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它的目的其實就是為了實現“善治”，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中國之治”，我們看看從傳統文化的經驗、角度怎麼樣來實現“善治”呢？

我們首先看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之治”的境界和實現條件。既然中國之治顯然它是和西方相對的，那麼“中國之治”的境界是什麼呢？簡單地說，用三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它能夠達到“不忍欺”的境界。早在《史記》上就記載著，曆史上曾經出現三種不同層次的治理境界。

首先就是西門豹在治鄴縣的時候，他把法律設計得很嚴苛，只要老百姓犯罪就給以嚴懲，結果老百姓被嚇得戰戰兢兢，沒有人敢欺騙他；鄭國的子產，他在治理鄭國的時候，他把法律監督機制設立得很嚴密、很合理，結果老百姓想欺騙他也辦不到，他達到的是“不能欺”的境界；但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賤在治理單父的時候，他起到了“君、親、師”的作用，而且把“仁義、忠恕”的理念運用到管理之中，最後他達到的是“不忍欺”的境界，那就是老百姓不忍心欺騙他。

孔子有一個弟子叫巫馬期，他很想了解子賤治理單父到底有多好，於是他就趁著夜色跑到單父去微服私訪，結果恰恰看到一個人在夜色下捕魚，他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呢？因為他捕上了很多魚，把這個魚看了一看又放回去了。於是他就去問，他說：“為什麼你捕上了很多魚，看了一看又把它們放回到河裏呢？”結果這個人怎麼回答的呢？他說：“我們的長官子賤告訴我們：不要去捕殺那些還在生長中的小魚，而我剛才所捕上來的，恰恰是那些還在生長的小魚，所以我又把它們給放回去了。”

巫馬期聽了非常地感慨，他就回來向孔子稟告，他說：“子賤治理單父能夠達到即使無人監管，在夜色下捕魚沒有人看到他，但是也像有嚴刑峻法就在身邊，不知道他是怎麼樣達到這種境界的？”孔子怎麼回答的呢？孔子說：“子賤曾經跟我說過，一個人對身旁的人、事、物，有至誠恭敬之心、精誠之心，這個影響自自然然地就會影響到遠方，我想他就是把這種方法運用到治理之中的。”也就是說，雖然子賤可能並不和老百姓每個人都認識，這個捕魚的人也沒有見過他，但是他能夠感受到子賤的那種愛民如子、視民如傷的心，他相信他的每一個政策決定，都是為了老百姓的長遠利益而著想，所以他所頒布的每一個制度老百姓都願意去配合，這個就是信。

古人也說：民無信不立。孔老夫子說：“民無信不立。”必須要讓百姓信任政府，如果他不信任你，你頒布的任何制度、條例、法律規章，他都認為和我沒什麼關系，或者是對我的利益有損害，那他就不願意去配合了。當然子賤能夠達到這種治理的境界是因為什麼原因呢？因為他起到了“君、親、師”的作用，也就是“作之君”，要領導、率領百姓；“作之親”，像父母愛兒女一樣去關愛百姓，這還不夠，還要“作之師”，也就是說你要給老百姓良好的倫理道德的教育，讓他“知恩報恩”，這三個都做到了，你才能夠達到“不忍欺”的境界。

那麼很多人說這是不是一種理想啊？實際上我們舉幾個例子，大家就知道在曆史上，我們盛世的時候都達到了“不忍欺”的境界。比如說唐太宗的時候，貞觀盛世，在貞觀六年的時候，全國被判處死刑的人有三百九十個人，他讓這三百九十個人回家去過年，第二年秋天再回來接受死刑的判決，結果怎麼樣呢？到第二年秋天的時候，這三百九十位被判處死刑的犯人無一例外的、沒有一個人逃跑，按時回來接受死刑的判決，最後太宗把他們全都赦免了，這就說明在貞觀盛世的時候，即使是死刑犯也都能夠講誠信。

習總書記也提倡我們要學王陽明的“心學”，王陽明先生提出兩個最重要的理念，第一就是致良知，第二就是知行合一。他說：人都有良知良能，所以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的良知喚起。有一次王陽明先生外出，結果不幸被盜賊所綁架，這群盜賊知道他就是提出的人都有良知良能的王陽明先生的時候就問，他說：“你說人都有良心，那你看我們這群盜賊也有良知嗎？”王先生毫不猶豫地說：“有。”盜賊說：“你光說有可不行啊，你得證明證明給我們看，我們才相信。”王先生說：“這好辦，你按照我說的去做，我就可以證明你們也有良知。”於是，他就讓這群盜賊把身上的衣服一層一層地脫下去，脫得還剩最後一條內褲的時候，他說：“繼續脫。”結果這群盜賊怎麼樣啊？他說：“不行啊，這個不能再脫了。”所以王先生說：“你看，這‘知恥之心’就是你的良知啊！”換句話說，在明朝的時候，即使是淪為盜賊的人，都不願意在大庭廣眾之下把自己脫得精光，他有羞恥之心，這是靠什麼呀？這就是靠教育呀！

當然我們看到了，我們現在因為倫理道理教育的缺失，特別是西方人沒有這一套，還有很多人提倡裸奔、裸體遊行，我們看到的這些現象就知道了。《孟子》上所說的一句話，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們吃飽了飯，穿暖了衣服，也過上了好的生活，有好房子住，但是卻沒有倫理道德的教育，這個時候人就墮落得離禽獸不遠了。

我們看到了“不忍欺”是一個很好的境界，它是怎麼樣才能夠實現的呢？在《群書治要》中，有一本書叫《傅子》，它說：“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你看我們看古人所寫的東西，我們都特別地佩服，為什麼呢？他用兩句話就把實現善治的條件給我們說出來了，他說：“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順著好的制度，才能夠達到善治的結果。”換句話說好的制度重不重要呢？當然非常重要，好的制度可以讓人充分做好事，對吧？

但是他接著說了一句話：“非善制之能獨治也”。並不是說你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達到善治的結果，還需要什麼呢？“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還必須有好的輔佐的人才，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聖賢君子來推行好的制度。這兩者對善治都是缺一不可，所以完善的制度是實現善治的必要、但是不充分條件，也就是說，對於實現善治而言，完善的制度是很必要的，但並不是說只要有了完善的制度就一定達到善治的結果，還需要什麼呢？還需要有聖賢君子，也就是有德的人。

當然很多人聽了不免會有這樣的疑問，說：“那你看西方國家也沒像我們中國這麼重視道德教育啊？它也沒有像我們搞這些黨性教育等等，他們就靠制度建設、靠民主法治，不是把自己的國家治理的挺好嗎？所以我們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過來，我們的問題不就解決了嗎？”其實我們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我們忽視了西方的民主法治得以產生的曆史文化背景，也就是說西方的制度它維護了公平正義，但是仁慈、博愛、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教會來教導的。他們並沒有忽視道德教育，只不過教育的主體是教會而已。

但是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僅僅看到了西方重視制度建設的一面，誤以為只要把他們的制度搬過來，我們的問題就解決了，結果怎麼樣呢？出現了“異體移植”的弊端，什麼意思呢？就是很多制度在西方國家運用得很好，但是一搬到中國就變味、就走樣，比如說：我們把民主選舉引到中國選舉村支書，但是這個村民沒有一定的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誰給他的錢多他就去選誰；誰和我關系好我就投誰的票，最後怎麼樣呢？出現了大量的賄拉選票、營私舞弊的現象。

這說明什麼呢？越是實現民主，越要求公民的道德素質和理性能力要達到一定的水平，否則這個民主會出現什麼問題呀？就是暴民政治。這個就是沒有道德教育的這種制度設計所產生的問題。所以美國有一位著名的倫理學家叫麥因泰爾，他寫了一本書叫《追尋美德》，他說：“對於法律的應用而言，它僅僅對那些擁有正義美德的人才可能發揮作用。”所以西方人沒有忽視道德教育，只不過是教會承擔了這個責任，這就是西方制度的特點，該歸凱撒的歸凱撒，該歸上帝的歸上帝，他們曆史上這兩手配合得很好，所以社會也是出現了安定的局面。但是近現代以來，有人宣稱上帝死了，年輕人很多也不再相信宗教了，但是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維護公平正義為核心，進行制度安排，結果怎麼樣呢？結果外國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所以，無論是古今中外，都需要有好的制度，也需要有聖賢君子來推行好的制度，這就是《群書治要·孫卿子》中所說的，孫卿子也就是荀子，他說：“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說沒有法律、禮法制度可以單獨起作用的，有了人，也就是聖賢君子，這個法律制度、禮法政治才能夠起作用；沒有了聖賢君子，這個禮法制度就不能夠起作用。“法者，治之端也”，這些制度是治理的開端和憑依，沒有這個制度的話，或者制度不健全，人們遇到事就無法可依；但是“君子者，法之源也。”只有聖賢君子，也就是具有正義美德的人，才能夠制定出公平正義的制度，並且把公平正義的制度推行好。那麼這告訴我們什麼呢？兩者都是不可或缺。

如果我們忽視了道德教育，只是重視制度建設會出現什麼問題呢？這個問題很多，我們概括為三個方面。

第一就是難以防患於未然。我們都知道“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這個倫理道德的教育，禮儀的教化，都可以防患於未然；而這個法律的制裁，就是等它消極現象產生了，再給以事後的懲罰，但是它對國家社會所造成的危害是無法彌補的了。

第二就是會導致免而無恥。在《論語》上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這就是我們現在大多數的人所采取的治理方法。設置各種各樣的政令條款，用這個來引導人們，只要他觸犯了它，就給以刑罰的處罰，那麼人能為畏懼處罰，免於去做壞事兒。但是他沒有羞恥心，而且還會想方設法地逃避法律的制裁，還以此沾沾自喜，認為這是自己聰明智慧的表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而且我們知道社會的制度無論設計得多麼嚴密合理，它總是滯後於複雜多變的社會現實，總有一些例外的情況你是沒有想到的。那麼也就意味著，如果一個人不具備正義的美德，他總是可以鑽你法治的漏洞，所以怎麼樣呢？“免而無恥”的現象就難以避免。所以在西方國家，在當代社會，出現了很多的反社會行為。什麼叫反社會行為呢？就是沒有觸犯法律的不道德的行為，比如說青少年吸毒、酗酒、賣淫、墮胎、鄰裏糾紛，青少年以強淩弱等現象。這些現象還沒有達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已經對社會和諧造成了嚴重的危害，這些沒有辦法。

那麼在《鹽鐵論》上有這樣一句話，它說：“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可以給人判處刑罰的處決，但是培養不出一個人的廉潔的節操；也能夠把犯罪的人殺死，但是培養不出一個人的仁愛之心。那麼《淮南子》上也說得更加具體，它說：“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給殺掉，但是培養不出像孔子、墨子、曾子這樣高尚的德行；法律也可以把那些偷盜的人判處刑罰的處罰，但是培養不出像伯夷、叔齊那樣廉潔的節操。那我們看看孔老夫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的表率，是因為他們畏懼法律的制裁嗎？是因為教育所成就的。

那麼如果我們只是重視制度建設而忽視了道德教育，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老子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你看我們現在出現了食品安全問題，於是有《食品安全法》；環境問題出現了，就有《環境保護法》；腐敗問題嚴重了，就有《反腐敗法》；酒後駕車的事情多了，就有酒後駕車的懲罰條例。現在恐怖現象出現了，又有專家呼籲說，設立《反恐怖法》，是不是法律越來越多呀？但是社會因此安定和諧了嗎？並沒有因為法律條文的出臺而減少盜賊，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人的心並沒有改變。

我們可以把這個法律的嚴密和科技的進步來相比，比如說我們的技術越來越進步了，現在高科技用來偵破案件非常地便利，但是我們想一想，這些高科技確實是越來越發達，但是，是不是因為這些高科技手段的應用，就減少了盜賊的發生呢？而且這些犯罪人員也用高科技，來想方設法地逃避你的這種監控。所以在西方國家也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就是監獄以人滿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為憂。你犯罪我就把你關進監獄，問題就解決了嗎？現在二進宮、三進宮的人越來越多了，而且大家不以進監獄為恥，反以為榮，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所以《袁子正書》上說，它說：你不能制止人們作惡的心，而僅僅以刀鋸，就是以刑罰，禁止人外在的行為，就是你每一天在外面執行死刑、執行判決，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發生，所以社會諸多問題出現，就像這個樹的枝葉花果一樣有很多，這些枝葉花果是結果，那麼根本在哪裏呢？中國人善於找到根本，這個根本就在於人心壞了，人們良心已經泯滅了。所以你只是設立嚴苛的法律，結果是什麼呢？那就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這個法律一出臺，奸詐的行為就產生，命令一下達，欺詐的行為就生起，這就像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一樣於事無補。為什麼於事無補啊？因為人們的心並沒有變。那麼這些論述告訴我們：人心正則國治，人心邪則國亂。諸多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本就是在於人心的問題。那麼既然是如此的話，如何實現中國之治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中國古人是怎麼來治理國家的。我們給它概括為四個方面。

第一就是“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這是《禮記·學記》上的一句話。告訴我們建立一個國家，領導一國的老百姓，什麼是最重要的呢？教育是最重要的。當然我們現在“教育”這個詞也用的很多，在西方也是很重視教育的。但是高等教育變成了高等知識和技能的傳習所，做人的教育已經看不到了。

所以我們看什麼是“教”，在《禮記》上對“教”下了一個定義，它說：“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善良不斷地增長，而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換句話說，做人的教育、品德的教育，是教育的基礎與核心。那怎麼樣才能把人教好呢？教育，它是有規律的，也是有次第的，這個教育的規律就是“首孝弟，次見聞。”這個是《三字經》上的話。首先從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培養起一個人做人的品德，然後才去學習知識和見聞。否則的話，學得越多，孩子越傲慢，學得越多，越不把父母老師放在眼裏。

比如說有一個孩子，她英語學得很好，她的母親很高興、很得意，帶著她去見姥姥，見了面就開始誇。我們看這個“誇”字寫得很有味道，上面是個“大”字下面是個“虧”字，告訴你就誇她吧、你就誇她吧，讓她吃大虧了。為什麼讓她吃大虧了呢？後面你就知道。

她說：“你看我這個孩子很聰明，記憶力特別好，背了很多單詞，不信你考考她。”她姥姥就問了，說：“那書本怎麼說呀？”

“Book。”

“書桌怎麼說呀？”

“Desk 。”

“傘怎麼說呀？”

“Umbrella。”

問了很多都對答如流，確實學得不錯。結果突然她又反問她的姥姥了，她說：“姥姥姥姥，這個鞋怎麼說呢？”這個姥姥從來沒有學過英語，當然就答不出來了。結果沒想到，這個小女孩當著很多人的面，怎麼樣諷刺她的姥姥呀？她說：“姥姥姥姥，你可真是個白癡呀。”那麼現在孩子對父母長輩沒有禮貌的現象，已經見怪不怪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是“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不要認為她什麼都是應該會的，你沒有教過她，她怎麼就會了呢？

那麼古人把這個“育”字解釋為什麼呢？《說文解字》上說：“養子使作善也。”你僅僅把孩子養大那個不叫育、不叫教，那只叫“養”。他必須順著善良的方面去成長，這個才叫育。說明什麼呢？說明品德的教育特別的重要。而中國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他是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共同來完成的。家庭教育是教育的開始。早在周文王的母親太任的時候就很重視胎教，周文王的母親在懷孕的時候，就做到了“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不好看的景色都不去看，淫詞歌舞都不去觀聽，口裏講的話很溫柔，連傲慢的言語都沒有，更何況粗魯罵人的話呢！正因為文王的母親是一位聖人，所以她生出的孩子文王也是一位聖人。

那麼這個孩子出生了，眼睛一睜開還不會說話，不意味著他沒有在學習，父母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他學習的榜樣。但是現在很多父母不明白這一點了，一邊抱著孩子喂奶，一邊就生氣、發火、罵人、說謊，這些都被孩子給看到了。所以現在的孩子為什麼這麼容易說謊呢？你看他的母親接了一個電話，電話找她的丈夫出去應酬喝酒的，她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出去應酬，結果對方就問，說：“你的丈夫在不在家呀？”她說：“他不在家，他去幹什麼幹什麼了。”其實她的丈夫就坐在茶幾面前喝茶，結果這一幕恰恰被她的孩子看到了。這個孩子就會誤以為做人是可以說謊的，說謊是可以給自己帶來很多便利的，所以他就會說謊。

所以，家庭教育是教育的開始，是始於胎教，貫穿了一生，到終的時候“慎終追遠”。在《論語》上說，如果我們謹慎地辦理喪事、追念亡故的先人，那麼這個民風自然淳厚。所以中國人都有祭祀祖先的傳統，冬至的時候、清明的時候都要祭祀祖先，很多人說這祖先（是）幾千年前的啦，我們都不認識他，祭祀他有什麼意義呀？這是不是搞迷信呢？你看在文革的時候，很多人把這個祠堂給搗毀了，為什麼呢？就是誤以為這是迷信。實際上，古代的人家家戶戶都有祠堂，在春秋祭祀的時候把全家族的人召集在祠堂之中。幹什麼呀？宣講祖先的德行，說你們家哪朝哪代，有哪一位有德行的人，他有哪些風範我們要繼承。所以全家族的人都要向他學習，這個就是家風的承傳。所以這種祭禮在古代的治國中是首重的，最重要的。

古人這個“禮”其實就是一種很好的治理，我們的制度是禮治，是分為五種：“吉、凶、軍、賓、嘉”。五種禮首重祭禮，就是祭祀之禮。我們想一想：一個人連他的祖宗都能夠念念不忘，想著去定時祭祀，對眼前的父母哪裏有不照顧的道理呢？他不可能一邊去祭祀祖先，一邊還打爹罵娘，這個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所以祭祀祖先培養了一個人深厚的知恩報恩、飲水思源的意識。所以我們現在強調要有一些儀式感，我們“知恩報恩”怎麼培養起來的呢？都是通過春秋祭祀，這樣的祭禮、這種制度培養起來的。那麼這個是家庭教育是教育的開始，那麼學校教育就是教育的延續。而學校教育的首要內容，就是“孝敬父母”，所以老師受到特別的尊重，“孝親尊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這個兒子跟著他的父親去拜見老師的時候，有“拜師禮”。這個“拜師禮”是怎樣舉辦的呢？首先，孩子的父親帶著孩子，面對著孔子像行最重禮，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三鞠躬禮，古代的時候是三跪九叩首的禮。這還不算，然後請老師上坐，老師坐下之後，孩子的父親帶著孩子，對老師行最重禮。

諸位朋友，現在你們也經常請家教，有沒有家長對老師行這樣的禮呀？那為什麼要行這個禮呢？因為這個孩子心目中最尊敬的人就是他的父親，他看到自己的父親對老師如此的敬重，對老師所講的話，還敢不聽從嗎？老師教他怎麼樣？老師教他要“孝敬父母”，所以這個老師跟家長一配合，這個孩子很容易受教，因為在家裏，家長教他尊敬老師；到老師那裏，老師教他要孝敬父母。你看這個親師配合，就把這個學生教好了。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家長不懂得教育了，他的孩子到學校被老師一說，說得稍微重了一點，他就不滿意，就去找校長，校長最後又去找老師，結果是什麼呢？這個孩子犯了錯，老師不敢再指正他了，都是哄著他、順著他。那麼這個孩子有了錯，沒有人給他指正，他怎麼會不一錯再錯呢？這個孩子怎麼教，能教得好呢？所以，“孝親尊師”是中華文化的大根大本。

很多人說這個“孝”還需要有人教嗎？諸位朋友，您認為自己是一個孝子的人，請舉手，誰認為自己是孝子？還有兩位、三位……還挺多的呢！那麼我們看看中國古人認為什麼樣的人才是一個孝子。

首先要養父母之身，要贍養父母。但這僅僅是開始。孔老夫子說：“現在的所謂孝子，認為能贍養父母就盡到了孝道，但是對於狗啊、馬呀，也能以它們的體力去奉養主人。如果僅僅是贍養而不尊敬的話，怎麼能把人的孝和犬馬的孝區別開來呢？”所以贍養父母，最重要的是從內心表達出對父母的尊敬和感恩之心，所以要尊敬父母。

另一個弟子來問什麼是“孝”？孔老夫子說：“色難。”也就是說，對父母保持和顏悅色，是最難能可貴的了。那麼對父母保持和顏悅色，就不能夠對父母不耐煩、和父母頂撞，然後忤逆父母。現在的孩子是一言九“頂”，什麼意思呀？父母說了一句話，孩子有九句在那兒等著呢！叫一言九“頂”，這個就不是“孝”了。

除了要尊敬父母，養父母之心，還要做到“父母唯其疾之憂”。也就是說，你的父母僅僅為你的疾病而擔憂，完全沒有必要為你任何其他事情而擔憂了。比如說你是學生，你功課很好，認真負責、不會很貪玩、再去上網吧打遊戲，這個父母對你很放心；你走上工作崗位，認真負責、父母對你的工作很放心；然後你當了領導，廉潔奉公、父母不會戰戰兢兢，擔心哪一天鋃鐺入獄了。你所有這些全都做到了，你才是一個“孝子”。只有你的生病是自己沒有辦法掌控的，所以你的父母僅僅為你的疾病而擔憂，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孝子。所以古人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為什麼呢？因為一個孝子基本上是一個完美的人了。

那麼這還不算，還要養父母之志。也就是說“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你所作所為都是修身有成，而且都是能夠行在道上，而且讓後世的人一提到你，都會很贊歎，願意向你學習，讓你的父母感覺到有這樣的兒子很光榮，這樣的話才是孝的圓滿。

除此之外，還要養父母之慧。也就是說，父母也有不是的時候、不對的時候，那麼父母有不對的時候，你要委婉地多次勸諫，但是勸諫的口氣一定是“怡吾色，柔吾聲”，不能一味地順從父母。

你看要“養父母之身，養父母之心，養父母之志，養父母之慧。”這些全都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孝子。所以《弟子規》上說：“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我們身體疾病，父母會擔憂；我們德行上有問題，更何況“貪汙受賄、鋃鐺入獄”，讓父母蒙羞呢？所以，一個孝子一定不是貪官；一個孝子，他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想到父母的感受，所以怎麼會去，怎麼樣啊？自殺呀，這些都是不會出現的。所以中國人就抓住了這一個根本，這個是德行的根本。

那麼，孟子他說：“人，無倫外之人。”沒有在五種倫理關系之外的人，所以你把這五種倫理關系都處理好了，這才是一個真正的人，大寫的人。那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我們看這個“父慈子孝”這個“慈”，上面是一個“茲”，下面是一個“心”。告訴我們，父母“念茲在茲”，他的心裏無時無刻不想著兒女，所以做兒女的怎麼樣呢？無論如何都報答不了父母的養育之恩，怎麼樣做都是不夠的。

那麼“君臣有義”，大家不要認為，只有封建社會才有君臣關系，他就是指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關系。那麼領導者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領導者對屬下要有“仁愛之心”，這個“仁”，是一個“亻”加一個“二”字，告訴我們兩個人相處之道，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對方，就要換位思考、將心比心，所以作為領導者，不能夠對屬下呼來喚去的、不把他當人看，這樣做就錯了。那麼做被領導者的，應該是一個“忠”字，這個“忠”，朱熹解釋為“盡己之謂也”，就是你竭盡全力地把領導交給你的工作做好，這就是盡到了“忠心”。所以，領導者仁慈關愛教導屬下；屬下竭忠盡智完成領導交給自己的任務，這就是“中國式的君臣關系”、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

而這種關系體現在方方面面：比如說在企業中老板和員工的關系；在家裏父母和兒女的關系；在我們學校，校長和老師的關系；在公司、在我們這個單位，也有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所以我們從這裏就知道，為什麼中國在曆史上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很多西方人，他不了解中國文化，他就說：“你看，中國人不懂人權，曆史上都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為什麼沒有提出“人權”的概念呢？因為“沒有必要”。為什麼說“沒有必要”呢？我舉個例子，大家就知道了。

我們北京有一個軟件企業，就是生產電腦軟件的企業，很多員工、高管都是“海歸派”，他們這個老板接觸了傳統文化，覺得傳統文化很好，想讓他們都學習，結果他們都挺傲慢的，他說：“我們都是博士畢業，還讓我們學習《弟子規》這小兒科。”都不屑一顧。於是這個老板就從自己做起，身體力行，把這個《弟子規》全都做到了，然後，再在這個企業裏推廣、學習。結果過了幾年之後，他們出現了什麼問題呢？在發年終獎的時候，有一個中層領導就來找這個老板，他說：“老板呀，你今年給我的年終獎實在是太多了，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啊！我們能不能把更多的錢，用來企業的進一步生產，用來弘揚傳統文化呀？”你說他不滿意，不滿意在什麼地方啊？是不滿意在“給我的工資、獎金太多了”。你說在這種企業中，我們還需要員工拿著“人權”去和老板討價還價嗎？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就是因為它起到了“君、親、師”的作用。這個員工不僅不忍心欺騙他，而且還希望能夠做更多的事來回饋企業。

就像我們在蘇州，有一家企業叫“固鍀”，我們很多人也都去參觀過。他們一開始也是向西方學習，這個員工遲到，就怎麼樣啊？就罰款，也有上下班的這個打卡制度。只要你一遲到就給以重罰，這是西方的做法——“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因為怕罰款，所以大家為了避免罰款就不遲到了。但是他們學了傳統文化之後，把這個“家文化”引入了企業，說：“既然我們都是一家人了，我們回家還需要打卡嗎？”把這個上下班打卡的制度給廢除了，結果怎麼樣呢？結果沒有想到這個員工來的還更早了，他不是按照上班時間來上班，是早早地就來上班了。所以你看什麼叫“不忍欺”呀？這個就叫“不忍欺”。這個在古代能夠達到，在今天也能夠達到，它不是一個理想。

松下幸之助被譽為“經營之神”，而怎麼樣成為經營之神的呢？很簡單，他就是把“君仁臣忠”的理念用到管理之中，所以他成為經營之神。有一個企業，廠長沒有來上班，結果恰恰不巧，在這個時候企業著火了，燒了大片的廠房，給企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松下幸之助知道了，沒有馬上去追究責任、興師問罪，而是去調查原因，這個廠長為什麼沒有來上班。結果一調查才發現，這個廠長的母親得了重病，而且住進了醫院，他是一個孝子，他就去照顧母親了，不得以沒有來上班，誰知道恰恰在這個時候發生了火災。知道這個原因之後，松下幸之助是怎麼做的呢？

他馬上就去買了禮物，親自帶著禮物來探望廠長的母親，並且安慰廠長說：“你的母親已經得了重病，而且已經都住了院，但是這一件事，我卻沒有關心到。那麼這一件事，我也有責任，你現在就全心全力地把你的母親照顧好，這件事等母親出院之後再說，不必擔心。”結果他的母親康複了，這個廠長又回到了企業，松下幸之助知道這個廠長平時都是負責盡職，這一次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是因為對他恩德最大的母親住了院，那麼他去照顧母親，也是天經地義的呀！所以怎麼樣呢？他只是給他調離了一個崗位，但是仍然是委以重任。

諸位朋友，我們想像一下，假設你的領導，是以這樣一個關愛的心、信任的心、期望的心來對待你，你會以什麼態度來回報領導者的信任呢？那我們正常的人，都是竭盡全力完成領導交給我們自己的任務，讓領導放心。所以，“得人心者得天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松下幸之助全都做到了，他得的是什麼呀？他得的是“人心”。還需要監控他嗎？不需要監控。這個就是“君仁臣忠”，這個就是中國式的制度。

下一倫“夫婦有別”。告訴我們，夫妻關系它也是一體的關系，只不過是職責上有分工。這個“別”，不是地位上的差別，而是職責上的差別。“男主外、女主內”，特別是在農業社會，這是適合男女的分工，那麼這就要求做丈夫的要“有恩義、有道義、有情義”，不能自己在外面工作機會很多，就可以尋花問柳、見異思遷。而做妻子的呢？因為她承擔著教育兒女的責任，必須有良好的德行，這樣才能夠相夫教子、言傳身教，把兒女教導好。所以，中國人特別重視對女子的德行的教育，為什麼呢？因為你是一個男的，德行不好，只是敗一代兒女，自己不成器。但是一個女的，如果自己德行不好，會敗人家三代人，所以怎麼樣啊？所以中國人特別重視“女德”，不是對女子的歧視，而是對女子的重視。

英國有一個著名的倫理學家叫斯邁爾斯，他寫了一本書叫《品格的力量》，這本書也非常好。他說：“女人的品德，在任何一個民族那裏，都是非常重要的。哪一個民族，女子的德行高，這個民族的素質就好。”說明什麼呢？說明中國人重視“女德”，那是中國文化的悠長所在。不是像現在我們所批判的，那是對女子的歧視。

那麼“長幼有序”告訴我們，一家的兄弟姐妹的出生，是有一個次序的，這個次序不能顛倒，就應該給以尊重。那就是說，兄長要友愛、關心、幫助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對兄長要恭敬。所以，中國人把這個“友”寫作“兩只手互相攙扶”，換句話說，你的弟弟妹妹有了困難，做兄長的給以幫助、扶持，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不要再講什麼條件了。正是因為兄長對弟弟妹妹有這樣的態度，所以弟弟妹妹發自內心的恭敬、感謝兄長，所以他們也是一體的關系。像《弟子規》上有兩句話，處理兄弟姐妹的關系就很好，說：“財物輕，怨何生；言語忍，忿自泯。”兄弟姐妹如果更看重的是手足之情、骨肉之情，把那個財產看得淡一點，怨恨又怎麼會產生呢？兄弟姐妹說話的時候，互相忍讓一下、少說一句，“言語忍，忿自泯。”憤憤不平的心就泯滅了。你看就這麼兩句話你做到了，兄弟姐妹的關系就好處了。

最後一倫“朋友有信”。“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告訴我們和我們平等的人，一定要守住一個“信”字。“人言為信”，人所說的話一定要守信用。

所以這五種倫理關系誰能避免呢？你說要搞好人際關系，這五種最起碼的人際關系搞不好，就稱不上搞好人際關系了。

這是在古人的學校也要教導的“五倫五常”，“仁義禮智信”，還有“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另一種說法，孫中山先生提出來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們把兩種的“八德”說法重複的去掉，留下了十二個字，你說中國傳統文化講什麼呀？就講這十二個字。換一句話說，我們只要每一個人都具備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品質，請問還有什麼問題是不能夠解決呢？現在的孩子“小公主、小皇帝”，這樣嚴重，自我為中心，沒有感恩之心，你為他做了多少，他都沒有什麼感恩的心。只要你把孩子的“孝心”提起來，這些問題就不見了；現在的食品安全問題很嚴重，只要把企業家的誠信之心提起來，這些問題也就沒有了；還有現在的領導幹部“貪汙受賄”很嚴重，你只要使領導幹部具有了“廉恥之心”，這些問題也就不見了。其實就是一個“孝”字都做到了，這些問題全都不見了，所以中國自漢代以來，一直到清代，都是以“孝”治天下，但是很多人還批評這個“孝”，什麼“愚忠愚孝”，其實這些在經典中都找不到。

還有就是“因果教育”，也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比如說，《四書五經》中，都有這樣的話：“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德行是根本，財富是枝末。“厚德載物”，什麼意思呀？就是你外在的財富、身份、地位、名聲，是要靠你“深厚的德行”才能承載，否則的話，你外在的名聲很大、財富很多，但是德行不夠深厚，就會出現“德不配位”，這個是“必有災禍”。所以中國古人最怕的一件事是什麼事啊？就是這件事，就是你的德行和你的位置、你的名聲、你的財富和你的生活待遇不相匹配，這是必有災禍的。

還有“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你看曾國藩先生能做到“不取軍中一錢寄回家中”，就是軍中的一文錢，他都不會挪作私用，為什麼呢？因為他從小熟讀《四書》，對《大學》上的這句話一定不會陌生。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你的財富是以不好的方式獲得的，這叫“悖而入”，那怎麼樣呢？也一定會以不好的方式敗散掉，這叫“悖而出”。那麼聶雲臺先生是曾國藩的外孫，在民國的時候就出任上海商會的會長，他和晚清末年的那些權貴的後代子孫交往很多，耳聞目睹了這些後代子孫敗落的情形，最後他把這些案例一個一個地寫下來，寫了一本書《保富法》。告訴我們貪財容易，賺錢也不難，但是要保持富貴三代以上，就難上加難了，怎麼樣能夠保持富貴呀？那就是你要“厚德載物”，“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那麼《尚書》，也就是《書經》，“四書五經”之一，也有這樣的話，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弗可逭。”天災人禍，我們通過人為的努力，還可以逃避，但是人自己作惡，不知道回頭，這個災禍、懲罰，不可逃避。那麼《尚書》還有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像《孔子家語》也說：“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弗能加也。”就是這個“存亡禍福”都是自作自受，如果自己作惡不肯回頭，那會惡貫滿盈、自取其禍。這些都是學校教育的內容。

再看社會教育。社會教育就是詩詞、歌舞、戲劇、小說，包括我們現在的電影、電視劇、微視頻等等。都要秉持孔老夫子的一個理念，那就是“思無邪”，不要引起人們邪曲不正的思想和行為，所以這些“禮樂”，都是引人向善的，都是道德教育的方式。比如說，在《禮記》上說：先王制禮作樂，不是為了滿足人們口腹耳目的欲望，不是娛樂至上，讓人笑一笑就好了，而是為了什麼呢？教導人們養成正確的好惡之心，返回到做人的正道上來。

在《呂氏春秋》上也說，它說：“亂世的音樂有一些特點，什麼特點呢？你演奏木質、革質的聲音，就像打雷；演奏銅質、石質的聲音，就像霹靂；演奏絲竹歌舞之聲，就像大嚷大叫。以這樣的聲音，來驚駭人的心氣、動蕩人的耳目、搖蕩人的性情是可以的，如果以此作為音樂來演奏，絕對不會給人帶來快樂。所以這個音樂越奢侈放縱，人民越是抑鬱，國家越是混亂，君主的地位也越是卑微，也就失去了音樂本來的性質了。”這就告訴我們，音樂它其實也是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

所以，在我們前幾年有一些“傳統文化的公益論壇”，有一位老師，她專門唱一些“德音雅樂”。比如說孝親感恩的歌，然後還有夫妻和睦的歌等等，這些都是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比如說我們看一首歌，題目叫《跪羊圖》，這個《跪羊圖》就是講的“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