５所有罪行里面，没有比不孝父母的罪更大的。《周礼·秋官》中也记载“三曰乡刑，上德纠孝”。《群书治要·尚书》记载了周公的一段话：“封！元恶大憝，矧惟弗孝弗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１］２４５从这里可以看出，周代已经有了惩治不孝的条律，而且对不孝罪的惩罚很重，绝不姑息。后世历代律例中凡严重不孝的几乎都是死罪。“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因为居母丧期间饮酒食肉，差点被流放边疆。据《群书治要·晋书》记载，何曾向晋文帝进言：“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坐。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１］２５３３
古代律例鼓励亲属之间要互相隐瞒罪责，《群书治要·盐铁论》记载：“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矣。闻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其不欲服罪尔。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１］３５３９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可以鼓励孝道，使民风归于淳厚。如果亲人之间互相揭发，反而会被治罪，因为这样有违孝道，没有了孝道，国家的根基就会动摇。《群书治要·晋书》记载：“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长是逃亡之主，斩之。斩之虽重，犹可也。设子孙犯事，将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１］２５２１这点与当代的法治精神是相悖的。
《群书治要》作为一部治国理政的宝典，凝聚了唐代以前中华民族古圣先贤的伟大智慧，其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内涵，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当今，我们在面对中华传统文化时，是继承并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汲取精华，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１］刘余莉．《群书治要》译注［Ｍ］．北京：中国书店，２０１３．
［２］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１部第１册［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朱熹．四书章句集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４］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７）：１１－１３．
［５］臧知非．人伦本原———《孝经》与中国文化［Ｍ］．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６］陈戍国．礼记校注［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