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諸位領導、諸位老師：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一起學習《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的規律》，我們和大家一起分享三個問題。

首先，我們看一看教育和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我們都是搞高等教育工作的，但是什麼是教育呢？可能很多人並不明確。我們看在《禮記·學記》上說：“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告訴我們教育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就是使人的善良不斷地增長，而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告訴我們做人的教育，品格的教育是教育的基礎與核心。那麼什麼是“育”呢？在《說文解字》上講：“育，養子使作善也。”說你僅僅把孩子養大，那個不叫“育”，他必須順著善良的方面去成長。這告訴我們：教育，它主要是人格的教育，是道德的教育。

所以在《論語》上，孔老夫子講：“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人，遊於藝。”也就是說，讀書目的是什麼呢？是“求道”，而不是僅僅是學問的增長，技能的提升。那麼很多人說，我們現在的高等教育，也變成了高等知識和技能的傳習所，這是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做人的教育，志在聖賢的教育已經幾乎看不到了，而變成了知識和技能的傳習所。

這個《老子》上也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古聖先賢都是以求道為目的，這個道很複雜，中國人喜歡簡單，大道至簡。什麼是“道”呢？“道”就是自然而然的秩序和規律。古人常用“天道”來體現這種自然而然的秩序，比如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什麼意思呢？你順著天道，順著自然而然的規律來做，你就能夠昌達。你違逆了自然的規律，一定會滅亡。古聖先賢“上觀天象，下察地理”，觀察了宇宙自然的規律，也觀察了社會人倫關系的道理。

孟子把社會人倫大道概括為五個方面，那就是“五倫關系”。“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倫關系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也依然如此。比如說我們看父子之間的關系：父母愛兒女，兒女愛父母，他們之間有一種自然的親情，這種自然的親情不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所以這個就叫“道”，這就是恒常不變的規律。那麼怎麼樣使“父子有親”這種自然的親情維系一生呢？聖人去觀察，只有父母慈愛教導兒女，兒女孝敬父母，做到了“父慈子孝”，這一個親情才能維系一生，才不至於出現說：一個中國留學生回來了，在機場他就把母親捅了很多刀，這樣的情形就是父子無親，這是失教的原因。所以這個“慈”，上面是一個“茲”，下面是一個“心”，看到這個字，告訴我們什麼是“慈”呢？就是念茲在茲，父母的心無時無刻不在兒女的身上，所以我們從這裏體會到父母對兒女的恩德，確實是無以為報。而“孝”這個字，上面是“老”字的一半，下面是一個“子”字，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體的，如果有代溝和父母不能溝通，“孝”就已經不存在了。而上一代還有上一代，下一代還有下一代，過去無始，未來無終，而這無始無終的，都是一體的，這個就是“豎窮三際”。

從橫的方面講呢？我們講兄弟之間的友悌，又把這種友悌推而廣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所以這個“悌”再推而廣之，就是“橫遍十方”。用莊子的話就是：“天地與我同根，而萬物與我為一。”這個東西被稱為“道”，這個在道家裏稱為“道”，在儒家裏稱為“本性”，在佛家裏稱為“自性”。所以這個“豎窮三際，橫遍十方”的東西，其實就是我們真正的自我。所以佛教講，要找到“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這個“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是什麼呢？就是那個“豎窮三際，橫遍十方”的東西。“孝”這個字推而廣之，就是可以回歸自性，所以講“百善孝為先”，通過把這個“孝”推至極致就是可以回歸自性。所以我們說“孝”是性德，這個“道”就是本有的規律。而“德”是什麼呢？就是按照這個“道”去做就是德，所以慈和孝就是德。

再看“君臣有義”，不要認為君臣關系是封建專制的產物。實際上在我們現代社會也有君臣關系，那就是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關系，他們之間應該以“義”來相處。“義者，宜也。”這個“義”和“適宜”的“宜”是相通的。什麼意思呢？就是作領導有領導應該做的責任，作為被領導有被領導應盡的本分，他們各盡其責，就能夠是一體的關系。按照這個“義”來相處，做領導者要仁愛關心屬下。所以這個“仁”是一個“單立人”加一個“二”字，它“從人從二”，什麼意思呢？就是兩個人相處之道。所以有孔子的弟子來問：“什麼是為人之方？”孔老夫子怎麼回答的呢？他說：“忠恕而已矣。”這個“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只是為人的方法，但是和“仁”還差了一點。因為什麼呢？因為王陽明先生他講“一體之仁”，也就是說真正達到一體之仁的人，他實際上是沒有“自他”的分別的，他是一體的關系。當你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有了“我和他”的分別。一般人他體會不到一體之仁，怎麼樣回歸到本性的仁呢？就告訴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自己不想做的，就不要這樣去做給別人。久而久之，你就可以回歸到一體之仁。

領導者有了這種仁愛之心，他就能夠起到“君、親、師”的責任，不能夠因為自己是領導者，就把屬下呼來喚去，不把他當人看，這樣做就錯了。作為被領導者，他對領導者交給自己的工作任務，應該盡心盡力地加以完成，這個就是忠。所以朱子，朱熹把這個“忠”解釋為“盡己之謂也”，竭盡全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和本分，這就是忠。所以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關系，不是矛盾的、沖突的、對立的關系。恰恰相反，他們也是互助合作、互相感恩、互相尊敬的關系。

為什麼中國曆史上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呢？很多西方人批判我們，說我們很落後，沒有“人權”的觀念。實際上這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落後，而是因為它有更加先進的理念，已經把人權維護的很好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你看領導者仁慈，不僅僅當他的領導，率領他，而且作他的親人，像父母一樣關愛他，還像老師一樣地去教導他。屬下是對他感恩戴德還來不及，怎麼會拿著“人權”去和他討價還價呢？所以中國曆史上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不意味著人權缺乏，因為它有更好的理念，已經把人權維護好了，所以不必要提出“人權”的概念。就像中國人也沒有提出“心理健康”，也沒有心理醫生。很多人說你看，我們不如西方人先進，西方人還知道關心人的心理健康，有問題看心理醫生，好像很先進。但是實際上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中國曆史上的每一本經典，幾乎都是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而修身前面還有四個步驟，《大學》上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正心”，你看你的心都已經很正了，沒有什麼問題，還需要看心理醫生嗎？所以每一部經典都是調試你心理的。經常讀這些聖賢經典，不會出現什麼心理問題。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心理調節的，心理健康的醫生。

再比如我們曆史上也沒有提出“環境保護”、“生態倫理”。這是不是因為我們落後呢？恰恰相反，因為我們有“天人合一”的理念，說人和自然界都是一體的。像張載就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民都是我的同胞，萬物都是我的夥伴。他把自然看成是自己的夥伴，是親近它、保護它、愛護它，怎麼可能把它征服占有、利用破壞呢？所以這種“天人合一”的理念，使中國在曆史上長期保持了和自然界和諧一體的關系，沒有出現環境問題。比如說，我們到這些曆史文化古跡去參觀，比如說趙州橋、都江堰等等。這些東西已經上百年、上千年了，但是仍然惠利著當地的百姓，對當地的自然環境造成了很好的影響，而不是破壞。所以我們很多東西看似是落後，實際上你深究起來，是因為它更先進。那麼這個“君仁臣忠”，就是讓松下幸之助成為“經營之神”，讓稻盛和夫成為“經營之聖”。我們說“中國式管理”，什麼是中國式管理？中國式管理的特點就是“君仁臣忠”，它把這種倫理關系處理得非常好，就像一家人一樣，所以不必提出“人權”的概念，已經把人權維護好了。

下一倫是“夫婦有別”。這個“別’字，並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別，而是職責上有分工，那就是“男主外，女主內”。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創造經濟收入主要是由男子來承擔的，但是一家之中，除了有經濟收入之外就夠了嗎？就幸福了嗎？恰恰相反，如果僅僅注重經濟，而忽視了後代子孫的教育，那就會出現“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情形。這句話怎麼理解呢？沒有兒子當然是“無後為大”的一種情形。但是如果你生了七、八個兒子，都是敗家子兒、啃老族，不能把你良好的家業、家風承傳下去，還做了很多禍國殃民的事，這樣的兒子與其有，還不如不有。這才是真正的“無後為大”。所以中國古人把兒女教育這件事，看得無比重要，這一件重要的事，當然不能推給別人，必須由他的母親親自來承擔。所以，做丈夫的要有恩義、有情義、有道義，不能自己在外面工作，機會很多，就可以尋花問柳，見異思遷。而做妻子的，因為她承擔著教育兒女的責任，必須有很好的德行，這樣才能夠言傳身教，把兒女教育好，並且承擔起相夫教子的責任。所以，“夫義婦德”做好了，這個家才是和睦、和諧的。

有人把夫妻關系比作兒女健康成長的土壤。如果這個孩子，他生活在不好的土壤裏，比如說鹽堿地、沙漠地，就像這個植物一樣，還種在了山上，那麼這個植物肯定是不可能健康成長的。就像我們現在有一句話，經常被人引用，實際上是有待商榷的，就是“婦女能當半邊天”。這個古人講，“天和地，男子是天，女子是地”，這個並不是對女子的歧視。說“男子是天，女子是地”，他們的職責是不相同的。你看這個地，它很厚重，很沉穩，但是我們生活所需的資源都是來自於大地，它非常的重要，怎麼能說它是不重要的，受歧視的呢？那麼丈夫和妻子各盡其責，這個家庭關系處理好了，兒女才種在大地之上，長得很茂盛。現在這個女子不想做女子了，就等於這個大地要拱起來，要做天，所以這個孩子，就是這個植物，都種在了山上，我們想一想，他怎麼可能健康成長呢？所以，這個司法部門的官員也說“80%以上的未成年犯罪，都是來自於不健全的家庭。”那麼這個不健全的家庭是越來越多。我們說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細胞，就像我們身體一樣，只有個別細胞破碎了，對社會和諧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是當諸多的細胞都破碎了，怎麼可能不產生社會問題呢？所以為什麼習總書記特別強調家教、家風、家道的重要性，這個也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中國人很早就看到了這一點，告訴我們男女要各守本分，這不僅僅是對女子的教導和要求，而對男子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下一倫“長幼有序”。告訴我們，一家的兄弟姐妹的出生，有一個自然的順序，這個自然的順序不能夠顛倒，就應該給以尊重。根據這個自然的順序，要求做兄長的要友愛幫助弟弟妹妹。所以這個“友”，在古人那裏寫作兩只手互相攙扶，意思說你的弟弟妹妹有了困難，你去幫助，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不要再講什麼條件了。而弟弟妹妹對於兄長要恭敬，要聽從。

現在，我們看到有很多兄弟因為財產吵上了法庭，這個在古人看來都是不可理解的。古人把這個兄弟之情稱為“手足之情”，稱為“骨肉之情”，怎麼可能因為一點點身外之物，就把同胞的兄弟送上法庭呢？唐朝有一位法照禪師，他寫了一首詩，我們可以從中體會到兄弟姐妹之間的深情厚誼。這首詩是這樣寫的：“同氣連枝各自榮”，一家的兄弟姐妹就像一個樹根長出的不同的枝杈，長大之後各自都有發展，這叫“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兄弟姐妹在交流的時候，千萬不要因為言語的不忍讓，傷害了彼此的骨肉之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就像我們上了年紀的人都有體會，到逢年過節的時候，兄弟姐妹又相聚在一起，結果突然發現，哥哥姐姐的頭上多了幾根白頭發，也是臉上有了皺紋，確實是“一回相見一回老”，我們還有多長時間守在一起，互相關心，互相照顧呢？“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兄弟姐妹之間相處的時候，只要守住一個“忍”字，便可以相安無事，千萬不可以因為芝麻大的小事起了紛爭，吵上了法庭。“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做樣看”，現在我們也長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他們下一代也成為兄弟姐妹，如果上一代做到“兄友弟恭”，也為下一代做出了良好的表率、榜樣，他們也知道和睦相處。所以你想一想，在這種“兄友弟恭”的教育之下，怎麼會因為一點點財產，就把同胞的兄弟送上法庭呢？

所以《朱子治家格言》中也說：“兄弟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就是一家的兄弟姐妹在一起過日子，最忌諱的就是起了爭訟，把彼此送上了法庭。如果你這個官司贏了，但是因為你沒有這種情義，也知道你的家道一定是會衰落的。所以中國古人說話，他不像我們現在人，都是模棱兩可，說“可能啊”、“也許啊”、“有的啊”。他說“訟則終凶”，如果你起了爭訟，兄弟姐妹之間因為財產打了官司，一定是凶，不會有吉祥的。為什麼說得這麼肯定呢？中國人對讀書人特別地尊重，為什麼對讀書人尊重呢？因為古人所讀的書，都是聖賢書，讀書明理，他明白道理。“福田靠心耕”，你人有沒有福分，怎麼得來的呀？怎麼判斷有沒有前程呀？看看你的心怎麼樣。“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所以一個人的心量越大，他的福報就越大。那麼一個人心胸狹窄到連兄弟姐妹都不能夠包容，他的心量已經狹窄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就知道他一定沒有好的結果，不會吉祥如意，一定是有很多的凶災。

最後一倫是“朋友有信”。“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就是我們在一個老師（門）下求學的人，這個叫“朋”；而我們志同道合的人，雖然不是在一個老師門下求學，這個叫“友”。換句話說就是平等的人之間相處，應該怎麼樣呢？守住一個“信”字。而這個“信”字是一個“亻”加一個“言”字，“人言為信”，人所講的話必須守信用。這五種倫理關系，被稱為“五倫大道”，意思是說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依然適用。

漢代的揚雄，在他的《法言篇》上對“儒”下了一個定義。什麼是“儒”呀？“通天、地、人，謂儒。”學習儒家的人對天地自然的規律，社會人倫關系的道理都通達無礙，了解得很透徹，這樣的人才被稱為“儒”。像《易經》上也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個聖賢人“上觀天象，下察地理”，然後又了解了社會人倫關系的道理，把這些都很通達了，然後才用這些常理、常法來教導世人。在《周禮·天官》上也對“儒”下了個定義，它說“四曰儒，以道得民。”第四種職掌叫“儒”，“儒”是什麼呢？他用“道”來教化人民，所以他深得人心，受到人們歡心喜悅地擁護。換一句話說，道德教育，應該是人們主動自覺、希望去參加的，而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是逼迫著人，勉強人去參加的。為什麼說“以道得民”呢？試問哪一個人，比如說做父親的，不希望兒女孝敬自己的呢？哪一個領導者不希望屬下竭忠盡智的呢？哪一個夫妻不希望白頭偕老，恩恩愛愛的呢？你看儒家講的就是這些道理，所以你看它怎麼能夠不深得人心呢？

我們現在全國各地都興起了傳統文化的論壇，在07年左右的時候，全國各地都有一些傳統文化的公益論壇。這些論壇都是網上自願報名，會場可能容納三、五千人，但是每一次報名的人都是幾萬人，很多人是很遺憾不能到現場去參加。有一次我們到周口去參加一個論壇，有一個華人，他是美國華人，他從美國坐了飛機飛到了北京，然後又到了鄭州，又坐了車到了周口，為的就是參加四天的傳統文化的論壇。從這裏我們深刻地體會到了，傳統文化“以道得民”的效果。所以我們的道德教育不得力，什麼原因呢？並不是道德教育本身是不可以教的，而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的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教育的規律，而且沒有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和經驗，所以讓人才生起反感。

你看我們現在在大學教書，從事高等教育。大學是幹什麼的呢？你看我們《四書》之中的《大學》開篇就告訴我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句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解釋，什麼是“明明德”呢？就是開啟我們本性自有的明德。人的本性、本善，這個“善”不是“善惡”的“善”，是純淨純善，實際上是對我們至善美好的性德的一種描述。就像我們的天空，它是藍藍的一樣，這個本性就是藍藍的天空，那麼上面有了一些白雲，這個叫“善”，那麼又有一些烏雲，這個叫“惡”。但是無論是善是惡，對本性的明德都是一種障礙，都是一種汙染，只不過汙染的深淺不一樣而已。所以“明德”，再用一個比喻來說，就像一個晶瑩剔透的水晶球，它本來就是光芒四射，晶瑩剔透的，但是我們把它掉進了汙泥裏，沾上了泥巴，又把它掉在了油垢裏，沾上了油汙，經過層層地汙染，它本性的光明就被障閉了。所以大學的目的是什麼呀？就把這些外界的汙染一層一層地剝落，讓它本性的明德開發出來，所以叫“明明德”。“在親民”，什麼叫“親民”呢？就是你明德之後也要幫助他人，開啟他自性的明德，這兩件事都做到至善圓滿的程度，這個就叫“止於至善”。也就是自立立人，自度度他，這兩者都達到圓滿的程度。所以你看，我們大學所承擔的責任是什麼呀？教育，它是一個回歸明德的過程。讀書志在聖賢，讀書不是志在賺錢。但是我們可惜的是，這種回歸本性，回歸明德的教育已經看不到了。老子說，“為道日損，為學日益。”為道，求道和求學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求道是怎麼樣呢？是“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所不為。”它是一個不斷減損的過程，而不是一個不斷增加的過程，要把人的貪、嗔、癡、慢、疑都給減損，把自己本性的明德開發出來。因為你的智慧，你的德能、相好都是本性具足的，你把它開啟出來，就能達到無所不為的狀態，所以“般若無知，無所不知。”你怎麼樣才能做到“無所不知”呢？必須先“無知”，如果你“有知”，那就會“有所不知”。比如說整個世界，它的知識都是一個整體，如果你“有知”的話，那你一定會“有所不知”。那你怎麼樣才做到“無所不知”呢？怎麼樣才能達到“無所不知”呢？那就是要求“無知”，“無知”起作用，才是“無所不知”。所以老子才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但是我們求道，已經看不到了，我們都是在求學問，求知識，廣學多聞，但是和我們的本性卻離得越來越遠了。這個是我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講一下，教育的主要功能和核心內容是什麼？教什麼呢？我們看習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他說：“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古人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位卑未敢忘憂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報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等，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我們都應該繼承和發揚。”所以他強調各種文史知識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領導幹部也要學習。為什麼呢？以學益智，以學修身。提升我們的智慧，提升我們的道德。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當然也要會問：為什麼古人開口幾乎很少提到國家，一開口就是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古代的讀書人，做官的人，他開口就是天下，或者是國家。那我們再想一想，現在的讀書人，現在的領導幹部，開口在講什麼呢？開口就是自私自利的，“我哪一天要升官了”，“我哪一天要提拔了”，“我的房子要開始多大了”，“我的工資要漲多少了”，為什麼古人和現在人相比，差距如此之遠呢？差距如此之遠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所受的教育不同了，我們所讀的書不同了。中國古人從小熟讀四書五經。你看《論語》上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還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說一個人，他以求道為志向，還以自己穿的不好，吃的不好為恥。這樣的人就不足跟他談論了。

《大學》上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你看開口他的胸懷就是襟懷天下，心系蒼生。所以你看他寫出的文章，那就是格局不一樣，胸懷也不一樣。那麼我們現在即使是高考狀元的作文，那也是滿紙怨尤，怨天尤人。可是我們打開《論語》開篇，孔老夫子就說，他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孔老夫子一生周遊列國，想把自己好的學說推廣開來，讓百姓受益，讓國家和諧。但是沒有人能夠認識到他的學說這麼深刻，或者有人嫉賢妒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敢任用他。但是他有沒有表現出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緒呢？他說：“不怨天，不尤人。”沒有表現出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緒。為什麼呢？因為他知道這個時節因緣不成熟。雖然自己有道德、有學問，不為人所知，不為人所用，也無可抱怨。所用中國古人有句話說：“學問深時意氣平。”所以一個人還怨天尤人的時候，我們再仔細觀察，都是在抱怨什麼呢？基本上都是抱怨自己的利益沒有得到滿足，甚至沒有最大化，那還不都是自私自利的結果嗎？那孔老夫子為什麼沒有怨天尤人呢？因為他去周遊列國，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希望把這樣好的學說推而廣之，讓天下太平。所以他沒有怨天尤人的情緒。但是他並非不作為，他是“為而不爭，利而不害”，這就是聖人的特點。他有作為，但是他不和任何人去爭，沒有競爭的意識。

所以《論語》上也說：“君子無所爭”，一個君子人沒有要跟別人競爭的地方，如果你一定要說有競爭的時候，“必也射乎”，那一定是在射箭的時候，那麼射箭的時候是怎麼樣爭的呢？“揖讓而升”，兩個人相互作揖，相互謙讓，升堂去比劍，結果出來了，“下而飲”，那個贏的人要給輸的人敬酒，表示什麼呢？“承讓承讓”。為什麼呢？因為高手之間的比賽，那個偶然因素很多，這一次，我偶然把你贏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也很謙虛。而那個輸了的人呢？他“反求諸己而已矣”，“不怨勝己者”。是我的技藝不夠精湛，和人家贏我的人沒有關系，我應該去提升自己的技藝。他也沒有生起嫉妒之心。所以，這個“禮”的安排，讓贏的人很謙虛，沒有傲慢，讓輸了的人沒有嫉妒，反而要提升自己的技藝。這個叫什麼？這個就叫“禮”，它就能夠促進和諧，它就能夠化解矛盾，化解沖突。所以中國古人他是“為而不害，利而不爭”，沒有要跟別人去競爭的，但是他並非不作為，所以我們學習傳統文化，就是要學習古聖先賢的這一種存心。

老子也說：“上善若水”，為什麼用水來比喻最高的善呢？“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你看這個水，萬物生長都離不開它，但是它總是去付出，總是去投入，從來不求回報，也沒有怨言。所以“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眾人都喜歡高高在上，受人尊敬，但是我處在很低的地方。因為它處在很低的地方，反而所有的河川都匯流於它，所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所以它才和“道”相接近，因為“道”在低處，謙卑是性德。為什麼中國人講謙虛呢？孔老夫子一生溫、良、恭、儉、讓，因為這是和我們的性德相應的。

所以教育的功能：第一，可以安身立命。用樸素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可以過一個幸福美滿的人生。我們觀察現在的社會，無論是貧富貴賤，都是身心不安。為什麼呢？窮人有窮人的苦，富人比窮人的苦還更多，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沒有學習傳統文化，“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所以古人說：“讀書明理，理得才能夠心安。”所以這個“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麼呢？顏回，你看，他“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顏回他的物質條件很艱苦，吃飯沒有飯碗，喝水沒有杯子，住在簡陋的巷子裏，別人都不堪忍受，但是他還樂在其中。那我們就要問了：顏回他樂在何處？為什麼他能做到這一點？其實他就是一個明了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

什麼是真相啊？中國人把“財、色、名、利”稱為什麼呀？稱為“身外之物”，為什麼稱為身外之物呢？因為它不可得，因為它沒有辦法控制和占有。比如說我們這個身體，我們這個身體，我想年年十八，青春永駐，我們能做得到嗎？我們想記憶力很好，過目不忘，一目十行，請問我們能做得到嗎？還是那麼愚鈍。那我們連自己的身體都沒有辦法控制，那麼對於身外的財、色、名、利又怎麼可能控制呢？那對於那些不可控制的東西，你還非要去控制，要去占有，這不是和自己為難嗎？所以顏回為什麼他能夠“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呢？因為他看破了，所以他全都把這些身外之物放下了。

我們現在都在講“自由”，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有“自由”這個詞，我們要用傳統文化的概念來理解“自由”，什麼是“自由”呢？自由不是放任，不是你隨性，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而是我們在財、色、名、利面前，如如不動，把持住自己。如果你在財面前如如不動，你在財上就是自由的，財對你就不起作用了；如果你在色上如如不動，你面對女色就自由了；如果你對名放下了，這個名對你就沒有誘惑力了。這個叫“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誰達到了呢？就是這些聖賢人達到了。所以古人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名韁利鎖，這個名聲就像韁繩，這個財利就像一個鎖鏈一樣，把我們捆得緊緊的，有什麼自由可言呀？所以你認識宇宙的人生真相就是：“一切法，無所有；畢竟空，不可得。”那你就會把這些東西全都放下了。

所以“道”是宇宙人生的真相，那麼什麼是“德”呢？《說文解字》上說“德者得也，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就是說得到宇宙人生真相的人，“德”就是“得道”，得道之人，他能夠“外得於人”，走到哪裏受到人們的擁護；“內得於己”，內在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悅，像泉水一樣湧出來，源源不斷。那麼這個就是可以告訴我們學習傳統文化有助於我們安身立命，過一個坦蕩蕩的人生。所以《論語》上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人都是助人為樂，成人之美，而且別人得罪了他，也不放在心上，心胸坦蕩，所以總是處於一種歡心喜悅的狀態。而小人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心考慮自己的利益，為了自己的利益，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想方設法地去謀算別人，這樣總是處於鬱鬱寡歡的憂戚狀態。但是遺憾的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很多人是向西方學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結果實際上都是學做小人，沒有學做君子。這是第一個功能。

教育的第二個功能就是：經世致用。就是可以幫助我們社會安定和諧，有助於構建和諧社會。那麼社會怎麼樣才能夠和諧呢？《論語》上的一段講話告訴我們，社會的發展經曆了三個階段，那就是“庶之、富之和教之”。有人說，我們現在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的特點是什麼呢？很多專家學者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實際上我們用孔子的國家發展階段理論來看的話，就很明顯。如果說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讓中國變成一個人口眾多的，有獨立主權的大國，他所做到的是“庶之”的工作；鄧小平理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他使中國變成了一個富國，他做的是“富之”的工作；那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要解決什麼問題呢？主要要解決“教之”的問題，就是如何把一個社會主義富的國家變成一個強國，一個大國，變成一個強國，而這個強國並不僅僅是富國強兵。強國強在文化，所以文化自信是最深層、最基礎、最廣泛的自信。所以堅定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強國，這個是新時代最重要的任務。

為什麼“教之”的工作如此的重要呢？《孟子》上說了一句話，它說：“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們吃飽了飯，穿暖了衣服，過上了安逸的生活，但是卻沒有良好的倫理道德的教育，這個時候人們就墮落得離禽獸不遠了。那我們現在打開各種媒體，看到很多的逆倫現象，五花八門，我們看一看，是不是已經人活得有點不像人了呢？所以孟子他說，人和禽獸的區別“幾希”，這個“幾希”就是很小一點點的意思，只不過人把這一點點的東西給保留下來了，而禽獸把它給丟掉了。這一點點的東西是什麼呢？那就是“人有禮，人有義”，他懂得用禮義來節度自己不合適的欲望和行為，所以才把人和禽獸區別開來。所以《禮記·學記》上講：“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建立一個國家，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是最重要的，特別是我們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這個教育更是不可或缺。那麼我們現在，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提出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理念，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我們汲取了傳統道德教育的智慧。因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如果僅僅重視法制監督機制的健全，而忽視了道德教育，會有什麼問題呢？至少有三個問題是不可解決的。

第一，就是難以防患於未然。古人說：“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這個倫理道德禮儀的教化，都是防患於未然，讓人根本就不去做壞事，不去作惡，但是這個法律制裁，它是等這個消極腐敗現象已經產生了，給以事後的懲罰和補救。但是腐敗分子對國家所造成的損失已經是不可挽回了。那麼這個禮“禁於將然之前”的效果，我們可以通過中醫和西醫的對比來說明。在《群書治要》中記載著：魏文侯聽說扁鵲有兩個哥哥也是醫生，於是就問他，說：“你們三個兄弟都是醫生，那麼究竟誰的醫術最高明呢？”扁鵲很誠實，他說：“我的大哥醫術最高明，因為他可以在人沒有疾病的時候，給人講養生之道，人按照他的養生之道去做，基本上不得病，但是他的名聲，出不了這個病人的一家，（只有）這個人的一家、一個家族知道他的名聲。二哥醫術其次，他是等病人有了小小的征兆，給以對治，那麼也不會得什麼大病，但是二哥的名聲出不了病人他所居住的這一條巷子，這一條街。我的醫術是最差的，但是，我名聲傳遍了整個諸侯國，什麼原因呢？這個人已經病入膏肓，我要鉗開他的血脈，給他針灸，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湯藥，最後三下五除二，把他從死亡線上拽回來了，大家一看，佩服得不得了，他說‘扁鵲醫術高明，可以妙手回春，起死複生。’所以怎麼樣呢？我的名聲就傳遍了整個國家。”那我們從這裏面體會到了，為什麼現在西醫的影響超過了中醫？為什麼西方管理方式的影響超過了中國的管理方式？因為很多人看不到防患於未然的效果，都是憑著結果來判斷事情的好壞。

第二個方面，如果我們僅僅重視了法律和監督機制的健全，而忽視了道德教育，還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民免而無恥”，人們因為懼怕做壞事被處罰，免於去做壞事，但是他沒有羞恥心，甚至他仍然想方設法地做壞事，免於法律的制裁，還以此為榮，沾沾自喜。所以孔老夫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就像我們現在很多的管理都是學西方的管理，我們設置了各種各樣的政令條款，用這個來引導人們，你服從了就獎勵你，你違背了就懲罰你。但是結果是什麼呢？人們沒有羞恥心，只是想方設法地免於法律的制裁。比如說我們在英國的時候，看到他們的ITV經常報道一個現象，就是青少年的反社會行為，這些行為沒有觸犯法律，但是已經對社會和諧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比如說青少年吸毒、酗酒、賣淫、鄰裏糾紛，還有青少年倚強淩弱的現象。這些現象已經如此的普遍，對社會安定、和諧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但是因為他們的年齡很小，還沒有達到法律制裁的標准。那麼這些問題怎麼解決呢？所以我們看，在中國古代的經典中都有這樣的描述，說“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殺死，但是能不能培育出孔子、曾子這樣高尚的德行呢？法律能夠把竊盜的人判處刑罰的處分，能不能使人培養出伯夷叔齊這樣廉潔的節操呢？孔老夫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的表率，這靠的是什麼呀？靠的是教育所成就的。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如果我們僅僅重視了法律監督機制的健全，而忽視了道德教育，還會出現老子所描述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現象。就是說我們的法令條款越來越多，如果有了這個環境問題，有人呼籲要設《環境保護法》；有了腐敗問題，有人說要設《反腐敗法》；那麼酒後駕車的多了，要有《酒後駕車條例》；現在恐怖現象又出現了，又有專家呼籲要設《反恐怖法》。你看法令越來越多，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細致，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社會因此安定和諧了嗎？違法亂紀的人，鑽法律空子的人，依然眾多。像現在西方，你不能說他的法制監督機制不健全，但是監獄卻已人滿為患，政府也以警察短缺為憂。這個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就是像《袁子正書》上所說的，它說：“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你不能制止人民作奸犯科的心，作惡的心沒有改變，僅僅是以刀鋸、刑罰制止人外在的行為，就是你每一天在外面執行判決，甚至是執行死刑，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那麼同樣的論述在《漢書》上也說，它說這個法律一出臺，奸詐的行為就產生；命令一下達，欺詐的行為就升起，就像“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治標不治本，為什麼呢？因為人的惡心沒有改變，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心沒有改變，只是從刑罰制止人外在的行為，他只是以更加隱蔽的方式，達到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所以北大有一位教授，他說：“現在我們的大學培養的是什麼呢？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你看現在我們很多選拔的幹部是什麼呀？“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的利己非常地巧妙，但是本質上仍然是自私自利的，那你說還能夠把國家治理好嗎？

那麼很多人會說：“西方也沒有像我們那麼重視道德教育呀？人家就是靠法制、監督機制、合理的制度安排，不是把國家治理的很好嗎？也沒有出現我們這麼嚴重的腐敗問題。所以我們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過來，我們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其實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我們僅僅重視了西方重視制度建設的一面，而忽視了西方的制度得以產生的曆史文化背景。從西方的曆史上看，西方的文化是一種宗教文化的傳統，也就是說它的政治制度維護了公平正義，但是“仁慈博愛、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教會來教導的。所以它的社會治理，靠的是兩手抓：一手抓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一手抓仁慈博愛的道德教育。那麼在曆史上這兩手配合的很好，所以社會還基本和諧穩定。但是在現代以來，很多人宣稱：上帝死了，宗教是迷信。但是他們的制度建設，仍然是以維護公平正義來進行制度安排的。所以他們的社會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就像剛才所說的反社會行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在西方社會也全都出現了。那麼這些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我們把西方的宗教文化背景給忽視了，只是把西方的制度搬過來，結果怎麼樣呢？出現了異體移植的弊端。比如說，我們看安利公司剛到中國來發展的時候，它有一個全球通行的無償退款制度，什麼意思呢？就是你把這個產品用光了，剩下了一個空瓶子，你對這個產品不滿意，你可以拿著空瓶子到公司去退款，公司會把所有的貨款百分之百地退還給你。這個制度在任何一個國家推行的時候，沒有發生任何問題，但是來到中國的時候，就遇到了瓶頸。因為中國人很聰明，但是聰明沒有用到正確的地方。他把這個產品用光了，他也覺得很好，但是他就好意思拿著空瓶子到公司去退款。而這樣的人還不是一個人，不是兩個人，是每一天都有排著長龍的人到公司去退款。結果怎麼樣呢？這下讓安利公司開了眼界，最後迫使它在中國改變了這一個全球通行的無償退款制度。所以為什麼有的制度在西方國家運用的很好，一到中國就變味，就走樣了呢？原因在哪兒呀？在於我們忽視了西方的宗教文化背景。長期的宗教教育所培養的誠信、公正的這種文化素質，我們給忽視了。雖然他們的宗教沒落了，但是好在他們沒有經過像文革這樣的破壞，所以這個誠信的意識，還仍然在他們的公民中普遍存在。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西方如果能治理好的話，能夠和諧安定的話，他也是靠兩手抓。

在《群書治要》有一本書叫《傅子》，說了這樣一句話，它說：“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順著好的制度，然後才能夠達到天下大治的結果。所以善制重不重要呀？好的制度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同時提醒我們，並不是說有了好的制度，就可以單獨發揮作用，達到社會大治的結果，還必須有良佐來推行好的制度，好的輔佐的人才，也就是說聖賢君子推行好的制度，這兩手都需要。所以法律是治理的開端和憑依，而聖賢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制度的人，所以兩者缺一不可。

在當代西方有一個著名的美德倫理學家叫麥金太爾，他寫了兩本書，一本書叫《追尋美德》，《AFTER VIRTUE》，另一本書叫《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那麼在這兩本書中，他都提出：現代以來的倫理學都是把規則的設計、制度的安排，放在倫理學的核心位置，但是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所以怎麼樣呢？他說：“無論道德原則有多麼具體和完美，如果人們不具備道德品格或美德，這些原則就不會起作用。”對於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那些擁有正義美德的人，才有可能發揮作用。所以告訴我們什麼呢？制度的設計很重要，正義的程序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還得有正義美德的人，來推行這些好的制度，好的程序。所以他這兩本書，在西方的倫理學界引起了很深的反響，那麼他的名氣也因此得以提升。

我們既然要教，用什麼教呀？《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這本書提出：現代以來，西方有這麼多的倫理學派，比如說，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倫理利己主義、還有羅爾斯的正義論等等，他們從不同的正義概念出發，得出了關於合理性的不同證明。所以當具體到一件事的時候，人們都是依據不同的理論來評價是非、善惡、美醜的。所以他就問，到底我們應該用誰的這種正義的理論，來評價是非、善惡、美醜呢？因為他忽視了主體美德的培養，所以他就問誰之正義？沒有主體，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你看中國古人幾千年前就認識到這個問題了。他說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統一的是非、善惡、美醜的標准，就會出現“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的情形。當社會有一個人的時候，有一種是非、善惡的標准；兩個人，兩種；三個人三種；十個人十種。那這樣不就會產生矛盾嗎？

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問題，中國古人他就把這種道德教育的常理、常法，給我們總結概括出來了。就是我們用什麼教？教什麼呢？那就是教倫理道德。我們教什麼呀？教“仁義禮智信”。我們教“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另一種說法孫中山提出來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那我們把兩種“八德”的說法，重複的去掉，我們就得出了中國傳統的核心價值觀。我們教什麼呀？我們就教這十二個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這就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那我們再想一想，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具備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品德，還有什麼問題是不可解決的呢？比如說現在的孩子，不孝敬父母，沒有感恩之心，你只要把他的孝心提起來，這些問題就不見了；現在食品安全問題很嚴重，不誠信、欺詐的問題很普遍，你只要把企業家的誠信之心提起來，這些問題也迎刃而解了；領導幹部貪汙受賄，腐敗問題很嚴重，只要他具有了廉恥之心，這些問題不也就解決了嗎？所以我們教什麼呀？我們就教這十二個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所以人是能夠教好的，因為我們有五千年道德教育的經驗，道德教育的方法，道德教育的效果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