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礼记》，上次我们学到了《礼记·乐记》，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乐记》。请看这一段：

“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一段是写圣人制礼乐的目的。“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人为之节”，孔颖达疏引南朝庾蔚之《礼记略解》曰：“人为，犹为人也。言为人作法节也。”意思是说，人为就是为人的意思，先王制礼作乐，作为人的行为法度。

在讲这一段之前，《礼记·乐记》中有一段话，它讲述了天下大乱的原因：人在初生的时侯，本性都是安静的，也就是本自清净。但是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时，心能够一一地感知，而且容易生出好恶。如果内心的好恶之念不能节制，外在又受到物欲的诱惑，本自清净的、纯净纯善的自性，就会被埋没而不能显现。而那些外物不断地影响人，人如果不能够自我检点约束，就一定会被这些外境所同化。被外境所同化，就会埋没自性而穷极人的贪欲。于是就会产生违逆不顺、巧诈虚伪之心；产生恣纵逸乐、犯上作乱之事。因此强者胁迫弱者，人多势众者凌辱势单力孤者，聪明者欺诈愚笨者，勇敢者困辱懦弱者；病人得不到疗养，老弱孤独之人得不到合适的安置。这是导致天下大乱之路，为了避免天下大乱，所以圣人才制礼作乐，以节度人的贪欲好恶。

下面就讲具体的一些礼仪。

“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衰麻”，这是说古代的丧服一般是用粗麻布制成的，披在胸前，名衰衣。另有葛麻布带系在头部或腰部，名麻绖。所以衰麻就是代指丧服。

“节丧纪”，就是节制丧事。在《礼记‧文王世子》中有这样一段话：“丧纪以服之轻重为序，不夺人亲也。”郑玄注曰：“纪，犹事也。”丧纪就是丧事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丧礼中，有五服制度。五服，就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都是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来决定穿什么样的丧服。“五服之内，大功已上服粗者为亲，小功已下服精者为疏。”实际上就是说，在五服之内的亲属，与亡者的关系越近，穿的丧服越粗；与亡者的关系越远，穿的丧服越精细。所以，跟亡者关系最近的直系亲属，穿的丧服就是最粗的。最粗代表什么呢？就是他和亡者的关系最亲近，所以表达他的哀思是毫不掩饰，以尽哀痛。在丧失至亲之人的哀痛中，人往往不能自已，所以没有心思去顾及丧服的精致与否。这就是通过丧服的礼制，来节制丧事。

其实，除了丧服之外，还通过丧期的长短来节制丧事。亲人过世之后，一个人服丧的时间长短，也是和他与死者的亲属关系来决定的。在《礼记·三年问》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亲以期断。”“期”就是一年的意思，一个人为他最亲的亲属服丧，以一年时间为限。为什么是一年呢？因为“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也就是说，在一年之中，天地四时已经完成了一轮的更替，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也都有了新的开端。而人的行为也应该顺应天道自然，失去亲人的哀痛，在经历了一年的时间后，可以得到平复，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但是按照礼制的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丧却是要三年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宰予就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三年的丧期，似乎太久了。三年君子不行礼，礼从此而坏。三年君子不作乐，乐将从此而失。而且旧年的稻谷已尽，新的稻谷已经收获，一年中钻燧接火的木材也都改换了一遍，似乎一年之期也就足够了。

对此，孔老夫子什么态度呢？孔老夫子感叹说：“宰予不仁啊！”就是说他没有仁德之心。“一个婴儿生下来之后，要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为父母服丧三年，是天下通行的制度，难道宰予就没有父母的三年怀抱之养吗？”对于子女而言，不仅是与父母血脉相连、因为父母才拥有生命，而且还得到了父母无私无求的呵护与哺育。婴儿从呱呱坠地到能够说话走路，大概三年才不需要父母抱着，我们从中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父母养育儿女的那种深恩。

其实父母对儿女的养育，又何止三年呢？可以说是贯穿了人的一生。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母活一百岁，常忧八十儿。作为子女为父母服丧三年，其实也不过是报父母的恩情于万一，这是人情之自然。因此，子女对父母之丧的守丧期限，理应比对一般的至亲之人更重，也就是在一年的服丧期基础上加倍，延长到二十五个月。所以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五个月，就是第三个年头，到二十五个月的时侯就可以了。

在《礼记·三年问》中也记载：“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践之节，而不可损益也。”郑玄注：“称情而立文，称人之情轻重，而制其礼也。”“称”就是衡量的意思，也就是说守丧三年是根据什么来制定的呢？这是通过衡量内心情感的厚薄程度，而制定的相应的礼文，借此来表明亲属的关系，区别亲疏贵贱的界限，因而是不可以随意增减的。创伤深重，复原的日子就很长，悲痛得厉害，平复的时间就慢。守丧三年的规定，就是根据内心哀痛程度，而制定的与之相称的礼文，用来表示无以复加的悲痛。

在《贞观政要·论礼乐》中也说：“礼，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礼”的来源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下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事理来制定的。而人道最首要的就是要使九族敦睦、九族和睦。九族和睦，要从孝敬父母开始，由近及远。亲属之间有亲疏的差别，所以丧礼也有隆重和简省的差别，都是依据恩情的厚薄不同，合乎人情来确定的标准。所以古人制礼的一个原则就是“称情以立文”，在这些具体的礼仪节度之后，都有古圣先王对人类自然情感的深刻洞察。同样，这些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又反过来潜移默化地培养和陶冶着人的德性。

“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干”，就是盾的意思；“戚”，就是斧的意思。这些都是武舞所执之具，古代的舞有文舞、有武舞，武舞经常执盾、斧，这个就是干戚。“和安乐”：如果人过分贪图安逸快乐而远离礼义，就用钟鼓干戚之乐来调和。

“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婚姻”，就是嫁娶之事。在《礼记‧经解》中讲：“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郑玄注：“昏姻，谓嫁取也。”“昏”用的是黄昏的“昏”，它是婚姻的“婚”的古字，因为古代的婚礼必在黄昏之时举行，为其阳往而阴来之故。《白虎通·嫁娶》中也说：“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昏礼在五礼之中属嘉礼，是继男子的冠礼和女子的笄礼之后，人生的第二个里程碑。

在周代的时侯，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婚嫁礼仪。在《仪礼》之中有详细的规制，整套婚礼的仪式分六个阶段，称为“六礼”，就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还有“亲迎”。

“纳采”，就是由男家家长请媒人，向物色好的女家去提亲。“问名”，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就是在女方家长接纳提亲之后，女家将女儿的年庚八字带返男家，去占卜吉凶，也是为了避免近亲结婚。“纳吉”，就是当接受庚帖后，卜得吉凶，肯定双方年庚八字没有相冲相克，也没有近亲结婚这种情形，就去再通知女家。“纳征”，征，在《礼记·士昏礼》孔颖达疏，说：“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所以“纳征”也称为“纳成”，也就是男家往女家送聘礼，经过这个仪礼之后，婚约就完全成立了。“请期”，就是男家择定合婚的良辰吉日，并征得女家的同意。“亲迎”，也是最隆重的一个礼仪，就是在结婚吉日，穿着礼服的新郎，亲往女家迎娶新娘。后代历朝历代的婚制，都是在这“六礼”婚制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到了近代，通常只把“亲迎”称为婚礼，而把“亲迎”前面的五项称为议婚、订婚等过渡性的礼仪。

男女的结合，为什么需要通过婚姻的方式呢？《昏义》中说：这是因为男女有别。古人观察到，男女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差异，所以需要规定一种合理的秩序，来适应这种差异，而婚姻就是这样的秩序。

在《礼记·昏义》中讲了一句话，讲到了婚礼的意义，它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将合二姓之好”，古代人有礼的规定，同姓不婚，同一个姓的人是不能够结婚的。所以婚礼是把两个不同的姓氏合在一起，这个叫美、这个就叫善。上要奉祀宗庙、祭祀祖先，下要传宗接代，把祖先良好的家道、家风、家业承传下去。就如《礼记·中庸》中所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什么是孝？就是善于继承先人的遗志，善于循行先人未竟的事业，所以，古代的圣明君王都非常地重视婚礼。平常的人虽然没有像帝王那样重视婚礼，但是也是非常重视的，这也是提醒人，个人不是独立于家族而存在的。古人说“人无伦外之人”，一个人的出生是无数代先祖血脉传承的结果。婚姻之所以神圣而郑重，就是因为它让生活在血缘体系中的个人，实现了绵延家族血脉的责任。而且，人类还通过婚姻，将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结合在一起，成为新的血亲团体。如何使这些血亲团体代代承传？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承担起对整个家族的责任。

当然，古人也并没有忽视情感在婚姻中的重要性。比如在古代的婚礼过程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合卺饮酒”，也就是把一个葫芦劈成两半，作为盛酒之器，夫妻各饮半瓢酒，象征着夫妻双方结合为一，也是提醒夫妻双方，原本就是一体的。而且葫芦瓜的丝是苦的，酒是甜的，喝了这个酒之后，意味着夫妻从此要同甘共苦。喝完酒之后，还要把这两个葫芦瓜系在一起，挂在墙上，是提醒夫妻在今后的生活中，看到这个葫芦瓜，就想起两个人结合时的初心。所以婚礼就是使夫妻双方树立起了一种一体的观念，不分彼此、同甘共苦。

“冠笄”。郑玄注：“男二十而冠，女许嫁而笄，成人之礼。”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的加冠之礼，一般天子、诸侯，根据需要可以提前到十二岁。女子十五岁时行笄礼，也就是以簪束发。所以通过加冠、这个帽子，还是以簪束发，就可以看出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象征着这个孩子已经成年。通过这些礼来区别男女之分，这个就是“别男女”。

因为男女本身有生理和心理上的区别，在家庭中的职责也各有分工，所以才作婚姻、冠笄之礼来正之。在《礼记·昏义》中说：“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为什么特别强调婚礼要恭敬谨慎、尊重正式呢？在《礼记·昏义》中记载，在婚礼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这五个步骤之中，每逢男方的使者到来时，女方家长都是在庙里，就是她家的宗庙中铺设几筵，然后拜迎使者于门外。进入庙门，宾主揖让升阶登堂，在庙堂上听使者传达男方家长的意见。为什么这么样的隆重啊？正式呢？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表示对婚礼的敬慎和郑重其事。

礼由此形成男女之间的区别。男女有别，而后有夫妇的道义；夫妇有道义，而后才有父子亲情；父子有亲情，而后才能有端正的君臣关系。所以婚礼是关系到五伦关系的和谐。所以说婚礼是礼的根本，这个本，是从“人伦关系的开始”这个意义上讲的。虽然夫妇二人没有血缘的关联，但只有通过夫妇的结合、生儿育女，才产生了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缔结和开创了血缘关系。所以“男女有别”，两性通过婚礼的合法程序才能成为“有义”的夫妇；夫妻关系确立，父与子之间的纯正血缘关系才能明确，这就是“而后父子有亲”，家庭才能稳定；最后才能“君臣有正”，使得社会秩序井然，天下安定。在《中庸》中也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

在《孔子家语》中，也有这样一段话：“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也。”说以往夏商周三代的圣明君主，必定是尊重、爱护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妻子是祭祀祖宗、照顾父母的主妇，儿子是祖先的后代，怎么能够不尊重呢？所以君主对于妻子儿女没有不尊重的。从这里我们看到，古代的圣王一定是敬重他们的妻子，因为妻子是“亲之主也”，她要负责祭祀祖先、孝敬公婆、助夫成德、和睦妯娌、教育子女，所以她的责任无比重大。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定然也是很辛苦，所以丈夫也会感恩妻子、敬重妻子。

古人说娶一个好的妻子可以旺三代，而娶一个不好的妻子可以败三代，这也都不是夸张。正是因为如此，古人对女子的教育比男子的教育更加重视，所以才出现了《女诫》《内则》《女论语》《女范捷录》等，专门针对女德教育的《女四书》。对女德的重视，并不是传统社会压迫女子、轻贱女子的象征，恰恰相反，这是重视女子的特征。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假设女子的德行无关紧要，那还何必如此地重视呢？因为好的母亲来自于好的姑娘，好姑娘是世界的源头，如果源头都受到污染，怎么能够保证整个水流的清澈呢？所以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女德、母教，对于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对女子、对女德的重视，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专利，所有先进的、开明的思想家，开明的民族，开明的文化，都会重视对女子的教育。比如说英国著名的道德学家斯迈尔斯就说：“民族只不过是家庭、人民和母亲的最终结果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民族的品格，可以通过女人的教养和优雅而得以提升。”可以说，正是中国传统重视女德和母教的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使得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在二次大战之前，就有一些欧洲学者一直在讨论：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保持了五千多年经久不衰？经过研究，他们得出结论：那是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教育的结果。历史证明，这个结论是合理的。

中国人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从胎教就开始了，贯穿了人的一生，一直到“慎终追远”。早在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怀孕的时候，就特别的重视胎教。在史书记载：“周太王少子季历，娶太任，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母子皆圣也。”正是因为文王的母亲是一位圣人，所以才把文王也培养成圣人。而文王的祖母太姜、夫人太姒也都是圣母，所以历史上把她们称为“三太”。正是这“三太”的良好母教，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所以后世人把“夫人”尊称为“太太”，就是期许对方能够培养出圣贤的儿孙。

重视从家庭开始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至今仍然有合理性，为什么呢？因为人一出生，首先面对的就是家庭关系，正是在家庭之中，孩子从父母，特别是母亲的身上，学会了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态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冲突的根源在家庭，在家庭之中父子、夫妻、兄弟之间的冲突。你想想，他在家里和父母，和妻子、丈夫、兄弟都不能够和睦相处，走到社会，又怎么能够和陌生人和睦相处呢？所以古语讲：“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如果一个孩子在家庭里，接受了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与人和睦相处、以和为贵，形成了谦恭有礼、严谨诚信的态度，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德，他走上社会，自自然然地就知道如何去与领导、同事、朋友，还有陌生人和谐交往。

所以斯迈尔斯也说，他说：“女性的影响力到处都是一样的。在所有国家，她的性情气质，都影响着民族的道德、习俗和品格。”在中国古人看来也是如此。女人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可能不在于自己的事业有多辉煌，而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把自己的儿孙培养成孔子、孟子、范仲淹、林则徐那样的圣贤人。我们假设女子和男子一样的能干，两个人的事业都很辉煌，但是却因此忽视了儿女教育，结果儿女成了纨绔子弟，甚至年纪轻轻就锒铛入狱、不务正业，那么再辉煌的事业也没有人可以继承，那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怎么是可持续的发展呢？如果缺少良好家教的子女又沦落为腐败的官员、不诚信的老板、锒铛入狱的恐怖分子等等，我们想一想，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有多大？

所以法国作家约瑟夫·德·梅斯特尔曾经这样说：“千真万确，女人没有创造出什么杰作，她们没有写出《伊利亚特》《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哈姆雷特》《菲德尔》《失乐园》《答尔丢夫》。没有设计出圣彼得大教堂，没有创造出《弥赛亚》，没有雕塑出《阿波罗》，没有画出《最后的审判》。她们既没有发明代数和望远镜，也没有发明蒸汽机。但她们所做的事情，比所有这一切都更伟大、更优秀。因为正是在她们的膝头，造就出了正直、高尚的男男女女——这才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作品。”

反观我们社会缺少圣贤君子，根源在哪里？就是缺少圣贤的母亲。因为现在夫妻双方都去赚钱，所以儿女教育这件事被忽视了。由于缺少对母亲所承担的教育子女的神圣使命的深刻认识，使得一些母亲放弃了“教育子女”，这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职责，而去追名逐利，这不能不说是舍本逐末。所以，古代的这些礼，确实也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反思和借鉴，不要去盲目批判。

“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射乡”，依郑注，指大射礼和乡饮酒礼。大射礼是为了祭祀择士而举行的射礼。乡，就是乡饮酒礼，它也属于嘉礼，是一种尊老、敬老的宴饮活动。射礼、乡饮酒礼中，都含有“尊贤养老”的思想。特别是乡饮酒礼，使一乡之人在宴饮欢聚之时，就潜移默化地受到教化。这种习俗，在社会中起到敦亲睦族、止恶扬善的作用，在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看看乡饮酒礼是怎么样进行的。在《礼记·乡饮酒义》之中，展现了“党正”所举行的乡饮酒礼上，尊老精神是如何通过仪礼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党正”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每五百家为一党，党正掌管一党之中的道德教化和祭祀活动，有点像现在的乡长或者镇长，也就是地方长官。“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在乡饮酒礼上，六十岁的长者坐在席上，五十岁的人就需要站在一旁服侍、陪侍，听从差遣，以此来表明对长者的尊敬。

后面还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悌。”“豆”就是指一种盛食物的器具，类似于高脚盘。六十岁的人面前，陈设三豆食物，三盘食物，七十岁者陈设四豆，八十者陈设五豆，九十者陈设六豆。豆象征着对长者的供养，长者年岁越大，所获得的食物供养也就越多。由此可以看到，在乡饮酒礼上，处处透露出按照年龄所形成的秩序，以此向当地参加这种礼仪活动的百姓，传达出养老、尊老的道德观念。而这种养老、尊老风气的形成，也是为了培养孝悌的德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对陌生的老人都能够尊敬，回到家里对自己的父母，怎么会不尊敬呢？

但是，古人为什么不通过讲道理、做宣讲的方式，对乡人进行孝悌的道德教育呢？在《乡饮酒义》中，有这样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君子所说的孝，不是通过挨家挨户讲道理、天天见面做宣讲的方式加以教导的，而是集合百姓观看乡射礼，通过乡饮酒礼来教导他们的。这样一来，百姓自然而然就会懂得如何行孝悌。事实上，百姓也许根本不懂得很多关于孝悌的深刻道理，但是在既庄重而又亲切的宴饮之上，从宾客的身份，到宴会上宾客不同的角色，再到根据年齿所受待遇的不同，都鲜明直观地让在场的百姓感受到一种尊老的气氛，这就使百姓心中对老者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

乡饮酒礼是一种尊老敬老的礼。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尊老敬老是中华传统美德，自古以来就非常受重视。比如说在《孔子家语》中也记载，鲁哀公问孔子，说：“大夫们都劝我，要大力提倡尊重年老之人，年长之人，这是否可行啊？”孔子怎么回答的呢？孔子说：“您果真能够做到这一点，从此以后，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要仰赖您的无量功德了，哪里仅仅是鲁国受益呢？”从孔子的回答就知道了，尊老敬老是多么的重要。哀公说：“为什么这么说呢？”

孔子说：“在过去，有虞氏，也就是虞舜，尊有德行的人为贵，而同时特别尊重老年人；夏后氏尊有爵位的人为贵，也同时格外尊敬老年人；殷商人尊世禄之家为贵，同样尤其尊重老年人；周朝人尊孝敬父母的人为贵，仍是对老年人特别尊重。虞、夏、殷、周是天下的盛世王朝，那时候没有遗弃老年人的，老年人受到天下的恭敬已经很久了，仅次于侍奉自己的父母。

因此，在朝廷上爵位相同的时候，以年长者为尊。七十岁以上的人可以拄着拐杖到朝廷，国君询问事情的时候要给他安置座位；八十岁以上便不在朝廷做官了，国君要有事询问，就得亲自到他家里去请教，于是敬老之风就扩展到了整个朝廷。在走路的时候，不敢与年长者并肩而行，不是错后就是跟随在身后，跟父辈行走的时候是随后而行，跟兄长行走是错行于侧。遇到老年人，自己不论是乘车还是骑马，包括随侍人员都要避让。头发斑白的老年人，自己不挑担子上路行走，而由年轻人来代劳，于是敬长之风就延伸到道路之上了。

在乡里提倡敬老，老年人就不会缺衣少食，强壮就不会侵犯弱小，人多不欺负人少，于是敬长之风就扩展到州郡街巷了。而且古代还规定，五十岁就不承担跟随打猎的劳役了，五十岁算老年，就不承担朝廷的劳役，也不用再参加上山打猎之类的事，但是在分发猎物的时候，要给年长者多分一些，于是敬长之风就扩展到捕猎活动中。军旅部队中，爵位相同的以年长者为尊，于是敬重长上的意识就扩展到军旅。圣贤君王以孝悌之道教化百姓，从朝廷开始，推行到道路上，达到州县街巷，连打猎者都相互仿效，军队中也互相学习。于是天下百姓共同以此作为道义的准则，宁死也没有人敢去违犯。”哀公听了之后赞叹地说：“真是太好了！”

可以说，尊老敬老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提倡尊老敬老就是提倡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社会风气。老人都是为这个国家社稷有所贡献的人，所以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所以我们提倡尊老、敬老，就是提倡不忘本。如果没有这种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以恩义、情义、道义为处事的原则来行事，取而代之的就是以功利的原则来处事。功利就是以“这件事是不是有利于我”来作为评价标准，功利主义是以“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为标准进行取舍，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乐记》上所说的“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等恃强凌弱的现象。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很多人也是向西方学习，以功利主义原则为人处事，认为老人只有消费没有生产，所以把老人视为包袱、视为负担，对老人、包括自己的父母，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尊重。这个都是没有教化，或者是对教化不够重视所导致的。重视礼仪对德性涵养潜移默化的塑造力量，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政课教育也很有启发。也就是说怎么样使思政课、道德教育课深入人心呢？宣讲是一方面，另外还要借助具体礼仪的推行，比如说成人礼、尊师礼等等，目的就是使人们明辨是非善恶，行为有所依止。

因为没有这个“礼”，人做错了事，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没有标准、没有学过。就像有一个人他做坏事被警察抓起来了，警察对他说“你这个人很不孝”。结果小偷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孝，我对我父母挺好的。”没有学过《弟子规》：“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自己德行上有损伤，让父母跟着蒙羞，这是大不孝，但是他还认为自己对父母好，自己是个孝子，什么原因呢？就是“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当然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没有系统的学习古代的这些“礼”，自己也会时常做一些不知不觉违反礼仪的事。所以说，道德教育、思政课通过礼仪，能够涵养人的心性，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所以说“以礼治国”或者说“礼乐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治理制度，它可以“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渺”，具有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所以古人建国，三年之内一定是制礼作乐、颁布礼乐，让人们的行为有明确的依止。我们今天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重视和借鉴古人以礼治国的经验。这对于促进形成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食飨”是指以酒食宴请宾客之礼。在《孔子家语‧论礼》中说：“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通过食飨之礼来规范交接的礼节，这叫正交接。

后面又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用以裁节民心，使人“毋不敬”，一切恭敬。“乐和民声”，借用乐的五声和律吕来调和民众的声音。“政以行之”，孔颖达的疏曰：“用禁令以行礼乐也”，就是用政令来推行礼乐。“刑以防之”，孔颖达的疏曰：“若不行礼乐，则以刑罚防止也。”也就是说，用刑罚来防止不行礼乐的行为。“四达而不悖”，“四达”就是达于四方。礼、乐、刑、政四事达于四方而民不悖逆，“则王道备矣”。王道就是和霸道相对的，通常也是指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张。

所以古圣先贤创制礼乐，作为人的法度。丧服和哭泣的礼仪，是用以节制丧事而制定的；钟鼓干戚之乐，是为了调和贪图逸乐之人的心行而制作的；婚礼、冠礼和笄礼，是为了区别男女之分而制定的；大射礼、乡饮酒礼和食飨之礼，是为了规范交际而制定的。礼是用来裁节民心的，乐是用来调和民声的，发布禁令是用来推行礼乐的，动用刑罚是为了防止礼乐不能推行。礼、乐、刑、政四事达于四方而民不悖逆，王道之治就完备了。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提倡王道而反对霸道。“王道”其实很简单，用《弟子规》上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我们用自己的权势或者是军事实力使人能够臣服于自己，他是口服心不服，但是我们能够用道义服人、道理服人，人家是“中心悦而诚服”。但是西方人却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许多西方国家在近几百年来，所奉行的都是霸道的文化、霸权文化。

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就对比了西方的霸道文化和东方的王道文化，在《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这样讲道：“就最近几百年的文化讲，欧洲的物质文明极发达，我们东洋的这种文明不进步。从表面的观瞻比较起来，欧洲自然好过亚洲。但是从根本上解剖起来，欧洲近几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这是一种武力的文化。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而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

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它说：“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如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万乘之国无破亡者矣。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它说“现在有人认为只要强大就可以致胜，于是便丈量本国的地域、计量本国的人口。认为只要富有，国事就顺利，所以热衷于计量储存的粮食、称量金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拥有千乘马车的君主无不可以称霸诸侯，有万辆马车的大国便永远不会灭亡。所以国要亡，即使很大也靠不住，施行王道政治，即使很小的国家也不可轻视。由此看来，国家所以存在，是因为有道，而不在于其大，国家之所以灭亡，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其小。”所以东方的文化是王道文化，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文化。讲王道就是讲仁义道德，讲霸道就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而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也指出：“现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国、美国，也有少数人提倡仁义道德。至于在其他各野蛮之邦，也是有这种提倡。由此可见，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便要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这便是霸道要服从王道，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趋于光明。”这个就是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的区别。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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