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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選賢任能的歷史智慧》(二)

劉余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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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選賢任能的歷史智慧》(二)
2019-09-27

學員們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一起學習《中國古代選賢任能的曆史智慧》。

在《孔子家語》上有這樣一則故事,說魯國的國君向孔子來請教,我聽說向東擴展房屋是一件不吉祥的事,這件事,到底可信還是不可信呢?孔老夫子說,我聽說天下有五種不吉祥的事,而向東擴展房屋並不在其中。哪五種不吉祥的事呢?“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損人利己,給自身招致不吉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放棄了老年人不去照管,把所有的關愛放在了孩子的身上,這個孩子就成了小公主、小皇帝,這個家庭就不吉祥了。“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把賢德的人給放任了,不去任用,任用的全是不肖之徒,這是一個國家的不吉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老年人不認真去教導了,年輕人沒有虛心好學的心了,這是社會風氣的不吉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聖賢人都隱居了,那些愚鈍的人、自私自利的人把持了領導的位置,這是天下的不吉祥。孔老夫子最後還強調,他說:“我聽說天下有五種不吉祥的事,而向東擴展房屋,並不包括在其中。”在孔子所說的五種不吉祥的事之中,有兩種都是和選賢任能有關系,所以能否任用賢才,事關重大。

在2018年11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國曆史上的吏治進行了第10次集體學習,習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我國曆朝曆代都重視官吏選拔和管理,強調“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為國之本”。那麼選賢任能,到底有多重要呢?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問題,我們講一講選賢任能的重要性。第一,他是關系到君主的成敗和勞逸。在《群書治要·說苑》上這樣說:“絕江海者,托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你要想橫渡江海,必須依托於舟船;要想行遠道,必須依托於馬車;你想稱霸天下,必須依托於賢者;如果你任非其人而想取得功業,這就如同什麼呢?就如同在夏至這一天,而想夜很長。你想射魚,但是把這個箭卻指上了天,還想把魚射到。這些事對於像堯舜這樣的聖王都很難辦到,更何況是一般的人。這告訴我們,能否任賢,關系到一個君主的成敗,他要想成就霸業,必須得選賢任能。

在《晏子》上,也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齊景公問晏子,他說:“我的先君齊桓公,曾經率領兵車300輛,九合諸侯,一統天下。而現在我擁有的兵車有1000輛,可以趕上齊桓公的業績,在他之後一統天下嗎?”晏子怎麼回答呢?他說:“齊桓公率領兵車300乘,九次會合諸侯,一統天下,那是因為他左有鮑叔牙,右有管仲的輔佐。而現在您呢?左右全是倡優,不是歌伎就是小醜,諂媚的人在前,邪惡的人在後,又怎麼可能趕上齊桓公而成就霸業呢?”這說明什麼呢?說明齊桓公能夠成為五霸之首,是因為他能夠任用賢人,特別是不計前嫌,能夠任用管仲,所以這些人才使他成為霸主。能否成就,也是在於能否任賢選能。

在《說苑》上,還記載了一個故事,說: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賤,他治理單父的時候,是彈著琴,身不下廳堂,使單父得以治理。而孔老夫子的弟子巫馬期,他也去治理單父,他是披星戴月,日夜都不安寧,都是晝夜在工作,事必躬親。當然了,單父也得到了治理,巫馬期就問子賤,為什麼他能夠很安閑的,就能夠把單父治理好?子賤怎麼回答的呢?他說“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我的做法是任用賢人,而你的做法是自己出力,自己出力的人當然很辛勞,而任用賢人的人,當然很安逸。這說明任賢選能,關系到君主的成敗和勞逸。正如《屍子》上所說的:“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能夠任用賢人,他自身很安樂,名聲也隨之而來,事情少但是功績卻很大,國家能夠治理,而且他自身也能夠安逸。

第二就是關系到社會風氣的善惡。《孟子》上有一句話說:應該把有仁德之心的人選拔在領導位置上。為什麼呢?如果沒有仁德之心的人高高在上,就會把他的過惡播撒給廣大的民眾。我們看《說文解字》上對“教”這個字,怎麼解釋的呢?教就是“上所施,下所效也。”告訴我們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是身教勝於言教,所以這個上就是家長、老師和領導,他們怎麼做的,下屬、學生、孩子怎麼效法,這就是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了。像我們現在很多人都說,我這個孩子怎麼說都說不聽,我這個學生怎麼說都說不聽,這句話就很有味道了,因為我們把道德教育變成了說教,而沒有把正確的給做出來。

比如說現在的孩子,小公主、小皇帝的脾氣很厲害,自我為中心,什麼原因呢?我們想一想逢年過節的時候,一家人在一起吃飯,桌子上有孩子,有孩子的父母,也有孩子的爺爺奶奶,做父母的夾起菜,把它首先放在了誰的碗裏呢?放在了孩子的碗裏,孩子碗裏有很多的菜,爺爺奶奶看了之後,還往孫子的碗裏放。從這個小小的動作來觀察,這一家誰是核心?孩子是核心,所以小公主小皇帝自然被教出來了。所以這個教是上所施,下所效。而不是說你要孝順,而是自己把孝順的行為做出來,這個孩子才會上行下效。同樣的道理,對於治國而言,孔老夫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在位者的德行像風,一般百姓的德行像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實踐證明上行則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汙,小臣不廉,風俗必敗。所以要把仁德的人選在領導位置上至關重要,整個社會風氣也會改善。

第三,就是關系到國家的治亂安危。在《群書治要·說苑》上說:“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沒有恒常安定的國家,也沒有始終可以治理好的人民,得到賢德的人,就會安昌,失去賢德的人,就會危亡。自古至今,沒有不是這樣的。在《體論》上,給我們做了個比喻,叫“圖國不如圖舍”。什麼意思呢?他說雖然人都願意安存、厭惡危亡,都喜歡榮樂而厭惡勞辱?但是經常,得不到自己所願望的,而免不了自己所厭惡的,什麼原因呢?“誠失道也。”就是沒有用正確的道去做事。比如說,你要想建造一個高大華麗的宮室樓宇,那一定會懸重賞,尋求良工巧匠,對此,不會因為是你家族親近的人,你就讓他去做,也不會遺漏關系疏遠的能人,一定要找到合適的人才,才把這份工作交給他,這樣建造的房屋、樓室才會高大莊嚴,住起來舒服安樂。但是在求取輔佐之臣去治國的時候,卻沒有像選擇工匠那樣有公心,只任用那些諂媚奉承、關系親近的人,這就叫“圖國不如圖舍”。就是你對治理國家這麼重要的事,還不如像建造房舍那樣的重視,這是君主最大的憂患。這個是我們講的第一個問題。

我們看第二個問題:選賢任能的原則和標准。選賢任能的原則可以概括為四個字:任賢遠佞。就是任用賢德的人,遠離奸佞、奉承、諂媚、巴結的小人。用習總書記的話概括,那就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習總書記說:要嚴把德才標准,德才兼備,方堪重任。我們黨曆來強調德才兼備,並強調以德為先。為什麼要強調以德為先呢?在《孔子家語》中,做了這樣一個比喻。說這個弓,雖然是一個強弓,但是你必須把它調整好之後,才求它強勁有力,如果這個弓沒有調整好,那可能會傷到自己。馬雖然是良馬,但是你要把它馴服之後,才求它跑得快,如果這個馬還沒有被馴服,也可能就從馬背上摔下來。後邊說:“士必愨而後求智能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也。”這個“愨”就是誠實恭謹,小心的意思。說這個士,一定要先求他誠實恭謹,然後才求他多才多藝,如果一個人不誠實、沒有德行,但是卻多才多藝,就像豺狼一樣不可接近。為什麼像豺狼一樣不可接近呢?因為他會對你造成嚴重的傷害。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人把人才,分成四個等級,哪四個等級呢?“有才有德”是正品,這個人既有德行又有才能,這是我們社會所急需的,被稱為正品;“有德無才”是次品,這個人有德行,才能不夠,我們培養他一下還可以用,不至於對我們的社會國家造成嚴重的危害;“有才無德”是毒品,這個人有才能,但是德行不夠,他知道把三聚氰胺放在奶粉裏是什麼效果,最後就對我們的人體、對我的社會國家造成嚴重的危害,是毒品、甚至是危險品;最後,“無才無德”是廢品,當然這樣的人比較少。所以我們看到在3月18日,習總書記特別召開了全國思政課的老師座談會,為什麼一個總書記要主持召開思政課的教師座談會呢?就是因為學校,它承擔著培養人才的重任,但是我們培養的是人才、還是毒品,這個就是很關鍵的。如果我們僅僅重視才能、技藝的提升,忽視了德行的培養,那麼高等教育就變成了高等知識和技能的傳習所,做人的教育看不到了,那我們為社會輸送的是什麼?輸送的就是有才無德的毒品,所以才會出現諸多的社會問題。所以社會問題看似五花八門、很多,就像這個樹的枝葉花果,但是它的根在哪裏呢?根在於人心壞了,所以你要導正人心,你必須要靠道德教育。這個是我們講的選賢任能的原則。

第二,講一講選賢任能的標准。特別是德行的標准,到底什麼樣的人稱為是有德的人呢?首先就是“孝廉”之人。中國古人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這句話經常被人批評,實際上批評得沒有道理,我們想一想一個人,人生在世對他恩德最大的,無過於父母的養育之恩,但是連父母這麼大的養育之恩都不能夠記在心上,想著時時去報答,請問,還有誰的恩德值得他念念不忘、想著去報答呢?所以一個人不孝敬父母,他一生有一個重要的處事原則沒有樹立,那就是“恩義、情義、道義”的處事原則,這樣的處事原則沒有樹立,他不會什麼原則都沒有,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種以利害為取舍的處事方式,這個人對我有好處、有利益,我就對他全力以赴,一旦他從領導位置上下來了,對我沒有利益了,對不起,我就做出忘恩負義的事情來。所以一個人不孝敬父母,他就會以功利的原則為人處事、待人接物,那麼這樣的人往往會見利忘義、忘恩負義,所以古人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很有道理的。而且我們要知道,古人所講的這個孝,不僅僅是贍養父母之身,要保障父母的經濟,而且要養父母之心,養父母之志,養父母之慧。而養父母之心,除了恭敬父母之外,有一個重要的要求,就是做到“父母惟其疾之憂”,你的父母僅僅為你的疾病而擔憂,完全沒有必要為你任何其他事情而擔憂了,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孝子。

比如說一個孩子上學的時候很貪玩,交了很多不三不四的朋友,耽誤了學習,讓父母擔憂,這就是不孝;走上了工作崗位,工作不認真負責,甚至貪汙受賄、以權謀私,讓父母戰戰兢兢,不知道什麼時候鋃鐺入獄,這還是不孝。所以一個真正的孝子,為人處世、待人接物、工作學習,甚至是家庭婚姻、兒女教育,都讓父母放心,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孝子。除此之外,還要養父母之志,就是孝經上所說的“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裏邊關鍵就在“立身行道”這四個字,就是我自身修養很好,而且能夠為國家建功立業,把這個大道從我的身上弘揚開來、表現出來,讓後世的人都要向我學習、稱揚我,讓我的父母以我為榮,這樣才叫養父母之志。除此之外,還要養父母之慧,也就是父母也有做錯的時候,他做錯的時候要婉言勸諫,不能夠陷父母於不義,雖然父母做錯了,勸諫也要和顏悅色,不能夠厲生厲氣。所以你把這些全都做到了,這才是一個孝子。那麼這也說明什麼呢?一個真正的孝子,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完美的人。所以才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除了“孝”,還有“廉”。這個廉,除了不貪,還有廉政的意思。首先我們看廉潔不貪。在東漢的時候,有一個太守叫楊震,他去赴任東萊太守的路上,就路過了昌邑縣。這個縣令王密,是被楊震舉薦出來的,他聽說自己的恩人路過此地,就趁著夜色,帶了十斤的黃金要去送給楊震。楊震就拒不接受,這個王密就說,“這一件事沒有人知道,你就放心地接受了吧!”楊震怎麼說呢?楊震說:“這件事有天知,有神知,有你知,有我知,這叫四知財,怎麼說沒有人知道呢?”所以他拒不接受這“四知財”。因為他為官清廉,到年老的時候,也沒有什麼家產留給兒孫。他的同事看了就勸他,說:“你不為自己考慮一下,也要為後代子孫考慮一下,留一點家產給他們。”楊震怎麼回答的呢?楊震說:“我為我的兒孫考慮的最好的方法,那就是他們是一位廉潔官員的後代。”結果怎麼樣呢?果然,楊震他的兒子、孫子、曾孫,都有做到三公位置的人,所以曆史上稱他們家是“四世三公”。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他的這種德行,能夠庇蔭子孫,不僅僅是四世,一直到今天,在前些年,楊家的後人到了緬甸,還要重修“四知堂”,紀念他祖先的德行。而且楊震的德行,我們今天還學習,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精神,也是庇蔭了中華民族的子孫。

這個是廉潔,我們再看廉政,在《潛夫論》上有這樣一句話:“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眾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奸,而義不比黨。”說賢德之人作為臣子,不以諂媚奉承而損害君主的威德,不因苟且偷安而迎合眾人,不會聽憑私意而損害公益,不會畏懼權貴而歪曲法律。他的賢明能夠明察奸邪,他的道義使他不結黨營私,這就是廉政之人的一些特點。我們看在《後漢書》上,記載著祭遵的一個故事。祭遵曾經隨光武帝出征黃河以北,當時他任軍市令,光武帝的族中有一個年輕人犯了法,結果就被祭遵依法處死。漢武帝聽後勃然大怒,就下令將祭遵收監。這個時候,主簿陳副就來進諫,他說:“明公您常想讓軍紀嚴明,現在祭遵執法不避權貴,這個就是為了使政令得以施行啊!”光武帝他也是一位明君,隨即就赦免了祭遵,並且封他為“刺奸將軍”,並且對諸將說:“你們要小心祭遵,因為我族中有一個小兒犯了罪,尚且被他殺掉,他一定也不會對你們有所偏向。”在光武帝平定黃河以北之後,又拜祭遵為征虜將軍,光武帝非常器重祭遵,給他很高的待遇,而祭遵本人也簡約、謹慎,克己奉公,把自己的賞賜都分給士卒,家裏沒有私財。他在過世的時候,光武帝親自去吊唁,看到祭遵曾經坐過的車騎,涕泣不已,後來,每逢朝會的時候,光武帝都免不了感歎,說:“怎麼樣能夠得到憂國奉公之臣像祭征虜的呢?”也就是說,他過世了多年之後,光武帝還經常想念他,認為再也找不到像他這樣奉公守法,而且憂國憂民的臣子了。所以,明君用人,他都是用那些廉直、公正,不徇私枉法之人。

在《群書治要·孫卿子》(孫卿子也就是荀子)上面,有這樣一句話:“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他給我們講了四種情況,就是“順、諂、忠、篡”。什麼是順呢?就是你服從君主的命令,但是這個確實是有利於君主的,這個叫順;你服從君主的命令,但是實際上是不利於君主的,這個就叫諂媚奉迎;你違逆了君主的命令,但你違背也是為了利益君主,這個叫做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你既違背了君主的命令,而這個行為又不利於君主,這個叫篡,篡權。下面說:“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謂之國賊。”既不考慮君主的榮辱,也不體恤、關心國家的安危,只是一味地迎合、巴結權貴,目的是能夠結交他們,保持自己的俸祿,這樣的人叫做國賊。那我們現在說很多的官員都不作為,這個不作為的人,就是“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這樣的人被古人稱為“國賊”。這個是我們講的第一種人,就是孝廉之人。

第二種人就是要用賢德之人,這個賢德之人,特別是指那些能夠言傳身教、德才兼備,能夠德化百姓的人,能夠教育百姓。為什麼這麼重視這些人呢?在《呂氏春秋》上這樣說,他說:“忠孝”,忠臣孝子是作為君主、作為父母特別想得到的,富貴顯榮是作為臣子,作為兒女特別希望得到的。但是通常的情況是君主、父母得不到他們所想的忠臣孝子,作為臣子和兒女的也得不到他們所願望的,就是富貴顯榮。這是什麼原因呢?“此生於不知理義。”這都是因為不明理所導致的。“不知理義,生於不學。”不知理義又是什麼原因呢?就是沒有好好地學習,特別是沒有好好地學習聖賢教誨。“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也。”所以古代的聖賢、君王,沒有不尊師重道的。

在《屍子》上,對於那些能夠言傳身教、德化百姓的人的重要性,作了這樣一個比喻,他說:假設有一家人他的房子著火了,有人趕過來幫他把火撲滅,這個人一定會對這些人感恩戴德,但是那些上了年紀的、有經驗的人,很早就提醒他,說你要把這個牆的縫隙塗好,把這個煙囪做好,你這樣做了之後,終身都沒有失火的憂患,但是卻不知道感恩戴德。同樣的道理,現在一個人犯了罪,被關進了監獄,如果有人能夠進入監獄,解除他的牢獄之災,他會怎麼樣呢?他們家全家族的人,都會對這個人感恩戴德。問題是什麼呢?那些教人以“仁義慈悌”道理的人,告訴你要有仁愛之心,“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而且你要尊敬領導長輩,小心謹慎,你這樣做了之後,保證你終身不會被關進監獄,終身不會有牢獄之災。但是對這樣的人,卻不知道對他們感恩戴德。這就是社會上為什麼亂象叢生,亂象叢生的原因就是沒有人教,沒有人教的原因就是對那些能夠言傳身教、進行道德教育的人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

    所以古人,國君、帝王,他都知道這一個道理,所以對那些能夠言傳身教的、有德行的人,特別地給以尊重。你看,古代的這些禮,都體現了尊師重道的這種傳統,比如說這個孩子和父親去拜見老師的時候,父親要帶一些禮物,表示對老師的重視,這個禮物根據自己的家境可多可少,重要的是表示心意。到了那裏,先沖至聖先師孔子像行最重禮,最重禮就是三跪九叩首的禮。像我們現在變成了三鞠躬禮。這還不算,然後請老師上座,老師坐定之後,父親帶著孩子對老師行最重禮,我們想一想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個孩子心目中最尊敬的人,就是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對老師如此的敬重,那麼他對老師所講的話怎麼敢不聽從呢?老師教他什麼呢?老師教他要孝敬父母,所以老師和家長一配合,孩子很容易受教。結果現在不是這樣了,現在孩子在學校被老師說得重一點,回家就告家長,家長不懂教育,就去找校長,校長把老師說一頓,最後這個孩子有過失,老師也不敢指正了,他怎麼會不一錯再錯呢?

    再看這個皇帝,他在接見群臣的時候,都是以面南背北的君臣之禮,接見群臣的時候,都是以君臣之禮來接見,面南背北。但是他在接見老師的時候,就不能夠以君臣之禮來接見,而是以主賓之禮來接見,一個站在東面,一個站在西面。這就是提醒皇帝,雖然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但是老師他不是你的臣子,他永遠是你的老師。皇帝都能夠率先垂範、尊敬老師,全國上下也會上行下效,興起尊師重道的風氣,我們現在雖然把9月10日定成了教師節,但是為什麼整個社會沒有興起“尊師重道”的風氣呢?就是少了像古代的這些“禮”,把這個尊師重道要通過“禮”來表現。在喪禮之中,父母過世要守喪三年,要穿孝服;老師過世,雖然不用穿孝服,也要守心喪三年,就是在內心不敢忘記老師的教誨,時時記住老師的恩德。還有古代的皇帝,他特別聘請了這些“儒、釋、道”的大德作為國師,就是自己用拜師禮來禮遇他們,這些人講的全都是經典上的道理,全國上下思想高度地統一,這個人心就很容易得到治理,社會也很容易安定和諧,這個是告訴我們要尊重賢德之人。

    第三就是要尊重直諫之人。特別是古代對於忠臣,(有)一個重要的定義,什麼是忠臣呢?就是看到君主有過失,敢於犯顏直諫,這是忠臣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在《群書治要·新序》中,記載著晉平公曾經向叔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說:“國家最大的憂患是什麼?”叔向怎麼回答的呢?他說:“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大臣,這些重臣,因為重視自己的俸祿不敢犯顏直諫,君主身邊的近臣畏罪而不敢說真話,結果下情不能夠上通,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所以古代的領導者,他也是明白這一點,所以都選那些能夠直言進諫的人作為自己的臣子。

    在《韓詩外傳》上記載著,趙簡子有一個臣子叫周舍,在他的門外站了三天三夜,趙簡子就派人去問,說:“你有什麼祈求?為什麼在我的門外站了三天三夜呢?”趙簡子派人這麼一問,周舍說,他說:“我別無祈求,只想作一個犯顏直諫的臣子,跟在您的身後,每一天把你的所作所為,特別是你的過失,都一一的記錄,每一天都有記錄,每一個月看看有什麼效應。”結果趙簡子就答應了周舍的請求,從此以後,趙簡子走到哪裏,周舍跟到哪裏,確確實實非常老實地把他的過失記載下來了。

    過了一段時間,周舍就過世了,有一次趙簡子又在洪波臺和群臣飲酒,大家喝地正高興,很有興致的時候,趙簡子突然就哭了起來。這些臣子一看,就不敢再飲酒了,紛紛地離開坐席向他問,說:“我們知道自己有過失,但是我們不知道自己錯在何處?還請您明示。”趙簡子這才止住了哭聲,他說:“諸位大夫都沒有什麼過失,我不過是想到了自己的一個朋友,叫周舍,他給我說過這樣一句話:‘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掖;眾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愕愕。’一千張的羊羔皮都不如一片狐腋有價值;一千個唯唯諾諾的臣子,都不如一個敢犯顏直諫的臣子對我有幫助。你看曆史上,周武王的臣子都敢於犯顏直諫,結果周朝就興盛了,而商紂王的臣子都不敢直言進諫,結果商朝就滅亡了。自從周舍過世之後,我再也沒有聽到自己的過失了,我知道自己離滅亡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你看,趙簡子他哭泣是因為什麼呀?是因為失去了一個敢於犯顏直諫、指正他過失的臣子,所以從這個故事中也看到,古代的領導者他對自己的修身非常地嚴格,而且他也知道任用什麼樣的臣子對自己有幫助。那麼你不任用那些犯顏直諫的臣子,喜歡聽諂媚巴結的話,結果是什麼呢?那就是聽不到實情,就像齊宣王,他特別喜歡射箭,而且特別喜歡別人稱贊自己能夠拉強弓,以示自己有力量。他平常所用的弓,拉力不過三石,可是每一次拿給左右侍從看的時候,這些侍從都會來嘗試要拉開這個弓,但是只拉到一半就停止了,他們都紛紛地說:“這把弓的拉力不下九石,不是大王,誰能拉開呢?”結果宣王一直被這些臣下所欺騙,一生都認為,他所能拉開的弓是九石之弓,到了死還不知道實情,不知道他只能拉開三石的弓,這不是很可悲的事嗎?若不是正直敢諫之士,有誰不投君主所好呢?所以,亂國之君,就是能夠使國家混亂、衰亡的君主,他的病根在哪裏呢?就在於總是將自己所用的三石之弓,當成是九石,被屬下諂媚、蒙騙,還不知不覺。

所以,在《群書治要·袁子正書》上說:“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你看那些諂媚的、巴結的、奸邪的言語,都是說起來很好聽、很順耳,而且很有文飾,讓你聽著很受用。忠正之言卻恰恰相反,都說的很簡單、很直接,而且通常都是逆著你的意思,所以讓你聽起來很難受。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一定要選那些能夠犯顏直諫的臣子,因為他們沒有私心,他們犯顏直諫的目的,都是為了讓君主改正過失,不會一錯再錯。

第四就是薦賢之人,能夠舉薦賢人的人。在《孔子家語》上記載著,子貢來向孔老夫子請教,說:“您看現在的人臣,現在的臣子,有誰能夠被稱為是賢德的呢?”孔老夫子回答說:“齊國的鮑叔牙,鄭國的子皮,可以被稱為賢德的了。”子貢聽了覺得奇怪。他就問,說:“難道齊國沒有管仲,鄭國沒有子產,可以被稱為賢德的嗎?”因為在子貢看來,齊國管仲協助齊桓公成為五霸之首,鄭國子產,他使鄭國強盛起來,這樣的人,才是賢德之人。孔老夫子說:“賜。”賜,就是子貢的名,他說:“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你聽說是出力的人是賢德的呢?還是能夠舉進賢德的人稱為賢才呢?”子貢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說:“那當然是舉進賢才的人,才能被稱為賢德的了。”孔老夫子說:“對呀。我聽說鮑叔牙使管仲賢達,子皮推薦了子產,讓子產賢達,但是卻沒有聽說管仲和子產,推薦了比自己更加賢德的人才。”所以在聖人的眼中,什麼樣的人被稱為賢德的呢?那就是沒有私心,能夠舉薦賢德的人、舉薦賢才的人,才被稱為賢人。

在《屍子》上也說:“有大善者,必問孰進之;有大過者,必雲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有大善的人,這個人對國家做了大的善事、好事,建功立業,那麼一定要進一步追問,是誰舉薦了他?一個人犯了大的過失,禍國殃民,那也一定要問,是誰任用了他?對這些舉薦、任用他們的人,也要給以賞罰,並且通過這一件事,看他任用、推薦的人是賢人,還是有過失的人,來觀察他們的賢德和不肖。

在《說苑》上,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說:有一個人他是賣酒的,他的酒器很清潔,酒旗也掛得很高,但是他的酒放置得酸了也賣不出去。他就問鄰居家的人,說:“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個鄰居的人就說:“因為你家裏有一只猛狗,這個猛狗看到別人來拿著酒器買酒的時候,就迎上去撲咬人家。所以人家被嚇壞了,不敢過來買你的酒,這就是你的酒之所以被擱酸了,也賣不出去的原因。”那麼後邊說:“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這個國家也有“猛狗”,就是君主身邊做事的這些人、當權的這些人。“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龁之,此亦國之猛狗也。”說有道術的人,他想過來使這個大國的國主很開明,就是使他變得明智,但是這些當權的人就迎上去撲咬他們,中傷他們、誹謗他們、無中生有等等,這些人就是國家的“猛狗”。你看這些人不僅不能夠薦賢,舉薦賢德之人,而且還嫉賢妒能,讓那些真正有德行、有才能的人不得重用,這就是國家的“猛狗”。

第五,應該重用揚善之人。《群書治要·體論》中說,說:“君子人和小人有哪些區別呢?”區別很多,像《論語》上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等。那麼《體論》上說:“君子掩人之惡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為功。”這個君子人,他把別人的惡掩藏不說,為的是長養自己的善良、厚道;而小人毀謗別人的善事,人家本來是做善事,被他一說,這個善事變成了惡事,自以為功,生怕人家作的善影響超過了他,名聲超過了他,所以對善人作善也是盡情地毀謗。

在《格言別錄》中這樣說,它說:“德盛者和德薄者有什麼區別?”你觀察人要會觀察,看這個人有沒有德行?德行高,還是德行淺薄?要觀察他的言語。德行很高的人,心平氣和,見到每一個人都有可取之處,值得我學習的地方,所以他口裏所認可的人、肯定的人,就有很多很多;相反,德行淺薄的人,心地刻薄傲慢,見到每一個人都有可憎惡的地方、可挑剔的地方、不如我的地方,所以他眼睛中所鄙視的人、瞧不起的人,就有很多很多。古人說“言為心聲”,通過觀察這個人,批評的人多、還是贊歎的人多,就可以看出他的心地是刻薄、還是厚道了。這個是我們所講的,看人有沒有德行,怎麼看,哪些標准。

當然古人選人並不是說他有德就夠了,有德是前提。在《群書治要·禮記》中,告訴我們要把一個人從平民中選官的時候,它是有一些具體的過程的,有一定的程序。它說:“凡官民材,必先論之。”你要把這個庶民選拔為官員,首先你要考評他的德行、道術、才藝,看看他有什麼德行和專長。“論辨,然後使之。”確定他有一定的德行和道義了,然後才決定要任用他。“任事,然後爵之。”任用他就要讓他承擔一定的事務,讓他去辦事,他能夠把這個事辦成,才給他以官位、授予他爵位。“位定,然後祿之。”他的官位,這個品次到底是幾品?要給他確定,確定之後就要給他相應的俸祿。“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在給人授予爵位的時候,一定是在朝堂之上,與士人共同見證,這也是為了小心、謹慎地做這件事,公開、公正、透明。所以古人他選官確實是非常地謹慎,這個是我們講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也就是最後一個問題。我們講一講選賢任能的制度體系,就說怎麼樣把人培養成好人,把這個好人選拔在領導的位置上,它有什麼制度保證。那麼中國古人是從培養、選拔、任用、激勵等等各種方面,來完善選賢任能的制度。

首先我們看一看教育制度。你要想有賢德之人,必須首先把人教育成賢德之人,我們看這個教育制度。在《漢書》上記載,說:“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說古代這些聖王,沒有不把教化作為是首要的任務,在國都設有“大學”,在鄉鎮設有“庠序”,這個“庠序”就是鄉間的學校。那麼這些學校教什麼內容呢?都是“仁義禮智”這些道德教化。那麼興起這些道德教化結果是什麼呢?“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結果就是他的刑罰很輕,但是人民都不敢作奸犯科,不敢觸犯法律,這都是因為教化盛行,而社會風氣很淳厚的原因。這個就是古代的教育,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非常重視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那麼教育的內容是什麼呢?教育的內容就是有倫理道德、還有因果的教育。倫理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是人之為人的根本。古人說:“人無倫外之人”,沒有在這五種倫常之外所生活的人。所以既然是人,就生活在這五倫常道之中,需要把這五倫常道處理好。道德就是我們所說的“五常八德”,“五常”就是“仁、義、禮、智、信”。“八德”有兩種說法,一種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另一種是孫中山先生提出來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們把兩種“八德”重複的去掉,就留下了十二個字,那就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這就是我們中國古人所講的道德的德目,用什麼道德規範來引導人呢?就是用這十二個字來引導人。除此之外,像《四書五經》,上面也有很多關於因果的教育。比如說《大學》上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告訴我們德行是根本,財富、名聲、地位是枝葉花果。學習植物的人都知道,枝葉花果能夠延伸到哪裏,下邊的根也要能夠延伸到哪裏,這就叫“厚德載物”。

《易經》,現在很多人都很喜歡學習,但是學習《易經》也沒有抓住根本。都是喜歡找一個人給我算一卦,看看我這件事可不可以做,我這個生意合作夥伴可不可以來共事,這些都是枝末。《易經》上有兩句話非常的重要,第一句話就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另一句話就是:“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所以學習經典,它可以讓我們根據經典的道理來觀察世間的一些人、事、物。比如說有一個省部級以上的官員突然鋃鐺入獄了,很多人都議論紛紛,說:“這是什麼原因呀?什麼原因呀?”有的人還說:“他站錯隊了吧。”這些話並不在經典之中,經典之中說:“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如果沒到惡貫滿盈的程度,不足以讓他身敗名裂,那都是自作自受,自取滅亡。我們讀《群書治要》,像上面有《史記》、有《春秋》、有《尚書》等等,我們看這些史書中有很多聖賢人,他們看一個人目前的所作所為,就能夠推斷出以後的結局,結果這些人的結局,和他們推斷得一模一樣,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人都熟讀聖賢經典,對於經典中所講的恒常不變的道理,體會得很深刻,把握得很透徹。比如說《尚書》上說,你看一個人,如果對內興起了迷戀女色之風,叫“內作色荒”,這個“荒”就是太過分的意思,荒淫無度;“外作禽荒”,對外還喜歡打獵,古代的遊戲不像現在,五花八門,主要就是狩獵,而且也是沒有節制,就像老子所說的“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此外,還喜歡怎麼樣呢?喜歡飲酒;沉溺於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牆上還雕刻著花紋。以上描寫的六種情況,只要有一種出現在你的生活中,那就沒有不滅亡的。你看古人用詞都很謹慎,但是他在說到這些狀況的時候,說得非常肯定。前面說“必有餘慶”、“必有餘秧”,這裏說“未或弗亡”,沒有不滅亡的,那都是說一定會滅亡的。現在的領導幹部這六種情況全都做了,那還有不滅亡的道理嗎?所以你不用去找算命先生給你推一卦,找風水先生給你看一看,你看一看自己的所作所為,你就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裏。這個是教育制度。

第二,我們看一看考試制度。我們從隋唐以後,實行了“科舉取士”制度,就是像我們現在的公務員考試一樣,你要想當國家幹部公務員,必須首先經過公務員考試,但是考試的內容是什麼呢?我們看一看,唐朝的“明經科”考“九經”,這“九經”都包括哪些內容呢?就是《易經》、《書經》、《詩經》;還有“三禮”,就是《周禮》、《儀禮》和《禮記》;還有“三傳”,《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這都是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像《大學》上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那麼修身前邊還有四個步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然後才是修身。所以一個讀書人他要去參加科舉考試,他把這些經典都要爛熟於胸,從小要學習,潛移默化的也受到這些修身思想的影響。當然也有一些讀書人,他並沒有按照這個思想去做,那就是知行沒有合一。就像我們現在孩子也學經典,但是學了經典,學的經典和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兩碼事,這就是把文化變成了知識。

所以我們說現在有很多“有知識沒有文化”的人,怎麼理解呢?很多的孩子把《弟子規》倒背如流,“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考試也能夠默寫,得一百分,但是他父母叫他名字的時候,說:“小明啊”,他都怎麼回答的呢?是聽如未聽、聞如未聞,好像沒有那一回事兒,大不了漫不經心地說一句:“幹嘛了?你沒看我忙著的嗎?”還是紋絲沒動。這就叫“有知識沒有文化”,就是你學了,但是沒有做到,所以,王陽明先生特別強調知行合一。習總書記也提醒領導幹部,要學一學王陽明的心學。王陽明的心學主要講了兩個內容,第一就是要“致良知”,人人都有良知、良能,所以道德教育就是把人的良知、良心給開發出來,彰顯出來。第二就是知行合一,如果這個東西你知道了,但是沒有做到,這個不叫真知。比如說我們知道金子比石頭更貴重,我們一定會拿這個金子,但是我們現在還去拿這個石頭,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並不真正知道金子比石頭更加貴重。那麼知行合一的理論,就是告訴我們要把知道的落實、力行在生活之中,這個才叫真知。所以我們一般人說“知易行難”,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是“知難行易”,如果你真正知道了金子貴重,一定去拿這個金子。這個是我們講的科舉制度。

第三,我們講一講選舉制度,古代的選人、用人,它都有一個前提,這個前提特別的重要,什麼前提呢?在《群書治要·傅子》中說:“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這個爵位,領導的位置,沒有德行的人就不授予給他;俸祿,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工資、獎金,沒有功勞的人,就不給予他。這說明中國古代的制度,都是非常符合人情的。人情是什麼呢?人情就是《論語》上孔老夫子所說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試想,哪個人不希望得到富貴呢?都希望受人尊敬,都希望有錢,是人之所欲也。所以怎麼樣呢?為了避免人們唯利是圖,就設定了這樣一個選官,還有授予俸祿的前提,那就是你沒有德行,就不能當官,你對國家沒有功勞,就不給你俸祿。這樣一來,大家都會去追求德行,追求對國家的建功立業,而不僅僅唯利是圖,而不僅僅追求財富而不擇手段。

具體的做法就是把天下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三公;把國家中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九卿;把一縣之中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二十七大夫;把一鄉之中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八十一元士。各以其才能大小,給以不同的官位,使他們各“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也就是說這個道德教化,是由天子達至百姓,以權重之人制約位輕之人,上面所倡導的,民眾就會隨聲應和,上面有所行動,民眾自然會跟隨。這樣的結果,就是“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四海之內同歸一心,背棄貪鄙,而心向道義,以這樣的辦法來教化民眾,就像風吹草動一樣,這個草木沒有不隨風而倒伏的。這個就是孔老夫子所說的:“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在漢代的時候,實行了“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就是這個地方官,負責把這個地方具有孝廉品質的孩子舉薦出來,由國家培養,作為官吏的候補。那麼“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一實行,結果是什麼樣的呢?《漢書》上記載,說:“郡舉孝廉,名臣輩出,文武並興。”“舉孝廉”的制度使名臣層出不窮,文臣武將同時都出現,說明這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這個人有私心,他把給他送禮的人舉薦出來了,把和自己關系親近的人舉薦出來了,怎麼辦呢?那麼還有一個制度加以保證,那就是“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就是你能夠為國家舉薦德才兼備的人才,受到國家最高的獎賞,如果你手下有人才,都被你埋沒了,這樣的人一旦被發現,受到國家最高的懲罰,那麼這樣的話,這些地方官也願意把德才兼備的人舉薦出來。在《群書治要》中也這樣記載,說:“為人臣者進賢,是自為置上也,自為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為也。進不肖者,是自為置下也,自為置下而無罪,是故為之也。”說臣子為君主舉薦賢才,德才兼備的人,那就意味著將自己置於被冷落的危險之中,君主如果不賞賜他,他就不會這樣做;相反,臣子為君主舉薦無德之人,便意味著自己的地位不會受到威脅,如果君主不怪罪,所以就會常常這樣做。你看,古代的這個制度,它想得很周密。在《屍子》中,就講到:“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為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也就是說,君主應該厚厚地賞賜推薦賢臣的人,嚴懲推薦不肖之徒的人,把賢與不肖都不敢舉薦的人視為無能之輩,這樣,賢才才會源源不斷地出現,國家才會日益昌盛。為什麼會日益昌盛呢?因為能夠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這個賢德的人,在這個位置上,有能力的人擔任一定的職務,這樣的話,國家才會昌盛。

我們看現在我們選用人才都是向西方學習,采取的是競爭上崗的方式,我們看一看競爭上崗能夠選出一等的賢才嗎?在《晏子》上,把人才分了三個等級,它說:“最上等的人才是很難出來做官,但是很容易就退出的,很容易就退位的;次一等的人才,是很容易出來做官,也很容易退位的;最下一等的人才是什麼樣的人才呢?特別容易出來做官,但是很難被罷退,這樣的人是第三等的、最末一等的人才。”我們想一想我們實行競爭上崗的方式,選出的是哪一類的人才呢?他很容易出來做官,大多都是有一定的私心,所以只能把第二等和第三等的人才選出來,最高一等的人才往往被遺漏了,就像諸葛亮這樣的,你要“三顧茅廬”,人家才出來幫助你,你還讓人家出來競爭,那有可能嗎?

   如何才能得到一等的賢才呢?那就要以禮敬人,所以中國古人還有一個“禮聘賢者”的制度,像在《禮記·月令》篇中記載,在季春之月,在春天的第三個月要做什麼事呢?就是要“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禮賢者。”要打開府庫,把那些金銀珠寶,還有絲織品等等的禮物都拿出來,拿出來幹嘛呀?去禮聘賢者,禮聘名士。這個名士,就是有德行、有才藝,但是隱居不出來做官的人,你要去禮請人家出來幫助你。賢者相對於名士,就差了一點,就是不用給他禮物,但是你要去禮敬人家。這說明什麼呢?說明要得到一等的人才,你必須要用以禮敬之,所以《群書治要·孫卿子》說:“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嫚賢者亡。古今一也。”能尊敬聖者的人,能夠稱王天下,能夠做世界的表率、榜樣;貴賢者霸,能夠以賢者為尊貴的人、尊重的人,這樣的人可以稱霸天下,就是把人才都很重視,都籠絡在自己的身邊;敬賢者存,禮敬賢者的人能夠生存,不被滅亡;嫚賢者亡,對賢者怠慢的人,那一定是會衰亡的;從古至今,無一不是如此。

你看在《說苑》上記載,說: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在周公攝政七年之間,布衣百姓,他拿著禮物,以拜師之禮去求見的有十個人,以朋友之禮所去拜見的有十二個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就是雖然他是很貧窮的讀書人,或者是沒有地位、沒有財富的人,但是他可以優先見到周公的有四十九個。“進善者百人”,他舉進的善人有上百人之多,“教士者千人”,他所教導的讀書人有上千人之眾,“官朝者萬人”,就是像那些來朝拜的人,給他們授官的有上萬之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如果在當時的時候,周公又驕慢、又吝嗇,那麼天下的賢士恐怕來的就很少了。後邊兩句話也很重要,“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屍祿者也。屍祿之臣,不能存君也。”假使有來的人,也是那些貪婪的、屍位素餐之人,這樣的人不能夠讓君主興盛發達。周公禮敬賢者還表現在,他被成王封在了魯,成王就派他的兒子伯禽,派周公的兒子伯禽就封於魯。在他臨行之前,周公就教戒他的兒子伯禽,他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當今成王的叔父,我這個位置在天下人來看也是不低賤的了。但是我還仍然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什麼意思呢?古人這個頭發都很長,他在洗頭發的時候有賢者來求見,他不能讓賢者在那兒等著,他在那慢悠悠地洗頭發,他一定要把這個頭發挽起來,趕快就出來接見這個賢者。而在一次洗頭發之中會三番五次的,這樣把頭發挽起來接見賢者,同樣的吃一頓飯的功夫,正在吃著飯有人來求見,他也把這個飯吐出來,像有的骨頭要吐出來,放在旁邊,起身去接見賢者。這樣做還恐怕失去天下的賢人,所以你到了魯國一定要謹慎,不要因為自己是國君的原因,就驕慢士人。

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古代的這些明君,他之所以能夠建功立業,都是能夠尊敬賢者,比如說我們都知道齊桓公,他能夠成為春秋五霸之首,他為什麼能夠成為春秋五霸呢?他剛開始任用管仲的時候,管仲就對他說:“賤不能臨貴。”意思說身份低賤的人,管理不好那些身份高貴的人,桓公聽後,就把它拜為上卿。但是國家還是沒有治理好,桓公又問他什麼原因呢?管仲說:“貧不能使富。”說貧窮的人不能差使富裕的人,齊桓公就把齊國市場上一年的稅收都賜給了管仲。但是國家還是沒有治理好,桓公又問他什麼原因?管仲回答說:“疏不能制親。”關系疏遠的人管制不了那些和君主關系親密的人,桓公聽了之後就拜他為仲父,尊敬他像尊敬父親一樣。於是“齊國大安”,齊國因此非常的安定,齊桓公也因此稱霸天下。孔子聽了這件事這樣評論,說:“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雖然管仲很賢德,但是如果得不到這三種權力,他也不能夠使他的君主稱霸天下。說明什麼呢?說明你要任賢,你要信任他,給他尊貴的地位,還有讓他很富裕,還要像親人一樣尊重他。

   在《群書治要》上,記載著很多類似的故事,比如說趙簡子,他的車要爬一條又狹長、又彎曲的小路,群臣都光著膀子幫他推車,只有一個人叫虎會的,他扛著戟唱著歌,也不去幫忙。趙簡子看了就非常不高興了,他就說了,群臣都過來幫助推車,而你虎會卻扛著戟、唱著歌兒,也不來幫忙,身為臣子的卻輕慢君主,該當何罪呀?虎會這樣回答,說:“作為人臣卻輕慢他的君主,他的罪過是死而又死。”趙簡子就問了,說:“什麼叫死而又死呢”虎會說:“這個罪臣自己被判處死刑,他的妻子兒女也受牽連、也受死刑,這個就叫死而又死。”接著他又說了,說:“君主您已經聽到了臣子輕慢君主的下場了,那你也應該聽一聽做人君的,如果輕慢臣子,是什麼結果嗎?”趙簡子說:“那到底是什麼結果呢?”虎會說:“做君主的如果輕慢他的臣子,有智慧的人就不會為他出謀劃策,能言善辯的人就不會為他出使他國,善於作戰的人也不會為他去作戰。有智慧的人不為他出謀劃策,國家就危險了,能言善辯的人不為他出使他國,那就不能和別的國家交好,勇敢的人不為他去作戰,邊境就會受到侵犯。”趙簡子一聽,這個國君輕慢臣子,這後果嚴重啊!不堪設想,他覺得很有道理,說:“善。”你講得很好,不僅沒有怪罪虎會,還拜虎會為上客。所以這些君主、這些領導者,能夠建功立業、能夠稱霸,也都不是偶然的,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尊敬賢者。

所以《屍子》上這樣說:“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眾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對士人禮遇,便能夠獲得賢才,對敵人禮敬,便可以化敵為友,對眾人禮敬,就能夠獲得眾人的贊譽。縱觀曆史,還有古代聖王的治國經驗,如果不依靠賢才,沒有哪個君主可以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而且,君主如果沒有按照“道”來求取賢才的話,賢才也不會被招致。這段話說明,禮敬賢者的態度很重要,如果一個領導者對賢德之人禮敬有嘉,就能夠得到賢者真誠的幫助,進而成就事業。

我們現在除了競爭上崗選用人才之外,還有一種選聘人才的方法,那就是民主選舉,特別是西方,通過投票,一人一票,進行民主選舉。為什麼中國古人沒有采取這種方法呢?是因為中國古人其實很早就看到了這種選舉的弊端,比如說《論語》上,孔老夫子就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很多人都厭惡這個人,你要去考察為什麼他被人厭惡,可能這一個人廉潔有守、潔身自好,不願意和眾人同流合汙,所以被人厭惡;那麼另一個人被眾人所喜好,都說他好,你也要去認真考察,他為什麼被眾人說好,因為他當了官兒,這些人都得到提升、都有利益所在,他們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所以才稱他好。

在《史記》上就記載著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給我們很大的啟發。什麼啟發呢?我們先看這個故事,說:齊威王即位九年之間,很多諸侯國都來一起攻伐他,國人也沒有得到治理。這個齊威王怎麼做的呢?他把即墨的地方官給召來了,對他說:“自從你到了即墨之後,毀謗你的言語每一天都能聽到。但是我派人去視察了即墨,發現田野開辟得很好,百姓家給人足,官府沒有積壓的事物,東方因此得以安寧。這是你不知道用錢財賄賂我的左右,來求取贊譽的原因。”所以封給他萬家的戶邑,對他給以豐厚的賞賜。又把阿地的大夫,阿地的地方官給召來了,對他說:“自從你去守阿地之後,每一天我都聽到贊歎你的聲音。但是我派人視察了阿地,發現田野沒有開辟,人民貧苦。從前趙攻打甄城的時候,你不能夠出兵救援,衛國奪取了薛陵,你連知道都不知道。是你用厚幣(就是用這些厚重的禮物)來賄賂我的左右,求得贊譽的原因。”所以當天他就把這個阿地的地方官給烹殺了,並且還怎麼樣呢?把那些曾經贊歎阿大夫的這些左右官員,都給一同烹殺了。齊威王就是落實了我們剛才所講的,有大過者必問誰進之,就有大的罪過的人,一定要問一下是誰推薦他、任用他的,那麼贊歎他,但是不是實情,這樣的人也一並給以重懲、重罰。後來齊國人人都很震驚、恐懼,不敢文過飾非,做事務盡忠誠,齊國大治。諸侯國聽了之後,沒有再敢對齊發兵的了。

這個故事說明什麼呢?說明很多人毀謗一個人,未必這個人真的不行,恰恰相反,可能這個人做得很好,這些人都嫉妒他,怕他對自己的升官發財造成影響,所以才毀謗人家。一個人雖然得到眾人的贊歎,你也要去考察他是不是有實績,有真實的政績,值得人贊歎,還是這些人都是同黨?他們結黨營私,所以才贊歎他。所以《六韜》上有一句話,對於現在的這種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好的批評。這句話是這樣說的:“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如果君主是以世俗大眾所贊歎的人,稱為是賢德的、有智慧的人,以社會大眾所毀謗的人,認為是不賢德的人,那麼結果就是有很多黨羽的人被舉薦,而不願意結黨營私的人,就會被罷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那麼邪曲不正的臣子結黨營私,把真正賢德的人給埋沒了、蒙蔽了。忠臣,像嶽飛那樣,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了。“邪臣以虛譽取爵位”,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虛有的聲譽,獲得了高高的領導位置。“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這樣,這個世間的亂象會越來越嚴重,這個國家也免不了危亡。這都是告訴我們民主選舉,他也要以民眾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為前提,如果這個民眾投票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結黨營私的,那麼民主選舉的結果是適得其反。

所以西方的民主選舉其實有很多的弊端。首先,他就是以言取人,選民都是根據候選者他的演說來評定他是不是賢德,所以避免不了以言取人的傾向。第二就是結黨營私。第三就是遺漏人才。特別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最上等的人才,像諸葛亮這樣的人才,他才不好意思去抨擊別人、贊歎自己,說別人怎麼怎麼不行,我怎麼怎麼行,有德行的人是說不出這樣的話的。最後就是引發對立,你看西方的兩黨制、多黨制的選舉都是自贊毀他,贊歎自己,誹謗對方、誹謗他人,這樣的話,就免不了互相對立。那麼上行而下效,上面的人都這樣做,下面的人怎麼可能和諧呢?古人說“家和萬事興”,家庭和睦,萬事才能夠興盛,互相對立、互相毀謗,那是不可能興盛的。當然還有其他的弊端,比如說浪費人才,一黨執政的時候,這一黨精英可以參政、議政、任高官,那麼另一黨的很多人才就被擱置了、閑置了。這是我們講的第三個選舉制度。

第四點,我們講一講激勵制度。激勵制度,第一就是官人無私,也就是說我們在給人授官的時候、選官的時候,就要公正無私。就像習總書記所提出的:“要堅持公正用人,用人以公,方得賢才。”《群書治要·昌言》上,有這樣一句話,說:“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恤政事,屢省功臣。賞賜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作為君王的人,要官人無私,給人授官的時候沒有私心,要公正。“唯賢是親”,只親近賢德之人。“勤恤政事,屢省功臣。”要勤奮地處理政事,多次去探望有功之臣,賞賜給有功勞的人,刑罰歸於有罪惡的人,就是賞罰公平,賞罰鮮明,這樣的結果就是“政平民安,各得其所。”所以官人無私,才能夠得到賢人。第二就是要尊賢去不肖,把人選用來了,你還要尊敬賢者,還要罷退不賢德的人。就像《典語》上所說的:“敬一賢則眾賢悅,誅一惡則眾惡懼。”古人對於那些好的臣子,在他生病期間,要探望無數次,到他過世的時候,要親自出席他的大殮、小殮這樣的儀式。在他過世期間,要減少美食,不能夠奏樂,這都是出於一片誠心。因為一個忠誠的臣子對自己有貢獻,勞心勞力的臣子過世了,那麼君主他的這種悲痛之情溢於言表,自然而然地就表現出來。這個“禮”是把這些自然之情給它規定下來。

激勵制度,就是告訴我們要尊敬賢德之人,罷退不賢德的人,但是《傅子》上也說:“正道之不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有人就問了,說:“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既然人人都知道這些邪佞的、邪曲不正的人是不可任用的,任用了他們就會使國家混亂,那為什麼奸佞的人、邪曲不正的人,卻不能夠止息呢?這個傅子怎麼回答,傅子說:“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他說這個佞人之所以被重用,因為他有一個特點,他特別會善於觀察,而且是培養人的私欲,所以有很多私欲的人就會歡喜他們。只有聖人沒有私欲,而賢者能夠去除自己的私欲。“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他說:你看到人有私欲,能夠以正道規勸他、矯正他的,這是正人君子;而違反正道,順從人的私欲的,這是奸佞之人。自己察問自己的內心,就知道邪正之分了。這就是告訴我們,雖然奸佞之人可以禍國殃民,但是卻常常被君主重用所喜愛,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君主他也有私欲,而這些奸佞之人,善於觀察並滿足君主的私欲。

在《六韜》上也講到,這個賢者不被重用的七種情況。第一種情況,“主弱親強,賢者不用。”君主的力量比較弱,而他的親戚勢力很強大,這種情況下賢者不被重用。第二是“君主不夠明智,正直的人少,邪曲不正的人多。”這時候賢者就不被重用。第三就是“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賊臣,對國家有賊害的人在外,奸佞之臣在內毀謗,那麼賢者就不被重用。第四就是“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這法令、法律都對那些宗族之人有袒護,這樣的話賢者就不被重用。“以欺為忠,賢者不用。”把欺騙自己的人,稱為是忠正之人,賢者就不被重用。“忠諫者死,賢者不用。”為了君主盡忠而犯顏直諫的人被處死,這個賢者就不被重用。第七就是“貨財上流,賢者不用。”這個財貨都向上流到統治者那兒去了,這個時候賢者也不被重用。說明什麼呢?說明上面的人都有私心、都貪財好利,所以“夫上好貨,群臣好得,而賢者逃伏,其亂至矣。”《六韜》上說:君主,在上的領導者都喜好財貨,群臣也都是貪得無厭,賢德的人就會隱居了、逃逸了,這個國家的混亂就來到了。

激勵機制的第三點,就是高薪養廉。現在我們很多人都在探討,應不應該采取高薪養廉呀?實際上古人對這個問題早有討論,比如說在《墨子》上說,它說:“如果你想讓國家善於騎射、駕車的人越來越多,你會怎麼做呢?你當然讓他們富裕起來,給他們很好的地位、尊敬他們,讓他們獲得好的聲譽,這樣,國家善於騎射、駕車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對於這些人尚應如此,更何況是對那些德行深厚,能夠明辨是非善惡、精通治國策略的賢良之士呢?他們都是國家的珍寶、社稷的棟梁,所以你要想得到這些賢才,就要使他們富裕起來,重視並尊敬他們,讓他們得到良好的聲譽,這樣,國家的賢德之士才會越來越多。所以古代的聖王治國都奉行這樣一句話:“不讓不義的人富裕,不讓不義的人尊貴,不親愛不義之人,不接近不義之人。”

《傅子》上也說,它說:凡是想使國家得到治理的人,沒有不想讓他的官吏都是廉潔清正的,但是不知道怎麼樣讓官員清廉,而一味的求其清廉,這就像攪混了水源而希望這個水流很清潔一樣的道理。在《崔寔政論》上對這個狀況作了一個很好的比喻,它說:對於俸祿不足的官員而言,希求他們奉公執法,就像渴馬守水、惡犬護肉一樣。你看,這個馬已經很渴了,你還讓他守護水源,這個狗已經餓的不行了,你卻讓它守護肥肉,要想讓他們不越雷池,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就像我們現在的官員,一提筆簽一個字、批一個項目,都是幾千萬上億等等,但是自己每一個月的工資只有一萬、兩萬,你說他的心裏能平衡嗎?雖然世間存在著清廉、有傲骨的人,但萬中難覓其一,僅憑道德修養的約束,不能使所有的官員都做到潔身自好,領導者必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明智的領導者必須給屬下足夠的俸祿,解決他們後顧之憂,這樣,他們既不用擔心養家糊口,又不需要鋌而走險觸犯國制。比如說晏子作宰相的時候,他的俸祿可以養活五百家的人口,古代的時候都是大家族,一個人的俸祿可以養活五百家,說明什麼呢?他不必為了錢財去違法亂紀,而且假如他以權謀私,他丟了官兒,也會喪失這些俸祿,是得不償失、代價很大,所以他也會很謹慎。

所以高薪養廉是很必要的,但是高薪養廉也是有前提的。在《袁子正書》上說:“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眾,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奸宄息矣。”說明智的君主,設置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稱,這樣才不會讓人浮於事,人和事相稱,就會使官吏少而人民多,人民多了,從事農業的人就多了,創造的物質財富也就豐厚了;另一方面,官吏的數目少了,所需要的供養也就少了,即使提高他們的薪俸,但是整體所需要的薪俸還是相對減少的。假如官吏的薪俸都很優厚,他們可以奉養自己和家人,那也就沒有必要有求於人民、與民爭利益了,如果對人民沒有所求,不與民爭利,作奸犯科的行為也就會停止了。這說明什麼呢?在古人看來,高薪養廉是很必要的,但是要達到高薪養廉的目的也必須要有兩個前提。第一個前提,就是要精簡官員的數量,既能夠完成事,又沒有多餘的人,使人能當於事,事能竟其功;第二,就是要節制官員不合理的欲望,止息他的逐利之心。如果你薪俸越來越多,但是官員的欲望一打開也是沒有止境的,這不僅不能夠滿足他的欲望,反而讓他越多越想貪。所以《傅子》上說:“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你要想治理好人民,但又不精簡職事,就會導致事務繁多而職能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利,厚其祿也,則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知道精簡官職,但又不知道節制官員的逐利之心,在這種情況下還增加官員的俸祿,官員欲望很多,百姓竭盡全力也無法供養做官之人。所以要實現高薪養廉,既要精簡職位、精簡官員,還要使官員知節其利,就是要懂得節制自己不合理的欲望,否則會為國家和人民帶來沉重的負擔。

那麼,是不是高薪就一定可以聘請到賢才呢?這個並不是一定的,在《群書治要·三略》中說:“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有守節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臣,必視其所以為人者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守節之士,修其道。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就像文天祥這樣的有清白之志的人,就不可以只是以官位和俸祿來獲得,對於這樣的人,領導者自己要修其禮、修其道,自己是一個有德行的人,這樣才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曆史上,舜任用了五個人,把天下治理得很好,結果堯就問他是怎麼做的?舜只回答了兩個字,哪兩個字呢?“事天”,就是按照天道來治理,什麼意思呢?他說:“你看,同樣在平地上注水,水自自然然就會流向潮濕、低窪的地方。同樣的,你想把這些柴火點燃,那個幹燥的必然先點燃,這個就叫感召。”所以“堯為善而眾美至焉,桀為非而眾惡至焉。”堯他自己有德行,所以那些善良的臣子、德才兼備的人,就被他所感召,桀為非作歹,所以他所感召的臣子都是惡人,這個就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你要感召德才兼備的人,必須自己是一個有德行、有才能的人,這個是我們講的激勵制度。

最後,第五點就是培訓制度,就像我們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也都起到了培訓官員的作用。古人講“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建立一個國家、領導一國的百姓,什麼是最重要的呢?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為教育應該起到“長善救失”的作用,也就是使人的善良不斷地增長,過失得以挽救。也就是說他在入黨校之前和出黨校的時候,他的德行是不一樣的,他的善良是增長了的,他的過失是得以挽救的,這樣的培訓才起到應有的效果。所以習總書記在3月1日特別來出席中青班的開班儀式,並且做了重要講話,為什麼呢?就是看到黨校(行政學院)所起到的培訓官員的重要職責,應該使黨校的培訓起到“長善救失”的作用。

怎麼樣能夠起到長善救失的作用,起到教學為先的作用呢?那就是要把這些經典,特別是在唐太宗的時候,他派魏征等大臣,把唐朝以前“經、史、子”之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都概括出來,編了一本書叫《群書治要》。這一本書,習仲勳先生在2001年的時候給它提字:“古鏡今鑒”,意思是說:古代的這些治國理政的思想觀念,對於我們今天治國,仍然起到很好的借鑒作用。我們也有一個《群書治要》學習網,專門把《群書治要》裏邊的經典講解出來,希望對官員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所幫助。所以《管子》上就說:“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得人之道最重要的是要讓他受到利益、得到利益,而讓他得到利益的,沒有比教導他、提升他更重要的了。所以習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這樣強調,他說:“各種文史知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領導幹部也要學習。”為什麼要學習呢?有兩個目的,就是以學益智、以學修身。這說明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於提高領導幹部的道德修養,長善救失具有重要的作用,這個也是我們要重視、加強的方面。

我們今天的課就講到這裏,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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